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學良傳---相煎何急
談到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人們首先都會想到張學良、楊虎城、周恩來以及宋氏兄妹等，對蔣介石則往往持否定態度;對於他在西安事變中的表現采取簡單化的態度，似欠恰當。是的，蔣介石是堅決的，態度也僵硬得很，這都是事實。但根據隻有作用力而無反作用力的事物是不存在的這一原理，我倒覺得，蔣介石在被扣西安期間所寫的暫時停戰的手諭，對南京方麵欲炸西安的製止，在接受“三位一體”的要求，達成六項協議，為事變和平解決作出的讓步，以及蔣回南京後在一定程度上實行了他在西安的承諾，國民黨政府由“剿共”政策向抗戰政策的轉化等，說明他在西安事變後期也表現出一定的靈活性。可以說，隨著西安事變事態的演進，參與事變的幾方都為民族抗戰作出了重大的讓步。發動事變的主角張、楊兩位將軍，為了民族的利益，犧牲了自己的地位、利益、自由乃至生命;中國共產黨則“改變蘇維埃和紅軍的名義，取消同國民黨的對立，停止沒收地主土地”，而中國國民黨也最終放棄了剿共的政策，願意通過正式談判來實現國共第二次合作。蔣介石在這一曆史轉折最後關頭所表現出來的正視現實的勇氣，無疑是應當肯定的。遺憾的是他自己並沒有能夠把這種態度堅持到底(楊拯民：《論西安事變的曆史必然性》，見《黨史通訊》1986.11.)。這也就是說，他後來沒能把這種態度完全堅持下來，在有些重大原則問題上常有反複，比如一離開西安，就又陷入狹隘的恩恩怨怨的糾纏當中，以致當他在12月26日離開洛陽回南京時，便迫不及待地拋出《對張、楊的訓詞》。在這個“內容含含糊糊，曲曲折折，實為中國政治文獻中一篇有趣的文章”裏，他不僅背棄了言猶在耳的諾言，還編造了他用“偉大人格”感化張、楊的奇談怪論。對此，毛澤東曾發表文章予以駁斥，他說：蔣氏果欲從這次事變獲得深刻的教訓，而為建立國民黨的新生命有所努力，結束其傳統的對處妥協、對內用兵、對民壓迫的錯誤政策，將國民黨引導到和人民願望不相違背的地位，那末，他就應該有一篇在政治上痛悔已往開辟將來的更好些的文章，以表現其誠意，十二月二十六日的聲明，是不能滿足中國人民大眾的要求的。並強調指出：“人民將不允許蔣氏再有任何遊移和打折扣的餘地。蔣氏如欲在抗日問題上徘徊，推遲其諾言的實現，則全國人民的路程浪潮將席卷蔣氏以去。語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蔣氏及其一派必須深切注意。”①西安事變的發生，毛澤東的嚴正警告，擊中了蔣介石的要害，使他在停止剿共內戰、團結全國人民抗日這個大是大非問題上不得不放明智些，不得不開始正視現實了。但對那個差一點被人家一腳跺翻的西安事變，他仍耿耿於懷，這也正如他在回京後向記者發表的談話中所說的：“……現在一切問題應候中央政府解決，餘既為軍隊之最高統帥，對於西安事變，理應負責。此係由於餘平時未能維持軍隊之紀律有以致之;私心至為耿耿……”先前的熱情的談話，信誓旦旦的保證，全象肥皂泡似的頃刻破滅，變得一文不值了。
對張學良的迫害，實際早在西安開始就和平解決西安事變進行談判時，蔣介石就在打主意了，他和宋美齡都一再表示希望張能親送他們回南京，而在得知張決定送行後，又假意勸阻，實際暗中已在策劃囚張。蔣介石夫婦是12月26日上午由洛陽飛南京的，國民黨搞了隆重歡迎的場麵。而張學良則根據蔣的建議，沒有同時到達，而是又過了些時間，乘另一架飛機抵達南京機場的。當時，機場上歡迎蔣的人群已經散盡，換上來的是武裝憲兵和便衣特務，以及宋子文和他的幾個衛士。隨後發生的事情，更令人驚訝。據曾充任宋子文衛士多年的段漢斌說：
當時，到機場接張學良的汽車是蔣介石派的專車。張學良上汽車時，軍警們隻準兩名警衛人員(跟隨張學良來寧有四名衛士)上車，將另兩名警衛人員留在機場。接著，軍警特務的汽車一前一後，把張學良的車子夾在中間，將張學良送到東門外孔祥熙的別墅(引者按：張學良初到南京是住在北極閣，也有的稱高樓門宋子文公館，這都是戴笠幹的，他供認：“張學良一下飛機，就由我與宋部長接到北極閣宋部長公館去，軟禁起來，不讓他接見任何人。”(張嚴佛：《張學良被軍統局監禁略述》，原載《文史通訊》1981年第5期)軍法會審後才移往孔祥熙公館，這裏記述有誤)，我們的車子緊跟在軍警特務的車後。看到這個情景，我們便知道，張學良將軍今後沒有好日子過了。
張學良的汽車一到孔祥熙別墅，六、七個持手槍的特務立即上前把張學良的兩個警衛員隔開，並將張學良擁至室內，把宋子文關在門外不準進去。宋子文看到這個場麵，厲聲質問那些軍警特務：“是誰叫你們這樣做的?”那些軍警特務見宋子文怒氣衝天，麵有難色地說：
“宋部長，你不要發我們的火，這是委員長命令我們這樣做的。”宋子文聽後，臉上氣得發紫，一麵向我們和司機揮手大聲說：“走，我們去蔣公館!”說完，我們跟著宋子文又直奔蔣公館。
宋子文的汽車到了蔣公館，公館門前軍警林立，警衛森嚴，他們不要宋子文進去。其中一個當官的對宋子文說：“非常對不起宋部長，委座有令，他因一路疲勞，身體不好，今天不見任何人，你有事，請改日再來。”宋子文見軍警不讓他進去，便不跟他們說了，怒氣衝衝地直往裏麵跑。那些軍警礙於這位國舅的麵子和成風，無可奈何，個個呆若木雞。我們幾個衛士進不去，隻有在大門外麵等著。
宋子文進去後，我們在門外聽到宋子文在裏麵與蔣介石爭吵的聲音，但聽不清吵的內容。我估計是宋子文指責蔣介石不該公報私仇，把他的好友張學良扣起來。蔣介石這樣對待張學良，將會遭到社會輿論的憤怒指責，對國與民都不利。當時，我們幾個衛士對蔣介石不顧大局和信義扣留張學良將軍，也很有意見，但我們是無名小卒，對這類重大事情毫無辦法。
到了晚上七點半，宋子文從蔣宅出來，仍然餘怒未消，臉上漲得通紅。從宋子文的麵部表情判斷，我們料定宋子文為張學良說情遭到了蔣介石的拒絕。宋子文回到南京北極閣公館後，晚飯也不吃。當天晚上八點，我們跟著他乘京滬特別快車回到了上海。宋子文由於和蔣介石鬧翻了，心裏很不舒服，他回到上海後，有很長一段時間深居簡出，不理公務。南京方麵幾次打電話叫他出席重要會議，他也不去……②
這是作為張學良送蔣到南京的一個目擊者和曆史見證人所提供的資料，他的回憶除個別地方有誤，如在時間、地點等方麵有出入外，所談主要情況是真實的。張學良和楊虎城一樣，都太善良了，他們總是以己之心，度他人之腹，結果，往往適得其反，造成終生遺恨!
有關這方麵的情況，作為張學良的隨行秘書、並在北極閣宋子文公館住了六天的王中立也有簡要的記述。他談的側重在北極閣的所見所聞，其中談到：“……宋子文那時在南京，住在北極閣，局麵不大。北極閣在南京城內雞鳴山之巔，因地勢較高，即在房內四望，也可見‘鍾山如屏，大江如帶，後湖如鏡’，風景極佳;至夜，更可俯瞰市中心的燦爛燈火。但我們那次在南京，就無心及此。尤其事變如此結束，來到南京隻有聽命於人，還有什麽可談的呢!
“那幾天，來看張將軍的人不多，即使來，也不過寒暄安慰而已。宋子文當然是經常陪著張將軍的，有時也一同出去。不斷來的，還有戴笠。孔祥熙也來過，他和張將軍閑談，張玩笑地說：‘我這次是聽候處分的人了!”孔也開玩笑地回說：“有處分，我陪綁去。”東北籍的人來看張將軍的，有金毓黻(靜庵)、魏鑒(鏡如)等。西北總部駐京中校參謀秦靖宇也常來。後來聽說，在西安事變中受傷致死的‘中委’邵元衝的太太來到北極閣，聲稱要和張將軍算賬。但這山，當然不會讓她上來的。
“……三十一日晨起，即知張將軍已由宋子文陪同受審去了。約九時，我正在樓上用飯，秦靖宇坐在桌旁和我閑談，忽然上來兩個人，便裝，其中一人端著槍，叫我‘舉手!’檢查後離去。我才知在樓下住的八名副官已被繳械，而且移走了。秦靖宇驚慌失措，請我快送他下山。約十一時，宋子文回來了，他手拿一封信，交我看，是蔣寫給他的，至少有三頁八行，字也大，總的意思是說五天後一定使張將軍返回西安。宋也和我說：‘審判是走個手續，五天後保證回西安，我姓宋的不騙人。’(這看來還是真心話，隻不過他已為別人所騙，而自己尚未覺察而已——筆者)那天傍晚，宋又和我談，仍重複‘不騙人’的話，並說：‘我今晚要回上海去過年，北極閣這裏沒人了，你可以和我一同去上海，但五天轉眼就到，在南京等候，比較方便，你兩人(即於錦文——張將軍另一隨從。於原為張學良內差，蔣在西安被扣由新城移往高桂滋公館後，由於侍候，後又隨蔣乘同一架飛機回南京，到南京機場後，他的任務才算全部完成，被吩咐在機場等候張副司令——筆者)可以到財政部去住，我已經接洽好了。’我同意留在南京，當晚在萬家燈火之際，我和於錦文就移到市中心財政部宿舍，各得門證一枚，可以自由出入。
“我們從十二月二十六日至三十一日，在北極閣住了六天，張將軍在這幾天內，是相當鎮定的，較之蔣介石在西安事變中的情景，恰是鮮明的對比。”③
但既然蔣氏食言，又聽從了南京一些別有用心的人的貌似公允和忠誠的勸諫，如說什麽委員長饒，他們也不饒;張學良劫持統帥，罪大惡極，一定不能讓他再回西安等等，張學良縱有再大的本事，又有什麽用呢?而且他縱有一百張口，也是無法不蒙受這不白的千古奇冤呀!
張學良初到南京時，蔣即示意他寫一檢討性質的東西，看起來好象還是從“關心”角度出發，意為應付一下南京的官員。張學良同意了，他是以給蔣寫信的形式來寫這個所謂“認罪書”的(其實他發動西安事變是為了諫勸蔣介石抗日，示大義於天下，何罪之有?)，信中表明來京待罪之意，並提出“凡有利於吾國者，學良萬死不辭，乞鈞座不必念及私情，有所顧慮”。蔣立即將此信和他為此事所寫的呈文分別轉給國民黨中央和國民政府，一麵要求對張“斟酌事情，依法辦理”，一麵又假惺惺地提出鑒於“該員親來都門，束身請罪，有尊重國法悔悟自投之表示”，所以希望“特予寬大，以勵自新之處”等。這一切看起來是矛盾的，實際這是他玩弄的障眼法，所謂“寬大”雲雲，不過是說說而已，實際是要嚴懲，要對張繩之以法，才是他的真正用意。蔣介石之所以采取這種手段，正象當年曾參與審張的鹿鍾麟在回憶錄中所說的，即：“幕前一套，幕後一套，的確令人眼花繚亂，目迷五色，雖然幕前看到的都象是大仁大義，寬大為懷，可是幕後所幹的卻完全是另一套，他為什麽會如此呢?這固然與其秉性和為人有關，更主要的還在於，蔣介石對張學良的處置，實有其難言之隱。一方麵在他離開西安之前，宋子文和端納曾得到他的首肯，保證張學良今後的安全，這項諾言，幾為人所共知，情勢所迫，難以出爾反爾，不能不裝出大仁大義、寬大為懷的模樣。一方麵因為“西安事變”，使他感到個人“威信”掃地，且受盡驚惶，吃盡苦頭，對張學良懷恨很深，戒心很大，極思乘機給以報複，自然會采取陰險毒辣，窮凶極惡的手段。曆史事實證明，西安事變以來，對張學良的處置，一直就是被蔣介石的這種態度所決定。關於組織高等軍法會審的一幕，看來好象尊重法律，煞有介事，揭穿來講，無非是蔣介石所玩弄的一套把戲，而且這套把戲不久便大白於世了。”④
不過，在當初，還真緊鑼密鼓，作了充分的表演呢!據李烈鈞回憶：十二月二十六，蔣返抵南京，“二十七日，中央黨部召開會議，歡迎蔣平安返京。蔣在會上，簡要地報告了西安事變的經過。會上有少數人嚴厲譴責張學良，他們說，國家以法令綱紀為重，主犯張學良既已同來，應開軍事審判，以治其罪。”⑤
而另一方麵，12月29日，在一次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議上，蔣介石還為西安事變是由於他“率導無方，督察不周之過”而請求處分，要引咎辭職呢，這也正如鹿鍾麟所說的：“結果通過了這樣一篇充滿阿諛逢迎的決議：說什麽‘蔣同誌馳驅國事，督教三軍，昕夕勤劬，不遑寧息，最近兩度入陝，即以總理大仁大勇之精神，教化部屬，統一軍心，此次“西安事變”事出非常，更能於蒙難期間，持浩然之正氣，昭示偉大之人格，使倡亂者衷誠感動，悔悟自白，蔣同誌對此次事變，毫無引咎可言，所請辭職，應予懇切慰留，自請處分一節，應毋庸議。’”而對張學良的處置問題，沒有進行任何討論，即作出了交軍事委員會依法辦理的決議。這也就是說，要公開懲罰他了!
在1936年冬的最後的一個蕭索、嚴寒的日子，國民黨政府高等軍法會審假軍事委員會軍法處大法庭開庭審判張學良。
這天雖然是南京少有的一個非常寒冷的冬日，可是軍委會門外卻人來人往;一向冷清的院門外，突然增崗加哨，進出的汽車也明顯增多，這裏象要舉行什麽重要的會議，或者是有什麽特別顯要的人物到達，氣氛緊張。關於要審判張學良的事，國民黨當局作了嚴格的保密，即使在他們內部，也有很多人是不知道的，對外更是封鎖消息。但俗話說得好：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為。他們既然做了，怎能一手遮天呢，所以這事還是一傳十，十傳百地被群眾知道了。這天來的人不少，特別是那些希望一睹少帥風采的市民和學生，一大早就從四麵八方匯集過來，雖然全被擋在警戒線以外，不能靠近軍委會大門，可他們仍然耐心地等待著。
這麽快就把他送上法庭，張學良是沒有料到的。臨來之前對於有人可能要為難他，他雖然也略有所聞，但他確實沒有料到事態已是如此嚴重。這天，有人騙他說是去開會，所以他仍神態自若地帶領幾個隨行人員乘汽車來到了軍委會門前。
他下了汽車，人群活躍，有一陣輕微的議論聲，人們雖然不能作出更熱情的舉動，但都向他投來崇敬的目光，他也麵帶笑容，向在場的群眾致意。
但到他要跨進軍委會大門時，卻突然有人出來擋駕了，隨行人員和車輛一律不準入內，隻讓張學良一人進去。這是有些反常的，張學良已覺察到可能要出事了，但他還是聽從了警衛人員的安排，獨自走進了軍委會的大院。
又過了一會，從軍委會大門裏出來一批武裝憲兵，由一個當官的帶領著，衝到張學良的隨行人員跟前，說了聲“對不起，我們是奉命行事”，不由分說便把侍從們的槍全繳了去。衛士們據理力爭，進行抗議，全然無用。但他們沒有離開，而是仍然守候在外麵，並深為張將軍的安全擔心。不久，他們終於明白了，這哪裏是什麽開會，是開庭審判張學良哩!
這天的審判是由國民黨軍事委員會高等軍事法庭主持的，李烈鈞為審判長，審判官有朱培德、鹿鍾麟等。鹿同張是換帖弟兄，李與張也是至交，他們過去關係不錯。尤其李烈鈞，早在1924年當他以大元帥府參謀總長身分隨孫中山北上途經天津時，他們就認識了，那時張學良曾代表張作霖前往迎接，自那以後，他們便開始交往，原本是老朋友呢!西安事變發生後，李烈鈞認為張學良此舉是謀求全國一致抗日，並無惡意，所以曾勸蔣采取寬容態度。但蔣不聽，還硬要審張，後來不知是誰的提議，還把審張的主角加在了他的頭上，這無疑是將了他一軍。但他深知蔣的脾氣，盡管明知這是出力不落好的事，還不能推辭，隻得勉為其難。但據鹿鍾麟回憶，李是很不情願、也無信心的：“李烈鈞受命主持這次高等軍法會審，不會不明白蔣介石要什麽把戲。因此，他對朱培德保持一種非常慎重的態度，處處表示自己對這個任務的認真負責，他對鹿鍾麟則不然，暗中一再露出沒有信心，並且偷偷問過鹿：‘瑞伯!這件事您看我們究竟應該怎樣辦才好?’鹿曾答：‘問而不審是上策，審而不判是中策，問、審、判全承擔下來是下策，我們應該力守上策，不得已適當地兼取中策，下策萬不可為。’李一邊點頭，一邊稱是。
“在高等軍法會審的前一日，即十二月三十日，李烈鈞為此特往謁蔣介石請示，據李述當時情況：蔣見李至即先開口問李：‘審判長對這個案子如何辦理!’李坦率提出他個人的意見，說道：‘張學良在西安似叛逆行為，有謀害主帥意圖，但能悛改，親送委員長返京，願委員長寬大為懷，赦而釋之。’至此李又逼進一步，說道：‘我國昔有兩士，一為齊恒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二為寺人披請見，此二者是否可作本案參考?尚祈核示!’而蔣聽後的態度很冷淡，未作任何表示。李見話不投機，不得要領，忙把話頭轉過來說：‘國民政府既任烈鈞出任審判長，一切當依軍法辦理。’蔣這時才說：‘君慎重辦理可也。’談到這裏，李便乘機辭出。”⑥
李烈鈞本人則說：“我被特任為高等軍法會審審判長審判張學良的消息，京滬各大報紙均予披露。中央很多要人都來找我，詢問處理此案的意見，其中以宋子文和傅汝霖兩人最為關心。他們先後來找我詳細詢問處理此案的意見。我回答說：‘我個人沒有什麽意見，一切秉承中央黨部和國民政府的意旨辦事。’”⑦
關於當時審判的情況，傳聞不少，但見諸文字的可靠資料卻並不多，所好直接參與其事的李烈鈞、鹿鍾麟都有比較具體、翔實的回憶錄，特摘引其有關記述，並略加補充。鹿鍾麟說：
三十一日，高等軍法會審……開庭。……李見參加會審的人員到齊，乃於休息室召開預備會，就軍事委員會軍法處預為擬妥的審問要點逐項交換意見，大體沒有什麽異議，隻其中照例要問的幾項，如姓名、年齡、籍貫、職業、住址等，鹿認為對該案說來似嫌過於形式，為照顧事實，且免得張難堪，提出可否省出不問，徑代填上，李頗以為然，當即采納。至十時正，李偕全體會審人員走進法庭，分別入席，坐定後，李命鹿先至候審室巡視。當時張學良由宋子文陪同已在該室聽傳，鹿和張相見，先與之握手，繼說：“漢卿!今天開庭，有話盡管說。法庭內不許攜帶武器，如身邊懷有武器，可放在外邊。”張答：“是的，身邊並無武器。”鹿接著說：“好，請稍待。”鹿即返庭複命，回入原席。⑧
關於具體審問的情況，李烈鈞說：
三十一日，開庭前，我命副官先布置一下法庭，然後我偕同朱、鹿兩審判官到法庭坐定。我環顧四麵布置周密，警戒森嚴。我命將張學良帶上。不一會，張學良麵帶笑容，趨立案前。我因他是陸軍上將，又是未遂犯，讓他坐下，但他仍畢(筆)直地站著。我招呼他走進一些。
我問張學良：“你知道犯什麽罪嗎?”
張學良回答：“我不知道。”
我翻開陸軍刑法給他看，並對他說：“陸軍刑法的前幾條都是你犯的罪。你怎樣膽敢出此。”
學良態度從容，答話直率，毫無顧忌。……⑨
李烈鈞的文章在此處似過於簡略了，實際上張學良對於橫加予他的所謂“犯上作亂”和什麽“中幹熒惑，大觸刑章，劫持統帥，危害民國”等罪名曾據理駁斥，慷慨陳辭：“不，我是無罪的。想當年先父被日寇炸死，墳土未幹，日寇即犯我東北，我奉命不準抵抗，使大好河山淪於敵手。而國人震驚，皆責我張某，我純係代人受過，又有誰來為我仗義申辯。我數十萬部下義憤填膺，決心誓死抗日，收複東北，然而夙願難償，我怎能息眾怒、平群憤?目前敵寇對我國土貪婪日甚。我多次請纓不準，而中央置外侮不顧，反同室操戈。我出於廣大同胞和部屬之要求，不得不以兵諫之……”⑩張學良本來還要講下去，後被法庭以“今天隻談西安事變，不談沈陽事變”為由製止了。
下麵，我們繼續引述李烈鈞的記載：
……我心想：“學良真是張作霖的兒子啊!”我問他：
“我們準備了一份向你提問的問題，要你逐條回答。你願先看看這些問題嗎?”
學良回答：“很好，請給我看看。”
我等他看完問題後，接著問他：
“你脅迫統帥，是受人指使呢?還是你自己策劃的呢?”
學良回答：“我自己的主意。一人作事一人當，我所作的事，我自當之。我豈是任何人所能指使的嗎?”
學良侃侃而談。他問我：“我有一句話，請教審判長，可以嗎?”
我說：“當然可以。”
學良說：“民國二年，審判長在江西起義討伐袁世凱，有這回事嗎?”
我說：“是的。”
學良說：“審判長在江西起義討伐袁世凱，為的是反對袁世凱的專製與稱帝，對嗎?”
我說：“是的。”
學良理直氣壯地說：“我在西安的行動，為的是諫止中央的獨斷專行……”
沒等學良講完，我斥責他：“胡說!那袁世凱怎能與蔣委員長相提並論?你在西安搞事變，是自尋末路，怎能歸罪於誰?”審判官見我越說越火，勸我稍休息一下。
朱、鹿兩審判官陪我同至休息室。休息片刻，複回法庭，繼續審訊。
我勸告張學良：“你在西安做的事，應據實供出，否則對你不利。”鹿鍾麟亦對學良說：“審判長待人誠懇寬厚，漢卿幸勿失此良機。”學良唯唯。我接著對學良說：
“你是否受外黨的播弄?不然何以糊塗至此。望你抓緊時機，從速實告，不然求一生路亦不可能。機不可失，君其毋悔!”學良據實陳述，遂定讞。⑾
隨後的情況，據鹿鍾麟回憶說：“進行至此，遂宣告結案，書記官將記錄呈李，李閱後對張說：‘今天你所招供的話，都記錄下來了。現在給你看一下，其中若有錯誤之處，可提出更正，如無錯誤，即簽字繳回。’李把記錄遞給張，張看完對李說：‘沒有錯誤的地方，無須更正。’張簽字後繳回。李將記錄簽署並交由全體會審人員傳閱分別簽署後，便送請蔣介石核示。計算時間，恐尚未寓目，蔣即把軍事委員會軍法處根據此授意預為擬好的判決書發下，命令宣布判決。”⑿判決書是以顛倒是非的所謂“首謀夥黨，對於上官暴行脅迫”罪，判處張學良有期徒刑十年，褫奪公權五年。為掩人耳目，蔣介石在宣布判決書的當天下午，即向國民政府送交了為張學良請求“特赦”的呈文，以所謂“當今國事多艱，扶危定傾，需材孔亟，該員年富力強，久經行陣，經此大錯，宜生徹悟，倘複加以銜勒，猶冀能有補裨，似未可遽令廢棄，不為開善向上之路”為由，請求“將該員應得罪行予以赦免，並責令戴罪圖功，努力自贖，藉瞻後效，而示逾格之寬仁”。⒀
隨後，國民政府經過一翻密商，發布了如下的命令：“張學良所處十年有期徒刑本刑，特予赦免，仍交軍事委員會嚴加管束。”⒁
這個決定很奇怪，既是罪大判了刑，照理要服一段刑，如確有好的表現時，再考慮減刑或赦免。而對張學良卻不是這樣的，無罪硬要重判，服刑還未開始，又宣布赦免，既是赦免，就該放人呀，然而人不放，卻又聲稱，對張學良“仍交軍事委員會嚴加管束”，人還是不能放，還是得坐牢，而且是沒有止期的。值得注意的是，對待這個所謂案件，他們不用法律術語，而是用管束這類帶有規勸性質、並有很大伸縮性的語言，是有它的特殊用意的。因為蔣氏之所以定要扣張，顯係由於張在西安對他的冒犯，使他耿耿於懷，這，很清楚，是屬於個人恩怨，明知欠妥，要改也難，所以他不能放他走;但更主要的，則還是“出於政治上的考慮。當時如何處置張學良，對蔣介石來說，可以有三種選擇：一是實踐在西安的允諾，在張抵達南京後待之以禮，讓張返回西安;即或為了挽回麵子，將張交付審判，也可宣布赦免釋放，調張至抗日前線殺敵立功‘贖罪’，這對蔣介石來說，當然是不可取的。他既不願張再自由自在，為所欲為;更害怕張的政治影響和軍事實力，不敢恢複張的自由……二是幹脆對張置之死地，處以極刑，乘此機會，剪除異己，以消除對自己的一個威脅。這樣做簡便易行，稱心如意，但蔣介石懾於張的政治影響和當時的社會輿論，他不敢貿然行事。因此，縱和殺的辦法都是蔣介石所不敢的。那麽隻有第三種方案，即不放也不殺，表麵上實行‘保護’，對張長期囚禁，實則終身剝奪其自由，這等於在政治上判處了張的死刑。這樣做蔣介石既不用承擔國人對懲張之指責，又可獲寬大為懷的美譽，在政治上又達到了他排除異己的目的。”⒂而自此以後，張學良不就正是在這個不明不白的所謂“管束”的名義下被長期軟禁，至今已曆五十多個春秋，而仍不能獲得真正的自由嗎?
啊，這是怎樣的世界呢!?有時我常常這樣想。有些朋友對此不大理解，在一起時也常常議論這個問題，總覺得，一向標榜路程，民主、自由的口號也整天掛在嘴上的有關當局，怎麽總是言行不一，怎麽總是說得好聽，做的又完全是另外一套呢?後來，仔細想想，特別是回過頭去，看看它的過去，也就不以為奇了。“國民黨是曾有過它的輝煌年代的，蔣介石也有一段很光榮的曆史，當其追隨總理，從事路程的時候，全國人士都很敬仰他，那時我國的路程，大有成功之望了。乃不幸得很，路程勢力剛一發展，而蔣委員長的意誌就很模糊;更以宵小的包圍，政客的慫恿，一個偉大的路程者便為一個反路程了!這不是我們有意破壞蔣委員長的人格，隻要打開總理遺囑一看，與蔣委員長近年來的一切言行對照對照，便可一目了然。蔣委員長最大的錯誤，就是忘記了總理的偉大，而迷信了希特勒和墨索裏尼的猖狂，忽略了民眾的要求，而崇拜個人的功利。所以近幾年來，我國政府路程的聲浪，微弱而至於無聞了!結果，不絕如縷的內戰，無時無之，無地無之;尤以‘九·一八’的國難之所以發生，及以後之所以喪失幾省地盤，遭盡無窮屈辱。蔣委員長剛愎自用，以致處處失策，不能不負著這個重大的責任!”⒃這也就是說，自從國民黨喪失了象孫中山、廖仲凱這樣一些優秀的領導人，實際上背離了孫中山的“三大政策”，國民黨就開始走下坡路了，張學良一案，不過是其中一例而已。問題的嚴重性還在於，盡管由於多行不義，元氣大傷，而不得不一再吞食一些顯然是咎由自取的苦果，可是它並沒有驚醒，並沒有很好地吸取教訓，不僅二十年代後期和三十、四十年代是這樣，以後也未見有多大的好轉，五十年代在台灣發生的吳國楨(曆任國民黨中宣部副部長、漢口市長、重慶市長、上海市長、台灣省主席等要職)事件，孫立人(國民黨高級將領，曾任第四綏靖區長官兼長春警備司令、台灣編練司令等職)兵變，以及雷震(台灣《自由中國》半月刊發行人)與《自由中國》案，也是一些很典型的例子。就說喧嚷一時的所謂“孫立人兵變”吧，那其實也是很大的冤枉。大家都知道，孫是國民黨一員老資格的將領，早在抗日戰爭時期，他就遠征緬甸，在滇緬戰役中，立下赫赫戰功，有“東方的隆美爾”之稱。在解放戰爭後期，他在台灣負責訓練新兵，是個有才幹而又講究實際的西方式軍事領袖，因為當時美軍顧問團長蔡斯對他很感興趣，二人許多主張不謀而合，而這些都是蔣氏父子所不能接受的，認為孫乃“假外人以自重”，頗感不快;加之，孫與蔣的一些嫡係將領不和，甚至對蔣經國的一些幹預也有微詞，終於犯了“眾怒”，因而以所謂“失察”和有“兵諫”之嫌(引者按：這是不確的。據美聯社前不久報道，台立委董正之1日致函行政院，要求解除對張學良、孫立人兩將軍長達數十年的軟禁。這則電訊還說，“張學良已有90高齡〔國外持張氏生於1898年一說的人不少，實際是生於1901年——引者〕。1936年，他在西安扣押了蔣介石後不久被國民黨逮捕。1949年，國民黨戰敗逃向台灣時，也把張帶去。從此以後，他一直被軟禁在台北郊區的寓所裏。孫立人，88歲。他是因政府指控他策劃推翻蔣介石的政變而在1955年被捕。他一直被軟禁在台中。孫立人上周在接受《自立晚報》記者采訪時否認他曾策劃過政變。在33年裏，這是孫第一次接受記者采訪。”上述附注寫後不多久，孫立人結束軟禁，恢複自由的消息見報，這是可喜而又可悲的，因為孫先生畢竟垂垂老矣)，而加以逮捕，打入冷宮，那手法，跟當年對待張學良的做法何其相似乃爾，甚至連見諸文字的命令，也都有異曲同工之妙，如說什麽“以孫立人久曆戎行，曾在對日抗戰期間作戰立功，且於案發之後，即能一再肫切陳述，自認咎責，深切痛悔，既經令準免去總統府參軍長職務，特準予自新，毋庸另行議處，由國防部隨時察考，以觀後效。”⒄
這一套人們早就領教過了，當年蔣介石對張學良實施的那個連環計，又和盤托出了。對張的發落是交軍委會“嚴加管束”，近二十年後的孫則由國防部“隨時考察”，用詞稍有差別，實質完全相同，這也正象江南在論述這一問題時所指出的：“孫如真的圖謀不規，罪證累累，交軍法議處，大公無私，任何人，服與不服，亦將向法律低頭。但蔣先生故意師法前人，交叉運用恩威並施的遊戲，即西方所謂棍子蘿卜的技巧，先予打擊，再故示寬容，讓受害人感恩不已。蔣‘明令’‘毋庸議處’的理由，是因為(1)孫抗戰期間，作戰有功。(2)坦白陳述。(3)深切痛悔。等於說，孫固有罪，其罪可誅，朕宅心仁厚，不咎既往。”真個是整人有術，用心良苦!⒅
據了解，那次在法庭宣布判決書和特赦令後，因恐張學良再講出對蔣不利的話，所以不讓他申辯，當即宣布退庭。但就在人去廳空、偌大廳堂隻剩下張學良和少數人員時，故意晚走的李烈鈞，竟緩步“步下審判席，拍著張的肩膀說：‘老帥有虎子，敵夷不足畏!’”⒆這個情況，在李、鹿的回憶錄中都沒有提到，是否完全屬實，不可考。但據鹿鍾麟談，“李烈鈞以張學良在法庭上神色自若，直言不諱，侃侃而談，私下曾向人稱道：‘不愧為張作霖之子。’”⒇這倒是真實可信的;同時也說明，上述關於李烈鈞在大家離座退場之際，特地下來與張學良寒暄，並表達他對張的敬佩之意，也不是沒有可能。不過，不管怎麽說，在那樣的政治環境中，作為審判長和國民黨高級官員的李烈鈞，能有這樣的風骨和讚譽，確也是頗不簡單的。
鹿鍾麟在晚年所寫的回憶錄中，也譴責蔣介石背信棄義、生殺予奪、為所欲為的行為，他指出：“所謂高等軍法會審隻不過是蔣介石所玩弄的一套把戲，立法毀法，在其一人。”李烈鈞後來談到這次審判，也認為“那簡直是演戲，我不過是奉命扮演這幕戲的主角而已。”(21)言下不勝感慨係之。
在那時，同情張學良，認為對他應當從輕發落，更不該判刑的人，當然小僅是鹿、李，應該說為數不少，甚至就連與蔣關係密切的宋氏兄妹等，也感到這麽對待張學良顯然太過份了〔在軍法審判後，二宋與端納曾去找蔣，聞聽要繼續扣張後，宋子文怒斥蔣介石，曾用英語說：“這個流氓，一點紳士風度都沒有。……”(晏道剛有關回憶資料)〕。趙雲聲對於在西安曾拍著胸脯為張學良的安全作擔保的那三個人——宋子文、宋美齡以及端納，在乍聽到這個所謂“特赦令”之後，哭笑不得，甚至惴惴不安的表現，以及張學良的憤怒，也有生動的描述，他寫道：
宋公館燈火輝煌，可是張學良坐在那裏，卻隻覺得周圍一團漆黑。宋子文和宋美齡兄妹默默地陪他坐著，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光，張學良隻是呆呆地盯視著牆上掛著的一幅油畫，幾個小時竟一語不發!
這幅油畫叫《最後的晚餐》，是達·芬奇的代表作，畫麵的內容是：當耶穌和十二個門徒在一起進晚餐的時候，耶穌突然對門徒們說：“你們之中，有一個人要出賣我!”這句話剛說完，立即引起十二個門徒的驚訝。這幅油畫，就是抓住這一刹那，畫出了每個人各自不同的表情，從中可明顯地看出每個人物的年齡、性格以及他們各自同耶穌的關係等等。
宋子文非常清楚張學良盯視這幅油畫的含義，這是張學良在無聲地責備，但他這位保證人卻無可奈何……
作為基督教徒的宋美齡，當然也明了張學良盯視這幅畫的弦外之音。但她低頭坐在那裏，裝聾作啞，佯作不懂。因為天底下，大約唯有她最知道蔣介石背信棄義的真諦……
“漢卿!”過了許久，宋子文終於打破沉寂，開口了，“你不要過於氣憤，你這樣冷冷地一言不發，真讓人害怕!
漢卿，隨便說點什麽吧?”
張學良抬了抬眼皮，依舊一語不發。
燈全部開亮了，豪華的客廳如同白晝。侍役躡手躡腳地進來，悄聲地對宋子文說：“該用晚餐了!”
宋子文揮了揮手：“讓他們再等一下。”
“不!”張學良開口了：“你們去吃吧!”
“那你呢?”宋子文問。
張學良慘笑了一下：“我不想吃這最後的晚餐!”
一句話，重又使氣氛陷入了難堪的沉寂。宋子文顯得很尷尬，他進退維穀，正不知再講些什麽的時候，端納推門進來了。他高大的身軀，蹚著沉重的腳步，厚厚的地毯都發出了吱吱的響聲。
張學良望了一眼，說：
“又一個來參加最後的晚餐的!”
“不。”端納一時沒有聽出張學良的弦外之音，而是激動地說，“漢卿，我是來同你告別的!”
張學良忽地站起來，發出了一陣狂笑，聲震屋瓦，慘厲襲人!他收住笑聲，用那雙可怕的目光掃視著這三位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保證人：
“你們都走吧，讓我一個人來獨用這最後的晚餐!”
張學良一邊說著，一邊在大廳裏踱了幾步，然後停止在那幅油畫跟前，他象讀戲劇台詞似的拉著長聲念道：
“你們之中，有一個人出賣了我啊——?”聲音在客廳裏回蕩著，讓人毛骨悚然。
“漢卿，我跟你說!”端納上前欲解釋。
張學良一把甩開了他，橫眉冷對地：
“你在西安說得還少嗎?我讓你們平安回來，可你們都自食諾言，到底還是把我扣留了!”
端納象被霜打了一樣，退後一步，攤開雙手：“漢卿，我實在對不起你!”這時，他把目光轉向宋美齡，搖著頭說：“我怎麽也沒有想到蔣先生會是這樣一個人!……我悔恨哪，悔恨自己看錯了人!”
“不，端納，該悔恨的應該是我張學良。”張學良冷靜了下來，他走到酒櫃旁，倒了杯白蘭地，一飲而盡。
“我是應該受到懲罰的，因為我一直在同一個不懂信義的人在講究信義!”
張學良把酒杯一放，踱到端納麵前：
“你如果真的回國，請告訴海外朋友們，我張學良的軍政生涯結束了，可是我是高興的，因為由於我們的兵諫，他終於答應停止內戰，答應團結抗日了!對此，我至死無悔!但假若他連這個也再食言的話，那他……
張學良講到這突然一停，然後睚眥俱裂的往酒櫃上奮力一擊!櫃子上的白蘭地酒連同一套漂亮的酒具震撼得嘩啦啦地一陣顫響……
宋美齡驚懼地揚起頭來，她一臉驚恐。(22)
這些描述，不一定全是事實，但作者根據翔實的史料，以一幅名畫為契機，對張學良怒斥蔣介石及南京送蔣前幾位保證人的情景，精心地用詞遣字，作了深刻的入木三分的描繪，使我們對當時南京的複雜的內幕以及張將軍此時此刻的痛苦與悔恨的心情有了更進一步的了解。
難道是張學良錯了嗎?不，他沒有錯，他不僅無罪，還是個立了大功的人，周恩來早就稱讚他為千古功臣，也有人讚美他為民族英雄，可國民黨當局硬說他有罪，審判之不足，複判以徒刑，後雖明令特赦，一句“嚴加管束”，又將特赦推翻，成為無期徒刑，真乃生殺予奪之權，係於一人之口。公理何在，正義何存?在幾年後又發生的皖南事變(23)時，周恩來針對國民黨蔣介石的陰謀襲擊，在《新華日報》上曾作了“江南一葉，千古奇冤，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題詞，如今將它用在這場顛倒是非的審判上，不是也很適合嗎?!
① 毛澤東，《關於蔣介石聲明的聲明》，《毛澤東選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4月出版。
② 段漢斌：《宋子文營救張學良遭蔣拒絕》，載《春秋》1986年第4期。
③⑥ 於中立：《張學良將軍在南京被扣的幾天》，載《西安事變親曆記》，中國文史出版社1986年12月出版。
④⑦⑧⑿⒇(21) 鹿鍾麟：《張學良在南京受審紀實》，載《在同張學良相處的日子裏》，遼寧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出版。
⑤⑨李烈鈞：《南京高等軍法會審審判張學良的經過》，出處同④。
⑩顧秉岐：《張學良受審記》，原載《西安晚報》。
申伯純：《西安事變紀實》，人民出版社1979月11月出版。
李淑：《淺析張學良被終身囚禁的原因》，張學良暨東北軍史學術討論會論文，未刊稿。
《東望》雜誌：《一二·一二的路程火花爆發》。
有關孫立人問題的部分資料，引自江南《蔣經國傳》，中國友誼出版公司1984年11月出版。
(22) 趙雲聲：《趙四小姐與張學良將軍》，北方婦女兒童出版社1986年10月出版。
(23) 皖南事變：即國民黨頑固派發動的第二次OK。1941年1月4日，根據國共兩黨達成的協議(國民黨無理強令黃河以南的八路軍、新四軍在一個月內開赴黃河以北，中共曾據理駁斥，但為顧全大局，同意將皖南新四軍撤到江北)，皖南新四軍九千餘人在葉挺、項英率領下開始北移，1月6日，當部隊行至皖南涇縣茂林地區時，突然遭到國民黨顧祝同、上官雲相指揮的七個師八萬餘人的襲擊和圍殲。新四軍指戰員在葉挺軍長指揮下，奮不顧身，英勇抗擊，血戰七晝夜，終因眾寡懸殊，彈盡糧絕，大部壯烈犧牲。軍長葉挺被捕，政治部主任袁國平犧牲，副軍長項英、參謀長周子昆遇難。蔣介石於1941年1月17日發布反動命令，宣布新四軍為“叛軍”，取消新四軍番號，下令進攻新四軍江北部隊，並聲稱將葉挺“交軍法審判”……中國共產黨對國民黨頑固派的進攻給予堅決回擊，決定重建新四軍，任命陳毅為新四軍代理軍長，張雲逸為副軍長，劉少奇為政治委員，賴傳珠為參謀長，鄧子恢為政治部主任，繼續領導分布在華中、華東的新四軍指戰員，堅持敵後抗戰。隨後，中共中央軍委發言人發表講話，揭露國民黨的罪惡陰謀，同時，提出取消1月17日的反動命令，懲辦禍首何應欽、顧祝同、上官雲相，恢複葉挺自由，交還皖南新四軍的全部人槍，廢止國民黨一黨專政，實行民主政治等行動綱領，獲得了全國人民和國際輿論的同情與支持。而國民黨在政治上卻輸了理，它更加孤立了(據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共黨史事件人物錄》等資料編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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