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邊緣
Jan08
年輕時,總希望獲得成功。 要一舉成名天下知，要夜夜抱得美人歸，要塑造曆史的進程。
總覺得外界對自己的承認不夠，總覺得終有一日要寫出轟動所有人的作品，總在重複Thomas Brown的名言“雄心勃勃已為時過晚，曆史的轉變早已形成”。
一年來，我感覺得到內心輕微的變化。這一切到底有這麽重要嗎，它們真的對我構成致命的吸引嗎？或許愈發認識到自己的局限性，或許是劍橋的安靜消磨了意誌，或許是我少年義氣的暫時退隱，我越來越覺得，作為一個邊緣人有什麽不好。邊緣令人保持敏感，保持好奇心，而中央常常意味著教條、自滿。
我的一個考古學家的朋友，幾年前在甘肅現場挖掘時，看到了重疊的墓葬，最下層是上萬年前，中間是漢代，而上麵則是現代世界。所有的命運，都疊加在這麽一個狹小的空間，所有的故事都變成了殘垣斷瓦。我們在達爾文學院的酒吧裏，談起這些，和我們這一代人的命運。對我來說，酒吧裏的喧鬧突然消失了，一股悲哀從心頭湧出。隨著悲哀而出的是自由與解放，那些個人焦慮與煩惱是多麽不值一提。
聽起來，這像是《讀者文摘》的庸俗人生感悟，或許也是這個聽多了舒曼的傍晚的濫情。但的確一種越來越顯著的情緒在我心中湧出。寫作不是為了通向光榮，而是獲得內心的鎮定。我的表達，不是為了追尋別人的認可、不是它幫助了具體的什麽人，而是因為它們符合我確信的準則。
原來我們的內心是需要準則的，原來這世界有些亙不變的道理的，原來真正的自由來自內心的，這些道理我才剛剛開始體會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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