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樟柯：異鄉驚夢
文/賈樟柯
十月初我從香港搭飛機，去溫哥華影展做“龍虎獎”的評委。已經十二年沒有去這個城市了，偶爾看到有關溫哥華的新聞，大多和賴昌星有關。有部電影叫《壞蛋睡得最香》，不知道賴先生在這座移民城市裏偷生，睡眠是否和在廈門時候一樣的好。溫哥華成了中國亡命者的歸宿，富人的桃花源，貪官謀劃出走的遠方。
飛機上看報紙，整版關於的報道。中國開始用稀土反製日本，成都的年輕人開始上街遊行。日本是中國人現代化路上遇到的虎狼，晚清以來國人屈辱的記憶每次都會在問題上蘇醒。有人在比較中美、中日的海軍實力，同一張報紙上的兩篇文章，一篇說解放軍有能力一戰，另一篇則說依目前實力還是韜光養晦為好。我看糊塗了，便糊裏糊塗睡了過去。
飛機一落溫哥華，到達大廳裏便響起廣東話廣播。這讓我感到親切，香港之外好像世界各地的機場隻有溫哥華有這項服務。這裏有很多香港移民，九七前尤甚，城裏著名的中餐館就叫“翠亨 ”。孫文先生四海為家，他老家的名字也便四海皆有了。看來冬奧會對溫哥華還是有些影響的，多了些新建築。倒是電影節接待客人的酒店沒變化，一進屋門，連衣服也沒脫便在床上睡著。
這夜，我做了一個夢。
我夢見五棵鬆體育館，正在舉行一場巨大的集會。北京有五棵鬆體育館嗎？我不知道，但夢中是這樣的。很不幸，集會是由占領者日本人舉行的。在夢中，北京又被日本軍隊占領了。一群時常在媒體上露臉的中國人，被集中在體育館的入口處。隊伍中沒有人喧嘩，也少了平常的意氣風發。我從入口望進去，裏麵每一排都坐了幾個拿著洋刀的日本軍人，他們旁邊的空座位上貼著名簽，名簽上有白岩鬆、水均益、也有梁文道、陳丹青、張藝謀、章子怡、郭德綱……我眼一黑，我看到了自己的名字。整個會場到處是木刻的櫻花和不熟悉的軍樂旋律，我們這些被占領土地下的所謂文化人，惶恐地聚集在一起。這時候，有軍人吹響哨子讓我們入場。一群人站在門口痛苦之極，夢中的賈樟柯告訴賈樟柯：你如果往前走一步進去，就會成為周作人、就會成為胡蘭成、就會成為像那些前輩一樣的漢奸，你要往前走一步嗎？在夢中我經曆了此生最大的焦慮，我一下子醒來，發現自己淚流滿麵。
醒來後，知道是夢我還是好羞愧。這種強權下的選擇是如此屈辱不堪，這是中國曆史傳承給我們的焦慮嗎？
天一亮又是新的一天，電影節說有中國來賓要外出觀光。我上了車，車裏沒一個我認識的人，他們是電影工作者嗎？好像不是，原來這是國內旅行社和電影節合辦的溫哥華電影節考察團，車上坐滿了“製片人”。大巴直接開到溫西山上豪宅區，這些製片人立刻就變成了大陸看房代表團。他們仔細詢問著價錢，法律手續，一點都不是起哄，真金真銀的馬上就要幹上了。不知這是不是大國崛起的絕好例證？錢多了，好像可以買下一切。市場成了中國的唯一的砝碼，中國人變成隻有一個身份——買家。我們隻是世界的客戶，說明我們在文化上還遠遠不是主人。
晚上電影節放映《海上傳奇》，開演前進來一位90多歲的上海老奶奶。聽說她1949年離開上海後，再沒回去過。放映結束的時候，看她的家人把她用輪椅推走。我不敢跟她交談。對電影，對上海她怎樣反應，我都無法承受。離開家60年，看到今天的上海，她會跟我說些什麽呢？長久的分別，再次相遇的時候都會是一種尷尬。
有一位女生，20歲左右怯生生的樣子，放映後她問：導演，我想問你一個會讓你不愉快的問題，你為什麽要拍這樣髒兮兮的上海，拍這些有政治色彩的人，給西方人看嗎？我說：我在拍一個真實的上海，上海除了浦東、淮海路之外，還有蘇州河兩岸密集的工業區，還有南市那些狹小的弄堂，生活就是這個樣子，上海就是這個樣子。女生突然憤怒起來：那你有沒有考慮，你的電影被外國人看到，會影響他們對上海，對中國的印象，甚至會影響外國人對中國投資的信心？我也憤怒起來：想那麽多外國人幹嗎？就為了那些投資，為了外國人怎麽看中國，我們就忽視一種真實的存在嗎？
短暫的沉默後，女生對我輕蔑地一笑，說道：是啊！為了祖國的尊嚴，我們當然不應該描述那些人的情況。
我被她的話驚成了傻子，我突然發現了這些“愛國主義者”的邏輯，那就是基於那些虛幻的國家意識，而忽略活生生的人的命運，這就是今天不知怎麽形成的畸形的“愛國主義”。脫離人本主義的“愛國主義”是可怕的，不尊重個體權利的“愛國主義”是專製的。這樣的“愛國者”，實際上是“愛國賊”。中國文化如果集體回避我們的社會問題，如果我們的文化沒有能力反映我們生存中的真實困境，這個國家會怎麽樣呢？基於這樣的“愛國主義”，我們被“愛國主義”奴役是非常可能的。
今天我們用電影描述我們的不堪，給社會一種改變的要求或許才是可行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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