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學良傳--謝謝少帥
張作霖作為奉張政權的開創者，盡管他是比較走運的，可以說是青雲直上，迅速的登上了東北王的寶座，但他畢竟也是曆盡艱險、費盡心機，才有了這份家當的。也許正是他深感世事多變，創業艱難、並自知才疏學淺難孚眾望吧，所以平時重視招攬人才，注重聽取謀士意見。他對兒女的學業也是極為關注的。尤其對張學良，更特地請省城有名的舉人，名儒作他的塾師，也正如王益知所說的：“張學良七、八歲時開始讀書，延台安舉人崔駿聲作開蒙師，續請海誠老儒楊景鎮(雨辰)及白永貞、金梁諸人講授五經四書。學良穎悟異常，多所記誦……還有金梁(息候)亦曾教過張學良。據其所寫資料，‘張學良十二、三歲即從我學文，能作千言，下筆頗快’，又說，‘漢卿英敏過人，尤嗜文藝，銳氣革新，餘唱印文溯閣四庫全書，共續輯書目，修奉天通誌，設故宮博物館，複興翠升書院，皆次第舉行’。所說多是張學良掌握東北政權以後事。如翠升書院曾聘王晉卿、吳摯甫諸名家主講，沈陽故宮博物館長由金先生擔任。惟影印文溯閣四庫全書(沈陽原有四庫全書一部藏於故宮文溯閣故名)，徒托空言，未能實現。”①無疑地，這些名師的教導，使張學良打下了比較紮實的國學基礎。後來在囚係中他遍覽古籍，尤愛研讀明史，有時還寫點古典詩詞，想來與他早年的舊文學功底不無關係吧?
然而，當他步入社會，開始了他那走南闖北的軍旅生涯時，他卻更注重實際了，有人向他宣傳三民主義、五權憲法，他不愛聽;什麽忠孝仁愛、信義和平之類的說教，他也覺得頗似空談。他常說：“天下是馬上打來的，主義有什麽用?”還說：“人家有人家的一套，我們也有我們的一套，主義不主義，不相幹，各照各的幹。”
莫非他真的是主張閉關自守、拒絕接受一切新事物嗎?那倒也不是，對於國內外的新的科學理論和技術，對於外文(他有較好的外語基礎，尤長於英語，據說西安事變時，他與宋美齡、端納談話時，就常常講英語;後來在幽禁中，他還訂了英文的《字林西報》。)的學習，他卻是很努力的。而這個基礎，正是在青少年時代打下的。就說學英語吧，他就起步早，“初由奉天交涉署英文科長徐啟東擔任教師。王正廷之妹亦教過一個時期。至於重點學習英文，是在沈陽基督教青年會。”②當時，張學良曾任沈陽基督教青年會董事，會中有專設的英文夜校，所有課程全由外籍幹事親自講解。後來，赴美國留學歸來的閻寶航，作了青年會的總幹事，“他每天教張兩小時英語，旁及國際情況，西方風俗習慣，使張之常識有所增益，對於教會有所理解，終於受了基督教的洗禮，是不無影響的。”③這也就是說，他那時積極參加基督教青年會，主要並不是為了信教，而是為了學習西方，學習外語和一些新的科學知識。及至隨後子繼父業，成為東北地區的最高軍政長官時，在他身邊工作的顧問秘書，亦仍有不少知識淵博的專家學者，都使他受益匪淺。這也正如他自己所說的：他受西方教師與朋友的影響超過本國師友。但是，也不能不看到，由於他自幼生長在一個軍閥家庭裏，一些源遠流長的封建的倫理道德和愚忠愚孝的思想，對他也有較深的影響。這從奉係乃至東北軍中一些將領的作風，以及張學良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盡管被利用、受排斥、遭冷落，而他總還是委曲求全來看，都表明他存在著一定的封建正統觀念。盡管張學良後來為停止內戰，聯共抗日，以及促進第二次國共合作方麵曾作出了很大的貢獻，成為千古功臣，但卻也仍有他的曆史的局限性。
當然，我們也還要看到，張學良在思想上、政治上的某些不足，在大多數情況下不是主流，近代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和民族主義的反帝愛國思想在他思想上仍占主導地位。而之所以如此，又實與當時的時代、社會曆史環境、與他耳聞目睹帝國主義的蠻橫無禮，與嚴重的民族危機有密切關係。
那時，年輕的張學良不僅參加了基督教青年會，不僅學業大有長進，而且在參加社會公益活動方麵，也是個活躍分子。有一次青年會為賑濟河北水災舉行義賣，人稱大公子的張學良，也積極為救濟災民而奔波。“他著紫色衣裳，在會場往來穿梭般活躍，手拿大把物品，逢人勸購，高呼‘密斯特’，賣得最多。”④那時青年會常邀請各地名流來此講演，這也對他啟發很大，他說：“幼時對國家異常悲觀，以為中國將從此任列強之割宰，無複望矣。及十四年前於遼寧青年會聆貴校(按：此係張學良1930年在天津對南開大學學生的一次講演，見1930年12月11日天津《大公報》)校長張伯苓先生《中國之希望》之講演，中有‘中國之希望不在任何黨派，亦不在任何官吏，而在每一個中國人之奮發圖強，努力救國’雲雲。予聞此大悟悲觀之非當，乃立誓本個人之良心，盡個人之能力，努力以救中國。餘之有今日，張先生一言之力也。”
張學良公忠體國，銳意進取，早年就致力於國家的統一富強，很有些奮發圖強的精神，所以進步較快。1919年，他入東北講武堂炮兵科訓練，1920年畢業，即當了乃父的上校衛隊旅長，不久，又升為東北第三混成旅旅長，授少將軍銜，與郭鬆齡領導的第八旅混成一起，統稱為“三·八”旅，是奉軍中的佼佼者。又過了一段時間他由於戰功卓著，被晉升為中將，成為獨擋一麵的第三軍團軍團長。
張學良躋身軍閥行列，舉足輕重，照說他會離人民越來越遠，發展下去，甚至也會象其父那樣，成為割據一方的大軍閥的。然而曆史的辯證法，往往是不以人們的意誌為轉移的，他非但沒有被“溶”過去，反而走向了它的反麵。早在1921年的赴日本觀秋操中，他就表現了強烈的禦侮自強的精神。那時，麵對日本人的傲慢無理的挑釁行徑(他們故意讓他參觀甲午戰爭時日本從中國奪去的所謂‘戰利品’)張學良義正詞嚴地正告對方：勝敗乃兵家常事，今天的中國已不是甲午之戰時之中國了，並明確表示：“你們日本人能做到的，我們中國也能做到，你們日本人不能做到的，我們中國也能做到，請君等拭目以待。”話雖如此，他仍不能不為中國的前途擔憂，並常為此向父親涕泣陳詞，力主停止內戰，一致對外。他曾沉痛地說過：“餘自十九歲參加內戰，不論勝敗如何，無不感到痛苦，因所到之處，都看到民眾所受戰爭之苦，將士死於無意義之鬥爭，若為維護國權而犧牲，則何等光榮。”
在他寫給在日本留學的胞弟張學銘的信中更慨然坦露心跡說：“我們要為中華民族造福，不是為個人謀榮華富貴也。”還說：“一念同是同種，互相慘殺，心中又怏怏焉，如有對外征戰，則兄馬革裹屍，死無恨也。”所以他表示自己“不爭權奪利”，“絕不願成為軍閥”。1925年5月在上海發生的“五卅”慘案，使張學良深為痛惜，當即以自己工薪二千元相捐助，撫恤滬上此次死傷的學生，在致全國學生會電文中說：“痛我莘莘學子，竟被摧殘;莽莽神州，人道何在;積弱之國，現象如斯;凡我國人，宜知奮勉。”並親率奉軍教導隊5000人奔赴上海，保護居民，維持秩序，慰問傷員。他鄭重表示：“至帶兵一層，因在津聞悉滬案發生後，外人尚紛紛征調海軍陸戰隊登岸，保護治安，既在我國領土，鄙人亦不得不帶兵來滬，保護華人生命財產。”在帝國主義的武裝幹涉麵前，表現了一個愛國將領的英雄氣概和可貴的民族氣節。
但我們也必須看到，盡管張學良從一開始就同父親走著一條不同的道路，反帝愛國的思想表現得較為明顯，但要說這是輕而易舉、或方向已經十分明確，那也不是實情。這正如張德良教授在論述張學良愛國主義思想時所說的：“反帝愛國、愛民思想，反軍閥、反內戰思想是產生了，然而付諸行動，由於種種原因和條件，必然是步履維艱，迂回曲折，而不可能徑情直遂，一往無前。例如他是兩次直奉軍閥混戰的實際參加者和指揮者，對‘五卅’愛國反帝運動主張‘衛國保民和平處事’，認為罷市罷工‘徒受自己損失，希先複業，靜候交涉。’甚至發出布告，言及‘如有假借團體名義，破壞秩序，危害外人生命財產，為大局之障礙，招鄰國之責言者，本軍長為維持治安計，不得不執法以繩’。然而這一切都是張學良沿著辯證法道路前進中不可避免的現象。”⑤
筆者讚同這個客觀的分析。並認為這是容易理解的。既然一般人的進步與提高，也不會在一個早上就能實現，那末，對於象張學良這樣在舊軍閥營壘裏走出來的人，思想的轉變，就會更為艱難。但有一點也是明顯的，這便是達官顯貴們的消極沒落思想對他雖然也有影響，但他卻並不消極，更不陶醉，而始終是兢兢業業的。他有理想，有抱負，顧大局，識大體，不僅對自身的修養、學習刻苦努力，對部隊的訓練和體育，也是非常重視的。對於那些軍事訓練好，而又勇敢善戰的部下，他特別喜愛，總是給以嘉獎，委以重任;而對於那些平時不重視軍訓、不重視軍容、軍紀的人，就不喜歡，總是給以善意的批評。曾經當過張學良的裁縫、跟隨他多年的趙新華，談過一樁關於張學良決心馴服烈馬，鼓勵他試騎性子特別暴烈的“蓋西北”的往事，講得有聲有色，扣人心弦，他回憶說：
“一九二八年，經我兄弟趙國棟介紹，我到東北軍兵工廠庶務處製服部當裁縫。張學良將軍到兵工廠視察，我見到了他。後來一個偶然的機會，才有幸結識了張學良將軍……因我曾給少帥改過衣服，少帥挺滿意，讓我留在公館內做衣服。但由於當時公館內沒有裁縫的編製，就把我安排到馬匹管理所當個掛名上士，從此，我就進了張公館，當了張學良將軍的裁縫。
“一九三六年秋，寧夏軍閥馬鴻逵送給張學良將軍一匹好馬。這匹馬是菊花青色，四尺多高，五、六歲口。據張學良將軍說，馬鴻逵送馬時，說這匹馬很不得了，兩頭見日頭，中午喂一次，一天能跑八百裏。在西北五省獨一無二，因此人稱‘蓋西北’。
“張學良將軍得到這匹馬以後，就想找人試一試究竟。寫通知下去好一陣子，卻無人敢試，張學良為這事十分著急。
“沒人敢報名的原因主要有兩條：一是對‘蓋西北’不了解，一聽日行八百都發怵。第二條是對馬鴻逵這個人不了解，都聽說他很狡猾，不知道他葫蘆裏賣的什麽藥。
“一天，劉海山(張學良的副官)告訴我說：‘張副司令找你。’我也就沒加思索地去了。見到張學良將軍以後，他開門見山地說：‘趙新華，你敢不敢騎“蓋西北”?’我一聽這話，倒吸了一口涼氣’心想，這樣的馬我可沒有騎過。可是今天少帥提出來了，我說不敢騎，不是傷了少帥的心嗎?想到這，我就說：‘敢是敢，就是沒有太大的把握。’張學良聽了很高興，就說：‘那好，那你就試試，騎不好也沒關係，總不能老沒人騎呀!’他看了看日曆又說：‘今天是星期五，你做準備，下星期一試馬。’並讓副官通知東北軍軍師長和楊主任(楊虎城)邵主席(省政府主席邵力子)參加。
“事後我才知道，張學良讓我試騎‘蓋西北’，是劉海山推薦的。”⑥
劉海山為啥推薦他呢?這是因為他知道趙的馬術較高。曾製服了不少烈馬，從來沒摔下來過。
趙新華說：“試騎那天，我一早吃完飯，坐車來到了西安北門外的教場壩。這時候，教場壩已經裝飾一新，臨時搭起了布篷，做看台。篷內擺著桌椅茶點。過了一會，東北軍的軍師長們都趕到了，張學良將軍，邵力子省長，楊虎城將軍也先後到來。
“張學良將軍一到就問：‘趙新華來了沒有?’副官們都說：‘來了，來了’。這時‘蓋西北’已被馬匹管理所的人牽來了，鞍子已經備好。我過去一試，覺得蹬皮有點短，就對少帥說了。張學良將軍馬上打發人坐他的汽車回去，把我常用的鞍子取來了。
“一切都準備好以後，張學良將軍就讓我上馬，我心裏有點發怵，就說：‘請長官們先上馬吧，我後攆。’
“‘蓋西北’一看別的馬跑了，就有點急躁，前蹄直刨地，挺胸抬頭，霍兒霍兒亂叫。馬匹管理所的兩個人緊忙幫著，一個人為我拉馬，一個人為我拽蹬。我一手抓住韁繩，一手抓住馬鬃，左腳認上蹬，便飛身上馬。誰知道這一瞬間，那馬就躥出去了，我一屁股坐到了鞍座後頭。我一看不好，連忙抓住鞍橋了，一挺身才騎到了鞍座上。隨著，右腳也伸到了馬蹬裏。這時，心裏才剛剛有了一點底。這馬跑起來，兩隻前蹄都超過了耳朵稍，真象飛一樣，耳邊風呼呼直響，把我的帽子都刮掉了。隻是一會的功夫，就把軍師長們一個一個地甩到了後邊……下馬後一打聽，才知道這個鎮子叫草灘鎮，離西安城八十裏地。
“過了好長時間，那些軍師長們和少帥他們才陸續趕到。大夥看我平安無事，都說我騎術好。張學良將軍也稱讚了幾句。……”⑦
講實效，敢碰硬，不示弱，張學良的這種性格一如乃父;同時，由此事也可看出，他雖然少年得誌，卻並不自傲，而是待人誠懇，平易近人，不擺官架子。“在東北講武堂學習時，郭鬆齡當過他的教官，每次郭鬆齡旅長到‘總辦’來，張學良總是親切地稱呼他郭老師，問長問短，虛心請教，並且一塊前往北大營視察部隊。張學良還經常到工廠車間參觀，主動和工人們打招呼，了解工人的工作和生活情況，有時同飛行員掰腕子，談笑風生。”⑧所以他的部下都喜歡同他接近。皇姑屯事件後，他繼任東三省保安總司令，成為東北軍的主帥，仍保持這種平等待人，關心、愛護部下的作風，據原東北軍少將行政處長盧廣績回憶，當年他曾當麵提出少帥缺乏老帥對待部下那種威嚴時，張學良不以為然地說：“當年老帥部下多為武人，文化不高，對老帥有盲目崇拜心理。所以老帥對他們有失當之處，他們也不介意。今天不同了，你們都是知識分子，出身、教育都與老帥部下不同。你們都有自己的主張和見解，有自尊心，我現在對你們也象老帥那樣，你們受得了嗎?如受不了，又怎樣精誠合作、共圖大業?”
“他(少帥)又舉例說：‘有一次吳督辦(黑龍江督辦吳俊陞)來給老帥拜年。他磕過頭，對我們這些晚輩說：‘過年了，給你們每人一千元押歲錢。’說著就給我們掏錢。這時，在一旁的老帥看見，把臉一沉，生氣地說道：‘扯他媽拉巴子這個幹什麽?有這個精神頭，把黑龍江的事情好好辦辦，就比什麽都強了!’吳督辦聽後，立即給老帥磕頭。忙說：‘大帥別生氣，我一定照大帥的話去辦。’說完乖乖地退了出去。老帥的舉動，使我們在場的人都覺得下不了台，可在那時就能行得通。現在對你們也采取這種態度，大家想想，會引起什麽後果。”
張學良為人正直，性情豪爽，有正義感，也很精明。他不僅處處關心，體貼部下，也非常愛惜人才，任人唯賢。對部下一慣開誠相見，用而不疑，放心信任，而不管你是從那裏來的。他不搞拉夥結幫、勾心鬥角，疑神疑鬼、小雞肚腸那一套，而是虛心納諫，廣開言路，比較講究民主。所以在那時，他確也團結了一批政治、軍事人才和有識之士。盧廣績談到，有一次張學良曾感慨係之地對他說：“‘中國之所以落後，屢遭外國侵略，不重視知識和人才，是重要的一個方麵。’還說‘前些天在武漢抓到一個共產黨員叫潘冬舟，這個人通六國語言，很有才華。這樣的人，中國還極少。如果用其所長，一定能為國家做出很大的貢獻。可是，就因為他是共產黨員，信仰馬克思、列寧主義，就非殺不可，甚至連我出麵保了幾次，都遭到(蔣介石)拒絕，最後還是被殺害了。’言下不勝惋惜。”⑨
潘冬舟，亦名玉華、文鬱、問友，他是“共產黨員。一九二八年被捕自首後，翻譯《資本論》，第一章第一節曾單獨出版。以後，中共北方局軍委派人推動他為黨工作，並且通過黎天才推薦給張學良，作情報工作並爭取張學良。潘有才華，受到張學良器重，任他的秘書。一九三四年中共順直省委被破壞，叛徒供出了潘文鬱(也有人說是因他泄密被發現)，蔣介石向張學良指名要潘(張為潘開脫，遭蔣申斥——引者)。張學良讓蔣孝先派人來監督，一九三五年在武漢槍決了潘文鬱。同時，按潘的要求，把他夫人和兩個孩子送回湖南原籍。張厚贈了遺孤。”⑩
其實，張學良愛惜人才，豈止是潘冬舟，他與愛國將領王以哲的結識也是耐人尋味的。
原來，一八九六年出生於吉林省賓縣(現屬於黑龍江)的王以哲，是從保定軍官學校第八期步兵科以優等成績畢業後回到東北的，打算加入東北軍。可是因他在沈陽舉目無親，跑了多天，卻毫無結果，於是，他采取了向張學良寫自薦信的辦法，以求幫助。“信雲：‘目擊日寇縱橫，國勢危殆，舉凡有愛國心的青年，莫不發指。個人身為軍人，且係東北人，不忍坐視，故於保定軍校八期畢業後，來沈陽投效東北軍。經連日奔走，無人受理。似乎偌大的東北軍已經人才濟濟，連一個小小尉官都容納不下了。然而我看到的是：東北軍軍紀不整，擾民特甚，為軍官者不知其兵，隻知吃喝嫖賭;為兵者以老百姓為豕狗。個人固不敢譽為賢者，但在正規軍事學校畢業，學有專長，還抱著一顆殺敵報國、整軍愛民的決心，回到家鄉，自謂當一名下級軍官尚可充數其間，不料今竟窮困潦倒於旅途之中，食宿皆成問題，望鈞座量之而處之，能用則用，否則請速賜回音，以絕留戀之念，俾別作打算。’
“王以哲以為這種批評性的自薦信，不會有多大希望，正準備行裝，投奔他鄉，不料當天晚上，張將軍即派人來領見。他真沒有想到張學良能聽逆耳之言，而又如此之快地召見了他。將軍接見了王以哲之後，當即委王為東北教導總隊第一期中尉排長。王上任後盡心竭力，其所帶之排，成績突出，學術科考試成績為全隊之冠。第二期開學，王被提升為上尉連長。他被提升如此之快，遭人嫉妒，誣他為‘標新立異’，他的嚴格要求竟被誣之為虐待學生。張將軍為了查明真象，親到教導隊視察，舉行操場教練、野外演習、實彈射擊和刺殺等測驗，王以哲連的學生成績又為全隊之冠。張將軍非常高興，喜得王以哲這樣一個幹才。在檢閱總結大會上，張嚴厲譴責了誣告王以哲的人，並當著大家的麵，把誣告信銷毀。鼓勵王以哲大膽地努力去幹。他說：‘成績就是你工作的一麵鏡子，誣告信就是對你的表揚書!’
“教導隊第三期開學，王以哲升為少校營長。時值郭鬆齡反奉，又以教導總隊為基幹，編成一個師，把教導總隊三個營編為三個團，王以哲由少校營長提升為上校團長。不久張的衛隊旅長薑化南在張家口遇難，張又提王以哲為衛隊旅少將旅長。張對王的晉升，大都在力排眾議的情況下，不到六年即被提升到旅長、將軍銜。一九三三年擢升為東北軍六十七軍中將軍長。以後王以哲又成為張將軍聯合紅軍的最得力的助手……”⑾
由上可知在張學良身上，確實具有不少優秀軍人所具有的優良素質。但是從另方麵看，筆者倒認為他實際也並不是一個理想的將軍型的人，有人說他是儒將，不是沒有道理的。也許他當初幹別的事會更好些。因為他心地善良，極富於同情心，一向把別人(如蔣介石等)或官場看得過高;他重然諾，講義氣，易輕信，有時甚至很天真;他一向篤信和為貴，對於那些無休止的內戰，他是十分反感的。但對於普通的老百姓和愛國青年，卻非常關心、體貼、愛護，而從不耀武揚威，耍大官威風。早年曾是張學良創辦的東北大學學生的吳景勳在一篇談張學良早年軼事的短文中，講了少帥的往事，其中有兩件事特別使人難忘。一件事是：
一九二三年清明，早六點左右，私立奉天三育中學師生前往北陵旅行。大家分乘幾輛馬車，迤邐前進。由於頭一天下了場小雨，石頭馬路崎嶇不平，低窪處積了一些泥水，馬車走得很慢。途經工業區時，將近八點，路窄人多，街麵異常擁擠，同時前邊還有個挑燈罩的老頭，在泥濘中緩慢地走著，馬車夫更不敢快趕了。
這時，一輛汽車從後麵徐徐開來，車內前邊左側坐著一個西裝青年，右側坐著一個武裝軍人，後邊有些眷屬。表兄彭長祺認得西裝青年，忙說：“你看，少帥自己開車。”汽車在燈罩挑子旁邊慢慢駛過時，傳來一陣“唏哩嘩啦”響聲，原來是汽車的尾巴刮著了燈罩挑子，所有的燈罩完全“報銷”了。老頭愁眉淚眼，唉聲歎氣地站在泥水裏;行人圍上來，七言八語地說著。道路堵塞了，我們的馬車前進不得。
那輛汽車也停在路旁，車門響處走下來一個全副武裝的軍人，手裏拿著點什麽，他分開人群走到老頭跟前說：“挑著燈罩也不靠邊走……怎麽辦?值得多少錢?”“我這是三塊多錢的本兒。”老頭顫聲地回答。“給你，這是二十五塊錢，少帥賠你的。”軍人一邊說著，一邊把手裏的鈔票遞給了老頭。“啊!”老頭接過鈔票，破涕為笑地說：“謝謝少帥……少帥真好!”“你昨晚上做好夢了……”軍人笑著跑步回去，汽車開走了。
人群中不知道誰說，“你老頭兒，今天真走時氣，遇著了少帥!”“損失賠償，少帥講理。”“這是六、七倍的價錢呀!”“他有的是錢，還在乎這點兒?”“那可不一定，有錢的人，吝嗇的多著呢!”“少帥恤老憐貧嘛!……”老頭小心地揣好了鈔票，高興地走了，周圍的行人也散了，我們的馬車這才向北陵繼續前進。⑿
另一件事是：
“九·一八”事變前，東北大學校址在北陵南邊，新開河北岸。全校四個學院三千多學生，大都在校住宿。每天晚飯之後，同學們常常三五成群地到北陵叢林間散步。
記得那是一九三○年春夏之交的一個傍晚，我和幾個同學走出西校門，朝北陵方向走去。路過北陵別墅時，見校長張學良將軍在幾個衛兵護衛下走出大門。
“去、去，遠點、遠點!”一個衛兵指手劃腳地向我們吆喝著。校長看我們佩帶著東大校徽，忙說：“別、別，讓他們來。”並笑著向我們招手。
我們走過去行了禮，祝了晚安，然後隨他往陵裏走去。恰好前邊有一套石桌、石凳，“我們坐下聊聊。”校長說著，首先坐下，並示意我們都坐下。“你們是哪個學院的?”“文法學院的。”“功課忙吧!”“不太忙。”
忽然一位同學欠起身來說：“校長，我們部隊在外縣駐防，可以占用農民耕地辟做操場嗎?”“不可以，你是哪縣的?”“法庫縣的。”“把詳細地址和部隊番號寫下來。”
他寫好後把紙條交給了校長，他略看一下，揣在衣袋裏。
“我家經濟挺困難，還靠著這塊地出錢供我上學呢。”這同學紅著臉低聲地說。“啊，啊，好，好。”校長點頭答應著。
該上晚自習了，於是我們告別了校長。路上這同學自言自語地說：“校長真能管這件閑事嗎?”“他公事挺多，那可不一定。”另一個同學漫應著。
過了幾天，傳達老艾推開宿舍的門說：“先生來信了。”這位同學接過信拆閱後，高興地站起來，笑著說：“部隊把地退回來了，還向我父親道了歉。校長說話算數，真辦事!”……⒀
時光如水，往事曆曆，從那時至今，轉瞬間已過了半個多世紀。想張將軍愛國獲罪，長期幽囚，無比痛惜。但曆史在發展，時代在前進，一切違背曆史發展規律的事，總是不得人心的，隻有順應時代潮流，推動曆史前進的人，才特別使人懷念。“謝謝少帥”不是普通的話語，而是人民的衷心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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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③④ 王益知：《張學良外紀》，載《社會科學戰線》1985年第3期。
⑤ 張德良：《論民族英雄張學良》紀念西安事變五十周年學術討論會論文，未刊稿。
⑥⑦ 趙新華口述，孫震、何再治整理：《往事的回憶》，載《沈陽文史資料》第九輯。
⑧ 傅德口述，傅慶雲整理：《勤務兵的回憶》，見《在同張學良相處的日子裏》，遼寧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出版。
⑨ 盧廣績口述，薛景平整理：《回憶張學良將軍》，載《沈陽文史資料》第十輯。
⑩ 張魁堂：《張學良是怎樣走上聯共抗日道路的》一文注釋，未刊稿。
⑾ 高存信：《白山黑水憶將軍》，載《在同張學良相處的日子裏》，遼寧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出版。
⑿⒀ 吳景勳：《軼事二則》，載《在同張學良相處的日子裏》，遼寧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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