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學良傳---再見，西安
談判基本結束後，決定放蔣的消息象一陣風似的很快傳出，人心再度浮動起來。那時，除張學良外，人們都主張必須有可靠的保證，才能放蔣。可是張學良認為，隻要蔣原則上承認達成的協議，就可以讓他走，並且還決定親自送他回南京。
突然，事情來得太突然了!
這在當時的西安引起了不小的波動。許多好心的關心和愛護張學良將軍的部屬和友人都認為這樣做太冒險了，放蔣已夠寬大，還要送他回京，似無這個必要。當時他如能對蔣的本質看得更透徹些，特別是若能認真聽取一下楊虎城和他的部下的勸說，取消他這次的南京之行，那他原本是不會落入虎口、被罰以終生監禁的，他原本是完全能夠誠如他自己所說的，在抗日的鬥爭中，率師北上，償我素誌，誓滅日寇，雖死不辭地幹出一番轟轟烈烈的事業來的，而他的曆史，顯然就會另是一番景象了。可是，人世間的事，有時常常是身不由己，變幻莫測，甚至是鬼使神差，不可思議的。
那是談判條件大體商定後的一個北風凜洌的早晨，西安人民還正為三方麵會談取得進展而倍感歡欣時，張學良剛起身就接到了蔣介石要求當天返回南京的電話。是的，談判已告一段落了，可由於蔣介石隻是口頭上表示同意，願以人格擔保，卻不肯簽字，也不發表任何公開的講話，甚至連作點國內和平、與民更始之類的許諾也不答應，就想輕而易舉地離開西安，人們怎能不疑慮重重，並對蔣氏對協議如此缺乏誠意而滿意呢?為此張學良也有些著急，怕出亂子，所以便於二十四日下午在他的住所召開設計委員會議，向部下介紹談判情況，同時也透露了蔣介石很快要走，他也要陪送蔣介石回南京等使人不免為之一驚而又令人迷惑不解的問題，看到人們疑慮重重，他又說：‘昨天開會大家有些意見，現在可以向我提，但不許在外邊亂說，尤其不許任意胡鬧。這是關係國家民族命運天大的事，做錯一點，我們擔不起。’張說完，會場沉默，好一會，有人問：‘蔣、宋答應的條件究竟有什麽保證沒有?’張急問：‘你們要什麽保證?你說!你說!’被問的人雖然緊張，仍複述了二十三日會上提的條件(即中央軍撤出潼關，解除對西安的軍事威脅;釋放‘七君子’，取信於民;沒有保證，蔣介石不能走等)，張說：‘你們提的意見，我考慮過，都行不通。蔣現在關在我們這裏，他說的話，何應欽不見得肯聽。我們逼蔣下命令，如結果無效，怎麽辦?即使生效了，當然得放他，他不是心甘情願的，要存心報複或反悔重來，怎麽辦?所以說你們的意見行不通。隻要他原則上承認我們的條件就讓他走，簽字不簽字沒有什麽關係，簽了字要撕毀，還不是一樣地撕毀。’……有人問：‘副司令說要親自送他到南京是什麽意思?’張說：‘是的，我打算親自送他到南京。我這一著是抓他的心，比你們想的高。這次事變對他是個很大的打擊，所以要給他撐麵子，恢複領袖威信，好見人，好說話，好做事。親自送他去，也有討債的意思，使他答應我們的事不能反悔。此外，也可壓一壓南京親日派的氣焰，使他們不好講什麽怪話。總之，人情要做到家，合作得徹底。你們要聽我的話。’張又申述：‘我為什麽敢冒天下之大不韙把蔣扣下?為的是國內統一，一致對外。假如不把他放回去，國內會有更大的內亂，我就是天下的罪人，我就自殺。’‘我們有本領請神，就有本事送神，不要搬石頭打自己的腳。隻要與國家有利，就是犧牲我張學良，甚至犧牲東北軍也在所不惜。’還有人問：‘紅軍和楊主任的意見怎麽樣?’張說‘紅軍的態度比我們還軟，楊主任雖有些不同意見，但他是顧大體的。’參加會議的人不好再說什麽，會議就此結束。’①
談到這裏，圍繞送蔣，作一點插敘。事情是這樣的：
在紀念西安事變五十周年期間，我從一家省報上看到轉載的香港《文匯報》江元舟寫的《西安事變親曆記——訪蔣介石原侍從副官居亦僑》的文章，據文章談，作者是在蘇州訪問這位八十高齡的老人的。居先生是江蘇人，黃埔軍校六期步科生，一九三五年任國民黨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侍從副官，現為蘇州市政協，特約文史員。據江先生說，“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後，在送蔣介石去南京的前夕，張、楊二將軍曾舉行宴會。席間，張學良敬酒擲杯，侃侃而談，將軍豪情，達於高峰。文章不長，寫得也頗生動，轉引如下：
那晚，古色古香的大樓裏燈火通明，席間有三方人員：張學良、楊虎城等師級以上的將軍;蔣介石、宋子文以及隨行人員宋美齡、端納、戴笠等人;周恩來、秦邦憲、葉劍英等中共人員。
宴會開始了，張學良首先舉杯敬酒，他激昂地說：
“委員長、周主任、諸位老兄，你們受驚了。我采取這個行動，是不得已的，是為請委員長共同抗日。我是有國仇家仇的人。有人說我是叛亂，其實我真心為國家、為民族，要求抗日，希望在座的，為促進抗日運動獻策出力，幹杯!”少帥把酒一飲而盡，眼眶裏飽含淚水，將手中的玻璃酒杯使勁一摔。
接著，周恩來從容不迫地站起來，向大家敬酒，說：
“委員長，漢卿、虎城兩將軍，百裏先生和各位老朋友、老同事，這次事變是個大變動，今天舉行宴會是個大團結，在座的為促進團結方麵作出了貢獻;張、楊兩將軍的行動僅是個促進團結的武裝要求，在促進團結方麵貢獻最大。通過這件事，希望各方麵聯合起來，團結起來，我提議，為諸位的健康，為張、楊兩將軍的貢獻，幹杯!”
張學良倏地又站起身，猛地站在椅子上，第二次向大家敬酒。說完，他從椅子上跳下來，又一次把酒杯摔在地上，伏在餐桌上哭出聲來。
過後，張學良沉吟半晌，又斟滿一杯酒，來到蔣介石麵前，說：“委員長，我這次行動唯一目的，是擁護委員長領導抗日。我的國仇家仇都沒有報，我是中華民族的罪人。你如果與我有共同心願，也許不會有此事發生。
我的行動不大好，我想結果是好的。委員長同意一致抗日，希望回到南京後，說到做到。我希望能打回老家去，東北不收複，死我也不瞑目!為委員長的身體健康幹杯!”
張學良舉杯痛飲、驀地又使勁地把空酒杯摔得粉碎。
蔣介石望著激動的少帥，在眾目暌睽之下，沮喪地說：“我身體不好，酒也不會喝……”
宋子文連忙湊上去，神情略帶激動：“漢卿，委員長的酒我代喝，幹杯!”……②
這裏所寫的宴會，隻說是在“送蔣去南京的前夕”，究竟是哪一天，作者沒有寫，按一般常識，這個時間當在離開西安前的兩三天，再早事實上也是不可能的。而這幾天，因為宋美齡剛到，又要談判，日程排得滿滿的，會議、應酬無虛日，舉行些宴會，並有各方人員參加，是完全可能的，據有關史料記載，在事變前後，乃至張學良送蔣去南京後，這類宴會也都曾不止一次舉行過，所以江先生所寫的這種場麵也不是不可能出現。但三方人員是不是都到得那麽齊，特別是蔣介石是否真的象上麵所說的也參加了，似有疑問，因從目前見到的有關資料看，並未發現有這方麵的記載，一些當事人寫的書籍和回憶資料也都未提此事;另方麵，宋美齡是二十二日來西安的，她在西安隻住了三個晚上，而這次宴會她是參加了，那末，這究竟是哪一天?是二十二號當晚嗎?那時還未談判，送蔣走的問題還談不上，怎麽會舉行告別宴會?是第二天，即二十三日晚間嗎?談判還正進行，還未達成協議，就說要走，似也為時過早;另外，據說是因為蔣氏有病，也可能還有別的原因，二十三日的談判南京方麵隻有宋子文出席，宋美齡連談判也未參加，她還能到新城大樓去赴宴嗎?那末，第三天(二十四日)呢，會不會是這一天晚上?這時協議達成了，蔣也答應抗日了，要告別當然是具備了條件的。但這天晚上，事實上是安排了周恩來與蔣介石的會見，而且，在周未見蔣之前，“兩宋告周，蔣這兩天病了，不能多說話。周一進蔣的臥室，望見蔣躺在床上。蔣見周進來，勉強在床上坐起來……”(見申伯純：《西安事變紀實》156頁)在這種情況下，他會去參加宴會嗎?情況究竟如何?因筆者既非當事人，又未掌握更確鑿的史料，所以不是要否定江先生的介紹，隻是根據自己了解的情況，談點不同看法，以期進一步促進西安事變曆史的研究，謬誤之處，歡迎指正。
向部下作解釋的會議開過了，為蔣送行的宴會也舉行了，但對放蔣下麵仍有不同意見。二十四日晚上，受到張學良信任的著明人士高崇民致信張學良，重申有條件放蔣的必要性和無保證放蔣的危險性。二十五日早上，東北軍和十七路軍的一部分高級將領給宋子文也寫了一封措詞強硬的信，提出撤軍和在協議上簽字是放蔣的前提，“否則，雖然張、楊兩將軍答應了，我們也誓死反對。”這下，宋子文慌了，蔣介石、宋美齡也十分驚懼，“梁園雖好，不是久戀之家。”所以宋美齡一大早就慌忙派人把張學良找了去，要求當天就讓他們回南京。
“今天就要走嗎?”
“是的，今天!”
“這是不是太倉促了。”
“不，也該走了。”
“原來不是說還要過幾天再走嗎?急什麽呢?”張學良還想留客。
可客人卻一天也不想留了。尤其蔣介石，一說要走，心早飛了，恨不得馬上就離開這個使他栽了個大筋鬥的倒黴的地方。宋美齡最懂得蔣介石的心意，所以她哪會讓步呢?張學良剛表示了一點挽留之意，她馬上就搖頭了：“不，漢卿，多謝你的好意，不必再停留了，好在談判已經結束，幾方都已達成諒解。另外嘛，你可能忽略了一件重要的事……”
“啊，是什麽事呀?“
“今天是聖誕節，我想今天回南京，圖個吉利，你不會使我失望吧?”
“啊，是這樣……”宋美齡把話說到這個地步，張學良覺得是很難拒絕的，加上他早有放蔣之意，所以打算答應她的要求。但轉念一想，又覺得放蔣是大事，西安三方麵意見還不一致，尤其軍內將領和各方人士，幾乎是一致反對的，所以又有些猶豫了：“走是可以的，總得準備一下，今天走，怕來不及吧?”
“來得及，來得及!”宋怕張學良再變卦，連忙說：“我來時乘坐的飛機還在西安，要走很方便，還準備什麽呢?”說到這裏，為使在她看來還是比較重義氣、講交情的這位少帥不再有任何的動搖，又進一步使他放心地說：“漢卿，事情是不是就這樣說定了。至於有人顧慮日後共事，多有不便，這就更是多餘了，你可以轉告他們，委員長說了，他是領袖，是決不會計較的，尤其你們弟兄之間，大仁大義，決不抱怨。”
張學良看宋如此通情達理，即表示同意讓他們今天離開，並親自送蔣介石回南京。
“不，不要送了。”一直默不作聲的蔣介石，看到夫人終於把張學良說動了，暗自高興，但嘴上還是勸阻，以示寬宏與關切：“唵唵，真的，不要送了，我們兄弟二人好說，都能諒解，不會介意，可你到南京，那裏可能會有人對你不諒解，唵唵，怕有不便。”
看，蔣介石話說得多麽好聽呀，姿態是多麽的高呀，可這諾言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夠兌現，隻有天曉得了。但那時，年輕的張學良對蔣介石的這一套兩麵派手法還缺乏深刻的了解和警惕，他隻是考慮到，普通的人，尚講信義，何況堂堂委員長?他不是倡導新生活運動、大談“四維八德”、對“禮、義、廉、恥”“忠孝仁愛，信義和平”之類的信條背得滾瓜爛熟嗎?不是口口聲聲大丈夫一言既出，駟馬難追，絕不報複嗎?所以他答應了他的要求，至於送不送蔣回南京，剛才蔣氏所言，顯係激將法，正因為他這樣說，張才不能不送。所謂南京有人“不諒解”，“不要送”等，並非真言，可以把它看作是欲擒故縱之策;而唯恐他改變主意不去南京，那末他想把張學良“這小子弄起來”的打算就會落空，這才是蔣的真正動機。有人說，在這樣的情況下，張學良居然相信了他的好話，義無反顧地親往南京送蔣，是不是太幼稚、也太無知了呢?也有人說，他之所以這麽做，是因為他不了解蔣的為人，是一時心血來潮，是個偶然的決定，這有無道理?我看說他考慮不周，這是符合實際的，說他對蔣的為人和本質看得不透，也是可能的，但若說他未加考慮，是一時衝動，根本不了解蔣的為人，那也不符合實際。當年曾在張學良身邊工作過的栗又文在憶及此事時，曾說過：“平時我們與張閑談時，曾涉及到蔣的一段故事。他說在北伐前，蔣曾給國民黨元老許汝為(即許崇智)寫過一封內容不大妥當的信。後來蔣當了總司令，認為這封信是他的盛名之累，就派人疏通想要回這封信，許答應退還。但當原信退回時，蔣仔細觀察發現信紙的四角有圖訂痕跡，知道已經拍過照，就把原信退給了許，從此兩人一直不睦。張說蔣疑心太重，是睚眥之怨必報的人。張當時曾把蔣介石和張作霖相比，他說：‘大元帥(指張作霖)有雄才而無大略，蔣先生有大略而無雄才。’意指蔣的氣量狹隘，缺乏一領袖人物寬宏大量的氣魄。”③這個事例說明，張送蔣是作過一番考慮的，對蔣也並不是不了解(當然也不是很了解)，他的這個對比，就頗有見地，事實上，也的確如此，蔣“在某一方麵是個強者，遇到乾坤一擲的大事，他那畏首畏尾的懦弱性格，即表現無遺!因此換來‘獨裁無膽，民主無量’的譏諷。他的格局類似袁世凱，擅長小動作，小權術，缺少衝天一擊的大智慧大氣魄”，這難道不是人所共知的事實嗎?正因為他了解蔣的為人，為了使他不疑，使他放心，同時也是為了保全他的麵子，並向世人表明，他此番扣蔣並非出於個人恩怨，也不是什麽權利之爭，而完全是為了抗日，為了國家民族大義，所以他今天就作出了這樣的決定，他不僅敢捉、敢放、也敢送他回南京!
當然，在這個問題上，是有爭議的。對張學良送蔣回南京的事，不僅他的一些部屬反對，楊虎城也不讚成。本來，在聯合抗日、共同發動西安事變的整個過程中，他們是觀點一致、配合默契、合作得很好的。但在西安事變後，在如何解決西安事變、如何對待蔣介石以及要不要蔣介石在協議上簽字和究竟送不送蔣等問題上，就有所不同了。有同誌在論及此一問題時，曾提到端納的評述，並作了如下的分析：“和平商談結束後，達成了六項協議，關於是否讓蔣介石在協議上簽字，發生了分歧。曾參與解決西安事變的外國人端納曾有這樣一段評述：‘對於簽字問題，張、楊之間也有爭辯，張認為隻要抗日這個目的能夠達到，其它一切問題都是次要的，也不應再影響到主要目的。要遲放蔣隻會使事情轉到錯誤方麵而背離原定目標。顯然，張、楊在爭辯時也失去耐心而彼此以尖銳字眼相加。張曾對楊等威脅說：‘如果不能政治解決，張某將獨行其是。’”事實確是如此。對於如何處置蔣的問題，張、楊認識不盡相同。張果斷，有膽量，對民族利益考慮居多，對自身後果考慮甚少，認為隻要蔣答應聯共抗日條件，就放他回南京，並且還擁護他當領袖。他以君子度小人，認為自己出以公心，不怕蔣報複，或蔣不會報複。楊的看法不同，他認為蔣出身流氓，從大路程以來的行動，充分暴露出蔣的陰險狠毒，認為稍有處理不當，必將招致殘酷的打擊報複，故不能輕易放蔣。縱然不使他喪命也要他失勢。所以他有點傾向懲辦蔣。但根據以後事態的發展，結果還是依照張學良的意誌行事。可見，在關鍵時刻，在重要問題上，總是取決於張學良。”④至此，問題就很清楚了，張學良不僅是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倡導者，也是貫徹實施這一方針的關鍵人物，那種認為南京送蔣是一時的心血來潮，根本沒有考慮到去南京後可能帶來的嚴重後果的說法，則是缺乏根據的。張學良為了逼蔣抗日，置生死毀譽於度外，不僅捉蔣、放蔣他均有周密的計劃，就是自己親自送蔣回南京，他也是早有考慮，早就決定了的。在目前看到的檔案資料中，至少有兩份確鑿的資料，是足以對此作出證明的。其一是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七日閻錫山致孔祥熙密電中就宣稱：“頃漢卿派人(注：指李金洲)來晉，麵稱近來每天三次跪求介公采納其主張，如蒙允準，彼情願隨公負荊請罪。”這裏所謂“跪求介公”雲雲，顯係聳人聽聞之語，但“彼情願隨介公赴京請罪”則是一個比較可靠的信息，因為張學良對此事曾有所流露。其二是過去人們一直說，周恩來等同誌對此是一無所知的，直到張學良送蔣回南京去了飛機場，他才得悉此事，現在看，不對了，周恩來等不但知道，而且還對張學良進行過勸阻，這正象魚汲勝在論述這個問題時所說的：
25日，周恩來、博古在聯名簽發的致中共中央的電報中指出：“宋(注：指宋子文)堅請我們信任他，他願負全責去進行上述各項(注：指達成的協議)，要蔣、宋(注：指宋美齡)今日即走。張亦同意並願親身送蔣走。
楊及我們對條件同意。我們隻認為在走前還須有一政治文件表示，並不同意蔣今天走、張去。但通知未到，張已親送蔣、宋、宋飛往洛陽。”
這份電報證明，以周恩來為首的中共代表團，不僅事先知道張學良陪送蔣介石回寧，而且明確表態：不同意蔣25日走，也不同意“張去”，“親身送蔣走”。在這種情況下，周恩來等人肯定極力對張學良進行過耐心、善意的說服和勸阻工作。此其一。
證實此問題的第二條根據是1956年11月16日，周恩來在北京舉行的紀念西安事變二十周年座談會上回憶說：“我那時聽說張送蔣走了，趕緊追到飛機場，想再勸阻不要去送，但我剛到飛機場時，飛機已經起飛了。”這裏的一個“再”字，決不會是隨意脫口而出的。這個講話恰好和二十年前的電報內容相吻合。
根據之三是：1938年7月24日，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訪問了八路軍駐漢口辦事處首席副代表博古。博古親口說：“周盡了一切努力勸說張不要去南京。張去南京是他自己的決定，行前他未向正住在他家裏的周和博古告別。”這一距西安事變僅一年多時間的回憶，應當是可信的。
在得知張學良決定送蔣以後，楊虎城對他進行過反複勸說和阻攔，均未奏效。
12月23日晚，應德田對他進行過忠懇的勸阻，可他聽不進去。
24日，孫銘九堅決勸阻他，也沒有起作用。…………⑤
但他突然在12月25日下午就送蔣回南京，則是倉促決定的，當時他不僅未告訴周恩來，連身邊的工作人員，甚至趙四小姐也是在他臨走時才得知此事的。
在那種形勢下，要親自送蔣回南京，是令人擔心的，也是沒有人不反對的。
時任西北“剿總”機要科長的王中立提到這麽一件事：
二十五日上午，我在新城聯合辦公室，隔窗望見張將軍和總部辦公廳副主任洪鈁在楊虎城將軍住的洋房外空地立談，許久才散。過後我才知道談的就是關於釋蔣的事。聽說洪當時向張將軍陳述了意見，張將軍總說：“是功是過，將來自有定評。”洪答：“從古至今，信史是不多見的。”也談到不要送。張將軍說：“我這次不去，南京以後總是要去的，就索性這次去。”⑥
很明顯，張學良對於南京送蔣是有他的獨特的考慮的，也是光明磊落的，這跟後來楊虎城歐遊歸國堅信蔣定會不計前嫌、尤其抗日反而蒙難一樣，個人利害得失皆置之度外，這其實不正是張學良之所以為張學良，正是他的難能可貴之處嗎?但那時人們甚至就連趙四小姐對此並不理解啊!
“什麽，今天就送委員長回南京?怎麽走得這麽急?原先不是說還要過幾天才走嗎?!”趙四小姐驚異地望著行色匆匆的張學良，這突如其來的決定，使她非常不安。
但張學良卻鎮靜如常：“是的，是走得急了點，人家兩夫婦都是基督徒，要回南京過聖誕節，我怎好拒絕呢?”
“啊，是這樣，不過，”趙四小姐象突然想到了什麽重要的問題似的提醒說：“這是大事，要慎重，這你跟周先生、楊主任他們商量過沒有?”
張學良說：“以前商量過，不過提前走還沒來及告訴周先生。”
“放他走可以，但你不能送他去南京!”
“啊，這為什麽?”
“這太危險了，他會進行報複的。”
“不，霞，你放心，現在還不會。”張學良拉著趙四小姐的手，不無留戀地說。在平時，他對聰明的趙四小姐的意見是樂於傾聽的，但現在他認為她顯然是由於過分為他的安全擔心，才極力阻攔的。實際問題並不是這麽嚴重，既然委員長一再表示理解這一行動，讚成停止內戰，聯合抗日，而宋氏姐妹也保證他的安全，用宋美齡的話來說，一到南京就讓他返回西安，連一秒鍾也不叫他多停呢，看來安全沒問題，所以他把上述情況向趙四小姐作了介紹，仍執意要送。“不對，漢卿，這你就想錯了。”趙四小姐焦慮不安地說，“你與委員長共事，時間不算短了，他對你究竟怎樣?他的關心和信義在哪裏?你過去被他利用，替他背黑鍋，他用得著你時，把你奉為上賓，用不著你時，就把你一腳踢開，這你難道都忘了嗎?你過去吃他的虧還少嗎?至於宋氏姐妹的保證，可靠程度有多大，你比我清楚。”
“唔，是的，有這麽回事。”張學良若有所思地說，“不過，這也不能完全怪他，他是想幫我點忙的，問題是……唉!”
趙四小姐認為張學良有時過於看重哥們義氣那一套，同時在待人接物方麵又往往比較天真的這些老毛病又犯了，所以嚴肅地說：“漢卿，我總覺得，放他回去，是為了合作抗日，這你是做得對的，但送蔣，還要送到南京，就太冒險了。過去，鳳至大姐也常說，你有時比我們還天真，這可不好呀。把別人想得太壞，是不好的，但把別人想得太好，也會給自己帶來不幸。你不要忘記他們之間的親密關係，別看在這裏說得好聽，到了南京，那就會是另一副麵孔了。再說，南京的親日派，還有什麽十三太保之類，也是惹不起的，到了那裏，就算委員長對你不加追究，這些人會放過你嗎?”
“嗯，這倒是個問題，是必須留心的。”張學良似乎有點動心了，但他想了想，還是豪邁地把大氅往身上一披，依依不舍地說：“霞，你的好心，我知道，也是永遠不會忘記的;你的顧慮，你的分析，我覺得也是很有道理的。不過，怕難相從，因這事早先委員長夫婦就跟我談過，我是答應了的，怎好食言呢!此去南京，是有一定的風險，不過，為了顧全他的麵子，為了團結抗日，為了四萬萬五千萬同胞的利益，我也就顧不了這許多啦。好，再見吧，請多珍重，不要為我擔心，我會很快回來的!”
“不，漢卿，你不能去!你不能去!”趙四小姐急得直流眼淚，拉著張學良的大氅不放。張學良是在一種惜別和悲壯的氣氛中匆匆下樓登車離開公館的。
但事有湊巧，張學良的汽車剛駛出大門不遠，就碰見了特意前來找他的楊虎城。因為事先張學良曾給他打過電話，因他當時不在家，所以事情也未談成，現在看到他來了，張學良連忙停車說：“唉，你可來了，我正要去找你哩!”“是嘛，說曹操曹操就到，不過，我可不是曹孟德啊!”楊虎城風趣地說：“剛才我出去了，回來聽說你找我，就急忙趕來了，究竟啥事呀?”
“委員長要走了，走，快到機場去給他送行吧!”“怎麽，他要走?!”關於放蔣的事，前幾天張學良同他談過，但什麽時候放蔣，卻未最後確定，現在聽說蔣介石今天就要回南京，十分驚訝：“這是不是太性急了些?不是說還要研究一下嗎?”
“是的，原來是這麽考慮的。”張學良不無憂慮地說：“可後來情況有變，主要是看他對達成的協議隻作口頭保證，不肯簽字，許多人不放心。有人說，西安事變是大家提著腦袋幹的，沒有可靠的保證，他休想離開西安;也有些高級將領連夜聯名給宋子文寫信，提出協議必須簽字，中央軍必須撤往潼關以東，否則就是你我同意，他們也誓死反對。這你是知道的。蔣委員長被我們扣住以後，主張把他殺掉以謝國人的呼聲一直很高，他們全嚇壞了，自從看到這封信，就好象手裏捧著個，這才坐立不安吵著要走哩!”
“啊，原來如此，要打馬回營了!”
“是呀，今天一大早就把我找去，跟我‘磨’了半天呢!”張學良無可奈何地說，“唉，虎城兄，實在對不起，這事來得太倉促，沒來得及同你商量。不過，事已至此，也隻好來個順水推舟，放他回南京去過聖誕節了，虔誠的基督教徒嘛，那能留得住，再說，夜長夢多，萬一有個三長兩短，我們也不好交代呀!”
“啊，你是說，有人還想再搞個二次西安事變嗎?我看不會發展到這個地步;有些高級將領雖然那麽說，可隻要有我們倆在，想必他們也不敢亂來。”楊虎城與張學良在聯共抗日、果斷進行兵諫等問題上是一致的，但對蔣介石的認識和如何放蔣問題上，則存在分歧。由於他畢竟年歲大一些，經曆的艱難險阻要更多一些，所以沒有切實可靠的保證，他是不同意放蔣的。他當即勸道：“你剛才說的對，這次我們是冒著生命危險搞兵諫的，很不容易呀。捉也好，放也好，都要計劃周密，既然他還在耍滑頭，不簽字，我們就不能讓他走啊!”“不讓他走?”張學良麵有難色地說：“這很難辦，因為談判已經結束，協議也已經達成，放蔣是幾方都同意了的，你原先不是也讚同放他走嗎?怎麽又改變主意了呢?”“不，我沒有改變主意，”楊虎城馬上說，“對放蔣我是讚同的，但如何放法，卻必須慎重考慮。”
張學良完全理解楊虎城的顧慮，因為幾天來這種對放蔣有異議、甚至堅決反對的意見，他都聽到不少，但由於他擔心日久多變，想早日體麵地放蔣，使事態不再擴大;另方麵，任俠好義和一種對蔣和南京勢態的比較樂觀的估計，致使他在沒有與周恩來、楊虎城取得一致意見的情況下，就決定放蔣了。現在看到楊虎城心存疑慮，就想盡量說服他，總覺得別人氣度小，目光不夠遠大，而他是站得高，看得遠，是有戰略眼光的，所以他很自信地說：“虎城兄，你的擔心，不無道理。不過我看問題不大吧，他既然接受了我們提出的條件，又一再表示要以人格擔保，俗話說，君子一言為定，我認為這就夠了。要知道，他不是小孩子，也不是一般的平民老百姓，而是堂堂委員長，難道還會言而無信嗎?能夠簽字，有個憑據，當然很好，但他若不講信義，就是簽了字，協議不是照樣可以撕毀嗎?所以簽字不簽字不過是個形式，不必過於拘泥。是的，麻痹輕敵是危險的，但把敵情看得過於嚴重，變得謹小慎微，杞人憂天，也非上策啊!”
“不，我不這樣看。”楊虎城對張學良是尊重的，但看他如此大意，還自以為高明，他的擔心就更加重了，所以不得不再次誠懇勸告：“如果你認為這是膽小怕事，那就錯了。張副司令，我想我們都不要忘記，蔣是在上海灘的交易所裏泡過的，為人如何，你不是不了解，我看無妨這麽說，中國的軍閥，包括我們在內，都對付不了他，這次他雖然吃了點虧，可他不會算完的，有多少比我們力量強大得多的軍閥，不都敗在了他的手下嗎?照我看，能夠稱得上是他的敵手的，恐怕隻有共產黨。所謂‘人格擔保’雲雲，不過是一句空話，怎麽一句‘人格擔保’，就能信以為真呢!”
但張學良的主意已定，象一般意誌堅強、很有魄力的人所常有的那種一往無前的精神一樣，凡是他認準了的事，總是不顧一切要幹到底的，所以不管別人怎麽勸，他都很難再聽進去，反而象滿有把握地說：“不，虎城兄，委員長不是那種言必信、行必果的人，這我知道，現在放他，並且還由我親自送他回南京，這有一定的危險性，我也不是沒有考慮過。但從目前短時期內看，他還不會這麽快就進行報複。這次，我們雖然有點膽大妄為，對他多有冒犯，可還是把他作為領袖看待，並始終注意他的人身安全呀!現在放他走，並由我陪送他回南京，這一方麵表明好漢作事好漢當，我們是光明正大的，用不著躲躲藏藏;另方麵，也是為他撐麵子，為了以後更好地合作共事，這也有利於團結抗日嘛。當然，不送也是可以的，但我想我們既然敢捉，也就敢放，既然敢放，也就敢送，既然南京總是要去的，那麽，遲去就不如早去，你說我考慮的有沒有道理呢?”
“你的考慮，也許是有道理的，不過……”
“沒關係，你放心，”張學良神態自若地說：“想要我為他挽回點麵子，這是他們早就提出，我也同意了的。他們一再表示，送到南京，就讓我回西安，決不留難，所以我想過不了幾天我就能夠回來。在我離陝期間，你多偏勞一下。假如萬一我回不來，東北軍今後即完全歸你指揮。”
“難道一天也不能緩了，今天非走不可嗎?”
“是的，不能緩了。”張學良雖然麵有難色，依然堅持他的意見，“不瞞你說，現在不走不行啦，硬把他留在這裏，一方是死活不肯簽字，一方是不簽字就不放行，形成頂牛，對立情緒嚴重，發展下去，不知會鬧出什麽亂子來，到那時反而不好收拾。所以，我決心讓他早走。我們不要小家子氣，要拿得起，放得下，我們以後還要同他打交道，還要擁護他作領袖，所以不能再為難他，這不是軟弱，這是留有餘地，是講究策略!”說到這裏，他看了看表，不等楊虎城答話，又緊忙地說：“啊，時間不早了，他們可能正等著我們陪他們去機場呢，我們該去了。”
即使到了這個時候，楊虎城對放蔣和送蔣仍然有很大的保留，因為他過去同蔣就有些矛盾，又搞了這次事變，蔣是不會放過他的。但既然多數人主張放蔣，他為顧全大局，不堅持己見;特別是張學良對他的信任和真誠，使他深受感動，他還能再說什麽呢?他歎了口氣，讓司機掉轉車頭，緊跟著張學良的汽車疾駛而去。
這是一個陰沉沉的午後，雖然沒有雨雪，但陽光早被鉛塊般的雲層遮住了，不消說，這絕不是個理想的飛行天氣。但在半月前被別人打了個人仰馬翻的蔣介石，這時已顧不了這許多，隻要放他走，別說陰天下雨，就是下刀子，他也要照飛不誤呀!
委員長一行來到之前，機場上早有幾千學生和市民在等候。不了解情況的人，會認為是為送蔣而特地組織的，實際不是，他們是來歡迎預定來西安的抗日將領傅作義將軍的，與送蔣無關，而且他們也不知道蔣今天就回南京;張學良也將陪同前往南京，更是料想不到的，所以都沉默無語，深為少帥的安全擔心。
不一會，蔣介石一行抵達機場。車門開處，一個頭戴呢帽、身穿深色長袍的瘦高個子的五十多歲的人在人們的攙扶下，從汽車裏顛顛巍巍地鑽了出來，這就是蔣介石。他原來是想悄悄地走，不讓外人知道，甚至陝西軍政官員的送行，他也主張全免了。現在看到機場上聚集了這麽多的人，不禁大驚，以為是，西安的各界群眾看他不肯在商定的協議上簽字，特來機場示威，阻止他返回南京的，所以頃刻間臉色大變，心也咚咚地亂跳。但他仔細看了看，群眾秩序井然，也沒有發表演說或呼口號的，雖然表情冷漠，卻不象示威，也沒有什麽非禮的行動，這才稍稍平靜了些，心想，既然不是反對我，那大概是來歡送我回南京的吧，所以在他那瘦削的臉龐上，竟露出一絲尷尬的微笑。他緩緩前行，向站在靠近飛機的一小批官員點頭，同他們握手。他還特地走到楊虎城跟前，握著他的手，顯得極其誠摯地說：“虎城，你們提的那些條件，我全答應，全答應，並以‘領袖的人格’來保證實現，請放心。假如以後不能實現，你們可以不承認我是你們的領袖;如再有內戰發生，當由餘個人負責。”說著，他還悲天憫人地把已達成的六項協議又結結巴巴地重述了一遍，仿佛生怕楊虎城一聲令下，機場上幾千群眾就會象潮水般向他衝過來，他要回南京過聖誕節的美夢就會煙滅灰飛似的。
英武豪爽、神態自若、身披大氅、內著將校服的少帥過來了，他與楊虎城等親密同僚匆匆話別，將一紙親筆手書交到楊虎城手裏，那上麵寫的是：
弟離陝之際，萬一發生事故，切請諸兄聽從虎臣孝候(即於學忠)指揮。
此致
何、王、繆
董各軍
各師長
張學良
廿五日
以楊虎臣代理餘之職。
即日
蔣介石由宋美齡等攙扶著，匆忙登上飛機，騰空而去。張學良從容不迫地環顧四周，帶著顯然有些依戀之情，向站在遠處不免為他的安全捏著一把冷汗的群眾揮了揮手，即轉身緊走幾步登上了自己的座機，也向東飛去。兩架飛機將首先飛往洛陽。這時，在雲層背後的太陽已經西斜，大約是下午四點多鍾。
對於很快就要放蔣和張學良可能要送蔣回南京，周恩來是察覺了的，並曾向黨中央作了報告，但情況如此急轉直下，張學良甚至沒有同他說一聲，就匆匆忙忙陪送蔣介石回南京了，這是使他很感意外的。本來“周恩來二十四日半夜接到中共中央關於放蔣條件的指示複電，內容是：一、國民黨政府宣布國內和平，與民更始，蔣介石也發表同樣內容的宣言。二、全部中央軍分別向豫綏兩省撤退。三、部分釋放愛國分子與共產黨員。其中第一項是關鍵，隻要國民黨政府和蔣介石作了公開正麵表示，就是承認西安三方麵的合法地位，蔣介石也不好輕易反悔。周恩來接到電報，還沒來得及與張學良商量，張學良已經陪蔣介石回南京”⑦了，實在遺憾得很。
那天，張學良離開金家巷不久，孫銘九就得知張、楊二將軍去機場送蔣的消息，他立即向周恩來報告了這個緊急情況。張學良對周恩來是敬重的，他對他在和平解決西安事變中的艱苦卓絕的工作，是懷著由衷的敬佩和感激之情的。但他也總認為，他們此次舉事雖帶有一定的軍事陰謀的性質，可卻完全是為了抗日，是以國家民族利益為最高準則的，也關係著國民黨的興亡絕續，而絕非出於私利，或欲與誰去爭一日之短長，因而覺得踏實，心安理得。而對於蔣介石會背信棄義，對他們進行報複這一點，卻估計不足。周恩來曾對他多次相勸，讓他不要對蔣介石抱很大的希望，特別是對他的陰險多加提防。可是，他有點忠言逆耳，未加重視，加之蔣的回寧提前了，事出倉卒，所以未與周恩來再作協商，現在周恩來得知此事，也不禁一驚，不無責備地說：“這麽重要的事，為什麽不早點報告?”孫說：“我以為他同你們商量過的，他走也沒有告訴我啊!”另據張學良的副官張沛漢談，1936年12月25日下午，當蔣介石回南京去機場時，“周恩來來到了張公館，隻有我在家值班。他進屋後，十分著急地說：‘張將軍要送蔣先生回南京，我馬上到機場去，勸阻張先生不要去南京。’我們來到車庫，要了一台車，就駛向機場。
“周恩來幾次讓司機快點開，車子幾乎飛了起來。車中，有周總理、我和他的一個隨行人員，周總理對我說：‘這麽大的事情，張將軍事前一點也沒有和我說(這顯然指的是提前放蔣——引者)。我們無論如何要勸他不要去。’可是已經晚了，車子到機場時，蔣介石專機的螺旋槳已經轉動了。在回來的路上，周恩來沉默不語，心情十分沉重。”⑧
第二天，“周恩來在長安縣禮堂向東北軍的軍、師、團長講了話。他臉色嚴肅，語調深沉，他說：‘路程的同誌們，換一句話說，就是親密的戰友們，我馬上就要回陝北啦。張將軍送蔣先生回南京，同誌們大多數還不知道，昨天走的，張將軍就可能要晚回來。……同誌們，你們要記住，你們有個朋友，就是中國共產黨。在張將軍回來之前，你們有什麽困難，就來找中國共產黨，共產黨對你們負完全責任。’周總理的講話，深深打動每個人的心。他的語音一落，立刻就響起了掌聲。”⑨
作為中國近代曆史的一個轉折點的西安事變，已經過去了半個多世紀，對於它在停止內戰、推動第二次國共合作、成功地實現了由國內階級戰爭向抗日民族解放戰爭的轉變、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和發動全麵抗戰奠定了基礎這方麵，可以說是舉世公認，對國內外大多數史學工作者來說，是沒有什麽異議的。但對於張、楊兩將軍的評價，對於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後張學良的南京送蔣等問題的看法卻不盡相同，如張、楊兩將軍的行動，明明是出於愛國的赤誠，善良的願望，是順應人民公意和曆史潮流，真正“大有功於抗戰事業的”，然而，有少數自稱“不務華美，但求真實”，“品評是非，一本良知”的學者，恰恰在有關西安事變的一些關鍵問題上顛倒了是非。如有本書裏就說張、楊發動西安事變是“冒天下之大不韙”，是“劫持最高統帥”，是“不明時勢，不通事理，不守綱紀，不顧民意”之舉等，恐怕失之偏頗，不論是與史實、民心，亦或曆史的公斷，都是相距甚遠，甚至完全是背道而馳的。
當然，也有些分歧是因學術觀點的不同引起的，這是可以研討的。如關於張學良的南京送蔣，長期以來，人們一直持否定態度，認為他出於民族大義，不顧個人安危，親自陪送蔣介石去南京，精神固然可佳，但由此卻也帶來嚴重的損失。他的南京被扣，終身失去自由，便是因此而引起的。王以哲將軍的被槍殺，東北軍的衰落，西北“三位一體”的解體等，更是嚴重的後果，所以此舉實屬重大失策，是一個難以彌補的錯誤。個別西安事變研究者甚至發出了“假如我是張學良”這樣的唉歎!
有道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對一個問題有各種不同的看法是不奇怪的，這無礙大局，也正象俗話所說的：“人間自有是非，公道終在人心。”對此有所非議者，曆來人數不少。但對此舉肯定，認為它真誠、悲壯，把它看作是“張學良愛國主義思想指導下逼蔣抗日和擁蔣抗日的繼續，是張學良謀求全國一致抗日的又一愛國義舉，是張學良處理事變後期複雜局麵的一種果斷措施”的，也越來越多了。前麵提到的魚汲勝的文章，就具體引述了五十年前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等老一輩無產階級路程家對此事的評論，那才真正是高瞻遠矚的真知灼見：
1936年12月25日，也就是張學良送蔣走的當天，周恩來、博古在致黨中央的電報中分析張去蔣走的形勢時指出：“……故蔣走張去雖有缺憾，但大體是轉好的。”
1937年1月1日，在張學良送蔣抵寧橫遭審判的第二天，劉少奇在《西安事變的意義及其以後的形勢》一文中指出：“有些同誌當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後，張學良跑到南京請罪時，表示悲觀，認為張學良是投降了蔣介石。
這一種認識是不對的。張學良的認錯與請罪，對於南京與各地的左派有很大的幫助。對於爭取中派也有很大的幫助，而對於右派借以鼓動內戰的口實，則給以取消。張學良在南京的行動，是有助於團結全國抗日，停止一切內戰的方針之實行的。這不是表示張學良的無恥與投降，反而表示張學良為著團結全國抗日停止內戰而不惜犧牲個人的忠誠。張學良是請罪了，西安事變的一切責任他擔負了，剩下來的還有什麽呢?那就隻有南京政府要執行真正足以滿足全國人民願望的抗日救國政策。”
兩個月後的1937年3月1日，美國女作家史沫特萊訪問陝北蘇區，在延安府會見毛澤東，就中日問題和西安事變進行了談話。當時的《新中華報》全文連載了這個長篇講話。毛澤東在談話中回答史沫特萊關於“共產黨為什麽主張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的提問時說：“西安事變中，國內一部人極力挑撥內戰，內戰危險是很嚴重的。如果沒有十二月二十五日張漢卿先生送蔣介石先生回南京之一舉，……則和平解決就不可能。兵連禍結，不知要弄到何種地步，必將給日本一個最好的侵略機會，中國也許因此亡國，至少也要受到極大的損害。”⑩
據此精辟見解，作者認為下列問題是明顯的，是題中應有之義：
1.從感情上說，張學良到南隻身陷入囹圄，確實是一個我們難以接受的極大的個人悲劇。
2.從個人命運看，張學良的這一選擇無疑是失誤，值得深切同情。
3.從國家命運看，張學良的這一抉擇無疑是正確的，值得充分肯定的。
4.張學良突然出走，準備不足，的確有些欠妥，以致造成了東北軍的紛爭和解體以及西安方麵的被動局麵，但從維護統一戰線的全局看，這隻是一個居於次要地位的小錯，無損於張學良這一行動的意義、價值和光輝。
5.從當時的社會輿論看，張學良此舉有效地消除了那時國內外大多數人對西安捉蔣的種種誤解和疑慮，在政治上是必要的。
6.從張學良的主觀願望和當時的客觀效果看，親身送蔣回寧這一光明磊落的仗義行為，在很大程度上有力地緩解了西安與南京的尖銳矛盾，避免了一場新的內戰的爆發，在做法上是明智的。
7.從張、楊、蔣的本質和當時特定的複雜的曆史條件看，張、楊個人的厄運及其部隊的瓦解是必然的。這不能全部硬算在張學良去南京的賬上。正如周恩來所說：
“因為既捉了蔣，又在蔣的統治下，張、楊兩將軍要犧牲是不能避免的。
8.“為了抗日就要付代價”(周恩來語)。從抗日大局看，張、楊為西安事變逼蔣抗日所付出的慘痛代價和無私貢獻是必須的。如果他們不付出，別人也會去付出這種代價。張學良的重大曆史功績不僅在於捉蔣，而且在於放蔣，在於他為了抗日救國這一崇高目標，“把個人的榮辱生死完全拋開”，親自陪蔣回寧，以個人的失，換來了民族的得。
總之，無論何人對此做出何種評價，他都應尊重和承認這樣的事實：在張學良送蔣回寧承擔全部捉蔣的責任以後，曆史的發展實現了張學良的願望和主張，內戰結束了，抗戰開始了，並且取得了最後的勝利。這一點勝過任何雄辨。⑾
很明顯，前麵引述的中共著名領袖對西安事變的一些看法，是客觀的，富有遠見的。作者以此為根據，對於史學界長期存在的某些不免偏頗的傳統觀點提出了質疑，亦是難得的。當然，我們也不否認，張學良的南京送蔣，是帶有“負荊請罪”的用意的，也是對時局造成了重大影響的，這是不是張學良的倒退和妥協呢?還不能這麽看，因為這與他隻要蔣介石停止內戰、聯共抗日，就仍擁護他做領袖的初衷是一致的。他這樣做，正表明了他識大體，、顧大局和維護團結的真誠，正表明他無私無畏的坦蕩胸懷。後來，他雖然受到不公正的對待，但他仍然以大局為重，不計較個人得失。1937年1月8日，他在致楊虎城及各將領信中說：“盼兄等切實體諒中央及委座之苦衷，及本我等救國之初旨，切不可引起內亂苦我國家民族之外，更使我仇鄰鼓掌稱快。”憂國憂民之心，溢於言表。而由於楊虎城完全接受了張學良的勸告，不久後便與於學忠等通電表示服從中央，緩和了當時的緊張形勢，促進了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
千古功臣張學良的千古奇冤終將洗雪，為中華民族的生存和解放作出重大貢獻的張學良將軍終將會回到祖國大陸，回到對他始終懷著尊敬與懷念之情的億萬人民身邊!
① 《西安事變簡史》，中國文史出版社1986年12月出版。
② 江元舟：《西安事變親曆記——訪蔣介石原侍從副官居亦僑》，原載香港《文匯報》，1986年12月30日《陝西日報》轉載。
③ 栗又文：《西安事變與張學良將軍》，載《西安事變資料》第二輯，人民出版社1981年4月出版。
④ 張學君：《張學良與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載《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1期。
⑤⑦⑩⑾ 魚汲勝：《千古功臣的千古奇冤——張學良陪送蔣介石回寧問題新探》，《黨史文匯》1987年第1期。
⑥ 王中立：《張學良將軍在南京被扣的幾天》，載《西安事變親曆記》，中國文史出版社1986年12月出版。
⑧⑨ 張沛漢：《周總理在“西安事變”中》，載1986年12月10日《西安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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