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衝突讀後感
文明的衝突讀後感
一年多前曾經讀過亨廷頓的《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一書，並且後來也對照閱讀了福山的《曆史的終結》，今天讀到王輯思的一篇對亨廷頓“文明衝突思想”的係統論述，覺得有必要重新梳理一下自己關於不同文明衝突與共存的話題。
上個世紀90年代初期，伴隨著蘇聯解體和東歐劇變，世界局勢瞬間扭轉，展現出了煥然一新的麵貌。原先兩極對峙的局勢為美國一超獨大的局麵所取代，美國在經濟、軍事、文化方麵，在全球範圍內取得了壓倒性的勝利，可謂一時春風得意。正是在這樣的情況下，亨廷頓於1993年夏季發表了《文明的衝突？》一文，闡述了其對後冷戰世代世界局勢的判斷與分析，並指出幾大不同文明的矛盾將會取代傳統的地緣政治和經濟利益因素成為未來世界衝突的根源。
此論一出，拍磚者眾，而附和者少。反對者的理由主要集中在下麵兩方麵：
一、根據現實主義的理論，國際關係的主角依然是民族國家，國際衝突的根源在於對地緣政治和經濟利益的爭奪，文明或文化不過是利益的延伸，或爭取利益所打出的幌子。
二、還有一種論調是反對“文明不可調和”一說，認為在經濟全球化和世界一體化的浪潮之下，所謂文明之間的差異最終會逐漸縮小。
然而，九十年代至今不平靜的世界使學界對“文明衝突”一說進行重新的審視與反思。巴以衝突不斷，以暴易暴，為了耶路撒冷打得頭破血流；印度和巴基斯坦的戰爭烽煙又起，夾著宗教的怨恨和世仇；9.11的那驚天一撞更是讓世界為之悚然，廢墟煙灰，斷壁殘垣。所有這些暴力與衝突事件都在顯示不同文明間的矛盾正成為世界不安寧的根源之一。
在剖析亨廷頓的理論之前，有必要先明確幾個概念，即“文明”、“文化”、“宗教”、“民族”、“國家”。文明包含多層含義，亨氏將之定義為一個文化單位，是範圍最大的文化認同，文明之間最大的區別不是種族或民族，而是宗教。據此標準，亨廷頓將世界分為了七大文明（或者八大），並指出各個文明間都具有不可消除的矛盾和相互的排斥，它們彼此間的狀態隻能是衝突而非調和。文明最重要的特征在於其宗教，而宗教本身就是一個跨越國界的存在，於是文明間的衝突也就超越了傳統的民族國家間的衝突，而演化為數個具有共同文明（宗教信仰）的民族國家聯合體。相較文明，文化多是在一國內所形成的共同的價值認同，它一般與民族相伴出現，既可以在曆史進程中慢慢形成，也可以有政府加速催化，形成所謂的民族凝聚力和共同的文化皈依。（民族與國家的概念也並非完全重合，這當另文說明。）
文明在國際政治中到底扮演著怎樣的角色和發揮著怎樣的作用？筆者認為簡單誇大文明和粗暴否認文明的作用都不可取。誠然，自1648年三十年戰爭中黎賽留所確立的民族國家利益至上原則以來，地緣政治和經濟戰略考量已經成為了最重要的學說和思想。帝國主義間對於領土和殖民地的爭奪，對於戰略要塞控製的競爭，對於自身影響力的苦心經營，這些無不直接體現著傳統的現實主義政治考量。然而，(樂觀者說，自由貿易和市場經濟已經一天天地將全世界連成一個利益攸關體，文明的融合將是經濟融合的繼續，因此認為文明衝突不可避免完全是杞人憂天。當然持此論者多認為經濟一體化意味著西方文明的勝利，並舉冷戰結束以來民主化浪潮在全世界範圍內興起為例，來證明西方文明在向世界的每一角落掃蕩；當然也有一派觀點持完全相反的看法，他們認為西方文明已經日薄西山，而擁有者更久遠曆史和更高明智慧的東方價值觀將會擔負起拯救世界維護和平的重任。國內的學者多持後一種看法。
悲觀者則讚同亨廷頓的看法，宗教的不能調和、不可妥協決定著文明間衝突的必然性。以伊斯蘭極端主義者為例，他們正超越國界，在共同的意識形態感召下，全世界範圍內和美國人作戰。並且他們正試圖掌握國家政權，結成統一戰線，以合法的國家暴力與西方文明對抗。
綜上可以看出，筆者對於亨氏理論總體上持肯定意見。他在傳統的地緣政治研究領域之外開辟了文明和宗教的觀察角度，這和建構主義的思想史一脈相承的。文明的矛盾確實極大地影響了國際間的衝突，但是將衝突全部歸結於文明差異卻又陷入了簡單化處理。
但是筆者對於亨廷頓做出中國的儒家文明和伊斯蘭文明將聯手抵製西方文明的做法深不以為然。從傳統角度來講，儒家文明講求的是寬容、和諧，主張以一種溫和的方式促進文化的融合，以致能保證文明間的相安無事。儒家文明是一種大陸式的、內省的文明，而非外向而擴張的。
從現實情況來看，中國也不可能和伊斯蘭世界聯手抵製西方文明，歸根結底在於中國式現存經濟體係的既得利益者。在全世界的經濟分工中，盡管中國處於生產鏈的中下遊，但是這卻符合中國的人口和經濟狀況，憑借著其充裕而廉價的勞動力，中國取得了舉世矚目的經濟成就，並且正積極向產業鏈上遊躍升。而反觀伊斯蘭世界，貧困依舊，社會凋敝，人民潦倒，產油國依然隻是產油國，農業國還是農業國。簡言之，伊斯蘭世界是現存世界秩序的利益受損者，他們受到了極大的刺激，從而對以美國為首的西方文明生出強烈不滿。因此，從現實角度講中國也不會和伊斯蘭世界聯手。
最後，還要補充的一點就是，亨廷頓並不是一個西方文明至上者。盡管他站在西方的立場上，提出了策略性的意見，主張維持西方對全世界的物質和精神優勢，但他的深層隱憂確實在美國文明本身。眾所周知，作為一個移民國家，各種不同文化間的融合一直是困擾美國的問題。他反複提到的美國國內的文化衝突，即以盎格魯撒克遜人為代表的西方傳統自由主義思想和移民的非主流文化之間的鬥爭。長期以來，美國以WASP為核心的傳統價值觀起到了熔爐的作用，將少數族裔的文化進行融合。然而，隨著亞裔、非洲裔、西班牙裔人口的快速增加，美國的核心價值觀正在失去其磁石般的吸引力。亨廷頓憂心的是美國西方文明失去主導地位，從而導致最後國家因文明衝突而引起的四分五裂。多元文化正在銷蝕西方文明的橋頭堡，這種憂慮在其新書《我們是誰》中的得到了驗證。
筆者相信，文明間的完全融合是不可能的，統一的宗教也從來不會出現，但是一個普世公認的道德準則倒是可以出現。誠如王輯思先生所說，“盡管這樣一個世界還很遙遠，但是值得為之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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