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學良傳---起而周旋
軍法審判結束後，張學良便離開北極閣宋子文公館，遷往南京太平門外孔祥熙公館。
對於這個孔公館，也許知道的人並不多，實際這是一處豪華而又幽靜的宅院，整個樓房都掩映在枝葉繁茂的花草樹木中。但很遺憾，它的利用率並不高，房主不常在此居住，房子經常是空著的，所以就被臨時用作軟禁張學良的場所了。他自被人帶到這裏後，就被單獨關在二樓一個房間裏，不許他出門，也謝絕任何外人來訪。一批由警察、憲兵、特務聯合組成的監管隊伍立即進駐孔宅，寸步不離，嚴加看管，從而開始了他的漫無止境的幽禁生涯……
張學良在孔宅住的時間不長，但他內心裏的憂憤是深重的，這是被囚後最受煎熬、最為痛苦的時刻。那時，他整天在房間內走來走去，就象一隻突然被關進籠子的雄獅，真是坐臥不寧，恨不得立刻衝破牢籠，返回西安。據當年做過看守張學良工作的邱秀虎回憶，那時，“在張房門口監視的警衛，發現張在睡覺時把身上穿的一件背心脫下來墊在床上，身子就睡在這背心上，便認為這背心裏一定藏有什麽秘密，或者藏有武器，但又不敢公開檢查，當向負責的特務反映後，他們便派憲兵特高組的一個組員，在張睡後翻身時去檢查。當這個特務偷偷摸摸去檢查時，什麽東西也沒查到，卻被張將軍發覺。張非常不高興，大聲對這個特高組組員說：‘你們真缺德!真缺德!’”①
他還談到，“張將軍被囚禁在孔祥熙公館，對外是絕對保密的，但仍然有人知道，隻不過是怕蔣介石特務的監視而不敢前來探望。在三十一日那天，正值我在孔公館門口值班，突然有一個身穿國民黨軍校軍裝的年輕人來到門口。他操著東北口音說：‘我是張學良的弟弟，請求你們允許我去看看我的哥哥。’他用懇求的眼光看著我們，我們立即回答他說：‘這裏沒有這個人!’他又再三懇求，我們仍然板著麵孔生硬地回答他：‘無此人!’‘告訴你，沒有這個人!’這個年輕人感到萬分失望，他明白再懇求也是毫無希望的，便不再懇求我們，隻是呆呆地站在門口，滿眶淚水，若有所失地一直站立了一個多鍾頭，直到我們喊他走，才悵然離開，邊走還邊回頭看望這幢華麗的房子。事後，我們才知道這個穿軍裝的年輕人，就是張將軍的弟弟張學思(他是張作霖第四個兒子，乳名安兒，學名學思，字述卿，是張家最早投身路程的子弟，後來成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的著名海軍將領——筆者)。那時他正在南京中央軍校受訓。回到東北以後，他就組織和領導了東北民主聯軍，積極抗日，成為一支擁護中國共產黨的進步軍隊。”②
25年後的一個12月12日之夜，在北京一次有周恩來總理和鄧穎超同誌參加的紀念會上，周總理盛讚張學良是個英雄人物，說“張、楊兩將軍為挽救中華民族的危亡，個人都作出了重大犧牲，成為千古不朽的功臣。是值得我們永遠懷念的。”據高存信談，那天的紀念會是感人至深的，其中就提到了張學思，他說：“席間(紀念會在北京飯店一樓大廳舉行，參加的是張、楊兩將軍的親屬和舊部、老友，共二十多人——筆者)，大家議論了張將軍在台灣的近況，並就所謂張學良《西安事變回憶錄》一文進行了猜度。心情最為激動的是張學思同誌，他回憶起過去大哥對他的教育與培養，如今，天各一方，懷念之情無法用言語形容。他起立向周總理敬酒時，竟至泣不成聲，周總理也愴然淚下，大家悵惋不已。這時鄧大姐舉杯說：‘我們要化悲痛為力量!’周總理沉默一會兒，無限深情地對大家說：‘我流下的眼淚是代表黨的，不是我個人的。’‘那時候是聯蔣抗日，還是反蔣抗日，有爭論。張漢卿說‘要抗日必須爭取蔣介石’。主張聯蔣抗日，他的愛國主義心情二十多年來，始終如一，正因為如此，我們更加懷念他!’總理的話情深意切，含義深遠。”③
但在那時，蔣介石並不因為扣留了張學良就減輕對西安的壓力，他在1937年1月1日的會議上，雖然決定“以政治為主、軍事為從方略，以解決西北問題”，實際不僅沒有撤兵，反而繼續以重兵進逼西安。當然，這並不就意味著他真要重新發動內戰(在給前防的電令中，他特別強調“應力避衝突;勿使接觸。且總攻擊令必須候中央核定為要。”)，他的主要目的要造成一種大軍壓境的形勢，以使西安內部發生分化，迫使楊虎城等無條件聽命於他，並進而控製整個西北。
然而，那時的西安，人們最關心的還是張學良的命運，他究竟什麽時候才能回來，誰也心裏沒底。楊虎城急於要知道蔣介石回南京後的動態，特別是張學良的安危，所以很想派人到南京去一趟，卻又一時未找到合適的人。後來，幾經考慮，還是覺得馬文彥去比較合適，因為一來此人和於右任是三原同鄉，深得於的信任，二來他可以通過於右任了解情況，所以決定派馬前往南京。但馬文彥最初有點猶豫，這倒不是他怕麻煩，或怕擔風險，主要是在西安事變發生後，他曾代表楊虎城和陝西的群眾團體去潼關擋過於右任以國民黨政府西北宣慰使來西安的罵。那雖然是奉命行事(據楊將軍談，於這次是招降的，我們不受降，所以要給他吃個閉門羹)，但總是個棘手的差事，因那次他對於右任很不客氣，在潼關火車上的那個不歡而散的場麵，他還記憶猶新：
“西北宣慰團”的專列已抵達潼關，由於天冷，於先生食宿均在車上。他一到潼關就給楊將軍打電話，讓派車來接他，楊說：“我們不要任何人來宣慰，還是請你早些回南京去吧!”就在這時，我上了火車前來行見。於先生見到我吃了一驚，忙問：“是從哪裏來的?”我說：
“特從西安而來，有要事要見你麵談。”他似乎已覺察到我此行必有某種特殊使命，臉上神色顯得有點緊張。就問我有什麽事情?我說：“楊先生派我來向你說明，他對這個‘西北宣慰團’的到來，堅決表示反對。”於聽後更感不快，我說：“楊先生的意思是，你如果要來西安，就請在潼關宣布取消你的‘西北宣慰大使’的名義，以個人身分前來。”於忿然地甩袖出了臥室車廂，順手把門鎖上了。這時，我心裏忐忑不安，正在思索時，他又開車廂門進來了，但仍然一言不發。我發現車站上來了一些持槍的士兵，恐情況有變化，就問於先生：“我要走了，您還有什麽話講嗎?”他看了看窗外，搖搖頭，似乎覺得去西安已屬無望，宣慰失敗。我立即同他告別……④正因為有過這次潼關擋駕的事，所以對於楊虎城給予他的新的使命，他是有些顧慮的，這也正象他在回憶錄中談到的：“我擔心上次潼關擋駕後於還在氣頭上，不會接見我。楊說：‘我們在南京除了於右任再沒有熟知的人，現在情況變了，蔣答應抗日，釋放政治犯，組織聯合政府……周先生(周恩來)也說，前些日子擋於也好，不擋也好，於是搞新聞工作的，會做宣傳。’我心中仍有顧慮，恐到南京後被於拒絕接見。其實於先生上次被擋潼關後，並未立即返回南京，而是在西安廣播電台向全國廣播了蔣介石於十二月二十五日下午離開陝西飛往南京的消息後，他才於二十六日清晨七時許，偕同原班人馬頹然離開潼關，二十七日上午回到南京的。我還在猶豫，楊將軍又說：‘還是你去一趟好，有關方麵也希望你去。你到南京見到於先生後先不要說別的事情，先拿出這個東西叫他看看。’說著，他從口袋裏拿出一個鉛印文件，我接過一看，原來是共產黨的‘四項聲明’。楊將軍很有把握地說：‘他看了這些東西，一定要說話的。’說罷，請李壽亭拿來一個鐵筒香煙，親自旋開煙盒的鐵皮蓋子，仔細地把香煙取出，又把煙盒內一層厚紙取下來，輕輕地把文件疊好，緊貼香煙盒的周圍，再把原來煙盒內的那張厚紙裝進貼實，然後將取出的香煙重新裝進盒內，蓋好鐵蓋，才把它交給我，並讓我乘當天的火車出發。
“我到南京後，直抵於右任家，適逢他外出未歸，我便在客廳裏等候。一會兒，於先生回來了，果然上次擋駕的氣尚未消除，見到我後他狠狠地問：‘你來這裏幹啥?’我說：‘楊先生派我給你送個東西，請你看看。’我從鐵煙盒裏取出那份文件交給他。起初他漫不經心地瀏覽著，越往後看，態度越嚴肅起來。他走到寫字台前，打開台燈仔細地反複觀看著，激動地說：‘我明白了，共產黨是真正要抗日哩!“西安事變”的真正內容我才知道!’這時，他後悔當初為什麽不以個人名義進西安看看呢!我趁此機會對他說：‘共產黨要求抗日是真的，楊要求抗日也是真的。楊將軍要求抗日，你在上海原是讚成的。’他說：‘我讚成楊虎城抗日，並沒有同意他扣留蔣介石!’於先生沒有剛才那麽大的氣了，我們便談到蔣回來後的情況。他向我介紹，蔣介石回到南京後隻停了一天，就坐飛機到浙江去了，說是跌傷了腰骨需要休息，其它啥話都沒說。至於蔣在西安同三方麵達成的協議，答應抗日，釋放全國的政治犯，組織聯合政府等事情，於先生一點都不知道。於先生說，新聞界也封鎖得很緊，連張學良送蔣回京後，現在在什麽地方等均不知道。要不是楊先生派你送來這個文件，我們還都蒙在鼓裏。’
“第二天中午，於先生從外歸來後興衝衝地對我說：‘你帶來的那份文件，今天早上在孫總理紀念周上宣讀了!’我萬萬沒有想到會在這樣的場合全文宣讀，而且隻有十幾個小時，共產黨的‘四項聲明’就在南京宣傳出去了。於先生說：‘我昨夜看過這份文件，心裏很受感動，深夜也不能入睡。我便想了一個辦法，親自用漿糊把那份文件貼在土地上，讓它粘些土，再輕輕地揭下晾幹。今天早晨，我請幾位老人來看這個文件，並告訴他們，這是一個熟悉的商人，路過陝西農村時揭下來，帶到南京送給我的。於是，我就請張繼委員在今天的紀念周上把它全文宣讀了。’於先生還告訴我，張繼是國民黨西山會議派，一向是堅決的，同時又是西京籌備委員會委員長。由他宣讀，不會引起別人的懷疑。我問於先生張繼讀後有何反映?他說：‘張繼認為“四項聲明”講得很沉重，很感人，看來，“起義在東南，成功在西北”。’其他人聽後也都認為共產黨是真正要抗日。
“我速趕回西安，將南京一行向楊將軍匯報，他聽後大喜過望，非常高興地說：‘辦得好!辦得好!’”⑤
談起於右任先生了解了西安事變的真相之後，對此一義舉立即表現十分關注，他甚至使一向的張繼也在大庭廣眾中宣讀了西安方麵的傳單，終於打破了當時南京對事變真相的嚴密封鎖，這確是難能可貴的。於先生為人耿直，廉潔奉公，熱愛祖國和家鄉，以後也一直深切關心張、楊兩將軍的命運，並為使他們獲釋而奔走呼號，作了很多努力，甚至1949年在國民黨在大陸的統治搖搖欲墜、蔣介石宣布引退的前夕，還不顧一切地再次向蔣介石提出了這個問題：
1949年1月21日上午，蔣介石正式宣布引退。當日下午2時，蔣在黃埔路總統官邸召集國民黨中常委臨時會議，宣讀他和副總統李宗仁的聯合宣言，會場至為淒惋，C·C少壯分子穀正綱失聲痛哭，立起大聲疾呼：“總統不應引退，應該繼續領導我們和共產黨作戰到底!”
蔣以低沉聲調說：事實已不可能，我已作出決定，馬上離開南京。說完起身宣布散會，走出會場。這時，老態龍鍾的監察院長於右任忽然拄著手杖離座追上前去，喊道：“請總統留步!請總統留步!”蔣稍停，身也未轉地問道：“院長有何見教?”於右任說：“為了和談方便起見，請總統在離開南京前，開恩下手令把張學良、楊虎城釋放了吧。”蔣介石一聽，板起麵孔，向於右任瞥了一眼，將右手一甩，提高嗓門說：“你去找德鄰(李宗仁)去!”
便加快腳步走出了會場。拖著一大把胡子的於右任，在眾目睽睽之下尷尬地站在那裏。大家隻好麵麵相覷，相繼散去。⑥
由這段往事，也不難看到，於先生對真正對國家民族有貢獻的人，以及對朋友，非常真誠、忠厚，而蔣氏對張、楊二將軍則一直是懷恨在心的。所以當初對蔣介石扣留張學良，不但不撤軍，反繼續向西推進，以重兵威脅西安這些嚴重的事態，西安軍民是強烈不滿的，認為蔣氏背約，因而曾多次派代表與南京政府進行交涉，發表了不少嚴正的談話和電文，如1月5日楊虎城會同東北軍、十七路軍眾高級將領在聯名向全國發出的通電中就再次血淚陳辭，正氣凜然，要求蔣氏恪守諾言。電雲：
(銜略)客歲雙十二之舉，純出於愛國赤誠，毫無私意，迭經電達，計邀洞察。當蔣委員長在陝時，虎城等追隨張副司令之後，以《文電》所舉八項抗日救國主張，反複陳情，深荷虛懷采聽，允於返京後分別實行。張副司令暨虎城等，以為非全國一致抗日，決不足以救亡，而具備領導全國抗日之才德威望者，實唯我蔣委員長。何幸我蔣委員長熟審國勢，詳察輿情，對於張副司令暨虎城等所陳，不惟恕其冒瀆，且更采其萏蕘，此誠蔣委員長人格空前偉大的具體表征，亦即我國民族複興之最大關鍵。凡我國人，均應公認張副司令隻知愛國，純潔無他，苟可救亡，粉身何惜，爰於蔣委員長麵允所請之後，親送入都，束身待罪，此種前史所無，世界僅有之偉舉，自足以表其心跡之光明，凡有血氣，能不感動!虎城等及所屬二十餘萬士兵，無不以張副司令之心為心，但求能在蔣委員長領導之下，效死抗戰，為國家民族確盡一份對外之力量，則其他一切，均非所計，謂予不信，盡可求事實之證明。憶蔣委員長到京以後，曾令中央軍隊撤出潼關，而離陝之前，更有“有我在，決不任再起內戰”之語。我國苦內戰久矣，今得負責領袖出此一言，不獨張副司令及虎城等親聆之下，欽幸萬分，即我四萬萬五千萬同胞聞之，亦莫不額手稱幸，凡我袍澤尤應仰體領袖之意旨，而為一致對外之要求。乃正當蔣委員長休假返鄉，張副司令留京未返之際，中央軍匪未遵令東撤，反而大量西進，計有第六、第十、第二十三、第二十八、第七十九、第九十五、第六十、第十四、第一○三、第八十三各師暨教導總隊等集結推進至潼關、華陰、華縣一帶，築壘布陣，積極作作戰之形勢。更複時時截斷電話，始終阻礙通車，以致群情激憤，萬眾憂疑。是殆欲以武力造急性之內戰，而以封鎖作慢性之迫脅，虎城等之愚，誠不知具何居心?竟持何理由?國危至此，總不應再有箕豆之爭，固盡人皆知，苟有可以促成舉國一致，槍口對外之策，虎城等無不樂於聽命。若不聞土地主權之喪失幾何，西北軍民之真意如何，全國輿論之向背如何，而唯以同胞血汗金錢購得之武器，施於對內，自相殘殺，則虎城等欲求對內和平而不得，欲求對外抗戰而不能，亦唯有起而周旋，至死無悔。張副司令既領罪於都門，虎城等以救亡為職誌，而中央煎迫不已，便不免於兵爭，則誰舉內戰之端，誰召亡國之禍，舉世自有公評，青史自有直筆也。血淚陳辭，非敢悚聽，舉國上下，幸鑒愚衷，遠錫教言，尤所企盼!
楊虎城於學忠
孫蔚如何柱國
王以哲董英斌
繆激流劉多荃
同叩歌⑦
為使張學良早日獲得自由，楊虎城等還曾直接致電蔣介石，一方麵對他特赦張學良表示感戴，一方麵也鄭重提出：“今張副司令雖已躬邀特典，尚未恢複公權，雖欲圖功，安由自效。”還說：“張副司令一日不歸，即西北軍民一日不安。”
現在看來，將軍們為營救少帥，是費盡苦心的，也可說真正到了精誠所至的地步，但卻未能金石為開。他們雖為軍人，亦仍不免受到正統觀念的影響，有時也顯得有些書生氣，或者勿寧說是過於真誠和善良，也把問題想得太簡單了，以為蔣介石既然出麵保釋，還算講點良心，大概真的會讓張學良返回西安了。
實際上，他們還是想錯了，因為就蔣介石來說，這完全是一種權術，是礙於國內外輿論反對內戰的壓力，以及為穩定局勢而作出的和解姿態，怎麽可以信以為真呢?那時蔣介石對於重開戰端雖然不能不有所顧忌，但卻也不打算輕易撤兵，他實際是要繼續向西安施加壓力，並用虛偽的和談拖延時間，以觀動靜。在西安方麵，自從張學良南京被扣後，局勢也一直是動蕩不安的，在軍隊內部的突出表現就是和、戰之爭。東北軍中一部分積極支持張學良聯共抗日的少壯派，力主隻要蔣介石不放張學良回來，就同南京決一死戰，西安與南京之間仍然是戰雲密布，十分令人不安。這次倒是蔣介石先采取行動了：
“蔣介石……於一月九日派與南京方麵有聯係的東北人士王化一、吳瀚濤攜親筆信飛往西安，進行和談試探。
“王吳二人離京前，曾前往探視張學良。張學良認為戰爭可能一觸即發，抗日力量將因此而受到損失，感到非常痛心。他囑王、吳轉告楊虎城和東北軍高級將領，要鞏固東北軍內部的團結，鞏固東北軍和十七路軍、紅軍的團結，‘隻要能精誠團結，我就能回去，否則我回去也沒有用’。他除有親筆信分致楊虎城和東北軍將領外，並取出兩份遺矚交王、吳帶往西安，一致家屬，一致東北軍全體將士，表示如果造成不可收拾的局麵，他將自殺以謝天下，以明夙誌。
“……十三日蔣介石(又)派米春霖攜甲、乙兩種方案飛往西安，要求西安方麵擇一而行。兩案主要內容如下：
甲案：東北軍移駐甘肅和陝西邠州以西的西蘭路上;
十七路軍移駐涇、渭河以北地區;紅軍仍返陝北;中央軍進駐西安，沿隴海路潼關至鹹陽段駐十二個團;陝西省政府主席仍委十七路軍方麵的人充任。
乙案：東北軍(包括甘肅的於學忠部)移駐安徽和淮海流域;十七路軍移駐甘肅;紅軍仍返陝北;中央軍進駐西安和關中地區;安徽省政府主席可委東北軍方麵的人充任，甘肅省政府主席可委十七路軍方麵的人充任。
“米春霖並攜有張學良十二日在溪口所寫的致楊虎城和西安各將領一信，原文如下：
‘(銜略)弟今早同瑞峰(米春霖字)來溪口，為目前救此危局，勿為亂國計，商定辦法二則，請兄速下最大決心，使委座及弟易收陝甘之局。關於改組政府及對日問題，準我等可在三中全會提出，公開討論。關於兩案，盼兄等速即商討，下最後果斷，如有意見補充，盼虎城派人，更盼來一軍長。如兄等認此二案之一無問題，那就更好，盼即刻表示受命。委座告弟十六日為限。盼諸兄為國家、為西北、為東北，請詳計之。凡有利於國者，弟任何犧牲，在所不惜，盼勿專為我個人謀計。……’
“西安方麵考慮結果，認為當前最主要的問題是要求張學良迅速返回西安，這個問題不解決，其他問題均無從談起。因此，楊虎城決定派當時在西安的十七路軍駐京代表李誌剛會同東北軍選派的代表鮑文樾、米春霖前往南京正式進行交涉。
“李誌剛、鮑文樾、米春霖於十六日由西安飛抵南京，因蔣介石正在奉化休養，即於十七日轉赴奉化晤蔣。關於西安方麵要求張學良返回西安的問題，蔣介石說：‘他現在再三表示要跟著我學修養，跟著我讀書，他自己不願回去，你們也不要強迫他回去。’”……⑧
人們對於那些搖唇鼓舌、言不由衷的人，愛用“陰陽怪氣”來形容，我看用它說明蔣介石的這副腔調，是毫不誇張的。不過，作為領袖，竟然說假話(也正象李誌剛所說的：“鮑文樾看到明明是蔣不讓張回去，反說張自己不願意回去，就很生氣，對我說：‘我從此不再與蔣共事，也沒有再同蔣談的必要。’於是他就單獨地先回去了。”⑨)，竟然氣量如此狹小，這確實不能不使人驚訝。鮑文樾為此決定終止他與蔣的會談，並發誓從此不再與蔣共事。
這以後，在西安雖有楊虎城鼎力千鈞，為救張做了大量工作，更有周恩來力挽狂瀾，極力維護西安“三位一體”的團結，使由西安事變而形成的抗日民主運動的新的路程形勢，仍然保持著高漲的勢頭。但是，我們也不能不遺憾地看到，這以後不論是在南京還是西安，也都還有風波，有逆流，有動蕩，事態的發展並不盡如人意：
……當潼關談判正在進行之際，西安內部在蔣介石的軍事壓力下，在和與戰的問題上發生了日益加劇的意見分歧。
在一月的最後幾天，主戰派的活動更為激烈。二十七日晚，應德田、孫銘九、苗劍秋等人要求紅軍代表團派紅軍幫助他們打仗。代表團再三向他們解釋，打仗對營救張學良不利，隻要三方麵團結一致，保持這個強大的力量，張學良總會回來的。苗劍秋聽到代表團不主張打仗，就大哭大鬧，說：“你們不幫助，我們也要打”，“是否你們看著我們讓蔣介石消滅掉?”甚至威脅說，“你們不幫助我們打仗，咱們就先破裂”，等等。孫銘九一麵哭泣，一麵在周恩來麵前長跪不起。就這樣一直鬧到後半夜。最後，代表團答複說：“這個問題很重要，容我們好好商量一下，明天再答複你們。”
……三十一日晚，楊虎城、於學忠、王以哲、何柱國、周恩來，分別代表十七路軍、東北軍和紅軍，在王以哲家中舉行最高軍事會議，最後決定和戰大計。會議由楊虎城主持，於學忠首先發言。他根據當時內外夾攻、腹背受敵的形勢，認為不僅不應打，而且也不能打。王以哲、何柱國都表示同意。楊虎城雖然派人和顧祝同談判，但是沒有放棄必要時不惜一戰的打算，這時在會上既看到東北軍方麵三位將領都主和，也就表示十七路軍仍願與東北軍一致行動，同意和談。最後，周恩來發言說明紅軍方麵的態度，大意是：紅軍方麵原來堅決主張和平解決事變，以後東北軍、十七路軍兩方麵有許多人堅決主戰，為了團結，紅軍曾經決定隻要東北軍、十七路軍兩方麵一致主戰，紅軍也可以保留原來的和平解決事變的主張，參加作戰。這次會議兩方一致主和，紅軍方麵當然是讚同的。於是會上作出了堅決促進和談成功的決定。
……但應德田、孫銘九等人堅決反對繼續和平談判，認為王以哲、何柱國主張繼續和談是想投靠南京政府，他們是“叛徒”，應該除掉他們。二月一日的晚上，西安街上出現了應、孫等張貼的“除奸”標語。當日深夜，應德田、孫銘九等擬定了捕殺王、何的計劃……
當時王以哲臥病在家，於文俊率隊闖進王家，在臥室將王殺害。何柱國和於學忠、董英斌等因事先避入新城楊虎城公館，經楊保護，得免於難。
當天下午，東北軍代參謀處長鄧玉琢擬就東北軍、十七路軍全線即日出擊的合同作戰命令稿送楊虎城、於學忠簽發，一麵用電話聯係前方將領預作準備，但前方將領均不接電話。
二月三日晨，東北軍前線部隊自動撤出渭南前線，渡過渭河開到高陵，劉多荃師且有一部掉轉槍口，開回臨潼，向西安方麵警戒，聲言為王以哲複仇。應德田、孫銘九、苗劍秋等聞訊，不知所措，驚恐萬狀。為了避免事態擴大，盡可能減少損失，以利於團結抗日，周恩來一麵對應、孫、苗的錯誤行為進行嚴厲的批評，一麵與楊虎城，於學忠等商量，冒著袒護少壯派的嫌疑，派劉鼎把他們三個人送往三原紅軍駐地。楊虎城也在周恩來支持下，用軍事力量迫使東北軍衛隊團撤離西安。這樣，才避免了一場東北軍內部大規模的互相殘殺。
應德田、孫銘九等出走後，東北軍部分老派將領劉多荃等將於文俊殺害，祭奠王以哲。事變後提升為一○五師第一旅旅長的青年將領高福源，對於西安“三位一體”的局麵的形成有不可磨滅的功績，他根本沒有參與二·二事件，也被劉多荃下令殺害。
紅軍代表團聞知王以哲被害，當即派中共東北軍工作委員會書記劉瀾波去渭南，向前方將領說明中共對事件的態度，表示中共反對殺害王以哲這種錯誤行為。周恩來在王以哲家靈堂還未設好時就親自率領代表團成員前往吊唁，使王以哲的家屬和東北軍老一輩將領深受感動。二月四日，毛澤東主席和朱德總司令等中共中央領導人電唁王以哲家屬，對王以哲在西安事變中“主持和平，力求統一團結，乃見惡於少數不顧大局之分子，遽以身殉”，表示悼惜。紅軍代表團和中共中央的態度對於穩定人心、扭轉危局起了很大的作用。
應德田、孫銘九等少數少壯派的魯莽行為，造成了東北軍內部的分裂，削弱了西安方麵同南京談判和營救張學良的實力和地位，其後果是嚴重的。
二月三日，由於扼守東線的東北軍劉多荃師自動撤退，敞開了西安的大門，中央軍得以順利進駐渭南。劉多荃並與繆澂流在高陵召開東北軍軍事會議，宣布接受乙案，全軍東開。紅軍代表團曾努力勸說東北軍方麵接受甲案，仍留在西北與紅軍靠攏，以便將來共同東出抗日，東北軍高級將領都不同意。
二月四日，潼頭談判恢複，不久雙方即按照乙案達成協議。
二月五日，楊虎城、於學忠和西軍將領發表和平宣言……表示“但求抗敵救國之策得以早日實現，對內固不惜最大之隱忍，對外更不計一切之犧牲”，決心“以張副司令之心為心，竭其全力，為國效死”。宣言還提出了關於恢複張學良公權、移防位置酌予變更、張學良返陝訓話一次再行移防以及維持愛國民眾團體、安置流亡人員等要求。
西安事變和平解決以後，張學良曾於二月中旬寫信給東北軍將領，勉勵他們“為國家努力殺敵，為東北雪恥複土，一切以國家為重，勿以學良個人為念”。他還托前去看望他的何柱國轉告東北軍將領保持與共產黨的關係，他說：“我為國家犧牲一切交了一個朋友，希望各位袍澤今後維持此一友誼”。⑩
張學良魂係長安，始終念念不忘他的十七萬東北軍將士，仍然深切關懷著部下的前途和命運。鐵窗可以禁閉他的身體，但鎖不住他那顆火熱的心……
①② 邱秀虎：《張學良將軍被囚瑣記》，見《在同張學良相處的日子裏》，遼寧人民出版社1986年11月出版。
③ 高存信：《白山黑水憶將軍》，載《在同張學良相處的日子裏》，遼寧人民出版社1986年11月出版
④⑤ 馬文彥：《記西安事變期間楊將軍讓我辦的幾件事》，載《回憶楊虎城將軍》，陝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11月出版。
⑥ 見《文摘報》504期。
⑦ 申伯純：《西安事變紀實》，人民出版社1979年11月出版。
⑧⑩ 《西安事變簡史》，中國文史出版社1986年12月出版。
⑨ 李誌剛：《奉命奔走和談的經過》，見《西安事變親曆記》，中國文史出版社1986年12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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