範仲淹
(989～1052)北宋政治家。字希文，蘇州吳縣(今屬江蘇)人。大中祥符八年(1015)進士。官至樞密副使、參知政事（副宰相）。諡文正。為官有政聲。道德文章為世人所推許。平生誌向之所在,曾歸結為“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有《範文正公集》四十八卷行世。他的法律思想主要是針對當時積弊，力主變法革新，從健全和加強封建法製入手，以圖中興。
強調革故鼎新必須以整飭吏治為重點他認為曆代政製相沿，到宋代已經出現了深重的弊病，主要原因是人事製度不合理，使賢德和有才幹的人得不到任用，官吏大都空占著職位,白享俸祿而不辦事;即使有一二“良吏”，也力量單薄，無補大局。這樣便造成了“天下賦稅不得均，獄訟不得平，水旱不得救，盜賊不得除”的惡果。因此他主張改弦更張，以圖挽救，並強調“欲正其末，必端其本”，即以整飭吏治為重點：一麵“開學校,設科等”，大力培養人才,做到“政無虛授”、“代不乏人”;一麵建立和加強考核官吏的“磨勘”製度,通過考核官吏的功過行能，決定升降，打破“知縣兩任例升同判（知州的佐官），同判兩任例升知州”的“賢愚同等、清濁一致”循例升遷的舊製。對知州、同判中的老耄者、昏懦者、貪濁者、暴虐者以及目無法紀、為政無狀的人，一律予以“奏降”，以新天下耳目。他還特別注意選拔和任用司法官吏，反駁當時認為朝廷派官吏到各地督責、糾察刑獄的辦法無補於事的議論，認為問題不在於辦法，而在於所用得人，“如得其人，糾察四方，絕斯民之冤，協先帝之誌”，決不是什麽於事無補的。
主張限製君主專斷，以保證法律的公正運用他認為“天生兆人，得王乃定”，君主的作用是極為重要的。但是,要治理好國家,決不是君主一人之力所能濟事。因為“萬機百度，不可獨當”。任何君主都必須選用官吏以分擔治理的大任；而君主本身則必須做到“臨萬機之事而不敢獨斷”,“納群臣之言而不敢偏聽”,特別應當和臣下一樣嚴格守法。他強調指出，法律法令是使“天下畫一”、不因貴賤親疏而任意輕重的“衡鑒”，必須公正運用。為此，君主一定要“舍一心之私”以“示天下之公”。在具體執法時，要堅決取消根據 “臣下上言密陳”而作“內降處分”的製度。因為“密陳”“未可盡以為實”，而且有的“言偽而辯”，即使明察的君主，也難免要受到蒙蔽。如果一聽到“密陳”，便不分青紅皂白，實行“內降處分”，極易因為處理錯誤而“動搖賞罰之柄，隔離君臣之情”。即使“密陳”屬實，所作處分不出於國家司法機關，而出於內廷君主個人，也必然會造成“內外相疑，政教不一”的結果。
要求加強司法監督，以防“枉濫”他認為當時的官員大多“愚暗”，“民訟不能辨，吏 □不能防，聽斷十事，差失者五、六”，而上級司法部門又不能逐一審核，因此出現“刑罰不中，日有枉濫”的情況。他指出，作為“評天下之法，生死榮辱係於筆下”的審刑大理寺（見曆代獄訟官署），如果對於千分之一二上報複核的案件，還不能明察情實，僅作書麵審查，便予批準，那是違背恤刑慎罰的要求的。為此，他力主加強司法監督：①辦案首先要求原其“情理”，審其“刑名”，弄清事實真象，然後正確確定罪名。例如官吏私自挪用“公使錢”，便不應適用“監主自盜之法”；因管理河流交通不善造成損失的“公罪”，便不應以“私罪”論處。②嚴格限製“類推”的適用，要求選輔臣一員兼領審刑大理寺，“檢尋自來斷案及舊例，削其謬誤可存留者著為例冊”，以作斷獄的參考。③加強刑部專責辦理申訴案件的職能，規定“凡天下訴冤之奏盡委刑部辦之”，並為使刑部有權“盡行駁正”錯案，也選輔臣一員兼領刑部職務。④規定每歲歲終檢查全部斷案情況，舉凡“差失公事”以及“辯雪過負冤人數”,均詳細報呈審查,如發現“刑獄法官有用法枉曲、侵害善良者”，“詳其情理，別行降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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