變革中國讀後感
變革中國讀後感（一）
近兩年，都有幸在年初與不可多得的好書邂逅，今年讀到的好書是Ronald Harry Coase的《變革中國》。Coase教授是新製度經濟學的鼻祖，產權理論的創始人，199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其理論的核心是交易成本與產權在經濟組織和製度結構中的重要性及在經濟活動中的作用。
《變革中國》一書圍繞製度經濟學的基本分析框架，詳細追述中國改革開放30年以來的向市場經濟轉型過程中的一係列事件和其中的來龍去脈。
而值得一提的是，本書撰寫、完成於2008至2012年期間，Coase教授出生於1910年，本書完成時，他已是地地道道的“百年身”。仍能以嚴謹、科學的態度對待課題研究，以開放、寬容的心態對待本書的研究對象——中國，予以充分的同情、尊重和探索精神，令人無法不欽佩得五體投地。
本書回顧的曆史上溯到中國建國後的毛爺爺時代，除卻對於曆史的分析、回顧和總結，我自本書中總結了以下四點我相當認可、或我認為有價值的內容：
1.製度經濟學相對於傳統經濟學的價值：沒有任何市場經濟可以在製度真空中運作，非市場因素，包括政府、法律、社會形態以及道德準則等等，對於市場經濟而言，是“社會事實”；分析經濟模式，離不開對社會與對社會事實的研究；離開了社會，社會事實無處藏身，遑論市場經濟。
2.對於中國特色市場經濟的肯定：不跟隨所謂的“中國模式”理論（即全能政府主導的模式）；而是提出：“中國奇跡”的背後原因是雙向的，上層主動開啟中國經濟改革，但市場的龐大活力卻在之後出發了難以阻擋的“邊緣革命”，這部分在一定程度上其實是出乎政府意料之外的。以此回應對“中國特色市場經濟”中“市場化”成份質疑的觀點，並肯定中國市場化轉型對於全球市場經濟的貢獻和價值。
3.對於中國人民與傳統文化的尊重：充分肯定中國傳統文化對於中國社會的價值，以及全球化背景下對於全人類的潛在價值——中國如要得到世界的認同，需對自身傳統文化進行深入的自知與自省，發掘那些具備普世性的價值，與西方文明進行對話與交互，在開放中發展，獲得更深遠的生命力，如此才能既保留自身傳統，又貢獻於世界的多元化。
然而本書也指出中國進一步發展的障礙：一曰法治缺失，二曰國有資本壟斷，三曰自由思想缺失。其中自由思想是我要說的第四點：
4.自由思想：與資本市場和勞動力市場一樣，思想市場也是一個生產要素市場。在思想市場裏，知識能得到開拓、分享、積累和應用。企業運行、產品開發與創新，都依賴於一個思想市場的運作。思想市場也直接的影響商品與服務市場的發展，正是思想市場塑造了消費者的需求，他們的性格和價值觀最終決定了商品市場的性質及其運作效率。當今社會，民主還是非民主，吸引了當今政治辯論的大部分注意力，但開放的思想市場才是政治體製運行的關鍵所在——中國曆史上，曾有過封建統治政治機製下，極為開放的思想市場，造就了彼時的盛世，如唐朝。而現今中國，在大學教育壟斷、功利化的製度安排下，自由思想作為生產要素極為重要的一極，缺失極為嚴重。
本書後記中寫到，當商品市場和思想市場羽翼豐滿之時，兩者便能相互支持、相輔相成，人類的幸福和創造力將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將會攜手行進在堅實的大道上。
變革中國讀後感（二）
終於放寒假了，一口氣把102歲的科斯與其助手王寧合著的《變革中國》看完。這是一本關於1949年新中國建國以來的經濟簡史。
在這本書中，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有三點：
一是從1978年以來的中國經濟奇跡，來自於由下到上的經濟改革，而不是吳敬璉等人所宣稱的“頂層設計”，是“人類行為的後果，而不是人為設計的結果”；
二是中國未來要繼續保持高增長率，在2049年經濟總量超過美國，需要自由、開放、競爭的思想市場為支撐；
三是執政黨—中國共產黨與時俱進，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實用主義態度以及堅持“對外開放”的務實政策對於擺脫意識形態的爭論，從而促進經濟增長功不可沒。
首先說第一點。對於中國過去30年的經濟高增長，張五常所稱的“經濟奇跡”，有多種解釋。經濟學界的基本共識是，張五常在1981年所推斷的中國會走向市場經濟製度造成的。這是張五常高人一等的地方，值得敬佩！
為什麽說中國的改革是從下到上的倒逼機製？這是因為中國的經濟改革都是從一些邊緣地帶——農村的家庭聯產承包、鄉鎮企業、個體經濟和經濟特區等率先發展起來的。而中國公有製的主體——國營企業的經營績效一直乏善可陳。張五常在2008年進一步認為中國的經濟奇跡來自於地方政府之間，尤其是縣政府與縣政府之間的區域競爭。(www.)湖南長沙大學的朱錫慶認為是對外開放帶來的知識增量導致了中國的經濟增長。周其仁認為是改革開放帶來的交易成本（組織成本）下降帶來的經濟高增長。
其次，關於思想市場。科斯在多個場合談及這一問題。早在1974年，科斯在提交美國經濟學會的會議論文《商品市場與思想市場》中就對思想市場的特點與作用進行了論述。科斯的基本觀點是：商品市場中要有政府管製，而在思想市場中，政府管製是不適宜的，應該對政府管製加以嚴格限製（見科斯《論經濟學和經濟學家》，格致出版社，79頁）。隨著知識經濟的興起，思想市場越來越重要。
在這本《變革中國》中，科斯認為中國缺乏創新的根源是思想市場受到意識形態的影響以及中國大學受到教育部的行政幹預。在250頁，“改革解放了中國企業，它們獲得了自由，坦然直接麵對國際市場競爭；同樣在改革年代，中國的大學與自由和競爭卻漸行漸遠。中國的大學和整個教育體係依舊在政府的嚴格管製之下。在這裏，中國市場化改革最嚴重的缺陷暴露無遺。隻有在這裏，我們才能找到中國經濟問題的症結”。在252頁，“考慮到中國政府無處不在的行政幹預，不難理解中國大學的平庸表現。正如米爾頓·弗裏德曼的論述，毀掉一個行業的最佳方式是給它政府壟斷”。缺乏自由的思想市場直接導致了科技創新乏力，這早已成為中國製造業致命的軟肋。
在當今世界，經濟生產越發變得知識密集型，商品市場長久健康的發展取決於一個自由、開放、競爭的思想市場。與資本市場和勞動力市場一樣，思想市場也是一個市場要素市場。在思想市場裏，知識能得到開拓、分享、積累和應用。那麽為什麽中國缺乏自由開放的思想市場？政府幹預是其中一個原因。從曆史看，政府對於思想的形成和傳播的壟斷很大程度上來源於對社會騷亂的恐懼。但是日益全球化的今天，如何解決貧困、疾病、環境保護、能源短缺，甚至戰爭威脅，需要新的思想市場。
最後，關於共產黨一黨執政問題。對於在共產黨一黨執政的情況下，過去30年取得的經濟奇跡，國際社會有很多解讀。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在共產黨一黨執政的情況下，也可以有市場經濟。因為一個政權的合法基礎是治國效率和經濟增長水平。過去30年，共產黨做得很好。目前不少人呼籲民主社會，對此，科斯和王寧給予了保留態度。對比印度等民主國家的經濟增長，隻要保持著經濟自由，是不是民主製度不重要。因為，思想市場在不是民主體製下也可以建立。
在259頁，“中國同時缺乏民主政治和思想市場，但二者不是一回事。例如，亞當斯密並沒有投票權，這是民主社會每個公民都享有的基本政治權利，但斯密享受著自由演說和表達的權利，他的著作充實了人類的思想市場。在民主政治裏，多數人的暴政危害思想市場。
變革中國讀後感（三）
這是每周一本的第一本，希望我可以好好的堅持下去。
這本書裏讓我記住的有兩個觀點：
其一，中國的改革開放並不是一個自上而下完全經過頂層設計所產生的結果。在改革伊始，華國鋒也曾嚐試過做出頂層設計，當然，也是計劃經濟，不過這一次是有計劃地向外開放某些工業和地區，被稱為”洋躍進“，之後夭折，夭折原因在於這一次洋躍進不僅太快，而且隻是強調了重工業，隻顧及了經濟指標，忽略了改善普通人的生活。而後，鄧小平糾正了這一錯誤，但是鄧並沒有用另外一個設計來替代”洋躍進“，他認識到了彼時最大的問題是改善人民的生活，從而穩定國內環境。
鄧並不自認為是一個好的設計師，他的實用主義讓他把目光轉向民間。這個時候，民間所產生的邊緣改革對鄧的進一步行動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
民間的包產到戶被證明了可以提高農民積極性，擴大產量，提高農民生活水平，那就用！廣東出現大逃港，為什麽社會主義好，還往資本主義跑？因為窮，那就讓他們先富起來，於是有了經濟特區！自始至終，鄧都沒有在北京閉門鑽研什麽高深的理論，而是積極地從民間發掘民眾的創舉，用以完善自己發展經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構想。
其二，”利益是改革的驅動力，而思想決定了改革的方向“。對於彼時的領導人來說，改革的驅動力就是以經濟的發展來維護執政的合法性。改革的思想，華是堅持計劃經濟、兩個凡是的，所以做出了”洋躍進“，陳雲作為計劃經濟的設計者，始終堅持了國營和集體經濟占主體；中央計劃占主體，市場調節作補充；政府控製作主體，市場經濟作補充。而鄧的實用主義思想，讓他具有了最讓人欽佩的一點——認識到”不完美“的存在。即使是社會主義，也有不夠完善的地方，這個時候，就需要做出改進，那什麽樣的改進才是最合適的，並沒有完美的真理來指導，就隻有一步一步地試，要試，當然就會出錯，錯了不要緊，改過來就是了，最怕的是連試一試的勇氣都沒有，原地踏步，固步自封。
改革當然需要頂層的推動，尤其是在中國這樣一個唯上的國家。可是，頂層設計時的方向從哪裏來呢，不需要，也不應該一個人或者幾個人閉門造車，絞盡腦汁。他們最需要做的恰恰是把目光轉向民間，多聽一聽真實的聲音，看一看最廣大的人民群眾究竟是在哪裏遇到了困難，又是在哪些地方展現出了計劃經濟下所沒有的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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