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學良傳--一石激起千層浪
當時被人們譽為救國領袖的張、楊二將軍舉義西安，由於符合廣大群眾的抗日要求，順應了曆史的發展，深得人心。一石激起千層浪，在事變初爆發的那些日子裏，它雖然不象在兵諫時那麽驚心動魄，卻也是很不平靜的。當“雙十二事變”的清脆槍聲打破了黎明前的寂靜，把一向過著較為安定的生活的西安市民從睡夢中驚醒時，都吃了一驚。最初，誰也不知道究竟發生了什麽事，膽小的把門窗關得更嚴了，商店推遲了開門的時間;但膽子大些的，則悄悄走出來，觀察動靜，見“街上站滿了十七路軍的戰士在阻止行人通過。大約九時左右，分駐所的警察，拍鋪子的門叫喊‘掌櫃的，鋪子開門照常營業，沒啥事。’早飯後，十七路軍政治處的宣傳車駛向街頭，向行人散發‘張楊向蔣實行兵諫和提出抗日救國八大主張’的通電。人們爭相閱讀，喜形於色。大約十一時左右，鍾樓聚集的人群很多，西安二中、西安高中、女師等校的同學列隊遊行高呼：‘擁護張、楊二將軍八大主張’，‘改組南京政府’等口號。有的慷慨陳詞，作街頭演講。講到日寇在平津橫行時，聲淚俱下，並高唱《畢業歌》、《義勇軍進行曲》，歌聲此起彼伏，激動人心。”①
事變爆發的當天上午，張、楊二將軍向全國和南京政府發出通電，提出八項救國主張。
在通電發出之前，張學良曾到西京招待所，向被扣留的南京軍政要員說明情況，談到此次行動，純為國家民族，絕非為個人利害打算，一俟達成一定的協議，他們以及委員長都可以返回南京。接著，他拿出擬就通電全國的文稿，當眾宣布道：“‘各位，這是我給全國的一個通電。我來向各位宣讀，希望各位聽完之後，如果同意，便在上麵簽一個名，我再拿著這個通電去找委員長。’張學良念道：
東北淪亡，時逾五載。國權淩夷，疆土日蹙，淞滬協定，屈辱於前，塘沽何梅協定，繼之於後。凡屬國人，無不痛心。近來國際形勢豹變，相互勾結，以我國家民族為犧牲。綏東戰起，群情鼎沸，士氣激昂，丁此時機，我中樞領袖應如何激勵軍民，發動全國之整體抗戰。乃前方之守土將士浴血殺敵，後方之外交當局仍力謀妥協。
自上海冤獄爆發，世界震驚，舉國痛憤，愛國獲罪，令人發指。蔣委員長介公受群小包圍，自絕民眾，誤國咎深。學良等涕泣進諫，屢遭重斥。日昨西安學生舉行救國運動，竟唆使警察槍殺愛國幼童，稍具人心，孰忍出此!學良等多年袍澤，不忍坐視，因對介公為最後之諍諫，保其安全，促其反省。西北軍民一致主張如下：
(一)改組南京政府，容納各黨各派共同負責救國;
(二)停止一切內戰;
(三)立即釋放上海被捕的愛國領袖;
(四)釋放一切政治犯;
(五)開放民眾愛國運動;
(六)保障人民集會結社一切政治自由;
(七)確實遵行總理遺囑;
(八)立即召開救國會議。
以上八項，為我等及西北軍民一致之救國主張，望諸公俯順輿情，開誠采納，為國家開將來一線之生機，滌以往誤國之愆尤。大義當前，不容反顧，隻求於救國主張貫徹，有濟於國家，為功為罪，一聽國人之處置。臨電不勝迫切待命之至!
“張學良念完後又說道：‘這電文下麵簽名的已有兄弟和楊虎城先生二人，如各位同意，也在這上麵簽個名。’於是馬占山先簽，接著陳誠、朱紹良、蔣百裏、於學忠、邵力子、蔣鼎文、衛立煌、陳調元、陳繼承、萬耀煌、何柱國、孫蔚如、王以哲、黃英斌、繆澂流、錢大均等均在通電後麵簽了名。
“十五日，張又將西京招待所的一些‘中央’人員遷移到張公館附近的玄風橋、金家巷房屋居住，一切都優待，分送每人一本《社會發展史》、《辯證唯物論》等書及撲克等消遣東西。張學良除每天到蔣介石住所談談外，還經常到這裏說說情況，交換意見。
“十六日，張學良對南京的諸人言：‘何敬之派人向華縣、渭南進攻，前線接觸，虎城部隊已有傷亡。我這幾天要到前線指揮，少陪各位。如果他進攻不已，隻好請蔣先生及各位轉移其他地方。”陳誠道：‘你這話可向委員長說，請委員長寫信給何敬之，與其他的人說是沒有用的。’蔣百裏向張學良建議：‘你可與蔣委員長商議，派蔣銘三(蔣鼎文)到南京去與何敬之商議辦法。’張即表示首肯，轉向蔣介石商議，蔣亦應允。當由蔣百裏先生、蔣鼎文分別去見蔣介石，商議派蔣鼎文去南京。”②但張、楊二將軍舉義西安，這振奮人心的消息卻如平地一聲春雷，也象一個力量很強的衝擊波，很快傳遍全國各地，引起了強烈的反響，除了國民黨內一些堅持和內戰政策的頑固分子大叫討伐、非要向西安興師問罪外，大多數人對西安事變是同情的，支持的。全國各地群眾和愛國團體的函電象雪片般飛來，堅決擁護張、楊八項主張，僅山西、湖南等五省在事變後的三天內拍來的電報就有一千數百封之多。
“不僅人民群眾擁護西安事變，而且舉國風動，義師雲起。國民黨政府裏不少中下層官員或者發表通電，或者率部反正。駐於甘肅省靜遠縣打拉池的胡宗南騎兵團，擊斃團長，全體官兵投奔抗日聯軍。甘肅省慶陽縣，涇川縣、環縣、合水其、鎮原縣、正寧縣和寧縣等縣縣長致電抗日聯軍臨時西北軍政委員會，表示：‘督率所屬，保衛治安’，‘健全機構’，‘靜待鈞命’”③
但在南京國民黨政府內，在對待西安事變問題上，卻並不是一致的。當時，南京政府中，主張發兵討伐，認為“不能過於瞻顧蔣公之安全，置國家綱紀於不顧”的雖居多數，但是也有一部分人認為這個事件不可訴諸武力，最主要的是，先應弄清事情真相和蔣在陝情況，再定“萬全之策”。由於主戰派居多數，所以仍決定討伐，並任命何應欽為討逆軍總司令，發布“討伐”，定要“掃蕩叛逆，以靖凶氛”。總之，那些聞變大驚、六神無主、力主大動幹戈的大人先生們，聲嘶力竭，大叫大嚷，大有必欲踏平西安、生擒張、楊，方解心頭之恨之勢。其中比較突出的頭麵人物，便是戴季陶、何應欽。而當時主戰最堅決、且言詞激烈、舉止反常者則是戴季陶。此公、反路程有理論(君不聞，早在二十年代中期，他不是就拋出所謂《孫文主義哲學基礎》等歪曲三民主義、攻擊共產主義的文章嗎?不是因為由於它帶“理論色彩”，而還被稱為戴季陶主義嗎?)有行動，論其曆史之悠久，並不比蔣介石遜色，如今看到自己的密友被扣西安，怎能不惱羞成怒，極力主張進攻呢!為了說服大家支持以武力威脅的辦法來營救蔣氏的決策，他不僅在會議上鼓動，而且也不怕有辱斯文，連磕頭作揖那一套也都搬了出來。為救蔣，他真可謂使出了渾身解數：
西安事變一發生，南京國民黨中央立即召開緊急會議，由於群龍無首，誰也不敢先提出自己的主張。這時，考試院院長戴季陶突然一變其從來的態度，站起來“痛切”陳詞，認為張學良是劫持統帥，為國法所不容，如不立刻明令討伐，則國將不國，政府不成為政府了。因為戴是蔣介石密友，他的那一番大道理又說得頭頭是道，誰也不敢反對。於是，在戴季陶、何應欽等的控製下，國民黨中央便通過了討伐的決議。……
宋子文和宋美齡怕內戰發生影響英美在華利益，更怕的是因此而置蔣介石於死地，所以他們是反對討伐的。
國民黨中央開會後，宋子文曾找戴，說戴不應提出那樣強硬的主張。戴答複說：“我同介石的關係，決不下於你們親戚。老實說，我的這一套也是為了救他，我不反對你們去同張學良作私人周旋，拯救蔣介石，同時，你們也不能反對我的意見，因為這是政治問題，不能不如此。”
張學良放蔣介石回南京後，蔣見戴時曾表示戴做得對。但後來宋美齡在《西安事變回憶錄》中，雖沒有點戴、何之名，卻認為戴、何等的做法，他們的見解，還不及她一個婦女，對他們進行了含蓄的譏諷。聽說戴季陶看到後，氣得在家裏大動肝火，用佛塵把一個花瓶打碎。他認為宋美齡不足道，而蔣介石竟容許宋發表那樣的話，這是蔣對他耍了兩麵派的手法。④
另據康澤在有關此事的回憶資料中談：
西安事變消息傳到南京後，……他(即戴季陶——
引者)主張國民黨迅速召集中央政治會議，派出總司令指揮全軍，主持一切。當天中央政治會議召開了，戴出席了會議。戴說：“明朝英宗為也先擒去，因後方鎮定有辦法，明英宗才能回來。要張、楊生命掌握在我們手上，蔣介石生命才能保。現蔣介石為張學良、楊虎城所劫持，那是很危險的。現在希望全黨全軍要鎮定，不要動搖，迅速派兵包圍西安，將張、楊生命掌握在我們手中才行。”
當時大家無意見。第二天開會討論，孔祥熙出來說：“不要這樣急，蔣介石生命要緊，急很了，蔣介石就沒有命了。”戴說孔祥熙的話完全是外行。戴又說：“這件事非采取主動，非用兵不可，否則很難挽救蔣的生命，因張、楊的生命未掌握在我們手中。”說完這幾句話後，戴即向孔祥熙恭恭敬敬地作了三揖，離席了。⑤
關於戴季陶以當眾磕頭的辦法敦促武力討伐之事，黃紹竑(當時他以何應欽預定的參謀長資格參加了孔祥熙公館召集的這次高級會議——引者)也有記載，他說：
這次會議是孔祥熙根據宋美齡的要求召集的，他提出要在討伐之前，研究如何進行和平營救蔣介石的問題。
與會者大多數都讚成和平營救，何應欽雖另有用心，也不好公然表示反對。戴季陶原來堅主討伐，這次他在討論未決的時候，退入休息室想了相當的時間，又走出來，跪下向大家磕了一個響頭，他說：“我是信佛的。活佛在拉薩，去拉薩拜佛有三條路：一是由西康經昌都，二是由青海經玉樹，還有一條是由印度越大吉嶺，這三條路都可以通拉薩。誠心拜佛的人三條路都走，這條不通走另一條，總有一條走得通的，不要光走一條路。”他說完又磕了一個響頭，爬起來哭喪著臉退出會場。他的這一做作弄得大家都很愕然。仔細分析戴季陶的用意是很清楚的。這次他也不讚成單一的硬性的武裝討伐了，主張先進行和平營救，如果和平營救無效，再進行武力討伐。他跪下磕頭和退出會場就是表態。⑥
至於何應欽，作為一個軍政部長，竟突然變成了權傾朝野的討逆軍總司令，這與他積極主戰，完全站在與以張、楊為代表的西北軍民和全國人民相對立的立場上有關是不消說的。他之所以主張討代，不排除別有用意。但他是否果真象有人所說的是在日本帝國主義支持下，以“討逆”為名，陰謀發動大規模內戰，“不惜玉石俱焚”，置蔣介石於死地，從而取而代之，筆者沒有看到這方麵的確鑿證據，因而不下斷語。但他與蔣介石有矛盾(“一九二七年寧漢分裂，蔣介石下野，何應欽與桂係李宗仁、白崇禧勾結，想脫離蔣介石自樹一幟。他違背了蔣介石的意旨，命令第一軍參加龍潭戰役，與桂係軍隊共同消滅了孫傳芳渡江的北洋軍隊，因而增強了桂係的氣勢。蔣介石的原意是要何應欽將第一軍向浙江方麵撤退，讓桂係軍隊單獨作戰，好借孫傳芳的力量來消滅桂係。因此蔣介石重新上台後，一直不喜歡何應欽。”⑦)卻是事實，加上何當時在黃埔係軍人中有一定影響，若是蔣有個三長兩短，他就可以達到自樹一幟的目的，所以對於討伐可能會激怒西安，危及蔣氏生命這一點，他並不很擔心。但說他是在日本帝國主義支持下，要發動大規模內戰，置蔣於死地，從而取而代之，陰謀建立親日政權，以充當日本帝國主義的忠實走狗等，則是言過其實的。因為從上述事實看，那時在南京，主張武力討伐張、楊“最力”的並不是何應欽，而是戴季陶和蔣介石在各地的忠實信徒。“如果說何應欽有陰謀的話，那麽正好利用國民黨元老戴季陶等人和黃埔係少壯派的要求，兵進西安，炸死蔣介石，以便取而代之。因為當時整個國民黨及軍政機構都不會懷疑戴季陶等人及黃埔係少壯派會有陰謀。然而何應欽不僅沒有這樣做，而是對黃埔係少壯派的上述‘過激行動’以激昂情緒進行‘撫慰’，‘遏阻’(《何應欽將軍九五紀事長編》)，這不是說何應欽反對武力討伐，是因為何應欽在國民黨政府沒有頒布討伐令之前，認為討伐張、楊應取‘審慎’的態度。”“何應欽等人認為，張、楊軍力有限，絕非中央之敵，但在蔣被劫，安危尚不知的情形之下，‘示張、楊以力，蔣公倘在，或尚可安全;示張、楊以弱，蔣公雖在，或竟不能安返”。“對於‘討伐派’及何應欽的用心，應該說蔣介石看得再明白不過了。當端納到西安後告訴蔣介石，中央已決定討伐張、楊，蔣得知這一消息後甚感‘滋慰”。當蔣介石在聽到國民黨中央空軍在渭南、赤水等地轟炸消息時，驚喜萬分。他在日記中寫道：‘餘聞此語，知中央戡亂定變，主持有人，不啻客中聞家庭平安之吉報也’，而且，蔣‘終日盼望飛機聲與炮聲能早入餘耳’，由上可見，蔣介石本人也是讚成武力討伐張、楊主張的。當然蔣介石也深深懂得，如果中央空軍真的轟炸西安，他自己的身家性命也難保，即使不被炸死，也有被挾持而去的可能，那他為什麽‘甚盼中央剿討部隊能早到西安’(蔣介石：《西安半月記》)呢?其實這也並不難理解，因為蔣介石也看到了這步棋，僅憑張、楊的實力，無法與中央軍相對抗，實行軍事政治兼顧解決事變之法，或許可以早日解決問題。所以他在12月17日給何應欽下的停戰手令中，隻肯停戰三天，想利用國民黨軍事實力這張‘王牌’，要挾張、楊在幾天之內放他回南京。宋子文到西安後，他又對宋子文說：‘唯京中軍事計劃與兄正同也。’並囑宋子文說：‘如照餘之計劃五日內即可圍西安，則餘乃安全，雖危亦無所懼，宣告京中諸同誌，勿為餘之生死有所顧慮以誤國家之大計。’蔣還以手向宋子文示意‘暗示中央應從速進兵。’(見《西安半月記》)如果何應欽果真有炸死蔣介石取而代之的陰謀，那麽這的確是個天賜良機。然而何應欽並沒有派空軍去轟炸西安，對於蔣介石的用心，何應欽也可謂是深得其意，當他接到蔣介石17日下令暫停轟炸三天的‘手諭’後，一麵令空軍暫停轟炸，一麵聲稱，如張、楊‘藉此希圖緩兵，不於此期內送委座回京，則本人自當嚴厲執行原定計劃，徹底掃蕩’。在12月19日、22日兩次討論決定暫停轟炸時，何應欽一麵令各部隊‘遵令’，一麵積極布置東西兩路軍事，以壓迫張、楊，及早送蔣回南京。應該說作為蔣忠實走卒的何應欽與蔣介石的配合是相當默契的。”⑧由此可見，何應欽雖然當了討逆軍總司令，也有不少敵視張、楊二將軍及西安事變的言行，但他並非主張討伐最力的人。在何積極布置討伐張、楊的過程中，他與以宋氏兄妹為代表的“和平解決派”雖有分歧，但還是作了相應的配合。
至於說何應欽與日寇相勾結，甚至說他與日本人“聯合害蔣”等，則是根據不足的。因為，“第一，武力討伐張、楊是南京國民黨政府的一貫主張，與日寇當局對西安事變的處置毫無聯係……。當然，日本當局一麵聲稱對西安事變取‘靜觀’和‘不幹涉’的政策;一麵又積極挑撥南京與西安之間發生戰爭。17日，東京《朝日新聞》發表社論，表示支持武力討伐張、楊，企圖造成中國內戰爆發，借中國內戰之機侵入中國。可見，日本帝國主義支持武力討伐的意圖與南京當局武力討伐的意圖是截然不同的(但效果並非“截然不同”，它同樣都是有利於外敵入侵的——引者)，因此不能說南京當局的武力討伐是日本帝國主義的‘陰謀’。第二，何應欽當時是奉國民黨政府的討伐令行事，既不存在日本人暗中支持何應欽，也不存在何應欽勾結日寇‘聯合害蔣’的事實。據史料記載，11月24日之前，何應欽同日本方麵沒有任何接觸，直到12月24日，日本駐華大使川樾訪問何應欽，對討逆軍事有所探詢，何應欽的答複是‘本人惟知遵循中央政府既定方針辦理’。”(《日本人注視西安事件》，載《西安事變資料選輯》，西北大學曆史係中國現代史教研室等合編，1979年4月出版)⑨
也許有人會講，不管怎麽說，何畢竟是親日派、討伐派，是反對西安事變的，也是的。是的，筆者也並不否認這一點，更不是要為你開脫，而是從實際出發，希望薄重事實，尊重曆史，以利於西安事變曆史的研究。至於讚同“取而代之”說，甚至寫進公開發表的文章中，是可以商榷，可以探討的，筆者把這些看法擺出來，無非是想向讀者提供一些有關西安事變學術研究的信息，以期引起讀者對曆史問題的興趣而已。
至於與討伐派的主張相對立的國民黨統治集團的另一個派別中的代表人物宋美齡、孔祥熙、宋子文等人在西安事變期間的活動，前麵已經約略提到，筆者認為最主要的是不管其動機如何(這與張、楊二將軍光明磊落的情懷顯然是不相同的)，他們主張和平解決西安事變這一點，還是有積極意義的，這也就是說，由於他們的抵製，在一定程度上對討伐派起了抑製作用，緩和了南京與西安的矛盾，促進了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尤其是宋美齡，更為積極、堅定，如當南京16日下達討伐令後，她曾斷然表示：“如打時，即飛往西安，同介石同死。”她還奔走呼號，對求戰心切的南京軍校學生講演，要求軍校學生“於未明事實真相前，切勿遽加斷定”，要他們“遇事鎮定，勿尚感情”，強調“談判之途徑，自當勿令壅塞”。後又親往西安進行談判，竭力勸蔣讓步，終於使蔣態度有了轉變，使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步伐加快了。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雖然是多種社會力量相互作用的結果，特別是張、楊二將軍的主導作用，中國共產黨的有力的調停，周恩來等同誌艱苦卓絕的工作，強大的群眾輿論的影響等，但宋美齡、孔祥熙、宋子文等人在南京和西安等地的積極活動，對事變的和平解決的促進作用，也是應當肯定的。
西安事變爆發後，張學良、楊虎城曾分別致電或派出專人與各地實力派聯係，尋求支持。當時各地方軍閥因為懼怕如果蔣介石不倒台會進行報複的，所以多數持觀望態度，不敢明確表示支持張、楊。但也有支持正義、態度較為明朗，“雖救人自溺，在所不惜”而明確表示支持的，這便是兩廣。
程思遠先生說：
十三日，孔祥熙以行政院副院長的名義，以“元電”詢李、白對西安事變的態度。李、白即以“寒電”複孔祥熙雲：“漢卿痛心鄉邦，激於義憤，發為行動，情有可原，盼審時度勢，遵循政治途徑解決，並團結全國力量，一致抗日。”
當時李濟深在梧州，特電國民黨中央，主張號召全國一致對外。後聞南京親日派策動任命何應飲為“討逆軍總司令”，李又進一步表示反對討伐張、楊。……
一九三七年初，蔣介石將楊虎城、於學忠撤職留任，又扣留張學良，並調大軍進逼陝西，顯有以武力解決張、楊所部的企圖。一月五日，張、楊兩部將領聯名電責蔣介石，表示堅決抵抗，於是局勢又複緊張。一月十二日，東北軍與中央軍在渭南北岸發生衝突，戰爭有一觸即發之勢。李宗仁又獲悉蔣介石的中央軍有可能在一月十五、十六日向陝南發動總攻之勢。消息傳來，深為憂慮，於是急與四川軍閥劉湘聯係……一月十五日，由劉湘領銜(原作者注：《民國大事舊誌》隻提“一九三七年一月十五日李宗仁、白崇禧通電，請入陝中央部隊停止前進，盼蔣委員長領導抗戰”，而未提到劉湘領銜之事)，李、白聯名，通電全國，表示對陝不能用兵，應和平解決。⑩
四川是西安的近鄰，川康綏靖主任兼四川省政府主席劉湘，是當時四川最有勢力的實權派代表人物。他因對蔣介石1934年派參謀團入川插手川政不滿，與南京國民政府是有矛盾的。但對西安，特別是張學良則是友好的，早在張學良調到西安之初，他們就常往來，雙方不但在抗日等問題上認識比較一致，在其他方麵也有一些交往。有一篇題為《劉湘請張學良吃“姑姑筵”》的文章中，提到一樁他們之間的往事，尤其這個“姑姑筵”，還有一段妙趣橫生的故事呢，原來：
成都的“姑姑筵”，在二、三十年代，確實是享負盛名，推其原由，殆在於該店主人黃晉臨頗多不類凡俗。黃原為讀書人，曾應清代科舉，民國初作過縣官，富有文才。其人平日講究飲食，對《隨園食譜》大有心得，因而所製菜肴十分精美。店之所以名“姑姑筵”，蓋廚師盡屬一家姑嫂妯娌也。黃晉臨初於店外懸出一聯，極見風趣：
右手拿菜刀，左手拿鍋鏟，急急忙忙幹起來，做出些魚翅燕窩，供給你們老爺太太;
前頭烤柴灶，後頭烤炭爐，烘烘烈烈鬧一陣，落得點殘湯剩飯，養活我家大人、娃娃。
讀之略可窺其現世之態。
記得是一九三五年秋，張學良將軍因公來成都見蔣介石(這時蔣正在川開辦峨嵋軍官訓練團)。劉湘為盡地主之誼，將設宴為張接風。張因常聞人言成都“姑姑筵”庖藝絕精，因有亟欲一試之意。劉湘認為這有何難，當即令督署副官處立為備辦。該處馬某及李某承命，急趕至“姑姑筵”店，與店主人黃晉臨說明來意，要黃當天特製一席以饗佳賓。不意黃晉臨竟斬釘截鐵地答曰：“不行!”叩其故，則雲“來不及。”經一再婉商，皆被推拒，馬、李二人正苦難於複命，忽聞屋後操作有聲，乃排闥直入，見廚下珍饈盈案，正自忙個不停。因回身再對黃言道，“即便以此相應，有何不可?”黃答：“以我一家人力量有限，每日隻能做上一桌，這是人家先行預定的，歉難從命。”看來已無商量餘地。最後試詢此席為誰所訂，答曰王元虎。於是事情有了轉機。因為王元虎是不久前才下台的師長，馬、李二人便急去向劉湘回報。當下用劉湘名片略批數語，要王讓出此席：另派人叫名餐廳“容祿園”辦一席與王交換。王元虎心裏雖不樂意，亦不得不表示謹遵台命。這樣，張學良將軍便品嚐了成都“姑姑筵”製作的佳肴，並對之讚賞不絕。……⑾
由此可見，劉湘是非常重視他與張學良的友誼。二人一直十分友善，兩廣事變期間，劉與張、楊之間也常交換意見，他們對兩廣地區實力派的正義行動是同情和支持的。西安事變發生後，劉湘感到高興，但鑒於南京對四川的壓力，起初沒有公開表態，而是暗派密使去西安，讚成張、楊的八項主張，並表示願以四川作為張、楊的後方。但在那時，南京及孔祥熙也有電報給劉，不公開表態是不行的，劉便於12月18日發出通電，提出“擁護中樞，抗禦外侮，弭息內爭，營救領袖”等問題，希望放蔣，同時肯定事變的正義性。電文中說：“國人頻年以來，因外侮日亟，禦侮雪恥之念無時或忘，主張雖有緩急，所見或有偏全，而愛國抗敵之誌，實無軒輊。……各方所爭，即在抗敵之時間與方法，而不在抗敵之是非，更何忍自耗國力，使強敵坐收漁人之利?”
在綏遠的抗日將領傅作義，早在1928年就曾得到張學良的保護，從那以後，二人關係一直很好。綏東抗戰爆發後，張學良不僅在政治上給予聲援，而且還派一個騎兵師前往援助，所以對西安事變傅作義積極支持，態度鮮明。12月24日，他還親自乘飛機來西安，後來隻是因為飛機迷航，在途中耽誤了時間，而這時張學良也已送蔣回南京了，二人才沒有見麵。
時任太原綏靖公署主任、掌管晉、綏兩省的山西地方實力派閻錫山，則是另一種類型。在西安事變發生的前幾年，他是搖擺不定的，他一會兒與日本人勾搭，一會兒擁蔣;一會兒表麵服從蔣介石，暗中卻積極支持張學良、楊虎城聯共抗日，甚至與共產黨也有一些秘密交往。著名的老共產黨員彭雪楓、薄一波等在此期間都曾在山西工作過，並與閻錫山有過一些接觸。可是西安事變發生後，他卻變了臉，連呼“驚痛”，一片責難之聲，如在複電中說：“……兄等此舉，增加抗戰力量乎?抑減少抗戰力量乎?……移內戰為對外戰乎?抑移對外戰爭為內戰乎?……兄等能保不演成國內之極端殘殺乎?……”後來，根據孔祥熙的請求，擬派山西省政府主席趙戴文、山西省清鄉督辦徐永昌去西安，以調停南京政府與西安的爭端，張學良斷然拒絕了，並對部下說：“要閻錫山來做保證人，是不必要的，我們是好漢做事好漢當，自己的事兒自己了。我們不請客，更不請閻錫山那樣的客，他對我們隻是滿篇責備，毫無半點同情。他把他給我們的電報還全文抄送南京，登在那裏的報紙上，向南京政府討好，這樣的人我們不同他共事，不讓他投機取巧找便宜。”⑿
在冀察的宋哲元、山東的韓複榘和新疆的盛世才，也都有抗日要求，但由於他們各自的特殊情況，最初不敢公開表態，等看到事變將會和平解決時，才發了通電，如宋、韓12月23日在向全國發出的聯名通電中，就主張保證蔣介石的安全，事變應政治解決，避免軍事衝突。西安事變爆發後，《新疆日報》曾發了“號外”，人們都認為盛世才一定會發通電支持張、楊的。他在當時有表示讚同之意，隻是由於看到蘇聯不歡迎這一事變(蘇聯《真理報》對西安事變作了歪曲事實的報道，認為是反對中央政府的叛亂，英、美、德、意、日等國都跟著指責張學良;有的是因情況不明，有的是別有用心)，對張學良有所指責，他才又改變了態度。對此人在西安事變後的急轉，周春暉有如下評述：
盛世才為了測驗部屬思想趨向，於西安事變翌日，在都署西大樓召集駐省少校級以上軍官及各機關正副首長，當場出了三個題目：一、張副司令兵諫蔣介石這項措施是否正確?二、張副司令此種舉動是否響應本督辦七項救國綱領?張副司令此種舉動是否以下犯上?給與會者每人發白紙一張，要他們記出一、二、三題號，下麵按個人認識，注明“對“或“不對”，然後簽上答者姓名。收卷後，盛看過即令寫“不對”的人舉手，這些人大都是軍人。盛當場講：“你們不要以為部下扣長官都是以下犯上，這是舊觀念，不對。我以後如果反路程，你們也可以這樣對待我。”
可是就在這天晚上，他……知道蘇聯方麵對西安事變持否定態度，指斥張學良行動不當。回來後立即囑排字房把已排好的社論拆掉，對西安事變不作論述，並說那天測驗的事不要再提了。……
按(原作者按語)：一九三六年張學良曾派代表栗又文、車向忱等來新疆。盛曾表明他抗日救國的主張，並希望西北各地當局在這個問題上合作。但西安事變的發動，他事前並未與聞，事後最初估計，至少西北各地會與南京決裂。所以先來測驗一下部屬心理，並進行說服。
但因蘇聯對事變的否定評價，而他個人又不能出爾反爾，隻有不再評述，不表示態度了。在他公開反路程後，他對他的友人曾談過這件事，說他在西安事變時險些上了當，弄得八方不是人。並說政治領導者，尤其握有兵權的人，不能犯衝動，張學良就吃了好衝動的虧，在衝動下把蔣介石扣起來，在衝動下又陪蔣去南京，結果把偌大的東北軍都輸光了。)⒀
這一記載，使我們對盛世才其人有了進一步的了解。此人原本就不是路程的，他在西安事變時的反複，他的見風轉舵，是一點也不奇怪的。至於他後來的所謂“上當”、“衝動”雲雲，完全是站在反動立場上判斷是非的，對事物的看法往往是顛倒的，這與有的把路程說成“反動”、把抗拒說成“正氣”，以及硬把義舉說成“叛亂”、“劫持統帥”之類的言論不是如出一轍嗎?
當然，在那時，在群眾中對一些問罪的認識也不一致，也有些人是偏激的，如他們認為既然好不容易把蔣捉住了，將他押上曆史的審判台，以報仇雪恨，有何不可?
對蔣介石怎樣處理?
怎樣才能達到預期的目的?
西安事變何去何從?……
這些問題似乎並不複雜，可究竟怎樣發落，怎樣結局，又一時難以弄清，也不是輕而易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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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引自王德林關於西安事變當天見聞的回憶資料，原載1986年12月《西安晚報》。
② 晏道剛：《我在西安事變中的經曆》，見《西安事變親曆記》一書，中國文史出版社1986年12月出版。
③ 房成祥：《西安事變史話》，陝西人發出版社1986年5月出版。
④ 周一誌：《戴季陶堅決主張討伐張楊》，見《西安事變親曆記》，中國文史出版社1986年12月出版。
⑤ 康澤：《西安事變後南京情況》，見《西安事變親曆記》，中國文史出版社1986年12月出版。
⑥⑦ 黃紹竑：《西安事變片段回憶》，見《西安事變親曆記》，中國文史出版社1986年12月出版。
⑧⑨ 李鬆林、張秀芬：《淺析西安事變中的何應欽》，紀念西安事變五十周年學術討論會論文，未刊稿。
⑩ 程思遠：《李、白主張西安事變應政治解決》，見《西安事變親曆記》，中國文史出版社1986年12月出版。
⑾ 陳雁翬：《劉湘請張學良吃“姑姑筵”》，原載1986年12月14日《陝西日報》。
⑿ 申伯純：《西安事變紀實》，人民出版社1979年11月出版。
⒀ 周春暉：《西安事變後盛世才的急轉》，見《西安事變親曆記》，中國文史出版社1986年12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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