從快樂打工到快樂老板——職業生涯的七種狀態

Jan08

周成喜對公司的忠誠顯而易見,他接受訪問的條件是:把公司名字寫上。周是成都貝森文化發展有限公司的行政經理。

38歲的周當了多年中學語文老師,累積了太多無法忍受的東西,比如道貌岸然的領導或從不公開賬目的校辦工廠。1996年離開時他對領導說:“你不用假惺惺地留我。我一定要離開這種虛偽的地方。”

他想找個比較說得清楚的地方,他喜歡公正公平、規則明確。

到貝森呆了一個月,他愛上了這家公司。不僅因為現代化的辦公條件、良好的福利待遇,更重要的,他認同公司的理念。他說老板曾專門寫文章論述:貝森應成為現代文明企業,應該為社會創造財富,以推動社會進步為己任。“這讓我有歸屬感。”

周對公司的認同很大程度建立在對老板的欣賞上。周說,不可要求老板完美,但是很幸運,現在的老板幾近完美。“作為一個男人,他機智幽默善良真誠,有時像兒童一樣。這樣的為人我喜歡。”周說,員工的切身利益後顧之憂老板經常過問,他舉了一個小例子,“今天中午公司聚餐,老板特別叮囑:別忘了把公司保安叫上。”

公司鼓勵員工成長。理由是:員工成長了,公司也就成長了。周得到了很多鍛煉機會,他做過董事辦主任、行政部主任、子公司副總。現在公司正派他讀在職的MBA。變化令人興奮。

周很明確:我寧願打工。這建立在清醒的自我認識基礎上。在周看來,當老板不像有些人想的那樣容易。他必須具有商業智慧、風險意識、學習能力,很高的個人修養,“不可想象,一個心胸狹窄自私自利,對人對社會抱有不健康心態的人會成為好老板。”

“老板?壞,虛偽,騙子。”30歲的左立波開宗明義。

找工作的過程就像把腦袋伸出來讓別人宰。左立波1996年到北京,積累了不少麵試經驗,比如他發現給求職者的椅子總是特別矮,身高..85米的他坐下後眼睛從不會高過對麵老板的鼻子。

曆盡磨難,他把賭注押在了一家新成立的私營建材經銷公司上。老板說:好好幹,跟公司共同發展。左立波想,終於柳暗花明了。

連續一個月他下班不回宿舍,一個人琢磨產品。隨後老板派他出差,八天跑四個城市,他每天晚上坐車趕路,打聽建材城的位置,早上就一家家跑,讓人知道北京還有他這家公司。最後一天病倒了,躺在候車室的椅子上,被罰了5元錢。回到公司填客戶資料,人家填幾十家,他填了200多家。同事大吃一驚,老板麵無表情。

半年之後,老板提出“合作”,讓他去開拓天津市場,利潤分成。左立波做到了讓“所有同事都佩服”的份上。年底算了算,利潤300萬,去掉各種費用,他能得20萬。天津分公司的財務是老板的親戚,說賬太亂,得拿回北京算,七算八算,老板說,贏利不到10萬,公司緊張,給你200元,明年再辛苦一年。

第二年年底再和老板算賬,老板說,有些利潤,公司緊張,用發給你的貨抵那些錢。左立波想,那是一堆賣不出去的爛貨。

左立波終於動了辭職的心思。老板有預感,怕他走之前事情處理不好影響客戶關係,拖欠工資作為要挾。左立波最終沒拿到那1.5萬元。

離開後他試圖和朋友一起開店,折騰了一段時間沒成功。“不能怪別人,隻能怪自己,一堆故事都是失敗。”他自嘲。

後來聽說那家公司倒閉了,他感覺不錯。他替老板做了一下總結:“他其實也有成功之處,開始能讓我那麽拚命就是成功。隻是後來不成功,連我這麽願意拚命的人都留不住。”

現在他在一家建材公司的天津辦事處,希望積累客戶關係,有機會就自己做。辦事處一共三個人,老板,他是匪兵甲,還有一個匪兵乙。老板不時做神秘狀,將來北京這塊你負責怎麽樣?他就心中暗笑。他和匪兵乙是好朋友,匪兵乙說,老板在他那裏也這樣表演。

陳露從皮包裏拿出一張紙,是網上下載的文章,主題是職業女性35歲危機。“這是辦公室的熱門話題。”她這樣開始了談話。

1994年,陳露從外地分配到北京一家國企,無房可住,每天打遊擊。一位親戚出差把一居室暫借她一晚。第二天一早,她和男友離開,兩人走到積水潭橋立交橋上,不約而同地駐足回首,遙望高樓上那扇小窗。

那一瞬間的記憶太深刻了,深刻到足以影響她以後所有的決定。

2000年,28歲的陳露已是一家著名日資公司的高級部門經理,也在北京西郊買了房子。那年她懷孕了。不安全感再次攫住了她。她需要保障、財富,她發瘋似的想自己做。

風格獨特的美容院是利用休產假的機會開起來的。在小區裏買了一間門麵房,忙忙碌碌地裝修、進貨、折騰。很多居民記住了這個頑強的女人。美容院開業的那天,她挺著大肚子,滿臉幸福地坐著、看著。

10天後她就生產了。但瘋狂並未到此為止。她不坐月子也不給孩子喂奶,一個多月,天天淩晨4點多出門,轉幾次公共汽車走40公裏進城,輾轉幾個批發市場,天黑的時候拎著大黑塑料袋回來。她要用剩下的假期再開一家精品店。

精品店帶來了更多的安全感,也帶來了始料未及的心理刺激。小區居民都是白領,在他們眼中,陳露就是開小店的。“人家來討價還價,這個東西不好,那麽貴幹嗎?最多不過誇你一句,你很有藝術眼光嘛!”

這讓她對“社會地位”這個詞有了更深刻的認識。人除了安全感,還需要被認同和成就感。她想起公司裏的日本同事曾講:日本總部外樓下賣拉麵的都開奔馳。她當時覺得很可笑:你看見他賺奔馳,可你看得起他嗎?

經常有想自己創業的朋友找她谘詢,最多的是擔心“35歲危機”的女朋友。陳露總是把自己的感受講給對方,幫她想清楚。主題有兩點:“好多人夢想自己開店,覺得再小的店我也是老板。可是,創業初期的一點一滴的艱苦和寂寞,你受得了嗎?。

“第二,農村人來開小店可以很坦然,可創業的起點太低,你在大公司工作的驕傲、被人尊敬的感覺將蕩然無存,你受得了嗎?”

王冠英的設計工作室在北京西部的一座寫字樓裏。幾十平米的房間清新整潔,竹簾分隔,一邊茶幾上插一束幹花,另一邊擺著各種電腦設備。絨布窗簾白天也緊緊地拉著,隔絕了外麵的音塵。

就像大多數同齡人一樣,1996年藝術專業畢業的王冠英有著清醒又樸實的想法。這個時代需要藝術大師,更需要商業繁榮。他在藝術與商業中選擇了後者,開始在廣告公司、設計公司打工做職業設計人。

1998年,他注冊了自己的公司,做企業形象設計和平麵設計。最困難的時候幾乎半年沒業務。現在的狀態類似SOHO。業務“夠幹”,還可以更多,但為了讓自己工作快樂,他挑客戶。有公司請他做設計,過去看看公司環境、裝修、宣傳品,就有了大概判斷,再和負責人聊聊,就可以確定了。“一看對方是頑固的土老冒,我就逃跑了。屬於可以溝通的,就繼續談。”

因為推了不少業務,他經常被朋友教育:你做設計行,做公司不行,你先算算一年推出去多少錢。

他並不是那麽渴望把公司做大。有朋友開公司,沒錢雇有能力的人,弄了一大幫不太有能力的人,今天這個不聽話明天那個做錯事。他看著都累。

“在我不很累又能心情愉快的情況下做大,這當然也好。但是我的核心價值觀是:做自己喜歡做的事,做自己能做好的事。”

每次回南方老家,蘇林都把茅台、五糧液四處散發,過得很滋潤的樣子。他小時候總被開工廠的父親罵“沒出息”,這讓他恨,可這恨又支撐著他,他一定要做出點什麽給父親看。他硬撐著不讓家人知道他的窘迫。

“已經有過一次創業的失敗了。再失敗將徹底摧毀我的自信。”

1975年出生的蘇林學計算機專業。畢業後四個要好的同學湊錢到南方開了一家小超市。一年之後還是維持不下去了。“沒有製度,很多事情都是口頭協議一下,時間久了就忘了,很多細節沒有明確,又不好意思明確。”“負責進貨的同學進價老是高,質量上還有問題,別人懷疑又不好意思說,挺惡心的。”終於賬上一分錢都沒有了,蘇林想:終於熬到頭了,可散了。

回北京正趕上網絡熱潮,蘇林到電腦公司打工,做到一家大公司的技術總監。為下級爭利益,他和上級大吵了一架。“公司根本不在乎員工的福利,也不給員工做培訓。你不對員工好一點,大家都為生活焦慮,怎麽會為公司賣命?”

他又萌生了創業的念頭。這次很穩妥,把小電腦服務公司掛靠到一家大公司,這樣可以利用人家的技術設備。開始幾天徹夜難眠。“前期拉項目要做標書要送禮要請吃飯,求人談一談也要幾百元。你說是不是要睡不著覺?”

每天一睜眼就欠別人錢。租櫃台、雇人???開始三個人,現在是一個人,房租,養車,請朋友娛樂???這很必要,斷了朋友圈子等於自絕生路,而當老板的代價之一就是:朋友肯定不再爭著付賬。

“即使沒錢也要咬著牙裝有錢。”蘇林說。實在沒錢也隻好推:忙,太忙。最糗的一次,他請朋友唱歌,沒想到朋友又呼朋引伴。付完賬,兜裏隻剩80元,第二天再借錢請客戶吃飯。

比較當老板和打工,蘇林說心理上肯定是打工好,最起碼不用太勞心,做不好頂多挨人罵。可他不打算回頭。“當老板有希望,有未來,有的感覺。因為你不知道明天將發生什麽事情。”

《枕草子》裏有一段寫“不相配的東西”。比如:頭發不好的人穿著白綾的衣服,很拙的字寫在紅紙上麵。現在,一輛鋥亮的奧迪A6在狹小陳舊的院子裏踅來踅去,看來也是“不相配的東西”。

車是褚斯鳴新買的。旁邊一座紅磚小樓,其中兩間??他強調是“一層”??是18個月前租的。那時43歲的褚剛剛經曆了網絡泡沫破滅,辭掉網站副總的工作,想和朋友一起做一件真正屬於自己的好玩的事:賣圓領衫。品牌定名“圓領部落”。

浪漫色彩的決定之後是瑣碎的一地雞毛。

房子租了,貨進了,人招了,朋友還沒入資就決定撤退,他被套進去了。他每天和幾個年輕員工一起,用熱壓機往圓領衫上印一些奇奇怪怪的進口圖案。腦子裏想著:將來公司股權結構要做得特別好,要像網絡時代那樣給員工送期權。

還沒等他送呢,人家就把錢卷跑了。先是一個員工手頭有1.6萬元的貨款,公司催,他就說忘了,再催,錢和人就一起失蹤了。後來有人來投訴,那孩子在天津騙財騙色。然後另一個員工說要到外地開拓市場,借了公司的錢,褚還主動把自己手機借給他。人一走再沒回來,後來火車票寄回來了,要公司報銷。

褚覺得現在打工的人太不懂珍惜,“好多企業假模假式地說‘人最重要’,其實再大的企業有幾個人重要?大部分人不過是數目字。知道自己是數目字還不把這當回事就太危險了。”對於老板和員工的關係,褚有這樣一個比喻:老板像司機,員工像乘客。“完全不同的兩類人。開車的人要注意路口儀表限速警察油表,在中國開車還特別麻煩,要注意前後左右,等於開5輛車。坐車的人什麽都不管,他就是想怎麽把座位調舒服還嚷著要聽音樂。”

總之,褚覺得自己沒欺負員工,倒被員工欺負。可開會的時候,又總看到員工低著頭扭著身子,想來是怕他。他顧不了那麽多,現在“圓領部落”在全國有40多家店麵,今年銷售額接近1000萬,上了幾十萬的稅,為100多名雇員和經銷商提供就業和發展機會,還有很重要的一點,他終於掌握了個人財務自由。

創業隻是讓人生更豐富,他不時提醒自己保持遊戲心態,在哲學上精神上要出世超脫,在工作和生活中要入世實幹,借用李敖寫的《北京法源寺》裏的那句話:死去,活來。“人生本質上是悲劇的,你從一生下來就在走向死亡。想明白了這一點,一切也就無所謂了。放輕鬆,你才看得見風景。”

B型血的張先生講自己的創業故事,沒有感悟細節激動沮喪,充滿分析決定行動自省。“對於生活。我不是熱情的參與者,是冷靜的思索者。”

1995年,26歲的張第一次出四川,去深圳。思想鬥爭後,決定離開那個閉塞的縣城。他與人合開食品廠,所有積蓄投了進去,快開工時對方撤了。他總結的教訓是:“事情無論大小,要有主導權。”

1998年,29歲的張從四川到北京,應聘到一家出版社做市場發行,僅兩個月就完成了出版社交給他的當年的銷售任務。他說重要原因是他遇到了一個無私指點的好同事。1999年,他作為典型在培訓會上毫無保留地把經驗技巧告訴了新同事。“痛苦經曆每個人都感同身受。老師這樣對我,我也願意這樣對別人。”

2000年,他開始嚐試自己做業務。向某個機構推銷圖書,機構負責人說:小張人不錯,我會考慮要和你長期合作。半年以後,已經投入了3萬元,沒做成一分錢業務,人家還在這麽說。這件事情的教訓是:一、不能有急於求成盲目投資。二、看人要去偽存真,透過現象看本質。

7個月後總結戰果,70%成功,30%失敗,他決定和朋友一起發起公司。注冊時公司有5個人。圖書發行公司因為人才流失帶走客戶關係使公司蒙受損失的現象極普遍。他們的對策是:開始就把員工定位為合作關係。被邀請加入團隊的員工先要做一道“選擇題”,你願意選擇哪種合作方式?一、股權。二、利潤分成。三、工資+提成。張認為:規則明晰是避免勞資關係緊張的關鍵。

2001年公司業績談不上高,卻在持續增長,員工增加到了21人。公司也有了中長期規劃:立足北京和四川,爭取做全國市場。對於張來說,創業的樂趣就在於此:業績持續增長、市場範圍逐漸擴大,始終保持良好的團隊精神。

隨著新人加入,張的股權已經由40%降到了30%。他說他並不刻意追求個人財富。“隻要比過去過得好就行了。如果公司領導者過於看中個人利益,團隊的凝聚力就不存在了。”

“不能貪得無厭,要學會放棄。貪得無厭的人,別人不會和你合作長久。”張說,“我對自己的定位是:公司員工致富的帶頭人。”

摘自《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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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11i發表於 2014年01月08日,歸檔到目錄職場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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