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盛世：李世民如何將大唐變成世界中心
唐太宗是中國曆史上最著名的皇帝之一，取得的業績和其他皇帝對比一點也不遜色，可以稱得上是“千古一帝”，“千古一帝”這個詞也會用在秦始皇、漢武帝身上。在唐太宗李世民統治中國的時候，大概有三個成果是至今我們仍會感到自豪的。因為那是在封建帝製時代，在那個技術條件下取得的成就，是中國民族文化的結晶，是後人繼承、學習的典範。值得我們回憶、研究、認真學習的大概有三個方麵：
第一，在唐太宗統治時期，君臣關係特別好。
唐太宗和魏徵等著名大臣的關係非常好，唐太宗有一個叫“納諫”的習慣，也可以說是製度規定或經常性的行為，使他和大臣之間保持非常良好的關係，這種良好的君臣關係在以前和以後的曆史時代很少能夠看到。因為我們通過讀物、正規的史料記載或者電視電影更多看到的是君臣、大臣之間經常勾心鬥角、爾虞我詐，上麵是勾心鬥角，下麵是爾虞我詐，為一己之私置民族大義於不顧。我們習慣用這種觀點看整個曆史和所有政治，認為中國曆史從來就是一片黑暗。唐太宗時代不是這樣，君臣關係良好，彼此之間如同親人，1300年之後，我們重新看這段曆史仍會受到感動。
第二，在唐太宗統治時期，社會關係很和諧。
我們經常講的社會關係其實就是階級關係，即統治集團如何對待社會的弱勢群體、勞苦大眾。社會關係是否健康，是否美好，主要的表現方麵，是看那些最普通的勞苦大眾的生活怎樣、在國家的地位怎樣以及統治集團在製定政策時是否注意到勞苦大眾。
我們不能不動容的是，唐太宗時期，最高的統治集團從唐太宗本人開始，很注意老百姓的生活，很注意他的政策是否能得到百姓的擁護。在碰到問題時主要從自身尋找原因，而不是把責任歸到百姓身上。比如事情做錯了，不會把責任歸於百姓，而是先從自身尋找原因。唐太宗曾和大臣討論一個問題：現在社會治安很差、犯罪的人很多，如何控製犯罪呢？這是朝廷要考慮的問題，有人提出大亂之後人心不古，應當施行嚴刑峻法，用殘酷的法律實施最殘酷的打擊，老百姓不敢犯罪，就完成了“去賊”的任務。唐太宗不同意，他說：“應當分析為什麽百姓會犯罪。凡是人，不管是大人物還是小人物，所有的人都有廉恥之心，為什麽他們不要廉恥去犯罪？一定是生活無著，被生活所迫。老百姓的生活為何會成為這樣？一定是政府工作做不好，國家要求的太多，盤剝太多。嚴刑峻法是治標不治本，最根本要從朝廷找原因，應當減輕對百姓的要求，減輕百姓的負擔。如果所有的百姓都安居樂業，就不會有人去犯罪。應當從我開始做，我的要求就要降低減少，國家也要降低減少要求，輕徭薄賦。”想一想，到今天我們對待犯罪這樣的社會問題，是不是都這麽看待的？1300年之後，我們是否達到唐太宗的水準？唐太宗知道國家是個係統，各種因素互相影響，如果考慮到百姓的切身利益，政策在那樣的生產力狀況下，在那樣的技術條件下，也能達到比較完美的狀態。貞觀四年的時候，全國人口不到300萬戶，也就隻有200多萬戶，全國犯死刑的不過幾十人，史書評價說那時候刑法快用不到了，因為犯罪率很低。在貞觀時代即使是犯罪的人，信守諾言的素質也是很高的。貞觀六年時有300多死囚，皇帝和大臣入秋最後一次看望死刑犯，是審判的最後一道程序。前麵所有的大臣判完之後，皇帝要親自過一遍。如果一個死刑犯在皇帝麵前喊冤，這個案子必須從頭再審，為的是防止法官判案不公。貞觀六年的時候唐太宗到大理寺“入秋”，300多死刑犯沒有一個人喊冤，大家都認為自己的案子法官的審判是公平的，自己沒有受到不公平的待遇。皇帝覺得大理寺的法官很稱職，在判案時能夠秉公執法，皇帝很欣慰。於是皇帝和300多死刑犯有一個生死之約：給這些死刑犯放一年假，明年秋天再到監獄報到。每個死刑犯都在生命的最後一刻得到了將近一年的假期，這也就是我們現在常問的一個問題：如果你的生命還有一年，你將怎麽樣度過？唐太宗時代是300多死囚來回答的問題。第二年秋收過後，300多死囚全部到監獄報到。所有人都知道案子已經審判完畢就等待執行了，這一年就是生命的延續。如果逃跑有可能獲得更長時間的延續，可是這些死刑犯沒有用這樣屈辱的方式來延長自己的生命。所有的人說話都是算數的，既然在皇帝麵前立下保證，即使生命不再延續，也要回到監獄報到，所以300多死刑犯按時回到監獄，唐太宗下令這300多死刑犯全部免予刑事處分，釋放回家。有些人不能理解，甚至不想理解，有些人說這一定是在做秀，因為我們今天看到太多做秀的場麵，但唐太宗的這個“做秀”其實是很難的，300多死囚分布在全國各地，那時不能用電視跟蹤錄像，也沒有幹警跟蹤，我們應該相信這300多死囚是生命的最後覺悟，在最後一刻覺悟到生命的價值，知道信守諾言比生命本身更重要。這樣的事也隻有發生在那個年代，後來可能真的很難發生了。除了考慮到犯罪人員自己的覺悟以外，更主要的應當是皇帝，他一定是認識到生命的價值，一定是覺得那道題很重要，即生命延長一年怎麽做。這些死刑犯在最後一年體會到生命的價值，以皇帝為首的最高統治階級讓他們體會到生命是什麽價值、生命應當如何珍視、這一年應當怎麽辦。沒有最高當局這道題目的布置，300多死囚可能到最後也不能明白生命的價值何在。信守諾言表現了生命的最高價值，和唐朝統治者一開始在政策理念上就能注意到百姓是有關係的。
根據史料記載，貞觀元年的時候在山東青州的一個地方發生了一次政治事變，有人想謀反。地方官員接到中央指示去抓人，抓了兩千多人，朝廷派法官崔仁師到地方去審判這個案子。崔仁師到青州下車後先給犯人鬆枷，然後讓犯人洗澡、吃飯。經訊問，知道兩千多人中多數人是冤枉的，他把能夠放的人全放了，最後剩下十個人。這十個人確實是想謀反。案子結了以後，崔仁師回到中央報到，大理寺的官員為崔仁師捏了一把汗，他們認為人都有一個本質的弱點，就是貪生怕死，剩下的十個人肯定會咬崔仁師一口，說他們也是無辜的，為何沒有放走。崔仁師說：“作為法官，判案是要依法判案，我要用法律的準繩。我不能在判案的時候首先想到自己在這個案子中的利害得失，這不是一個法官應有的行為。我隻是看他是否有這件事，是否符合法律的衡量標準。如果我判錯了是有可能的，我判錯了我願意承擔責任，如果為那兩千多人失去我自己的性命，我認為也值。”皇帝派另外一個人核查，核查的結果是那十個人沒有人說崔仁師判案不公，皇帝很欣慰很感歎。魏徵說在隋煬帝的時候也發生過一個刑事案件，是一個強盜案件，有人攔路搶劫。皇帝聽說案子發生後很生氣，傳令要堅決打擊。派去的人對被抓的人拳打腳踢、嚴刑拷打，抓了兩千多人。案子報給皇帝，皇帝下令同日處斬。朝廷的一個法官覺得這件事非常蹊蹺，覺得這件事很懸，於是暗中調查，結果大吃一驚，兩千多人中絕大多數和案子根本一點關係都沒有，事發當天還有幾個人在另外的監獄裏關著，但從那個監獄剛放出來就被抓進這個監獄打，沒有辦法隻有招認有罪。其實隻有三個人是真正攔路搶劫的，可是隋朝是如何定這個案件的呢？官員沒有人敢反駁，即使了解案情的這個法官也不敢匯報，上上下下所有官員就看著這兩千多人同日處斬。這就是隋朝為何會那麽快滅亡的原因。貞觀時代為何叫“貞觀之治”？崔仁師這樣的法官可以對法律對仁義負責，隋朝沒有人敢負責，兩千多人同日處斬，就是兩千多冤魂啊。朝廷把無罪的人當成有罪的人殺了，他們的親人子孫如何不參加推翻隋朝的暴動？同樣相似的案件，在唐朝是如何做的？相關的人會感激朝廷，相似的事情在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命運，貞觀時代的百姓一定會感謝朝廷，隋朝的百姓一定會仇視朝廷。隋朝很快就滅亡了，因為培養了太多的掘墓人，培養得越多越快，自己完蛋得就越快，這是曆史的規律。貞觀時代的人會感激生存在這個時代是非常幸運的，朝廷知道自己的命運和百姓是息息相關的。“水能載舟，亦能覆舟”，首先是荀子講的，孟子也講過類似的話，也是貞觀之治的名言。在百姓、國家和國家的統治者之間，百姓是最重要的，國家、國家利益是其次的，最後才是統治者的利益。千百年來我們習慣的做法、認識正好相反，我們認為統治集團是最重要的，然後是國家，最後是百姓。不考慮百姓的利益，社會能夠和諧嗎？我們現在致力於建設和諧社會，關鍵是如何對待弱勢群體、如何對待老百姓。如果對他們照顧不夠，問題就多發，改變不了根本性的問題。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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