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覆亡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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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644年3 月19日上午，北京城德勝門外，熙熙攘攘的百官民眾簟食壺漿，夾道歡迎一支浩浩蕩蕩的義軍進城。走在隊伍前麵的一位騎著高大的烏龍駒，身著藍布箭衣，頭戴白色氈笠。意氣風發，英武絕倫。他，就是出身驛卒的農民起義軍將領、推翻明朝、建立大順政權的闖王李自成。這一天陽光晴和，鳥鳴鶯啼。與之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在紫禁城後的煤山一角陰鬱的樹林中，明朝末代皇帝、崇禎帝朱由檢愁容慘淡，一會兒仰天長歎，淚流滿麵;一會兒拊膺頓足，以頭觸地。當第二天人們找到他時，看到的是一具僵硬而冰冷的屍體。他已經不知何時在一棵歪脖子樹上自縊身亡了。至此，曾經輝煌一時的大明王朝，在享國270年之後，由於統治集團內部矛盾的積重難返，在如暴風驟雨般農民起義的沉重打擊下，壽終正寢了。
明初盛世
明王朝的建立者是朱元璋，他是繼漢高祖劉邦之後中國曆史上第二位平民出身的皇帝。
朱元璋，1328年出生在淮北一個貧苦的農民家裏，從小為地主放牛牧羊，生活困苦。17歲時，家鄉發生旱災、蝗災和瘟疫，他的父親、長兄、侄兒和母親先後去世，他隻好到附近的於皇寺裏當小行童。不久，寺院因災荒缺糧而關閉，朱元璋隻好帶上一個木魚和一隻瓦 ，外出遊方化緣。後終因走投無路，到濠州投奔到農民義軍郭子興的隊伍。由於他刻苦學習武藝，有勇有謀，顯示出很高的軍事才能，深得郭子興的讚賞，遂把養女嫁給他為妻。郭子興去世後，他逐步掌握了軍隊大權，並一步步成為最高統帥。在群雄逐鹿的元末，深謀遠慮的朱元璋逐步削除群雄，於1368年建立大明王朝。
出身貧寒的太祖朱元璋非常珍惜來之不易的江山，他精心治理大明帝國，期盼朱家王朝能夠萬世長存。他改革軍政製度，集行政、軍事、司法、監察等大權於一身，每天天不亮就起床處理政務，接見大臣，批閱奏章，一直忙到深夜。他兢兢業業，一心想著如何鞏固統治。
每日黃昏，他便令專人在道路上敲打木鐸，高聲叫喊：“和睦鄉裏，教訓子孫，各安生理，毋作非為!”五更時，又派專人在城門譙樓上吹起畫角，高聲唱道： “創業難，守成又難，難也難!”朱元璋嚴厲整肅吏治，認為：“吏治之弊，莫過於貪墨”。為此，他下令：“凡是官吏貪汙的，都要治罪，不容寬貸!”官吏貪贓枉法者，一概發配到邊地充軍。官吏貪汙獲贓60兩以上者，處以梟首示眾、剝皮實草之刑。各府州縣衙門左首的土地廟，就是剝皮的刑場，叫皮場廟。貪官在此砍下頭顱，掛到旗竿上示眾。再剝下人皮，塞上稻草，擺到衙門公座旁邊，以警告繼任的官員。朱元璋還借胡惟庸案、藍玉案、郭桓案和空印案等，大興黨獄，除掉一批結黨營私、貪汙受賄的官員們。由於采取了這些有力措施，吏治腐敗的現象逐漸得到扭轉，“一時守法畏法”，“吏治煥然丕變矣”。
朱元璋下決心推行“休養生息”的政策，大力恢複和發展生產。他說：“天下初定，百姓財力俱困，譬猶初飛的小鳥，不可拔其羽;新植之木，不可搖其根，要在安養生息之。” 朱元璋下令，凡是戰爭中拋荒的田地，被他人耕墾成熟的就成為耕墾者的產業，如果原來的田主回來，由官府另外撥給同等數量的荒地作為補償。他大力推行屯田，注意水利建設，全國墾田麵積大幅度增加。開國僅僅24年(1392年)，全國耕地麵積達到850餘萬頃，比北宋耕地數字最高的1021年(開禧五年)的 524餘萬頃增加了300餘萬頃;政府的稅糧收入達32799800石，比元朝的稅糧收入增加了近兩倍;全國人口共有10652870 戶，60545812人，比《元史》所載元世祖1291年(至元八年)全國最高的人口數字，增加了195萬戶，700萬人。洪武中期，有一首流傳於江西的民謠，描述當時經濟發達、社會安定的景象：“山市晴，山鳥鳴，商旅行，農夫耕，老瓦盆中冽酒盈，呼囂隳突不聞聲”。
朱元璋之後，雄才偉略的明成祖朱棣發動“靖難之役”，從侄子建文帝朱允 手裏奪得帝位，成為明帝國最有開拓性的帝王。他上台以後，勵精圖治，開拓進取。他建立內閣，肅清吏治;他鼓勵墾田養植，發展經濟;他治理惠通河，遷都北京;他經營邊疆，派鄭和下西洋。鄭和下西洋以後，僅永樂年間共有60多個國家的國王或使臣200餘次訪問中國。中國沿海居民前往南洋的人數也日益增多，不少人僑居海外，對南洋的開發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鄭和下西洋，擴大了中國同亞非各國的和平交往，發展了與這些國家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交流，明朝也成為當時世界上非常富庶文明的國家。
明成祖為建立長治久安的統治，積極開展對敵對的蒙古族政權的打擊。他六掃虜庭，五次親征，然終未能如願，於1424年(永樂二十二年)病死在北征途中。太子朱高熾繼位，是為仁宗，年號洪熙。十個月後，仁宗去世，太子朱瞻基繼位，改元宣德。仁、宣二帝共在位12年，他們對明太祖奠定、明成祖加以拓展的基業采取守成之策，實行休養生息政策。
采取蠲免賦役、恤貧賑災、墾荒屯田、興修水利等措施，推動了社會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和繁榮。明初70年，國勢臻於全盛，在亞洲乃至世界上都具有重大的影響。這是繼西漢文景、漢武之治和唐代貞觀、開元之治之後的又一個盛世。史稱“明有仁宣，猶周有成、康，漢有文、景，庶幾三代之風焉”，堪稱盛世。
萬曆衰敗
然而，明成祖好大喜功，在位期間，不斷興師動眾，大興土木。他治理吳淞江、運河和黃河，營造長陵、北京城和武當山宮觀，攻打蒙古和安南，並屢次派鄭和下西洋，耗費驚人。仁、宣繼位後，政策趨於內斂保守，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完全停止下西洋的活動，中斷與西洋各地的聯係，中國的帆船從此絕跡於印度洋和阿拉伯海，從而退出正在醞釀形成中的世界市場;在邊疆，采取收縮政策，無原則地息事休兵，不僅罷兵安南，而且在北方對蒙古奉行單純防禦的策略，屢棄軍事重鎮;重用宦官，為明中後期的宦官專權埋下了隱患。此外，仁、宣慎用刑罰，客觀上對外戚、權貴和官僚的貪殘不法起到保護和縱容的作用。
宗室、勳戚、官僚恃勢弄權、兼並土地，以致百姓破產流亡。到明宣宗去世、年僅九歲的明英宗繼位時，明帝國的統治危機已潛滋暗長，時隱時現。1442年(正統七年)，宦官王振專權，標誌著明朝的曆史開始由前期轉入中期。各種社會矛盾便急劇惡化，相繼爆發了葉宗留、鄧茂七領導的農民起義和瓦剌入侵的“土木之變”，明前期的太平和繁榮出現了不和諧的因素。
自王振專權始到萬曆九年(1581年)張居正去世，通常被認為是明代的中期。明代這一百多年曆史的基本特征是：大部分時間內帝王失去了勤政進取的作風，宦官擅權，高層官員爭權奪利，普通官員追求浮華的生活，政治日趨腐敗。在商品貨幣經濟不斷發展的刺激下，明前期所創製的許多社會製度已經無法適應新的社會形勢，社會矛盾和民族矛盾也日益突出。為了緩和社會矛盾、鞏固明王朝的統治，從嘉靖年間開始，許多官員先後提議多項經濟和政治改革。到萬曆初年，張居正改革則把這場革新運動推向OK。然而，由於統治階層內部複雜的權力鬥爭，以及皇權運行的專製與獨裁，改革觸動了一大批當權者的既得利益，也損害了廣大中小地主階層和農民的現實利益。張居正死後不久，即受到抄家懲處，明帝國的改革氣象隨之蕩然無存。 神宗萬曆皇帝朱翊鈞十歲登基，在首輔張居正和母親慈聖皇太後的輔佐下，初期尚能勤於政事，愛惜民力，節製有度，是一位“好皇帝”。但親政後卻過著驕奢淫逸的生活，他沉溺於酒色，以酗酒而聞名。有官員說他“每夕必飲，每飲必醉，每醉必怒”。據說有一次他喝得酩酊大醉，竟然荒唐地割下了宮女的頭發，還差點將身邊兩名宦官打死。他本人並不以此為恥，還振振有辭地說，“誰人不飲酒?”活脫脫的酒鬼一個!朱翊鈞又是個好色之徒。
他寵愛鄭貴妃，與之朝夕相處，貪圖春宵一刻的快樂。他在後宮多行淫亂，弄來十個小太監，玩起“十俊”的同性淫亂的勾當。為滿足永無止境的淫欲，他迷戀飲鴆止渴的房中術。20多歲就搞得身心俱疲，常常動火熱症、頭暈目眩，這是他多年無法臨朝的原因之一。他長期怠政，勤於搜刮，加劇了明末官場的腐敗。官員奏疏多被“留中”，嚴重挫傷了官員參政、議政和行政的積極性。在職官員的考課升遷時停時行，不少官位長久空缺，助長了官場上的因循拖遝之風，為各級官員貪汙納賄、欺壓百姓洞開方便之門。明朝的政治環境日趨惡劣，社會矛盾加劇，農民起義、市民暴動、軍兵嘩變、民族矛盾尖銳等問題日顯突出。至末代皇帝崇禎上台時，明王朝的統治已處於風雨飄搖之中，所以，清朝人在修《明史》時，就發出了“明之亡，實亡於神宗”的感慨!
崇禎受命
明朝末代皇帝崇禎，名由檢，又稱思宗或莊烈帝。出生於萬曆三十八年(1610年)，是熹宗朱由校的異母兄弟，他的祖父是明神宗萬曆皇帝。朱由檢的童年不是很幸福，先是因為萬曆帝不喜歡他的父親，即後來的光宗朱常洛，遲遲不願意立儲、出閣教育。待其皇父即位後，又因為內廷權力爭鬥，即位僅僅一個月時間，便莫名其妙地一命嗚乎。光宗的兒子、也就是他的哥哥、16歲的由校倉促即位，即天啟皇帝。天啟年間，以太監魏忠賢為首的閹黨集團控製了明朝中樞大部分的文臣武將。他們廣結朋黨，打擊異己勢力，迫害東林黨人。為了廣樹淫威，他們強化特務機關，如錦衣衛和東廠等。舉國上下，政治腐敗、官員昏庸，賄賂公行，財政枯竭。各級官員不惜民力，以搜括為能事。加之這一時期天災不斷，農民起義的烽火已經燃遍黃河上下、大江南北，兵變接二連三，大明江山岌岌可危。天啟七年(1627年)八月22日，朱由檢的兄長熹宗朱由校因病死，因無子嗣可立，按兄終弟及的傳位祖製，作為熹宗惟一幸存的弟弟，他幸運地成為明朝第16代皇帝。此時的大明王朝像許多享國日久的王朝一樣，在腐敗、貪汙、賄賂公行以及流民起義的內憂和外部強大的壓力下勉強支撐著。可以說，自始至終，巨大的壓力沒有片刻離開過他的肩頭。
不可否認，崇禎是一位意欲有所為的皇帝。即位之初的崇禎皇帝也曾以中興為己任，力挽將傾之大廈。要解決這個問題，必須首先剪除長期把持朝政、氣焰囂張的魏忠賢集團。最初，朱由檢表麵上對魏忠賢及客氏優遇有加、一如前朝。魏忠賢也在試探新君，九月初，他請求辭去東廠職務、回家養病。朱由檢把他褒揚一番， “溫旨慰留”。但對地方官員請求為魏忠賢建生祠的奏疏，卻不置可否，既不責怪，也不批準。魏忠賢隻好主動上疏辭建生祠，朱由檢又把他表揚了一通，既保留了原來的生祠，但不再增建新的生祠，先把魏忠賢集團穩住。
朱由檢行動的第一步，是把先帝的奶娘、與魏忠賢沆瀣一氣的客氏非常客氣地“請”出皇宮，以剪除魏忠賢的權力後盾和政治幫手。接著，朱由檢更換了內廷前朝的宦官，把自己作藩王時的親信調入宮中，把內廷控製在自己手裏。這一舉措，向人們發出了魏忠賢即將失勢的信號。原來依附於魏忠賢的一些官員開始倒戈。曾為魏忠賢賣命的禦史楊維垣首先上疏彈劾魏忠賢的第一幫凶崔呈秀，措詞雖不激烈，也沒有涉及到魏忠賢，但卻是明末破天荒的第一遭，不免引起朝野的矚目，人們都在關注著年輕新君的態度。朱由檢沉著應對，既不批評楊維垣，也不對崔呈秀過分指責，隻是說“不得苛求”。這種態度顯然是在鼓勵官員們繼續對其進行彈劾。三天以後，楊維垣再次上書彈劾，說崔呈秀“貪淫橫肆”。崔呈秀一麵上疏辯解，一麵循例請求罷免。朱由檢先是讓他聽候處置，過幾天下令他回籍守製，以示懲罰。
幾天之後，朱由檢再以“罪狀明悉”為由，罷免了他的一切職務。
看見崔呈秀失勢，見風使舵的官員們便把矛頭直接指向魏忠賢。抨擊最為猛烈的是江蘇海鹽貢生錢嘉徵，他數列了魏忠賢的十大罪狀：並帝、蔑後、弄兵、無君、無聖、克剝藩封、濫爵、 民、掩邊功、通關節等。魏忠賢得知消息後找到朱由檢，他痛哭流涕，連呼冤枉。
朱由校讓內侍官給他誦讀錢嘉徵的奏章，魏忠賢聽得魂飛魄散，請求辭職養病，以圖保全自己的地位與財富。朱由檢批準了他的請求，命他回家“調養身體”。此後，朱由檢迅速調整宦官的職權，命令王體乾掌管東廠印、高時明掌管司禮監司，改調寧國公魏良卿為錦衣衛指揮使、安東侯魏良棟為指揮同知，控製了內廷局勢。在一切準備妥當之後，朱由檢發布告說，魏忠賢“逞私殖黨，盜弄國柄，擅作威福，難以枚舉”，將他貶謫到中都鳳陽祖陵管事香火，客氏貶至浣衣局。天啟七年11月6日，權傾朝野、不可一世的魏忠賢自縊在阜城的一家客店裏。這一天，離熹宗去世不足三個月的時間。崇禎元年，朱由檢下令磔忠賢屍於河間，斬崔呈秀於薊州，又斬客氏屍。
接著，朱由檢對依附魏忠賢集團的文武官員進行了大清洗，有的處死，有的下獄，有的罷官，有的削籍，有的降職等。魏忠賢閹黨集團被徹底鏟除，一時朝野整肅。
回天乏術
在鏟除魏忠賢閹黨勢力之後，崇禎帝采取了一係列重大措施，力圖重振朝綱，整飭邊防，實現明朝的中興。崇禎旰衣宵食，非常勤政。然而，由於明帝國積重難返，很多問題並非他本人所能左右，想有所為並不意味著就能有所為。再加上他本人麵對驚濤駭浪、內外交攻的窘境，急火攻心，犯了致命性錯誤，在治國的策略上出現了重大的決策失誤，導致最終敗亡。
他試圖嚴禁宦官幹預朝政，卻重蹈覆轍。天啟7年11月，崇禎帝下令罷除了各邊鎮太監。次年正月，再次下令“內臣俱入直，非受命不許出禁門”，以防內臣與廷臣結黨營私。
然而，瞬息萬變的時局，很快讓朱由檢改變了對宦官的態度。崇禎二年(1629年)11月，朱由檢派乾清宮太監王應朝監軍，12月派司禮監太監沈良佐等提督九門和皇城門、李鳳翔提督京營。崇禎六年四月，派司禮監太監張其鑒、郝純仁、高養性、韓汝貴、魏伯綬等監管糧倉。崇禎九年6月，命司禮監太監曹化淳參與司法監察，十二年，命司禮監太監崔琳參與兩浙地區的鹽課及各項賦役事務。到崇禎十四年八月，他甚至親臨太學，令司禮監太監王德化“率群臣習儀於太學”。宦官勢力除在崇禎即位之初短暫的受挫外，在崇禎朝一直受到重用，全麵參與明王朝的軍政事務。宦官行使監察之權幹預政事，在明代產生了極大的消極影響，激化了宦官與文官武將的矛盾，影響了各級官員行政的積極性。《明史》對此評價說：監軍的宦官們侵占軍餉，握有精兵，不是用來打仗，而是為自己作威作福。宦官貪生怕死，往往臨陣逃脫，諸位大臣恥與為伍。
他力圖在官員隊伍中樹立正氣、打擊朋黨，卻事與願違。崇禎二年，朱由檢為一大批受到迫害的仁人誌士平反昭雪，尤其是恢複東林黨的政治和社會地位，把他們比喻為屈原、嶽飛，鼓勵他們以大無畏的氣概與獻身精神為朱明王朝效力。但是，隨著宦官勢力再度崛起，再加上明後期黨爭已經成為一種病垢陋習，複雜的派係黨爭以新的麵目呈現出來。崇禎一朝，官員結黨營私，黨同伐異，日甚一日。朱由檢曾慨然長歎道：“諸臣但知黨同逐異，便己肥家。”他一邊破格用人，一邊濫殺將帥。明代選官取士，率重科舉，逐漸形成了“非科舉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內閣”的定製。但朱由檢認為，那些自幼飽讀科舉學業的進士縱有滿腹經綸，往往與現實需要脫離太遠。他不拘於考課升遷的定例，注重實際才幹。親自從地方官中考取錄用官吏，破格選拔一批治行卓著的知縣、推官進入翰林院。如崇禎二年，後金兵臨城下，翰林庶吉士劉之綸上疏直言禦敵之策，被任命為兵部侍郎。崇禎三年，僅僅職任教諭的宋一鶴，因率軍有方，先是被提升為兵部員外郎，再升為天津兵備僉事，又以平賊有功，升右僉都禦史，至巡撫湖廣。崇禎九年後，他更是打破用人製度，但凡有高談闊論或禦敵之材者，皆有可能被提升重用。如陳新甲，萬曆時舉人，崇禎中因戰功升右僉都禦史，巡撫宣府，出入邊關，後被提升至兵部右侍郎、宣大總督，直至兵部尚書。為了網羅更多的人才，朱由檢還準許宗室子弟應試授官，重申“保舉”之製。在軍事征戰戍守中普遍使用“劄委”之製，即允許高級官員因戰事或組織管理軍兵的需要，發放一些臨時的任命狀，代行管理之責，然後根據劄委官的表現，以決定是否提拔重用。但是，在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同時，朱由檢對文臣武將的要求又極為苛刻。他實行“錯一事則罷一官，丟一城則殺一將”的做法。不管文臣武將地位多麽顯赫，不論是否曾經立過多大的赫赫戰功，隻要出現差錯就立即處死。崇禎一朝，共誅殺總督7位、巡撫11人，包括三邊總督鄭崇儉、薊遼總督袁崇煥、南畿總督熊文燦和畏罪自殺的楊嗣昌等。
麵對貪風熾盛的腐敗現象，崇禎帝也曾痛下決心，整肅朝綱。崇禎元年7月，他要求六科給事中、十三道監察禦史等監察官們切實負起責任，認真糾察官員的貪汙腐敗行為。實際上，他確實又拿不出懲治貪汙的有效辦法，百官仍然肆無忌憚地貪汙納賄。李自成進北京時，農民軍實行追贓助餉的政策，動用嚴法酷刑，數以千萬計的銀兩從皇親國戚和貪官肥將的嘴裏吐了出來，亦可見明末官員貪汙數量之龐大。
崇禎帝反對空談，倡導經世濟民之學。他對科學技術——特別是對西方傳教士帶來的西方自然科學知識——產生過濃厚的興趣，認為西學可用以拯救時弊，強兵救國。因此，他不僅自己了解、學習，還鼓勵大臣們學習傳播。徐光啟、王徵、方以智等都是學習西學的佼佼者。崇禎帝對西方天主教也產生了濃厚的興趣，曾吸收一些傳教士為朝廷服務。這些舉措，雖然未能挽救明朝的危亡，卻也促進了明末科學技術與思想文化繁榮，算是辦了一件好事。
盡管作了不少努力，然而，由於大明帝國經過200多年的運行，政治腐敗、經濟衰微、軍事羸弱，已積重難返。加上崇禎帝急火攻心，性格缺陷，能力不足，無力回天。在農民義軍和滿清貴族的雙重打擊下，大明王朝就像汪洋中的一條船，行駛在黑風惡浪的航道上，隻能漸漸沉淪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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