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勵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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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他人著想，為自己鋪路

　　著名的心理學家卡爾·羅吉斯在他的《如何做人》一書中寫道：
　　“當我嚐試去了解別人的時候，我發現這真是太有價值了。我這樣說，你或許會覺得奇怪。我們真的有必要這樣做嗎？我認為這是必要的。在我們聽別人說話的時候，大部分的反應是評估或判斷，而不是試著了解這些話，在別人述說某種感覺、態度和信念的時候，我們幾乎立刻傾向於判定‘說得不錯’或‘真是好笑’、‘這不正常嗎’、‘這不合情理’、‘這不正確’、‘這不太好’。我們很少讓自己確實地去了解這些話對其他人具有什麽樣的意義。”
　　這就是善於以自我為中心的人們，過分地相信自我的標準。因為在日常的人際交往中，我們遭遇太多的爭論，造成太多心與心的嫌隙。在那些自以為是的爭論中，我們竭盡全力地護衛著那些並不全麵、並不成熟的觀點。對那些無關緊要的問題、不足稱道的意見，我們給予太隆重的對待。一場狂風暴雨的唇槍舌劍過後，我們得到的僅是“心亂”，失去的卻是“親密無間”，此外，我們還能得到些什麽？在過後的日子裏，我們發現那是嫌隙與隔膜。感謝上帝，我們因此又多了一個“敵人”。在以後的日子裏，我們有更多的機會鍛煉我們那“銳不可當”的口才。
　　卡耐基極為悲觀地說：你贏不了爭論。要是輸了，當然你就輸了；如果贏了，還是輸了。在爭論中，並不產生勝者，所有不願敵對的人在爭論中都隻能充當失敗者，無論他（她）願意與否。因為，十之八九的爭論的結果都隻會使雙方比以前更相信自己絕對正確，或者，即使你感到自己有錯誤，卻也決不會在對手跟前俯首認輸。在這裏，心服與口服無法達到應有的統一，人的固執性，將雙方越拉越遠，到爭論結束，雙方的立場已不再是開始時的並列，一場毫無必要的爭論造成了雙方可怕的對立。所以，天底下隻有一種能在爭論中獲勝的方式，就是避免爭論。
　　正如本傑明·富蘭克林所說的：
　　“如果你老是抬杠、反駁，也許偶爾能獲勝，但那是空洞的勝利，因為你永遠得不到對方的好感。”
　　你在爭論中可能有理，但要想改變別人的主意，你就錯得太徒勞了。從人稱自己是萬物之靈的那一刻起，其個性似乎就已犯上了同樣的毛病，一種自我優越感、自我權威感在內心、在頭腦、在全身滋長著，並借著社會心理的奧妙遺傳，一代代地繼承了下來。當“能夠承認自己錯誤”成為一種難能可貴的、可供稱讚的美德時，那一種“優越”與“權威”便在社會上取得了其普遍的地位，並因而在體內確立了其支配地位。正因為如此，人們才將廉頗的負荊請罪、李世民的善於納諫千古傳頌。“認錯”這一簡單的行為，在現代人的心中有著何等沉重的分量。我們難道能說這不是因為我們缺乏足夠的勇氣去推翻那心中的“自我權威”，並進而消滅多餘的“自我優越”？我們心中有那麽一種毀滅的衝動，卻衝不破那一層古怪的心理障礙。
　　在熱鬧的爭論中，我們日益變得孤立。當所有人都不對我們表示好感時，我們終於體會到“人多時候最寂寞”的悲淒。佛祖釋迦牟尼來到我們的麵前，在一片祥和中，告誡我們：“恨不消恨，端賴愛止。”爭強疾辯絕不可能消弭誤會。所以，我們不再固執，我們準備拋棄爭論，重頭做起。
　　但我們卻猶豫了。紐約聯合國總部內似乎永不休止的辯論，讓我們再一次懷疑自己做出的決定是否正確。佛祖永遠不會了解那些辯論對人類的重要性，因為他生活的是另外一個純愛的世界。作為世人，我們無法對此熟視無睹。我們在迷惑中，習慣性地準備重新拾起爭論的大棒。
　　然而，當我們進一步思考，並進而發現把自己與聯合國相提並論時，我們便不禁啞然失笑。個體與集團各自有其很大的特殊性，莽撞的類比，往往是荒謬而毫無意義的。當我們正在探索日常生活中的為人處事時，卻一再顧慮聯合國這一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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