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學良傳---力挽狂瀾
就在西安事變爆發、人們眾說紛紜、莫衷一是之際，一個由周恩來、秦邦憲，葉劍英等同誌組成的中共代表團(有人認為應稱紅軍代表團)，正在前來西安的途中。
原來，毛澤東在西安事變爆發的當天就收到了張學良的來電，通報了西安事變的情況，並提出共同行動以防胡(宗南)敵北進的要求。隨後張、楊二將軍又聯名電邀中共中央速派人來西安，共商國事。
那時，蔣介石在西安被扣的消息不脛而走，在陝北根據地和紅軍當中也很快傳開了，人們無不欣喜若狂，認為冤有頭，債有主，這回非公審蔣介石不可。主張殺蔣以謝國人者，也為數不少。張國燾就是其中的一個。那時他還在陝北，黨中央政治局會議他參加了，他是極力反對放蔣的。但毛澤東、周恩來等同誌批評了張國燾的錯誤主張，認為西安事變是一部分民族資產階級的代表，因不滿南京政府對日寇的妥協退讓，接受了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的結果，並認為事變有兩種前途：一是說服蔣介石，停止內戰，一致抗日;一是不同蔣介石談判，或他拒絕談判，那就公審他，予以處理，這將會引起大規模的內戰，隻能對日本帝國主義有利。顯然，應當取前者，不能走後麵這條路。所以黨中央製定了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方針，並派代表團立即奔赴西安。
那時的西安，鬥爭雖然取得了初步的勝利，但由於南京討逆軍紛紛西進，步步進逼，西安以東兩軍對壘，劍拔駑張，戰爭大有一觸即發之勢。在市內，因有南京“討逆”軍的飛機不時進行威脅性的飛行，仍有些人心惶惶。當時，於右任電張、楊，要求來西安宣慰。端納已到西安，宋子文也準備前來談判。這時蔣介石固執己見，拒絕交談的態度雖有好轉，能夠心平氣和地與張、楊討論抗日問題了，可是還有些三心二意，仍想以軍事進攻相要挾，他不說必須停止一切軍事行動，隻同意停戰三天，讓他速返南京。在他寫給何應欽的親筆信中說：
敬之吾兄：聞昨日空軍在渭南轟炸，望即令停止。以近情觀察，中正於本星期六日以前可以回京，故星期六日以前萬不可衝突，並即停止轟炸為要。順頌
戎祉
中正手啟
十二月十七日①
張學良也給何應欽發了電報，但那是針鋒相對，毫不相讓的，他在電報中說：
……委座南歸，尚待商榷。在此期間，最好避免軍事行動。弟部初未前進，而貴部已西入潼關，肆行轟炸，果誰動幹戈耶?誰啟內戰耶?兄部如盡撤潼頭以東，弟部自可停止移動。否則，彼此軍人，誰有不明此中關鍵也哉?②
但西安事變將怎樣發展，對蔣介石如何發落，仍然是個棘手的問題。
從南京方麵看，主戰派仍然聲嘶力竭，定以武力討伐張、楊，在蔣回京之前，他們不接受蔣的任何命令。後來隻是由於蔣鼎文從西安飛回宿京，麵交了蔣的信函，又聽了他的口頭說明，才不得不下令停止轟炸的。可是，對於宋美齡提出的她要和宋子文同去西安談判以救蔣卻仍堅決反對。因為據說堂堂政府官員，是不能與“叛變者”談判的，經過爭辯，才勉強同意準許宋子文以私人身份去西安。宋美齡去不去西安，則還得看一看。
以周恩來為首的中共代表團正是在這樣一個各種矛盾相互交錯，形勢發展變幻莫測的時刻來到西安的。他們不負眾望，一下飛機，就立即與張學良就西安事變的大政方針進行商談。“初開始，張學良首先說明舉行兵諫的原因，……蔣介石被扣後，最初拒絕商談問題，現在已允許商談抗日。張又說，隻要蔣介石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就送他回南京，還擁護他做抗日領袖。周恩來讚揚了張、楊發動兵諫的愛國熱忱，同意張對蔣的方針，並談了對事變的性質、前途和處理方針的看法。周說，西安事變是震驚中外的大事，蔣介石雖然被扣留，但是他的實力原封不動，西安已經與南京處在對立地位，因此，對蔣的處置要十分慎重。周又根據國內外形勢說明蔣有被迫抗日的可能性，同時指出西北的‘三位一體’將是推動全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中堅。……十八日上午，周恩來由張文彬陪同去止園拜會楊虎城。周先談了與張學良商談情況及中央和平解決的方針，還說如果蔣介石同意一致抗日，將仍擁護蔣為全國領袖。楊虎城深知蔣介石的為人，怕釋放蔣回南京後挾嫌報複，曾準備‘扶天子以令諸侯’，他又估計，經過十年內戰，中共不會同意放蔣，因此對周所說感到出乎意料，但既然張學良、周恩來意見一致，他也就沒有表示異議。又說：中共‘不記前仇，真是偉大。’但也坦率地談出自己的顧慮：一是懷疑蔣是否能抗日，二是怕蔣報複。他說：國共兩黨是平等的，而他是蔣的部下，蔣被釋放後，一旦翻臉，他的處境就困難了。周恩來針對楊虎城的疑慮，分析了國內人民要求抗日，美、英、蘇支持中國抗日和蔣介石抗日則生的處境，指出蔣抗日的可能性增大了，現在就要力爭他抗日。隻要西北三方麵加強團結，進而團結全國人民，蔣想報複也不可能，而且這次，沒有把握也不能輕易放他……”③周恩來經過與張、楊兩將軍分別會談，統一了認識，紅軍決定加入西北抗日聯軍，三方更加團結，西北地區的抗日救國運動更加聲勢浩大了。總之，經過張、楊兩將軍，特別是周恩來等共產黨人艱苦卓絕的工作，孔祥熙、宋美齡、宋子文等人的積極斡旋和蔣介石的反省，事變終於得以和平解決，使中國現代曆史由此發生了重大轉折。這場震驚中外的突然爆發的曆史事變，已經過去五十多年了，但人們對它始終不會忘記，它留給後人的是一筆巨大的精神財富，是曆史的驚歎與深思。人們對於張、楊二將軍發動西安事變的功績，是交口稱讚的，但對他們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功績則不大提起，或者有意無意地抹煞他們在和平解決西安事變中的作用和功績。如認為是中國共產黨和平解決了西安事變，或者說張、楊是由於紅軍代表團對他們進行了耐心的說服工作後，他們才接受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方針的。這是史學界長時間以來的一種說法。台灣的學者則認為蔣介石之所以獲釋，是因為精誠所至，金石為開，張學良被蔣介石感動了，事變的和平解決不靠天，不靠地，是蔣介石自己救了自己。
這些看法是值得商榷的，已有同誌提出不同的觀點。認為“保使蔣介石聯共抗日，是從一九三六年下半年，西北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形成後，張學良一直奉行的方針，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方針是張學良的決策，不是來自別人的說服。”④並認為張、楊二將軍在和平解決西安事變中不僅主張明確，而且是發揮了主導作用的。
根據張學良12月13日對總部全體職員所說的“我們這次舉動，把個人的榮辱、生死完全拋開，一切都是為了國家民族。”“我們絕不是反對蔣委員長個人，是反對蔣委員長的主張和辦法，促使他反省，正是愛護他。”“如果蔣委員長能放棄過去主張，毅然主張抗日工作，我們馬上絕對擁護他服從他!那時，甚至他對我們這次行動，認為是叛變而懲處我們，我們絕對坦然接受，因為我們所爭的是主張，隻要主張能行通，目的能達到，其他均非所計。”
這些大義凜然的講話，可看出他的“為國為民，光明磊落之心”。
“在事變的布置中，張學良作了嚴格交待，命令其不準傷害，並絕對保障蔣的安全。當劉多荃打電話說蔣介石不見了時，張、楊非常著急。張學良對兩軍文武官員說：‘若找不到他，我便將自己的頭割下來，請虎城兄拿到南京去請罪，了此公案，絕不能因為要停止內戰，而引起內戰。若再引起內戰，那我張某人就成了千古罪人。’由此可見，張學良甚至不惜以自己的生命確保蔣的安全，其目的就是要避免內戰的爆發，以達到和平解決事變。
“在事變後，張、楊立即通電全國，敞開和談的大門，指出事變之目的，是對蔣‘最後之諍諫，保其安全，促其反省’，使他接受抗日救國的八項主張。在通電外，張學良又另電南京中央要人及親英、美派孔祥熙等人，示意其對事變予以調解之助，孔祥熙對張電作了這樣的理解：‘張、楊既於通電之外，複對餘及中央諸同誌各有私電，是明予吾人以談判之機。’可見這些電報使南京親英、美派要人，對事變目的和處理事變的願望有了一定的了解，為和平解決事變增加了有利因素。為了穩定國內秩序，避免混亂，張學良還專電宋子文，指出‘上海係全國金融樞紐，未容紊亂。’……“盡管蔣介石已身處張、楊囹圄之中，成為他們的階下囚，但張學良還是忍辱負重，委曲求全，以部下的禮節，不厭其煩向蔣再度陳述自己的良苦用心，恭候其省悟，盼其納諫，蔣介石雖頑固不化，但由於張學良的至誠行為，無害他之意，求和平解決之心，對他最終產生了一定影響。因此，蔣在十七日致何應欽停戰手諭中寫道：‘以近情觀察，中正本星期六以前可以回京。’蔣的停戰令暫時製止了南京的軍事進攻。張、楊為和平解決事變的努力，初步取得了一些進展。
“在解決事變的過程中，張、楊既聽取其他政治勢力的建議，同時又保持其獨立自主的決定權，即使對中國共產黨的建議，也並非一切就言聽計從。這表現在事變後，孔祥熙企圖通過閻錫山把蔣介石移往太原，中共中央在12月21日給周恩來的電報說：‘對閻錫山遷蔣至山西辦法應表示可以考慮。’張學良對遷蔣至太原的意見表示反對，認為自己能捉蔣，也就能放蔣，不能讓閻錫山從中漁利。在何時放蔣問題上，張學良同周恩來和楊虎城的意見是不一致的。兩宋要求：蔣下令停戰撤兵後，即日回南京。對此要求，張學良表示同意，而周恩來和楊虎城表示允許再考慮……這種意見不和，也可能是張學良決定立即放蔣，隻告訴楊虎城而不告訴周恩來的原因之一。這些行為都與張學良素來那種決斷，願意接受他人建議，但又決不受人支配的性格有關。……”⑤
筆者對西安事變缺乏深入研究，對上述論述不想妄加評論，不過，對這些觀點還是讚同的，並認為談得還是比較實際、中肯而又新穎的。曆史是不斷發展的，時代也在不斷地前進，我們的文化思想和學術研究也要發展，要創新，因此就應當“通過曆史的反思，通過社會迷宮進入到曆史表象的背後，按照事物運動的一般規律和一果多因，合力作用的原理，從全方位來對促成事變和平解決的各種社會政治力量相互作用”，作些新的實質性的探索。
當然，話又說了回來，這樣說是不是又忽視了其他社會政治力量，特別是中國共產黨的協助和調解對西安事變和平解決的有力作用呢?當然不是。事變發動後，首先向中共電告事變消息，並邀請中共中央速派代表團來西安共商救國大計的是張、楊二將軍，而紅軍代表團的到達則是對張、楊兩將軍的一個有力的支持，同時也使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力量進一步增強了。因為“當時東北軍、西北軍幹部中對於蔣介石的處置問題並不一致。不少感情衝動之少壯軍人，恨不得立即處死蔣介石而後快。這種力量和思潮，對於張學良堅持和平解決事變的主張是一極大的不利因素。中共代表團到達後立即開展了對內部統一思想的工作。由於中共過去的特殊地位，與蔣介石有血海深仇的曆史，以此來做這些少壯派的思想工作，所收到的效果是張、楊的命令所不能達到的……當張學良將軍扣留在南京後，西安方麵群情激憤，主張以武力對付南京的主戰空氣頓時高漲。為了挽救已造成的和平局麵不致破壞，使和平最終實現，中共在通電南京，要求停止進軍的同時，調紅軍協助東北、西北軍準備防禦，並且勸兩軍將領要冷靜對待……應德田、孫銘九製造了殺死王以哲的二、二事件後(筆者按：“二、二事件”係指張送蔣回南京後，東北軍群龍無首，少壯派為營救張出險，不惜與南京一戰。一些老派將領主張通過談判救張，認為隻要東北軍和“三位一體”緊密團結，張是可以回陝的，反對武力救張。應德田、孫銘九等認為王以哲、何柱國是“投降”，是“出賣副司令”，於二月二日上午派衛隊營連長於文俊帶領部隊殺害了王以哲，又派人去殺何柱國。當時，何避入楊虎城公館，少壯派帶兵追捕，楊加以製止，何始得脫險。但王以哲副官宋學禮、總部參謀處長徐方、交通處長蔣斌等則亦於當天被殺害。)，繆澂流、劉多荃決定回兵包圍西安，消滅主戰派，因此東北軍內部，自相殘殺的危局迫在眉睫。周恩來等同誌，不顧個人安危，竭盡全力調解東北軍內部的矛盾，把製造二·二事件的主戰派主要人物，轉移到紅軍中去，這樣就使一場即將爆發的自相殘殺內戰得以消彌，使西安事變和平解決的成果得以鞏固。”⑤
周恩來和中國共產黨在和平解決西安事變中的卓越貢獻，向為世人所稱道，讀了上麵有關評述，我們對此會有更進一步的認識。毛澤東同誌對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對“三位一體”特別是中共在和平解決西安事變中的重要作用，也曾給予很高的評價，他說過：“蔣介石之所以能夠安然離開西安，除西安事變的領導者張、楊二將軍之外，共產黨的調停，實與有力。”
當然，正如前麵提到的，宋子文、宋美齡等人的斡旋，特別是由於他們的特殊地位，以及他們為和平解決西安事變所作的努力，也是應予肯定的。宋美齡說，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是端納奠了基，宋子文樹了柱壁，她自己上了梁，蓋了頂。若單從國民黨一方麵來說，也無不可;但若是從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三方來說，那當然就言不符實了。照她這樣說，張、楊二將軍在和平解決西安事變中的主導作用應該怎麽看?共產黨的有力的調停又放在什麽位置上?將這些完全抹煞，顯然是不適當的。
至於端納的出使西安，並在和平解決西安事變中起了一些積極作用，這與他和張、蔣均有私交、是雙方都易於接受的人固然有關，同時與他本人在一些重大問題上的進步傾向也有關係。端納是英籍澳大利亞人，生於1875年。“一九○五年他由香港到廣州采訪兩廣總督岑春煊時，被岑聘為名譽顧問。從此端納在中國大陸得有門徑，奠定了日後工作的基礎。
“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前後，端納曾參與起草臨時政府對外宣言，並被任命為‘外交秘書和顧問’。……
“一九一五年日本向袁世凱北洋政府提出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條，並威脅如‘秘密泄露出去，日本當斷然采取行動’。端納從袁世凱的政治顧問、英人莫理遜處得到原文譯本，他立即將其發表，引起各國注意。可以說端納是當時第一個揭露日本對華二十一條的報人。……
“一九二八年，張作霖退往關外，被日本關東軍炸死後，端納經羅文幹介紹由北京赴沈陽謁見張學良。經數次晤談後，他感到張學良‘坦白直爽，胸懷大誌，是位了不起的人才’，願為張效勞，成了張的顧問，兩人關係的發展，竟密切到‘沒有一個詞可以來形容’的地步。一九二八年冬，端納還積極支持張學良易幟，維護全國統一。……
“一九三三年蔣介石發起了以封建的四維八德禁錮人們的言行的所謂新生活運動，宋美齡為宣傳這一運動，請端納幫助她處理信件、報告，張學良開始不想輕易地割愛，隻答應端納為蔣介石夫婦工作六個月，但最後端納還是成為蔣氏夫婦的私人顧問。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爆發了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消息傳來，南京陷入一片‘騷亂’，宋美齡決定派端納立即前往西安，了解真相，傳遞信息，溝通關係，並尋找和平解決的途徑。端納對西安之行，也認為‘義不容辭’，且具有‘信心’。十二月十四日下午，端納到達西安，弄明了真相，溝通了關係，勸說蔣、張，使兩人之間的僵持和對立得到緩和。宋美齡把端納的西安之行，比喻為事變後發現的‘第一次希望的曙光’。”⑦
是的，端納是西安事變後南京宋美齡為救蔣最早派出的使者。這個任務要說難也難，要說不難也不難。為什麽?這是明擺著的。之所以說難，是因為那時南京主戰派正調兵西進，交通受阻，音訊中斷，在完全不明真相事先也毫無聯係的情況下，單身一人去西安，當然是要冒點風險的;之所以又說也不難，那主要是因為和平解決西安事變，隻要蔣介石答應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就放他回南京，是張、楊兩將軍和紅軍代表團的既定決策，所以隻要蔣氏有誠意，事變的和平解決是完全可以實現的。端納精明，12月14日下午4時許，當他乘一架飛機飛臨西安上空時，他沒有冒然降落，而是先繞城盤旋，作欲降落姿態，以避懷疑。是的，最初人們是有點擔心的，主要是怕它丟。但看它飛得比較慢，又總是在機場上空兜圈子，象是想降落又不敢降落，也許是有什麽要事要辦吧，所以沒有向它開槍開炮，而是嚴密地監視著，要看它葫蘆裏究竟賣的是什麽藥。後來，它終於拋下來一個擲信筒，說明他是受宋美齡委托來見少帥的，如少帥願意見他，請在飛機場燒一堆煙火。
張學良同意見他，命令點煙火。使他終於走進古城西安。
那時，他帶有宋美齡的兩封信，一封是給張學良的，信中是請求放蔣。另一封是給蔣介石的，據申伯純談，信的大意是：
“你的脾氣不好，你心中的話總不肯好好地說給部下聽，同時你也不能好好地傾聽你部下的意見。這種情形，我一直是很擔心的。因此，你每次外出，我總是常常陪同你一起去。這次航空協會在上海開會，我不能不去參加，所以沒能同你一起到陝西來，想不到就在這一次出了事情!東北軍都是亡省亡家的人，他們同情抗日，要求抗日，是自然的事情，你應該把你心裏的話告訴他們，對他們的抗日情緒應該很好地加以安慰。可是你不這樣做，所以激出事情來了。我現在托端納先生冒險去看你，望你為國家為民族保重身體。在可能和必要的時候，我願意親自去西安一趟。最後告訴你一句話：
南京的情形是戲中有戲(暗指何應欽的陰謀)。”⑧宋美齡講的是心裏話，倒還是道出一點真情。不過，所說南京是“戲中有戲”問題，近幾年已有人提出異議;有的甚至還談到，在原信的影印件中沒有這句話。真相究竟如何，尚待繼續查考。
“張和端納晤談時，首先告以蔣的安全情形，接著說明他對蔣並無惡意，隻要蔣能答應停止內戰，一致抗日，他們(張、楊)還要擁護他作領袖。端納表示同意張的主張，並願竭力去說服蔣。他又將請蔣搬家被蔣誤會的情形告訴端納，請端納在見蔣時幫助解釋，勸蔣搬家。端納也答應了。
“當晚，張陪端納一起去見蔣介石……端納說：‘我這次是受蔣夫人的委托而來的。同張漢卿將軍談話以後，我首先向蔣先生告慰，就是張將軍對蔣先生並無惡意，隻是要求停止內戰，一致抗日，隻要蔣先生答應這個要求，張楊兩將軍還要竭誠擁護您做領袖。我認為這個主張不僅是張楊兩將軍的主張，也是全中國人民的迫切要求，而且許多西洋人(暗指英美)也讚成。蔣先生若能接受這個主張，今後將變為這樣大大的偉人(說著舉起手高高地比劃著)，要是不接受這個主張，今天將變為這樣小小的人(也俯著身子用手在地下比劃著)。國家和蔣先生個人的安危榮辱就係於蔣先生個人心思的一轉。”蔣介石在這幾天當中本已逐漸了解張楊對他的真實意圖所在，同時也知道自己的生命並沒有什麽危險，現在既聽了端納這一段話，又看到了宋美齡的信，他的態度轉變了。於是，他麵露笑容，‘啊!啊!’連聲，似乎很有所感動的樣子。
“端納見蔣的態度已有轉變，就趁勢提出，請他搬到一個更安全、更舒適的地方去住。蔣至此才了解請他搬家是出於好意，便欣然答應了。張便馬上和端納一起陪著蔣由新城大樓搬到了金家巷高桂滋公館。”⑨
由上麵的這些記載看，端納的西安之行，以及他在和平解決西安事變中的積極作用，是明顯的。後來蔣介石違背諾言，扣押了送他回南京的張學良，端納勸阻，也不起作用，使他對蔣的信任發生動搖，這也都是事實。但有的說，他因此就與蔣氏鬧翻，並憤然離開了中國，則不夠確切。不錯，端納最終是結束了他在中國的政治生涯的，隻是這不是在西安事變後不久發生的，而是在幾年以後：
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後，由於端納營救蔣介石有功，南京國民政府頒授他大綬采玉勳章一座，此後，端納仍追隨蔣介石夫婦，在官邸辦事。
端納於一九四零年離開中國。他為什麽會離開長期工作、生活過的中國呢?主要原因是：第一，他是西安事變中營救蔣介石的和事佬，他感到有責任要求蔣介石恢複張學良的自由，便經常向蔣介石嘀咕此事，為此，蔣“非常討厭”他，日益和他疏遠。第二，端納對宋美齡的“近親”大發國難財的劣跡很不滿，他“呼籲蔣夫人加以抑製”，宋美齡卻對他大發雷霆：“端納你可以批評中國政府或別的任何事情，但是有些人連你也不能批評的。”
端納聽了火冒三丈，於是不辭而別，搭乘飛機去香港，“從而結束了他在中國的一段彪炳的生涯”。
端納離開中國後，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太平洋戰爭爆發，菲律賓陷落時，他適在菲律賓，被日軍囚禁，直到一九四五年初，麥克阿瑟收複菲律賓，他才獲得釋放。因久係囹圄，身患疾病，在體養時又發現已患肺癌，他致電宋美齡請求幫助。蔣夫人為他安排了一架水上飛機，送他到美國檀香山海軍醫院治療。後來病勢轉危，端納被送到上海虹橋醫院，於一九四六年病故，終年七十一歲。⑩
這是後話。下麵我們仍接著前麵談到的端納在西安的情況繼續介紹。端納原計劃15日下午飛洛陽，然後再於次日晨飛南京，後因天氣不好，飛機受阻，改以電話向宋美齡報告見蔣經過。宋美齡甚慰，救蔣出險之心更切，經與孔祥熙等人商定，再由宋子文去西安。宋子文到西安後，張學良、周恩來都曾會見了他。他也與張學良一齊去見蔣。“蔣介石沒想到宋子文來，情緒激動。看到宋美齡信上有：‘如子文三日內不回京，則必來與君共生死，’蔣介石哭了。蔣說隻有加緊軍事進攻才能脫險，並把進軍方略單獨告訴了宋子文。”⑾
二次飛往西安準備參加談判的宋子文、宋美齡(她是第一次來西安)、端納、蔣鼎文等是12月22日同機來陝的。據說，此番來陝，“宋美齡帶來了許多吃的用的東西，還替蔣介石帶來一付假牙。宋美齡先向張說：‘漢卿，我的行李希望你不要檢查。’張回答說：‘夫人請便，我不敢檢查’……”⑿宋氏兄妹到達西安的當天，就在雙方的私下會晤中，交換了有關如何談判的看法。當時，張、楊、周提出，一切從大局出發，以八項主張為基礎進行談判。蔣介石雖然也讚成和談，但卻說他不能直接參加談判，而由宋氏兄妹作為代表出席會議;另外，談判達成的協議，他不簽字，但他將以“領袖人格”來擔保實現。他想用這種既可達到談判目的，又不一定完全遵守達成的協議，還可保持“名節”，不會被誰抓住把柄的策略來應付一番，可謂用心良苦。
12月28日，毛澤東發表《關於蔣介石聲明的聲明》批評蔣氏12月26日聲明(即所謂《離陝前對張楊的訓詞》)，指出此訓詞含糊曲折，實為“中國政治文獻中一篇有趣的文章”，其實，蔣氏在三方會談之初的這些表現，不也曲曲折折，很不幹脆嗎?
但張、楊、周以團結抗日和國家民族利益為重，不拘細節，仍決定與宋氏兄妹談判。
三方麵(張、楊為一方，周為一方，宋氏兄妹為一方)的正式談判是在十二月二十三日上午，在西安金家巷(今稱建國路)張公館西樓(當年張將軍就住在這座樓的三樓上)二樓進門左邊的會客室裏舉行的。
這個會客、有時也用作開會的客廳，並不很大，估計也隻有平常的兩個房間那麽大，但卻窗明幾淨，樸素淡雅。屋內正麵牆壁上有一個滴達作響的掛鍾，下麵兩個屋角處，各置一個高高的棕色花架，上麵擺著盆花。屋內三方靠牆處整齊地放著蒙有米色沙發罩的單人和雙人沙發，前麵有精致的茶幾。張學良常在這裏會見各方人士，十二月十一日張學良向部分高級將領宣布對蔣介石實行兵諫的會議也是在這裏召開的。
當然，能夠取得一些初步的諒解，並願意心平氣和地坐下來談判，也並不是容易的，張、楊、周，特別是周恩來曾做了不少工作，這一方麵是他(當然，也包括博古、葉劍英等)要做東北軍和十七路軍軍官和士兵的工作，因為他們有很多人主張殺蔣，或要求將蔣交人民公審，認為同他沒有什麽好談的。“甚至準備鬧事，說什麽：‘不能由共產黨處理這件事，不能說放就放。’”(房成祥：《西安事變史話》)周恩來根據黨中央製定的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方針與政策，不顧個人安危，“隻身到那些全副武裝的軍官中去”，做深入細致的思想工作。指出：“‘這次事變是一件震驚中外的大事，但是這跟路程戰爭和群眾暴動不同。現在的蔣介石，既不同於十月路程後被群眾打倒的沙皇尼古拉，又不同於滑鐵盧戰役後被俘的拿破侖。這次捉蔣是出其不意，乘其不備，他的實力原封不動地保留在那裏。從各方麵考慮，特別是從團結抗日出發，對蔣介石的處理極需慎重……當前中日矛盾是主要矛盾，國內階級矛盾居於次要地位，階級鬥爭必須服從民族鬥爭。由於日本帝國主義獨占中國的侵略行動，與英、美帝國主義在中國的利益發生了激烈的衝突，這就使英、美帝國主義的代理人蔣介石有抗日的可能;由於全國人民怒潮的高漲，特別是西安事變扣押了蔣介石，使蔣介石抗日的可能性增大了。因此，為了全民族的利益，我們共產黨不記舊惡;隻要蔣介石答應抗日，就應該和平解決，釋放蔣介石。’還說：‘自“九·一八”以來，蔣介石不聽國人呼籲，一心打內戰，在國難嚴重的今天，還要來西安布置內戰。大家要求殺他，可以理解，不算過分。但是，殺了他，內戰會停止下來嗎?抗日的目的能達到嗎?現在親日派正唯恐我們不殺蔣，我們不能做有利於敵人的事情啊!……’周恩來同誌循循善誘，使他們如同撥開重重迷霧見到青天。有個軍官激動地說：‘要講仇恨，是共產黨最恨蔣介石。不講多的，光十年內戰，殺了多少共產黨員?可真是血海深仇啊!但共產黨顧全大局，以國家民族利益為重，大公無私，以德報怨，真令兄弟敬佩。’他向周恩來同誌行了個軍禮，表示讚同中國共產黨的主張和對周恩來同誌的尊敬。”(引文出處同前)……另方麵，周恩來也積極地做上層人士、甚至宋氏兄妹的工作。如宋子文初來西安時，沒料到周恩來已經到了西安，因而顧慮重重，認為他一來“事情就難辦了”，更不敢與他見麵，怕何應欽抓他的把柄，但經周恩來通過郭增凱(原在西安，是因《活路》事件被誤捕押往南京又獲釋並隨同宋子文前來西安的)向宋轉達意見，闡述中共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主張，使宋大感意外，心悅誠服，後來回到南京，“到處宣揚蔣介石在西安很安全，讚美周恩來，說：‘南京有誰能承擔這樣的風險營救蔣介石?相反，還有人要轟炸。”(劉鼎：《談西安事變》終於促使南京國民政府同意宋美齡、宋子文等來西安談判。就是在談判期間，周恩來也始終懷著高度的政治責任感，不忘繼續做各方麵人士的工作，如他與宋美齡也曾作了兩次長談：“第一次，周首先說明中共沒有參與兵諫，並闡明中共和平解決事變的主張。然後，周從中國路程所經曆的困難和曲折談起，說明‘九·一八’事變後，民族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中共希望團結抗日，一九三五年提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以後又變反蔣抗日為逼蔣抗日，但蔣介石對團結抗日要求始終不予理會，當前，是改變政策的好機會，望他們兄妹勸蔣回心轉意，這對國家、對個人均有好處。宋說：既然中共有誠意，應在政府領導下，共同努力。周說：隻要蔣介石同意抗日，中共擁護他為全國領袖，並且指出除蔣介石外，全國沒有第二個適合的人。周又談到國防、經濟上的問題，對唯武器論和抗日長期準備論作了分析和評論。宋要求周勸楊虎城早日釋蔣。周應允。第二次談話時，宋明確表示讚成停止內戰，說：‘我等皆為黃帝裔胄，斷不應自相殘殺，凡內政問題，皆應在政治上求解決，不應擅用武力。’
“二十三日上午，在張公館張學良所住的西樓二層開始談判，宋子文代表蔣方，西安方麵張學良、楊虎城、周恩來出席。
“二十四日上午繼續談判，宋美齡也參加了。談判的結果是：(一)由孔祥熙、宋子文組織行政院。宋負責並組織使各方麵滿意的政府，肅清親日派。(二)中央軍全部撤離西北，宋子文、宋美齡負絕對責任。蔣鼎文即攜蔣介石手令飛洛陽辦理停戰撤兵的事。(三)蔣回京後釋放‘七君子’;西安方麵可先發消息，宋子文負責辦釋放事宜。(四)蘇維埃、紅軍名稱照舊。宋氏兄妹擔保停止剿共，由張學良負責接濟紅軍。抗戰爆發後，紅軍改番號，統一指揮，聯合行動。(五)先開國民黨中央全會，開放政權，再召開各黨派救國會議，不開國民代表會議。(六)政治犯分批釋放，具體辦法與宋慶齡商定。(七)抗戰爆發後，共產黨可公開活動。(八)聯俄，並與英美法聯絡。(九)蔣回京後通電自責，辭去行政院長職務。(十)西北軍政由張、楊負責。此外，宋子文提出，隻要蔣下令撤兵，就放他回南京。對此張表示同意，楊、周表示再考慮。至此，談判結束。
“二十四日晚，宋氏兄妹應周恩來的要求，陪周去見蔣介石，蔣勉力坐起與周寒暄。蔣說，周曾經是他的部下，應該聽他的話。周表示，隻要蔣停止內戰，一致抗日，不但個人可以聽蔣先生的話，紅軍也可以聽蔣先生指揮。周問蔣為什麽不肯停止內戰。宋美齡說以後不剿共了。這次多虧周先生千裏迢迢來斡旋，實在感激得很。蔣考慮一下，表示三點：(一)停止剿共，聯紅抗日，統一中國，受他指揮。(二)由二宋及張學良代表他與周解決以前商談好的問題。(三)他回南京後，周可以直接和他談判。
“蔣介石與周恩來的會見，達成了停止內戰的協議，為和平解決西安事變奠定了牢靠的基礎。”⒀
西安事變，作為半個世紀前的一個曆史事件，它對於今天的年輕人來說，這已是遙遠的往事，這一切也許會覺得難以理解，甚至是非常陌生的。但是，如果仔細地重溫這段曆史，認真觀察和了解在這一事件中各方人士的動向，仍可增長不少見聞，而對一些問題的反思，不是更可獲得許多有益的啟迪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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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③《西安事變簡史》，中國文史出版社1986年12月出版。
④ 張學君：《張學良與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原載《近代史研究》1985第1期。
⑤⑥ 侯雄飛：《西安事變和平解決新探》，紀念西安事變五十周年學術討論會論文，未刊稿。
⑦⑩ 李傳信：《端納其人》，原載1987年9月5日《團結報》。
⑧⑨⑿ 申伯純：《西安事變紀實》，人民出版社1979年11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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