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岱年和書的故事
我喜書，喜讀書、買書，更喜著書。青少年時期，我在北京師範大學附屬中學讀書，地近琉璃廠，下課後常和同學到琉璃廠舊書鋪瀏覽。那時，琉璃廠舊書店很多，每個書店都陳列了很多古書，可惜我沒有錢，無力購買高價的書。當時宣武門內路西頭發胡同有一個小市，小市中也有幾家書鋪。我路過宣武門，常到小市舊書鋪看看。我喜讀《莊子》，也喜讀宣穎的《南華經解》。當時家裏有一部清初刻本的《南華經解》，比較破舊。在小市書鋪中見到一部精刻本的《南華經解》，惜乎無力購買。（直到 30 年代，買到一部精刻大字本的《南華經解》，珍藏至今。）我記憶猶新的是在小市書鋪中遇到一部《莊子》，題“郭象評、向秀注”，是一部木刻本，不知是何人偽作。也因無錢沒有買下。後來再也不見了。
30 年代，我在大學任課，稍有閑錢買書。留心購求《張子正蒙》的各種版本，買到高攀龍的《正蒙釋》、劉璣的《正蒙會稿》，都是明刻本。又買到《張子全書》的幾種不同版本。當時許多收藏家都注意搜求詩詞小說一類書，對於理學書很少有人注意。我則主要購買哲學書籍。
50 年代初，我請琉璃廠書鋪的魏廣洲同誌尋找明代哲學家王廷相的《家藏集》，他為我找到了，共六函，印刷裝幀都精美。據聞北京的《王氏家藏集》隻有兩部，一部存科學院圖書館，一部由我購藏了。後來友人王孝魚同誌受中華書局委托標點《王廷相集》，即借閱我所藏的進行校勘。老魏同誌又為我買到一部明版《李太白集》，亦甚為精美。我還在琉璃廠買到清代中期謝刻本的《荀子》，嘉慶年間吳鼒重刻宋乾道本《韓非子》，都十分精美，令人看起來怡心悅目。我看過葉德輝的《書林清話》，知道宋元刻本的精美，惜乎無力購求，隻能到圖書館善本室參觀了。
我所見到的明刻本及清代乾嘉時期的精刻本，都十分精美，實乃一種價值很高的藝術品，是文化瑰寶。惜乎隻能買到二三部，現在更是難以再遇了。
40 年代至 50 年代初，北京飯店樓下有一個法文書後，賣外文新書。當時我也常到法文書店，買過一些英文哲學書，十分方便。後來這個法文圖書後因故被封閉了。50 年代後期，很難買到外文書籍了。現在看來，從文化交流來說，這是難以彌補的損失。
買書不易，存書亦難。40 年代我在清華大學任教時，有時住房也很小，後來遷到新林院，有一間很大的書房，頗為方便。1952 年遷到北京大學中關園住宅，建築麵積 75 平方米，居住麵積不過 30 多平方米，比較窄小。當時購書不多，勉強夠用。在“文革”期間，學校讓 75 平方米的房屋兩家改為 3 家，每家建築麵積 50 平方米，書籍就放不下了。後來哲學係文革小組還嫌我們住房太大，命令我從 50 平方米遷移到二公寓的一間半的小屋，書籍更無法存放了。遷移時我隻好賣出了 4 輛平板三輪車的書，但存書仍然嫌多，隻好堆積在半間屋中。當時也不允許多讀書，“知識越多越反動”的口號正在流行，哪個還敢看“封、資、修”的書籍呢？其後逐漸落實政策，我的住房由一間半改為兩間，1978 年又由兩間改為名義上的三室一廳，實際是二間半和一間小廳。書籍勉強存放，找起來非常困難，又兼年老體 衰，無力多買書了。偶而到琉璃廠舊書店遊覽，難免望書興歎。因為沒有放書的空間，也就輕易不買書。有時想起清末學者孫治讓、現代史家陳垣先生都有幾間大書房，不無羨慕之意。明知其不可求，也就安於陋室了。現在年過八旬，有時取出明刻及清代精刊，觀覽一番，也就很滿足了。
清代思想家顏元（習齋）譏諷宋明理學家，說宋明儒者隻會“讀、講、著”，意在對於書呆子痛下針砭。其實理學家除了“讀、講、著”之外，也還在考察、思索。如周敦頤、程顥以及朱嘉、陸九淵，也都長於吏事。我的一生似乎是在“讀、講、著”中渡過，其實我是力求貫徹“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我寫了一些書，幸而都能問世。4D 歲前所寫的哲學論稿，題為《真與善的探索》，1988 年由山東齊魯書社出版了。
30 歲前撰寫的《中國哲學大綱》，近年來也一再重印。前後出版了十幾種書，實可慶幸。“老驥伏櫪，誌在千裏”。我還想繼續寫。雖然無力買更多的書了，但是對於書的感情還是一如往昔。
希望出版界多出新書、好書、在印刷上超過乾嘉時代精刻本的書。
(責任編輯：admin) 這篇關於張岱年和書的故事的文章,11i到此已經介紹完了,希望對你有所幫助。11i部分文章為網絡轉載,部分出處不明,如果有相關文章無意侵犯閣下之權益,希望來信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