變革時代的大學校長 張伯苓:終其一生實業興學
西南聯大，在戰火中劃出自己最燦爛的軌跡。但是，她並不是憑空出現的。
嚴格地說，她是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和南開大學此前10年，甚至20年變革和積累的一個結晶。
一所大學包括理念、體製、專業和課程等在內的實體的鑄成，往往依賴於校長及其管理團隊多年的努力。
因此，我們把目光投向變革時代的大學校長。
張伯苓，一生隻做一件事，就是創辦南開學校。
“私立非私有”
天津南邊有一塊鹽堿荒地，是一個蘆葦雜草都不願生長的地方。
張伯苓在此建起南開中學，此後一路“南開”，一直開發到有名的八裏台，創辦起民國時期最著名的非教會辦的私立大學——南開大學。
20世紀30年代，沿學校的主幹道大中路，七橋一湖，夏季飄荷，冬季舞冰；南望思源堂，北瞧木齋圖書館。同學常雇一小船，放舟而去，弦歌不輟……
從鹽堿灘到桃花源，全靠張伯苓到處托缽化緣，一磚一瓦掙來。在抗戰前30餘年發展中，張伯苓為南開係列學校募集數百萬資金，僅南開大學資產就增長到近3百萬銀元(以下貨幣單位同)。
這樣的集資成績，在當時是一個驚人的奇跡。個中艱辛，張伯苓說：“餘在外所曆艱難很多。”
1918年底，設南開大學動議一出，張伯苓和嚴範孫(南開的另一個創辦人、被尊稱為“南開校父”)準備募集基金130萬元。嚴、張南下，拜望多次給南開捐款的天津老鄉、江蘇督軍李純(字秀山)，懇請幫助籌款。遍訪各省大員，募集大洋8.5萬餘元。
開辦的錢勉強夠了，日常開支還沒有著落。張二次南行，重訪李純。李純病重，未能謀麵。他讓人轉告，籌集基金一事，他自有辦法。1920年10月12日，張伯苓回到天津不到兩周，李純因病自殺。臨死前立下遺囑，將家產的四分之一(約合50萬元)捐給南開大學作為永久基金。
張伯苓以南大董事會名義，推舉李純為大學創辦人，李純之弟李馨為南大基金保管人。南開興建一座禮堂，命名為“秀山堂”，在堂前立李純銅像。
每年李純忌日，校方舉行紀念活動，由張伯苓出麵，邀請李純家人，包括李的故舊部下、妹妹等人，前來銅像前致祭。天津各報竟相刊載，傳為佳話。多年來成為傳統，直到抗戰爆發。
張伯苓的募捐成就如此斐然，最根本的還在於他始終奉行“私立非私有”原則。
張伯苓有兩個堅持：不以辦學為進身之階，不以辦學為求富之道。
南開的經費完全公開，每年的賬目都放在圖書館裏任人查看。張伯苓曾說，誰要查當月賬目，他可以5分鍾內告訴你。南開教授的工薪最高為每月300元，他的工資卻一直定格在100元的水平上。教授們住的是南開院內綠樹環繞、寧靜幽雅的百樹村，他卻住在陋巷的3間小房裏30年安之若素。
張伯苓有一句名言：“用軍閥的銀子辦教育，就如同拿大糞澆出鮮嫩的白菜是一個理兒。”有時候，他還是會做一些妥協。1919年5月上旬，觸犯眾怒的交通總長曹汝霖遞交辭職書，悄然來到天津，表示願捐1萬元，資助正在籌建中的南開學校大學部。張伯苓正苦於建校經費短缺，一時心動，準備聘任曹汝霖為南開大學部校董。留日、留美同學會相繼寄信南開，表示異議和不滿。張伯苓接納多方意見，取消聘任曹汝霖為校董的計劃，拒絕曹氏捐款。
對於一些難以拒絕的入學托請，張伯苓發明以“試讀生”養免費生的辦法。有權勢者的子弟“試讀生”，可以不經考試入學，但學宿費要加倍。試讀一學期或一學年，不及格者就得刷掉。南開校友鄭家駿回憶說，“幾十年來我和內子(也是南開同班畢業)在世界各地偶爾遇到一些紳士淑女，敘談起來聽我們是南開人，也會說他們也在南開念過半年或一年書，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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