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學良傳--西京之變
現在，我們的目光從臨潼轉移過來，轉到事變當天的另一條戰線，即西安市和張、楊部隊的整個防區。而其中象被扣後的蔣介石情況如何?住在西京招待所的那些國民黨軍政大員是怎樣被扣押的?還有據說在張、楊軍隊內部也有對事變有異議、甚至公開叛變的，這又是誰?他們采取了什麽措施?製止了沒有等，也許更是人們密切注意的，而且從某種意義上看，這當中的激烈、複雜而又離奇的鬥爭，並不比臨潼扣蔣遜色。
關於蔣氏被扣西安的情況，特別是他由驚恐到終於安定下來，並在停止內戰和抗日問題上開始有所轉變，然而又有不少保留等情節，過去也有各種各樣的說法，但真正經得起推敲的專論、專著和詳盡確鑿的文史資料卻並不多，比較起來，當年在新城大樓負責看管蔣介石的十七路軍特務營營長宋文梅的回憶文章倒還算是比較客觀地反映了一些真實的曆史狀況，而是任何歪曲、粉飾諸如《西安半月記》之類的文章所無法相比的。
宋文主要是寫他所經曆的西安事變，重在記實，所寫全是實實在在的事，不誇大，不縮小，不隨便添枝加葉，但卻如見其人，如聞其聲，是很難得的。他寫道：
十二月十二日清晨八時三十分，我奉張、楊兩將軍命令，在新城大樓負責看管蔣介石。我帶領部隊剛將大樓東廂房作了嚴密檢查，並把電線、電燈全部去掉後，孫銘九營長和唐君堯旅長也恰巧把蔣介石送到了。蔣因驚惶過度，不能步行，我和孫銘九隻好共同攙扶著把他送到房裏。
蔣介石麵色蒼白，赤腳著鹿皮底圓口便鞋，左右足踝處都有荊棘劃傷的血痕。因翻牆跌傷，腰直不起來……
當時氣候嚴寒，但蔣的麵部尚有汗珠。他坐在椅子上，把右腿架在左膝上，不斷出聲長籲。我為了緩和他的神誌，曾勸他鎮靜，但他俯首不答。我繼續勸說，並給他水喝。在十分鍾內，他一共喝了十多杯開水。我告訴他：“等一會兒，張副司令就來見你。”
九時三十分左右，張學良將軍來了，同我握手後即詢問蔣介石的狀況。我陪同他到蔣的房間裏。蔣見張來，神色突變，仍呆坐椅上，繼續出聲長籲。張學良將軍對他說：“委員長，受驚了!”蔣仍不答。張繼續說：“我們受全國人民的要求，發動這次事件，我們內心純潔，完全是為國家著想，不是為個人利害打算。現在，希望委員長能平心靜氣，勇於改正錯誤，聯合全國力量，堅決抗日，以爭民族生存，則學良和全國人民於願足矣。”
當張將軍說完之後，蔣才呐呐地說：“你既為了國家，應先送我到洛陽，送我到洛陽再談。”張將軍繼續說：
“今日之事，豈容搪塞了事。我們仍希望你勇於改過，群策群力，共赴國難。如果仍然執拗不悟，堅持己見，就隻有讓群眾公裁了。”蔣介石一聽由“群眾公裁”，立即對張說：“過去我待你那樣好，現在，你竟想把我交群眾公裁!你既然說是為國家，你還是把我先送回洛陽再談。”
說完後，蔣就閉目坐在椅子上，不再說話。談話沒有什麽結果，張將軍辭出。
到了中午，蔣忽然要和省主席邵力子談話。我經過請示許可後，便把邵領來。蔣見邵後，神態已較為平靜，我讓邵坐在對麵椅子上。蔣問邵：“你從什麽地方來?”邵答：“從綏署衛士隊隊長室來。”蔣問：“錢幕尹(錢大鈞)在何處?”邵答：“錢胸部受傷，已入醫院治療。”談到這裏，兩人都不再說話。我當時是站在旁邊的。過了一會兒，蔣要我出去。我出去後將房門打開，蔣見我這樣，竟拍桌子斥責我：“我，委員長和邵主席談話，你竟敢站在我們麵前!我要你出去，你為什麽又要把房門打開?”他立即起來怒氣衝衝地把房門關上。我又把門推開，並且告訴他：“請委員長不要生氣，我係奉命在此看守。
而且，今天的事，誰都可以聽，又何必保密呢。”我剛說到這裏，邵力子便對蔣說：“宋營長是委員長的學生，是軍校八期的。”蔣聽了以後，立即轉變態度笑著對我說：“噢!我認識你!我給你講過話，也點過你的名，還記得!
還記得!”
蔣介石估量我不會離開，便隻好開始同邵談話，他問邵：“西安發生的事情，你事先知道嗎?”邵答：“不知道。”蔣聽後便不再說話。邵心平氣和地緩緩地對蔣說：
“今天已經發生了這件事，希望委員長仔細考慮。由於日寇的不斷入侵，已經激起了國民的憤慨，如果政府還不想辦法去抵抗，自然會釀成變故。現在設法彌補，尚未為晚。”蔣對邵談的語，始終未置一詞，中間首長長歎氣數次……
邵去後，蔣即向我要紙筆，我取來放在桌上，他默想了一會，便給宋美齡寫了一份電文。……寫好後交給我，並問：“是否可以發出?”我答：“讓我請示一下。”該電原文如下：
“南京蔣夫人：中正決為國犧牲。經國、緯國係我子，亦即你子，希關照。蔣中正。”①
讀至此，人們也許會感到奇怪，蔣介石這不是在寫遺囑嗎?有這個必要嗎?因為西安事變的目的，並不是要殺蔣，而是逼蔣抗日。當然，蔣氏此舉，自有其難言之隱，也是不難理解的。因為他過去積怨甚多，特別是十年內戰，他與共產黨誓不兩立，這次被捕，落入與紅軍有一定聯係的東北軍和十七路軍手裏，總覺得凶多吉少，所以便寫起了遺囑，這也是不奇怪的。當然，對遺囑的內容，在文字上說法不盡相同，而且有的還談到，他不光是給宋美齡寫了，還給兩個兒子也寫了遺囑式的電文，內雲：“經國、緯國吾兒：餘隻承認宋美齡為餘唯一之妻，務望汝等以生母待之，則餘雖死於九泉下亦瞑目矣!蔣中正。”
這是一點補充。幾種(也許還有別的說法)電文俱在，蔣氏何意，讀者可以分析判斷，筆者無需多議。
下麵，我們繼續引錄有關蔣氏在新城大樓的記述：
我把這電文交給張學良將軍，張答應於當日發出。這時，蔣已極其疲乏，我勸他入臥室稍憩，並勸他吃飯。我說：“這裏的飯是幹淨的，不會有什麽意外，如果因為沒有牙齒，有麥片粥，吃點還是好的。”蔣不答也不吃。我再勸他：“今天所發生的事情，是國家大事，應平心靜氣，設法解決，不應意氣用事。”蔣聽了之後，說：“如果是你們自己做的飯，吃些也好。”我便叫西安綏靖公署的廚師，預備麥片粥，蔣才吃了些。
當我和蔣說話時，南京派來的三十六架飛機正在西安市上空低飛進行示威。掠過新城大樓時，機聲震耳欲聾，蔣臥床靜聽，問我是哪兒來的飛機。我看了以後告訴他，是洛陽飛來的。蔣聽了後，麵露得意之色，說：
“我估計政府飛機，一定會來西安。”
……黃昏時，張學良將軍來過一次，但未多談，隻告訴蔣，因新城大樓許多不便，擬讓他移居別處，蔣不同意。到了晚上十一時，孫銘九營長奉張命，來讓蔣遷至亥風橋高桂滋宅。
我便轉告蔣，蔣懷疑對他不利，不願遷出。孫因奉命必須遷移，要我勸說。但蔣心存疑懼，堅決不肯。最後，我請孫入室共勸，蔣見孫腰間帶著手槍，更加疑懼，向孫說：“我是行政院長，應該住在這裏，其他地方，我不去。”我和孫商量，現已夜深，蔣又不肯，還是明天再說吧。孫同意了，便回去複命。蔣由於過度驚恐而徹夜失眠。……②
這裏所反映的有關蔣氏被扣初期的情況是符合實際的。就說雙十二事變之夜勸蔣移居之事吧，的確曾有爭執。本來是出於安全方麵的原因才提出這個問題的，沒有絲毫惡意，可是驚魂未定的蔣介石，卻認為是個危險的信號，不僅不肯走，還聲稱：“此處即我死處，餘誓死決不移出此室。爾等二人俟我死後，可傳命即以此室外大廳為餘營墓可也。爾持武器入室，形同脅迫，餘此時雖無武器，須知餘有正氣，欲殺則殺我可耳，但決不移居。”③事後還以所謂“古來忠烈，刀钜鼎鑊，甘之如飴，千載下猶懍然有生氣，景行既夙，應求無愧，而總理之大無畏精神，尤為後死者所宜秉持勿失”④等豪言壯語相標榜，當初被從臨潼押來時“腰彎著，腳跛著，麵色蒼白，渾身發抖，不斷地口出長氣，噗噗有聲”⑤的模樣不見了，而今儼然成了千古忠烈、大智大勇的英雄豪傑。這氣質，這品德，這形象高則高矣，隻是與曆史實際不盡相符，不能說不是一種遺憾。
當然，隨後蔣的情緒還是有所緩和，也同意搬遷了，並移至高桂滋公館。但若說這時已完全平靜下來，那也不對，他最初仍然常常頂牛，叫喊心煩意亂。張沛漢(張將軍副官)回憶說：“第二天(搬遷次日)，我和幾個副官去了高公館，從門縫往裏一看，見蔣介石躺在床上，神情沮喪，十分狼狽，不停地哼哼著，往日威風一點也沒有了。這時，譚海副官長進了蔣介石的屋，向他敬了個禮：‘請問委員長您要吃什麽?’蔣介石一看有人來了，暴跳如雷，大聲喊道：‘我什麽也不吃，你把張學良給我叫來，我跟他有話談。’譚海說：‘委員長先吃飯吧，吃完飯我去給你找去。’他又喊道：‘我不吃!我是軍人，我要以身許國，不成功便成仁，不放我出去，我就死在這裏給你們看。’不管譚海怎麽勸，他也不吃飯，差不多過了兩天，他餓得實在受不了才吃飯。吃了一大碗羊肉泡饃。他知道張不會殺他，隻是要求他答應抗日，他的心情也平和了……一次，譚海給他倒茶，他對譚海說：‘這是什麽茶?你先喝一口。’他知道東北軍將士對他恨得不得了，怕張將軍的部下，背著張將軍暗害他。”(孫震、王維佐、鄭連芳;《西安事變前後——訪張學良將軍的副官張沛漢先生》)
有關蔣氏被扣西安的情況，這裏所說的僅是很少的一部分，其餘與張學良關係不大的從略;後期有些情況，容後再敘。我們還是再來看看在西京招待所的那批國民黨軍政要員被扣押的現場實況吧。
原來，在臨潼槍戰方興未艾之時，以宋文梅為指揮官的特務營的一部分官兵，就直撲西京招待所了。這次突襲，幹脆利落，除了國民黨史料編纂委員會主任邵元衝因不明真相，企圖越牆逃走，被流彈擊中，不治身死外，其餘人員均被扣押，無一漏脫。
宋文梅是這一軍事行動的組織者和目擊者之一，據他說，那天“包圍西京招待所後，天已快亮。我命李錦峰(特務營一連長——引者)在外麵負責嚴密監視，不準任何人出招待所。然後挑選十多個戰士，帶著他們衝進招待所內。當我進去後，又有三十多個戰士跟著衝進來，迅速解除了那些軍政要員及其衛士的武裝。除一些女眷可以留在自己的房間裏外，我們將招待所中所有的人都集中在大餐廳內，並立即進行查點。當時查到的有：陳調元、衛立煌、蔣鼎文、蔣作賓、朱紹良、蔣鋤歐、蔣伯誠、陳繼承、蔣百裏、薩鎮冰、張衝。此外，還有蔣介石的特務機關軍統局的幾個高級幹部。
經過一再查點，沒有找到陳誠、邵元衝和萬耀煌等三人。我們分頭在所內進行嚴密搜索，後由我營的班長汪國鑫在大餐廳後麵的燒火室一個木箱裏找到了陳誠。汪的身體非常魁梧，他找到了陳誠以後，抓著陳的衣領來見我，說：‘營長，這不是陳誠嗎?’陳當時臉色蒼白，形容尷尬，由於過份害怕，腿軟無力。我便扶他坐在椅上，自始至終，他都俯首呆坐。萬耀煌是在住有女眷的房子裏找到的，他藏在他妻子房裏的櫥櫃中。至於邵元衝，他原來住在招待所樓下南排臥室，在槍聲大作時，因不明事變真相，企圖越牆逃走，又不聽士兵的製止，當逃至招待所西麵路程公園東邊圍牆時，被流彈打倒。經李錦峰連長報告後，我立刻去看，邵已不省人事。我立即命令用擔架將他送到省立醫院治療，但到醫院不久，便死亡了。”⑥
宋文梅的回憶，使我們對五十多年前發生在西京招待所這場小小的事變的真實情況有了進一步的了解。但疑問也還是存在的，就說邵元衝之死吧，那時宋文梅他們對招待所的控製和包圍雖不能說密不透風，卻也是層層設防的，可已有相當年紀的邵元衝，怎麽竟能那麽快就上了招待所的牆頭?陳誠也並不是個行動很敏捷的人，為什麽在那麽短的時間內就到了餐廳門口，並迅速藏進了一個木箱當中?對這些，世人並不都是很清楚的。但最近由於發現了西安事變時的西京招待所住宿單，這個長期使人迷惑不解的問題便迎刃而解了。據安危在《流落海外五十年的密件》文章談：“不久前，筆者通過海淪·斯諾夫人，得到了一張珍貴的曆史證件——西安事變期間‘西京招待所逐日報告單’(即住房一覽表)。國民黨軍政要員及其隨行共四十八名，於十二月十日下榻該所。原來。在一樓陳誠住一百一十四號房間，位於樓房南部，距餐廳盥洗間較近;邵元衝住的一百一十三號房間，位於樓房東部的頂端，緊靠著圍牆。蔣鼎文、朱紹良、蔣光堂、胡若愚、張衝、萬耀煌、馬占山、陳調元等人之所以束手就擒，無一漏網，原來他們都住在樓上。當晚在該所住宿的，還有三個外國人：美國記者艾格尼絲·史沫特萊(二百○三號房間)、張學良將軍的德籍顧問(三百○一號房間)和一位美國商人(一百二十一號房間)。”⑦這，確實是個很好的證據，陳、邵失蹤之謎，終於水落石出了。
與西京招待所軍事行動的同時，在西安的憲兵一團、省保安處、省會警察局、警察大隊和其他零散部隊與武裝特務也都被解除了武裝。警察局長、軍統小頭目馬誌超，在雙十二事變之夜，未在警察局內(他白天到處活動，向下屬反複交代委座在此，形勢緊張，警局各官佐必須日夜堅守崗位，盡職盡責。可是他自己夜間卻溜回家了)。西安事變發生後，他化裝成人力車夫逃跑了。總之，西安城內的軍事行動進展順利，在上午八點鍾以前就全部結束了。
駐蘭州方麵的東北軍在接到西安舉義的密令後，也在蘭州采取了必要的軍事行動，控製了蘭州全城和機場。
然而，也有拒不執行命令的，這便是當時駐洛陽的東北軍炮兵第八旅旅長黃永安和駐大荔的十七路軍第四十二師師長馮欽哉。黃永安拒不執行阻止中央軍西進的指示，向國民黨鞏洛軍事當局告密，表示聽從南京指揮。馮欽哉則不聽楊虎城調遣，公開通電反對發動西安事變。由於他們的叛變，致使潼洛防線，不攻自破，“討逆”軍越潼關，進駐二華(華陰、華縣)，迫進渭南，西安受到嚴重的軍事威脅。
這裏，值得一提，也使人驚訝的是馮欽哉的行為。西安事變爆發前，張、楊二將軍為防走漏風聲，沒有通知遠在同州府(今大荔縣)的四十二師師長馮欽哉。但西安方麵的軍事行動開始，即事變爆發當日拂曉，楊虎城打電話給他，向他傳達兵諫蔣氏的決定，並下達作戰命令。可是他卻拒絕了。原來，在西安事變前，他對張、楊聯共抗日的活動已有所覺察，而他對這種做法是完全反對的，正象他自己所說的：“我認為張學良是胡鬧，楊虎城是盲從，對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是堅決擁護的。所以，我自認為看清了張、楊的反蔣意圖後，也暗中作了些準備，如我過去從不親自帶部隊上操，這時也天天同部隊一起上操了，以便隨時應付事變發生。”⑧因此，當楊虎城要他率部迅速集結進駐潼關，以防堵中央軍進犯西安時，他竟“在電話中表示：‘張副司令的命令我不聽，你有什麽辦法，我們再商量。’我說這話的意思是要楊虎城將軍不要聽張學良的命令，而要接受我擁蔣打張的主張，楊察覺我的意圖，也就沒和我多說什麽了。”⑨但楊將軍並沒有放棄對他的這位老部下的爭取教育，他先後派續範亭、續式甫、許海仙等在十七路軍中有些名氣的人前往勸說，均無結果。後來甚至還發生了槍殺來使的事件，這就是張逸中(也有說是叫張依忠)之死。這件事馮欽哉雖然強調張是前來策動他的部下棄暗投明，是來瓦解他的部隊的，使他很反感;另外，張也未說明他是楊將軍派來的等。但他這樣做，畢竟是錯誤的。對此，趙亞宣有一篇記述詳盡、而且也是過去曆史資料不曾涉及的別具一格的回憶文章，向讀者展現了一樁不大為人所知的曆史公案。作者說：
張逸忠(大路程時期曾參加路程，後為十七路軍軍官，時任西安綏靖公署軍法處處長——引者)騎在馬上，瘦削的臉上露出一種不可一世的神氣，一雙眼睛輕蔑地注視著前方蕭瑟的景物……他心裏正想象著馮欽哉迎接時，對他做出畢恭畢敬的樣子，哪裏知道，等待他的卻是猝然間修築起來的墳墓。
張逸忠此行意在謁見馮欽哉，令其揭竿而起。不料張卻出人意料地先到馮欽哉的部屬武勉之的司令部去了，他將西安發生的事情向武勉之作了簡單介紹，最後對目瞪口呆的武勉之說：
“你部的任務，就是要在同州府一帶就地擺開，狙擊隨時前來尋釁鬧事的武裝力量，還要聯合友鄰部隊，做好一切準備，隨時聽候主任調遣。”
武勉之心頭一震。兵諫蔣介石完全是意料之外的事，心想要是一個師那就好了，行動方便，可我僅僅隻有一個旅，上有馮欽哉，鄰有柳呂(有的說是“彥”)彪，稍有疏忽，後悔莫及，何不先聽聽柳呂(彥)彪的意見呢?於是笑著說：“處長，還是先到柳呂(彥)彪那裏去一下，然後決定不遲。”柳呂(彥)彪也內心惶惶地拿不準主意。在躊躇萬分之時，柳呂(彥)彪就搖動電話機，將此情況向馮欽哉作了匯報。
不想柳呂(彥)彪的話音未落，話筒裏傳來了一聲震怒：
“把他押過來!”
簡直和爆炸的聲音沒有兩樣，柳呂(彥)彪刹那間頭皮發麻，稍一回神，才知道師長的命令違抗不得，便放下電話，沉下臉來，大喝一聲：
“來人，給我拿下!”
風雲突變，事前未曾預料，張逸忠憤怒咆哮著：“我是奉楊主任的命令來的。”“我是堂堂的軍法處處長。”
“我要把你們軍法處理。”整個兒司令部回蕩著他怒吼的聲音。盡管如此，還是被那些擁上前來的警衛人員捆了個結結實實。
武柳二人押著張逸忠來到馮欽哉住處時，馮欽哉早就殺氣騰騰地等在那裏，剛等到張逸忠站穩，便惡狠狠地撲上去，在張逸忠的身上咬了兩口。
兩口咬得好狠，使從來未曾受過皮肉之若的張逸忠大聲嘶叫起來：“馮欽哉，有朝一日，我要剝下你的皮!”
可是，這一天永遠也不會來了。
馮欽哉為何咬張逸忠兩口?原來張逸忠和馮欽哉早就因為爭買一片空地而結下了冤仇……他咬張逸忠的第一口，是還報買空地時的羞辱。這塊馮想購買的在西安城內的地皮，因張逸忠的不合作態度，使他的願望落了空。他咬張逸忠第二口，是還報離間部屬之仇。殺張的原因，還不在反對張楊兵諫蔣介石的義舉。
張逸忠還在破口大罵，馮欽哉“啪”地一掌擊在桌子上，大吼一聲：“拉出去，槍斃!”
一群警衛人員，抱著拚命掙紮的張逸忠出去了。馮欽哉還不解恨，一直尾隨其後，親自聽到執行的槍聲，看到張逸忠的腦漿迸裂，才回轉身來，心滿意足地走了。⑩突然，就象在12月12日清晨其它突然出現的事件一樣，這起槍殺來使的事，也是猝不及防，出人意料的。這也難怪，一場石破天驚的壯舉，盡管作了周密的部署，希望不流血，但傷亡有時又常常是難免的。隻是情況不同，有的是由於不明真相和頑抗造成的。如在華清池交火中的傷亡者;有的是預料不到或完全可以避免的，如邵元衝之死;有的是不該發生的，如後來王以哲將軍的遇害;有的則顯然是“在個人恩怨和民族大義麵前，見私仇而忘大義，曆史上寫下了不光彩的一頁”，如張逸忠的被槍殺。人們譴責那些置國家民族利益於不顧的人，而對於為國為民置個人生死於度外的那些義無反顧的誌士仁人，則將永誌不忘，並且始終對他們懷著深切思念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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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宋文梅：《我所經曆的西安事變》，見《西安事變親曆記》，中國文史出版社1986年12月出版。對於這個電文該書編者還有一個按語，指出：據《西安事變資料》(人民出版社出版)記載，蔣12月15日給宋美齡的遺囑之有關內容應是“餘決為國犧牲。……唯經國、緯國兩兒，餘之子亦即餘妻之子，望視如己出，以慰餘靈……”
②⑥ 宋文梅：《我所經曆的西安事變》，見《西安事變親曆記》，中國文史出版社1986年1月出版。
③④ 蔣介石：《西安半月記》，見西北大學曆史係中國現代史教研室、西安地質學院中共黨史組、八路軍西安辦事處紀念館合編的《西安事變資料選輯》，1979年4月出版。
⑤ 申伯純：《西安事變紀實》，人民出版社1979年11月出版。
⑦ 安危：《流落海外五十年的密件》，原載1986年12月2日《西安晚報》。
⑧⑨ 馮欽哉：《西安事變時我反對張、楊，擁護蔣介石的經過》，見《西安事變親曆記》，中國文史出版社1986年12月出版。
⑩ 趙亞宣口述，杜鵬霄整理：《西安事變中一起槍殺“特使”案件》，原載《當代青年》1986年第9期。此係摘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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