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傳誌：讓社會的空氣濕潤一些
在中國，現在30多歲的企業家創業成功，然後統管一個企業，這種情況已經相當多了。30多歲就是1976年左右生的，1990年左右逐漸懂得事情、成就事業，逐步建立起人生觀。而1990年是一個什麽時期呢？1990年以後中國改革開放的大局就已經定了，道路也已經順暢了，所以他們很自然地覺得，自己創業成功是個人奮鬥、自我努力的結果，是自己的聰明才智的一個具體的體現。
在中國還有一些像我這個年齡段，或者是比我年輕一點的五六十歲的企業家。我們經曆過中國的苦難，親眼見到過大躍進、三年自然災害、“文化大路程”、反右給我們帶來的災難，所以我們感覺自己很幸福，在自己中年的時候趕上了改革開放，趕上了這個機會。因此，我們考慮經濟發展趨勢的時候，考慮的是中國經濟發展的大趨勢。我們很本能地去關注大局，去關注中國的政治、經濟形勢，也很本能地把自己的命運、企業的命運跟中國的命運聯係在一起。
今天參加這個會的有上百個企業，我想多數都是在中國、在各地區有很大影響的企業。咱們大家可能在年齡段上有不同，在企業的規模、行業運作方式上有很大的不同，但是有一點我覺得是一樣的，就是我們每個企業都有一個明確的願景，往哪個方向發展，企業家自己都有很高的要求，在我們的肩上都有對社會的義務和責任。美國人中，精英的遠大抱負總是為世界謀幸福，為世界和平、為世界的科技進步奮鬥，而中國人不同。由於中國長期在世界上受苦難、受屈辱，現在從經濟角度來講，我們隻被世界人民認為是二三流的國家，所以中國的精英首先想到的是中國自己的富強。
記得上世紀60年代困難時期的時候，我正在上高中。我和我的同學都在長身體的階段，但是常常被餓得頭昏眼花。但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國家還號召我們每個月捐一斤糧票給世界上受苦受難的人。現在聽起來好笑，回味起來就是我們中國的實力不夠，但還要爭地位，這種情況真的是很可笑、很可悲。因此，我們中國的精英人群首先想到的是中國自己的富強，我覺得這不是狹隘的民族主義。
中國目前處於什麽狀況呢？我覺得我們正處在曆史的轉折點上。所謂轉折點，就是我們回過頭去看，鴉片戰爭後150年，中國人生活在痛苦、貧窮交織的日子裏；28年前，中國開始了改革開放，開始走向興盛、走向輝煌。回頭看過去是痛苦，往前看可能是輝煌，那麽在這個點上，連接這個時段的就是一個轉折點。這個時代可能在曆史長河中非常短暫，但是我們恰恰生活在這一瞬當中。既然是轉折點，那就有可能向好的方向轉，也可能不一定向好的方向轉。
總理的《政府工作報告》，還有很多黨和國家領導人都再三明確地提出，中國要做一個創新型的國家。為什麽拚命強調創新呢？因為老路實際上走不下去了，我們國家的資源確實支撐不了每年GDP按8-10％的速度發展，環境也遭到很大的破壞，人口問題，老齡化問題，矛盾重重，這些事情迫使我們的改革開放不得不另辟蹊徑，要創新，要不然改革開放很難深化下去。
再有就是社會矛盾的激化不容忽視。改革開放以後，在咱們中國，我想最少有90％的人得到了實惠，生活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和改善。在先富起來的人群或者說更加富裕的人群裏，有憑著汗水和智慧推動生產力發展的精英，但是也確實有相當一部分以卑劣的行為致富的敗類。現在就有人把這兩種人混為一談，說中國的改革開放實際上是使少數人致富，使大多數人陷於貧困當中，進而說到中國現在是曆史上最壞的土壤，是一個“人吃人”的社會。這就從根本上否定了改革開放。問題嚴重的是，由於他們混淆了是非，在網上還得到了相當大數量人群的支持。這一來，就使矛盾變得錯綜複雜。有一點可以肯定地說，我們前麵的路肯定不是坦途。
我自己應該屬於那種非常努力種好自己一畝三分地的企業工作者。我們隻是看天上是不是下雨、刮風，和我自己種地有沒有關係。我想在座的企業家和我的想法是一樣的。但是我們生活的這個時代確實是一個太不一般的時代，是屬於轉折點的時代。在這種情況下，我們企業家的群體不得不擔負起轉折點的責任，要負起社會責任。我想我們最應該做的事情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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