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憶日本戰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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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軍國主義者自十六世紀的豐臣秀吉滅華狂言到二十世紀初期的21條密約和田中奏折，亡我野心不死。自一百一十年前的甲午戰爭以來，得寸進尺，入侵我國，國無寧日。直到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全麵侵華戰爭，激起我國全民抗戰。這場戰爭使我國遭受史無前例的巨大災難；******同誌曾宣告，僅我國人民傷亡就達到3500萬人，其中，軍隊犧牲達350萬人。侵略者最後落得失敗投降的下場。日本人民和士兵為其驅使，既是受騙者、盲從者，又是受害者。八年抗戰，我在華北戰場、根據地和部隊，在我軍民抗擊日寇無數次“掃蕩”、襲擊過程中，既看到我們的壯烈犧牲，也看到日寇的慘敗；既看到日軍俘虜開始由於軍國主義的欺騙宣傳，表現出那種武士道的凶殘性格和執迷不悟，也看到他們越到後來厭戰情緒越強烈，不少人站到反戰的一邊，有的人成為中國人民的朋友。抗戰爆發後紅軍改編為八路軍，誓師東渡抗日，旗開得勝，九月份平型關一戰殲滅日軍王牌板垣師團一個旅的輜重部隊和一部分主力。經過這次戰鬥之後，我軍鑒於與日軍語言不通，無法像過去對國內反動軍隊那樣在戰場喊話，日軍不了解我軍優待俘虜政策，被騙以為抓到了就要殺掉，所以拚死抵抗。因此我軍總政治部要求在我軍立即開展日語戰場喊話學習。我從總司令部調到隨營學校，在行軍中由曾經留學日本的日語教員胡成放同誌邊走邊教一些簡明的日語口號。至今還記得有：“尼洪喏，海一桑，不克哦，瓦它西，可若撒賴！”意即：日本兄弟，放下武器，我們不殺俘虜，我們優待俘虜。另外還學了：“你們和我們都是勞苦人民，攜起手來，反對軍閥(貢八子)、財閥(賽八子)發動的侵略戰爭”等口號。我軍主力那時大都學會了這樣一些簡單的日語口號。
由紅軍改編的八路軍，是一支有著明確的政治目標、政治素質很高的人民軍隊。不打不相識，日軍官兵在以後與我軍的交戰中常常蹺著大拇指稱讚我軍的軍事、政治素養；一些日軍俘虜一旦覺悟過來，都稱讚我軍俘虜政策的人道主義精神。
平型關戰鬥之後，我軍總政治部敵工部曾到抗大報告敵俘工作總結。指出日寇初期頑抗，俘虜難抓，但負傷和來不及逃脫者還是抓到了。有的人說，平型關沒有抓到俘虜，不確。
抗戰之初所獲日軍俘虜，是我國最早的一批日俘，得到我軍優待，有傷病的把傷精心治好，讓他們吃得比我們好，甚至把繳獲的罐頭留給他們食用，對他們友好，從不侮辱、虐待。不久因前方戰爭頻繁，部隊流動，就將一些俘虜轉移到了延安教育、感化。1938年之初，我們隨營學校由前方轉移到延安，與抗大合並。我們非常好奇，想看看日軍俘虜究竟是個什麽樣子。得到允許後，我們到城西的窯洞裏去參觀，隻見一幫仍然穿著日軍便服的俘虜，非常自在地在窯洞內外嬉戲，有的在玩撲克、紙牌，有的在閱讀讀物。他們見到我們這些八路軍的幹部、戰士，司空見慣，覺得非常平常，因言語不通，也沒有通過翻譯交談。有的俘虜對我們比較和善；有的比較淡漠；有的仍有對立情緒；其他的照常玩牌、閱讀。管理的同誌告訴我們，原來他們受的欺騙宣傳很深，思想非常頑固，與我們對立、不服，經過一段教育說服，逐漸轉變，是非常不容易的。以這批和以後增加的俘虜為先驅，到了1939年便先後成立“覺醒聯盟”、“反戰同盟”，以後又改組擴大為“日本人民解放同盟”，其支部散布在華北、華中抗日根據地。
1942年8月15日－29日，在延安召開了華北日本士兵代表暨華北日本反戰團體大會，由日本反戰團體主辦。到會主賓超過3000人，朱德、吳玉章親臨講話，還有印度、朝鮮的代表參加，是一次曆史盛會。會議開得生動活潑、內容豐富，影響很大。我在冀魯平原5·1反掃蕩之後就從報道上得知。這次大會對教育和瓦解日軍起了一定作用，其中不少人後來成為中日友好的橋梁和骨幹。
應該提到，抗戰時期的日本共產黨，在其國內政府對反戰和勢力采取高壓政策下，經常受到迫害，他們或者隱蔽，或者出走，處境極其困難，所以有的人在前蘇聯，或在延安活動。在延安以日共當時領導人野阪參三(也譯作野板鐵或崗野進)為首，組織日本士兵反戰同盟，做了很多工作。其中就有平型關的日軍俘虜，在他們的辛勤工作、耐心教育下轉變過來，采取反戰立場。這一工作是有成績的，是應該肯定的。他們於日本投降後回國。
我第二次看到的日本俘虜，是1939年“5·1”節在晉東南敵後方總司令部召開的紀念大會上。在駐地中村的廣場上，總部機關直屬部隊和抗大一分校隊伍總有上萬人集合在一起，等待首長作報告。按我軍慣例，這時各部隊高唱歌曲，此起彼伏，非常活躍。一會兒，由主持大會的同誌在搭起的木台上，介紹一位穿著和我們一樣軍服的日本人，登台唱歌。此人身材修長，很文雅，很和善，不過25歲。我在台下聽到總部秘書長朱光與我們抗大一分校政治部主任黃歐東說，這位日本人原是俘虜，知識分子出身，覺悟過來較早，就在總部工作。日本朋友唱了幾句新學會的反戰歌曲，全場覺得很新奇，鼓掌。
不一會彭德懷副總司令登台，這位日本朋友與彭老總正麵相遇，敬了一個軍禮，與大家一齊聽報告。看來他已習慣了我軍官兵平等這一傳統，並不像日本兵見到上司如同老鼠見貓那樣誠惶誠恐。彭老總向來態度很威嚴，但對這位日本朋友微笑還了軍禮。他身為我軍副統帥，但與我軍廣大官兵一樣衣著平常，沒有那種耀武揚威的派頭，熟悉的人感到他平易、可親、可敬。
1944年初春，我在冀魯邊軍區第三軍分區工作時，在戰鬥中被我軍殲滅的那些頑抗者屍體上發現貼身都穿著印有“太陽旗”、寫有“皇軍”“武運長久”和畫有菩薩、符咒、祈求保佑的背心，令人感到可笑，也破譯了一個秘密。原來作為日本軍國主義者的侵略工具、充滿了盲目性和獸性的日本軍隊是建立在這種極端狂妄的民族主義、武士道傳統和可悲的迷信愚昧支柱之上的，與我軍具有高度政治覺悟的進步性，形成鮮明的對比。當時我軍還俘虜了一些日本官兵，那時軍分區主力部隊沒有固定後方，在正副司令員劉賢權、黃榮海率領下，經常行軍作戰，幾個日軍俘虜也得跟隊行動。我們常常是在夜間行動，有時白天與敵人遭遇，就一麵阻擊掩護，一麵鑽入抗日道溝轉移。子彈在地麵上哧哧地響，我軍在道溝裏無恙，習以為常，而日本俘虜聽到槍聲卻頭頸直縮，嚇得臉上變色；他們在其軍中殺人放火、凶得很；一旦離群、卸下武器，卻很怕死，更怕被日軍抓住酷刑處死，回不了家園。這時戰爭已近尾聲，我們稱為“黎明前的黑暗”；日本兵源已告枯竭，征來的許多是技術人員、中小學教師，與最初的職業軍人大不一樣。他們厭戰、怕死，念念不忘的是何日回到父母妻兒身邊。我在冀魯邊區任過勃海縣(現為黃驊市)縣委書記兼部隊政委，一次夜間行軍到了宿營地，等待分房進屋，看到一個身材結實的小夥子日本俘虜，仍在月光下做健身活動。我通過翻譯問他：
“你入伍多久了？”
“不到一年。”
“會打仗嗎？”
“不會”
“為什麽到我們中國來？”
“沒有法子。”
“你怕死不怕死？”
“怕死。”他很坦率，直言不諱。
“你現在想什麽？”
“想回家。”
“家裏有什麽親人？”
“有父親、母親、妹妹。”
“想他們吧？”
“很想。”
“戰爭結束，我們會滿足你的願望。”
“嗨！”他像孩子一樣，立正致敬，天真地笑了一笑。
日本投降後，根據地軍民正在狂歡之中，由於重慶當局密令日偽軍拒絕向我軍投降，勾結他們以準備內戰，我軍不得不攻打一些日偽軍盤據的中小城市。當年九月，我們在渤海軍區正副司令員、參謀長楊國夫、袁也烈、閻捷三統率下，圍攻商河縣城內盤據日偽軍一萬人。楊國夫能征善戰，渤海人民把他叫做“楊菩薩”。袁也烈、閻捷三同誌是抗大一分校的正副訓練部長，也即正副參謀長，是我的老上級，這次是在商河城邊前線指揮所與他們重逢。他們經過十年內戰和長征，身經百戰，對指揮這次戰役如同家常便飯，從容麵對被我軍包圍之敵。軍區政治部為了瓦解日軍，派來一組日本人到我部；他們原來是俘虜，後來覺悟過來，參加反戰同盟。他們對日本宣布投降也很高興，認為可以很快回國了。我們對這幾位派來的日本朋友以禮相待，在火線駐地請他們吃飯，給他們發慰勞品鞋襪、肥皂、毛巾等等，他們情緒很高。為首的那位小個子表現很活潑、友好，個個願意為我軍效力。他們寫了不少傳單，向據點內的日軍散發。攻下商河之後，日偽軍一萬人全部被我軍俘虜，反戰同盟的日本朋友向日本俘虜做了不少工作。以後將日軍俘虜送到軍區後遣送回國。
在解放戰爭時期，我曾因(患二次肺炎)住在野戰十四醫院。院長就是抗大老友原上海衛生局副局長曹國珍。華東野戰軍第三縱隊正副司令員何以祥、覃士冕，還有參謀長賈耀祥、政治部主任孫曉風和兩位師長都在一起住院治療。那時我軍醫生缺乏，院方介紹給我們看病的一個是從******軍俘虜的楊醫師，一個是俘虜的日本醫師。楊醫生已六十多歲，兼擅內、外、婦科，又留學過日本，所以兼任我們與這位日本醫生之間的翻譯。日本醫生專長內科治療腸胃與心血管疾病。為我治病又動盲腸手術，都是這兩位醫生診治的。那時院方還專門請這兩位醫生為我們講了多次生理、病理、藥理、保健課。這兩位醫生醫學知識廣博，又有臨床經驗，其水平即使按現在的標準也是很高的。他們雖是俘虜，但我們對之不但優待，而且禮遇，尊重他們的知識，所以他們的思想覺悟與工作態度都很不錯，這次不啻參加一次係列講座，補了一課，對我一生都是受益的，所以應該感謝他們。
這位日本醫生(可惜名字記不起來)最初有些拘謹，但與我們每日相處熟了之後，很願談心。他拿出一張全家福照片，有父母、妻子、兄弟、姐妹。原來他有一個幸福的大家庭，住在東京，又是名牌大學醫學係畢業。由於征兵，來華服役，他的厭戰情緒溢於言表，唯一心願是戰
《漫憶日本戰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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