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思想者的巴金
作為思想者的巴金
當我們從思想史的視角觀察巴金，巴金的文本便會發生奇特的變化
公元2005年10月17日，巴金走完了他101年的人生之路，不僅他的生命長度在中國作家中頗為罕見，他的精神閱曆也絕無僅有。對巴金的評價常常存在著某種深刻的矛盾，他一方麵被推崇為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大師，另一方麵，他的文學地位不斷受到質疑，一些人認為，無論《家》、《春》、《秋》、《寒夜》、《第四病室》，還是他晚年引起關注的《隨想錄》，都無法代表中國文學的最高水準。
顯然，在被修飾的巴金和真實的巴金之間，存在著一個不小的距離。這個距離，首先來自對他思想者身份的忽略。正如我們不能單以小說的成就來衡量魯迅的文化價值一樣，巴金首先是作為一個思想者存在的。自從十五歲時讀過克魯泡特金的《告少年》之後，巴金就開始對人類幸福世界的幻想，安那其主義(又稱“無政府主義”)也因此成為他一生堅持的基本主張。在從事小說創作之前，巴金就已經寫下了大量文章，如《怎樣建設真正自由平等的社會》、《愛國主義與中國人到幸福的路》等，對政府、私有製進行批判，而這，正是安那其主義的出發點。巴金認為：“無政府主義使我滿意的地方是他重視個人自由，而又沒有一個正式的、嚴密的組織。”(《巴金文集》，第十卷)在個人與社會的關係上，中國的安那其主義者大多主張通過創造真正社會化的個人而達到人性真正的社會化。安那其主義在五四新文化版塊占有重要一席，並且顯然應被視為二十世紀中國路程話語的重要組成部分。
當我們從思想史的視角觀察巴金，巴金的文本便會發生奇特的變化，它們不再是像某些人指責的那樣純屬黨派政治宣傳品，是對階級鬥爭的簡單圖解，而是始終包含著對人類合理的社會秩序的探尋，而這種探尋，自始至終都是從一個獨立的知識分子的立場出發，而不是服從他人的意誌。從這裏出發，巴金的文學道路才變得易於理解。朱自清在清華大學主講《中國新文學研究綱要》，講到巴金作品《滅亡》時，提出五個要素：一、無政府主義的信仰；二、愛與憎的矛盾，愛與寬恕，憎與複仇；三、橫貫全書的悲哀與詛咒——個人的，感傷的；四、同情與愛情；五、無關緊要的敘述與議論。而他筆下所有的愛恨情仇，都是巴金思想體係的一個局部，單從文本意義上考察，把他們從巴金的思想體係中剝離出來，它們的價值當然會大打折扣。
巴金的文學活動，一以貫之地堅持著安那其主義立場，以民主主義和人道主義作為軸心，來關注被壓抑的人們，並構建他理想中的社會圖景。如果說有所中斷，便是在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末這段時期，這成為晚年巴金痛悔不已的不潔史，和他撰寫《隨想錄》的主要動機。他在渡盡劫波之後自責道：“我太小心謹慎了。為什麽不能反駁？”並在《隨想錄》第一百四十七則《懷念英凡兄》中，自我描繪道：“我記得在每次運動中或上台發言，或連夜執筆，事後總是慶幸自己又過了一關，頗為得意。”《隨想錄》與其說是一次道德懺悔，不如說是知識分子在曆經改造之後重新進行的自我發現，是與五四相銜接的一次解放過程。
被傳播的巴金，對於巴金而言，隻是冰山一角。即使是人民文學出版社二十六卷本的《巴金全集》，也是遺漏頗多。這些“遺漏”，除了史料搜集的難度外，自然也有人為的成分。比如他寫於1930年的理論專著《從資本主義到安那其主義》，就未能收入全集。對巴金的思想背景諱莫如深，為解讀其文本製造了困難，對於一個開放的社會而言，也毫無必要。巴金曾在給女兒的一封信中透露：“我七三年‘解放’的背景我也不明白。小道傳說他們要給我戴反路程帽子，主席說‘五四’時期無政府主義和別的思想一起傳到中國來，當時年輕人各種思想都接受過，不要戴帽子了。”
這篇關於作為思想者的巴金的文章,11i到此已經介紹完了,希望對你有所幫助。11i部分文章為網絡轉載,部分出處不明,如果有相關文章無意侵犯閣下之權益,希望來信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