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滅亡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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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清一代的曆史，即使我們不把清朝及其前身“大金國”在關外的那些歲月算在其中的話，從1644年順治帝登基至1911年宣統帝退位，也已整整268個年頭。200多年間，一個由來自長城外的少數民族所建立的王朝，在其強盛時期形成了空前規模的國土與國力，成就了滿漢蒙藏等各族人民共有的帝國。它曾成功地抵製了沙俄的東擴，擴展了中華帝國的生存空間;它也曾成功地整合了長期處於分裂狀態的大漠南北各民族，大中華的概念由此形成，中華民族後世走向複興的基礎由此而奠定。在它的曆史上，沒有外戚專權、沒有宦官亂政、沒有藩鎮割據。在這個王朝下，滿族統治者致力於同漢族的融合，滿漢逐漸融合為一體;在這個王朝下，大漠南北各民族和平相處，共存共榮，而漢族文化始終處於核心地位。滿族文化融入中華文化的積極態度，令人稱道。然而這樣一個對大中華的形成做出過巨大貢獻的王朝，在步入近代的時候卻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陷入了內憂外患的困境中，從繁榮昌盛走向衰敗落後，最終走上了滅亡的道路。在它的統治時期，整個中華民族有近一個世紀麵臨著前所未有的屈辱和危機。恰如李鴻章所言，清王朝麵臨的是“三千年未有之一大變局”。清朝覆亡的曆史既是一部中華帝國逐漸淪落的苦難史和屈辱史，又是中華各族人民尋求民族獨立、國家富強的改革史和鬥爭史。考量清代覆亡的屈辱曆史是沉重的、不堪回首的，但卻有著其特殊的曆史和文化意義，它時時警示世人避免重蹈“後人哀之而不鑒之，亦使後人而複哀後人也”的覆轍。
盛世陰影(1)
話說明朝末年，皇帝無能，朝綱不振;奸臣當道，社會荒亂;人心不古，民不聊生。
眼見社會風暴就要來臨。而位於明王朝廣袤領土東北一隅的女真部落卻逐漸發展起來。明朝建立之初，其統治力量已深入到女真部落內部，漢族先進的文化日益影響女真人的生活。女真人傳統的半漁獵、半遊牧的生活方式逐漸得到改變，漢族穩定的農耕經濟受到女真人的青睞。女真原有三大部：海西、建州、東海。其中建州女真緊鄰漢族聚居區，受漢族文化影響尤其深遠。清王室愛新覺羅家族隸屬建州女真貴族斡朵裏氏，其祖父、父親是建州女真貴族，受明朝冊封為建州左衛的官職。清太祖努爾哈赤年輕時時常往返於女真、漢兩地，熟悉漢文化。
史書說努爾哈赤白手起家，憑其先祖遺留下來的13副鎧甲開始奮鬥。也有史書記載是努爾哈赤襲封了祖職而起家的。努爾哈赤25歲時，其祖父覺昌安和父親塔克世，同時死於明軍攻城的炮火。在當時的建州女真中，數王杲實力最強。他曾帶兵襲遼陽，殺死明朝官員。
明廷發兵俘王杲，押解北京處死。王杲死後，其子阿台屢襲明軍。明將李成梁兵圍阿台藏身的古勒城。阿台的妻子與努爾哈赤是堂兄妹，覺昌安為使孫女免於戰亂，便與努爾哈赤的父親塔克世入城勸說阿台投降。不料圖倫城的城主尼堪外蘭暗通明朝，趁亂喊道：“李太師有令，誰殺死阿台，誰就做古勒城的城主”。城中大亂，明軍趁機攻城。努爾哈赤的祖、父死於戰火。努爾哈赤悲痛欲絕，他質問明官員：“我祖、父何罪，竟致屠戮，此仇當報。”明朝官員隻有連表歉意，送還覺昌安父子遺體，又賞給努爾哈赤30匹馬，並封努爾哈赤為指揮使。努爾哈赤不敢與明朝對抗，便遷怒於尼堪外蘭。三個月後，努爾哈赤以報父仇為名，率領百餘人的隊伍，向圖倫城發起進攻。從此，拉開了統一女真各部、爭奪明朝天下的序幕。
努爾哈赤經過12次大的戰役，先是統一了女真各部，繼而統一了東北全境。並於1616年在赫圖阿拉(今遼寧新賓)建立統一國家，號“大金國”，年號 “天命”。從此，大金國與明朝爭雄天下，戰爭中屢屢打敗明軍。1626年，努爾哈赤去世，皇子皇太極即位，這就是清太宗。1636年，皇太極改國號為“大清”，改女真為滿洲。
後金政權經努爾哈赤和皇太極父子兩代60年的東征西討，創製立典，已奠定了堅實的基礎。而南麵的明王朝在農民起義的打擊下，已經趨於沒落。清軍入關，統一中國的時機已經成熟。
1644年，李自成率農民軍入京後，一麵出榜安民，一麵嚴懲明朝的皇親國戚、貪官汙吏，大肆抄沒家產，充作軍餉。吳襄也在抄沒之列，當李自成得知吳襄乃明朝山海關總兵吳三桂之父時，便讓吳襄寫信，勸降吳三桂。吳三桂猶豫不決，決定先帶兵入京視情況而定。
在路上，碰到從北京逃出來的人，吳三桂一打聽，得知父親吳襄被抓，家產被抄，愛妾陳圓圓被劉宗敏據為己有，不禁衝冠一怒。立即退守山海關，令全軍將士白盔白甲，誓言為君父報仇。李自成聞報，立即親自帶領二十萬大軍往攻山海關。吳三桂連忙寫信給關外的清軍，請求清兵入關“救助”。此時清朝輔政的是雄才大略的多爾袞，早有問鼎中原之誌，一接來書，大喜過望。多爾袞讓吳三桂打先鋒，自己帶領十幾萬清兵埋伏起來。瞅準時機發動突然襲擊，李自成軍以疲憊之師，猝不及防遂敗下陣來。多爾袞於是帶領清兵順利地走入了北京城。入住北京，清政權實現了一次曆史性的大轉折。
以武力取得天下的清廷在入關之初，仍然迷信武力，企圖以強權維持其對漢族的統治。
一方麵製定法律，強迫漢族承認滿洲禮俗、服從滿洲貴族的統治。如頒布“剃發”令，強迫漢族剃發結辮，而抵抗者格殺勿論，有“留發不留頭，留頭不留發” 之稱。用恐怖統治強迫漢族認同滿洲文化，傷害了民族感情。又製定“逃人”法，一方麵對那些被滿洲貴族所奴役而逃亡的漢族民眾采取嚴厲的懲罰措施。另一方麵侵奪漢族財產。用“圈地”的形式，廣占漢族土地，並且針對漢族富庶的江南地區展開掠奪，重點打擊漢族的豪強勢力。
這些強權和恐怖的民族壓迫政策極大地傷害了漢族人的感情，也使新興的滿洲政權處境艱難。如果失去漢族官紳地主的支持，滿洲政權是難以立足的。這種處境促使統治者改變統治手段，這種轉變發生在康熙皇帝時期。
康熙是清朝入關後的第二位皇帝，在位時間長達61年。這一時期，清政權平定南方的“三藩”叛亂，統一台灣;安撫蒙古、西藏，大體完成全國統一。同時，康熙注意發展社會經濟，勸課農桑，興修水利，輕徭薄賦，修複由於戰爭造成的損壞。另一方麵，清廷加強籠絡漢族知識分子。開科舉，設史館，修明史，以博取其支持。因而使清政權在漢文化中取得了合法的認同，逐漸鞏固其統治。
康熙的繼任者雍正、乾隆都繼承康熙的政策。三位皇帝在位共130餘年，占了清代一半的時間;在130多年的時間裏能夠保持社會持續發展，在中國曆代王朝中是絕無僅有的。然而這段時間也隱含了各種消極因素，在以後的發展中逐漸顯現出來。
清廷不僅用漢文化籠絡漢族知識分子，同時也借漢文化清理漢族知識分子，這就是臭名昭著的“文字獄”。凡有涉及民族偏見的字眼、詞句都可能給作者帶來殺身之禍。清朝統治者對明末清初的文人，一則招撫，一則對反滿排滿思想和活動采取嚴酷的鎮壓手段，甚至濫殺無辜。康、雍、乾三朝，文禍極盛，文網如絲見於記載的文字獄案件即有百起之多。
康熙二年(1663年)，浙江湖州有個文人莊廷龍刻印了朱國楨編寫的《明史》，又請人增添了明末天啟、崇禎兩朝的事，其中多有涉及東北女真族的內容，被人告發。時莊廷龍已死，康熙竟下令開棺戮屍。其他作序者、刻印者、校閱者、售書者、藏書者被殺害72人，充軍邊塞的達幾百人。
康熙五十年(1711年)，又有人告發，在翰林戴名世的文集裏，竟然有對前明政權表示同情的文字。於是，清廷下令把戴名世打進大牢，判了死刑，並且株連無辜有200多人。
雍正時期，有一次，翰林徐駿在奏章裏，錯把“陛”字寫成了“狴”字。雍正一看大怒，立即下令把徐駿革職。在等待判決的日子裏，又有人告發，在徐駿的詩集裏有“清風不識字，何必亂翻書”的詩句，便牽強附會地說“清風”二字是影射清朝。雍正定徐駿犯了誹謗朝廷罪，立即處死。
再如雍正四年(1726年)，禮部侍郎查嗣庭出任江西考官，出題有“維民所止”四字，有人便上綱上線，認為這是去掉雍正二字之頭。遂把查嗣庭打進了監獄，判了死刑。
像這樣荒唐的案例舉不勝舉，其中絕大部分文字獄，完全是牽強附會，挑剔文字過錯，一句詩、一個字惹來殺身之禍，在康雍乾三朝比比皆是，嚴重禁錮了知識階級的思想。清初文字獄是朝廷為了維護滿族皇權和貴族在全國的優越統治地位，而對任何反滿思想和活動的嚴厲鎮壓。他們在對一種民族偏見的抗拒中，矯枉過正，陷入了泥淖。同時又對這種先進文化產生既敬畏又自卑的心理，這種潛意識又表現在鴉片戰爭之後的盲目排外中，固步自封，拒絕改良。“文字獄”不僅砍掉許多會思考的頭顱，也使知識分子不再自由思考，學術風氣轉向保守。
滿洲人入主中原之後，在文化上不僅利用其漢文化的先進性作為統治手段，同時滿洲人也由於全麵進入農耕區而改變了生活習俗，在客觀上瓦解了滿洲人原來的氏族製。滿洲人在戰爭過程中形成的“八旗製”也開始頹廢，這種兵農合一的基層政治組織形式曾經是滿洲人馳騁戰場的強有力武器。
“康雍乾盛世”末期，除了這種文化上的保守趨勢外，龐大的國家機器已經顯示出越來越多的裂縫。乾隆在位後期，為了標榜其功績，拚湊“十全武功”裝點盛世門麵。他本人好大喜功，追求虛名，浪費了大量的國家財富。更加嚴重的是，吏治腐敗日趨嚴重，大小官吏奢靡成風，營私舞弊，賄賂公行。軍隊也開始腐化，武備廢弛。不論八旗還是綠營，都不勤操練，荒於武事，戰鬥力嚴重下降。長時期浸淫於“歌舞升平”的虛假繁榮中，使統治者對朝政的每況愈下放鬆了警惕。
另外，漢族在曆史上的先進性，使滿洲對漢文化的崇敬在全麵接受漢文化之後產生了一種自信的心理，陷入自滿的泥淖之中。而這時的漢文化由於政治的強勢力量而被強化為不可動搖的意識形態，由此形成了清廷閉關鎖國政策的文化根源，滿足於“天朝王國”的夜郎自大式的憧憬中。
而此時西方世界卻發生了劃時代的巨大曆史變化，乾隆盛世的外衣下已經潛伏起了巨大的社會危機。
就在乾隆三十年(1765年)，英國爆發了工業革命，英國紡織工哈格裏夫斯發明了新式紡車珍妮紡紗機;乾隆五十年(1785年)，卡萊特發明了水力織布機;同年，瓦特改良蒸汽機;而後，美國富爾頓發明了輪船，英國史蒂芬遜發明了蒸汽機車。這種新的生產力的革命，無疑推動了西方社會突飛猛進的前進步伐，從而在全世界尋找資源。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北美爆發了獨立戰爭，八年後，美國獨立，並通過《人權法案》;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法蘭西爆發革命，三級會議通過並發表了《人權宣言》，國王路易十六被處死。這些都是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曆史事件，它是人類新的生產力和新的社會政治製度的誕生，改變了整個世界的政治格局，極大地影響了世界曆史的進程。與此同時，俄國莫斯科大學建立，美國科學院成立，德國出現第一位女醫學博士。這些人類新文明的曙光勢必劃破長空照亮人類的未來。
而此時的乾隆皇帝呢，卻沉浸在中華古老文明的夕陽餘暉之中，渾然不知日之將暮，寒鴉淒迷。乾隆六十年(1795年)會試，各省上報80歲以上參加會試者116人，實際參加會試並三場完竣者92人。乾隆聽報後非常高興，對這些老人大加賞賜，借興教尊老之名，極力粉飾他的太平盛世。
而早在康熙時期(1684年)，就已經開放了海禁，在廣東、福建、浙江、江蘇分設四個海關與外商貿易。過了70多年，乾隆反而關閉了海關，實行禁海政策，隻許外商在廣州交易。康熙努力學習西方自然科學，乾隆卻視為異端邪說。自高自大，無視外部世界，滿腦子天朝意識。當初乾隆反感儒家的“華夷有別”、 “尊王攘夷”等民族偏見意識，大興文字獄，如今這些觀念已深入他的骨髓。乾隆王朝已在表麵繁華的外衣下，內部已開始腐爛了。可以說，對落後文明的抱殘守缺，使大清王朝凶多吉少。
城下之盟(1)
當中國曆史的腳步踏入19世紀時，大清國就如同一個龍鍾的老人，在經曆了漫長的歲月之後，步入了他的垂垂暮年。清朝至嘉慶、道光統治時期，所謂“歌舞升平”、“十全武功”的“盛事”業已如夢幻般消失得無影無蹤。各種社會矛盾卻像火山噴發般湧現出來，統治階級的腐化加劇，社會危機更加嚴重，清王朝的統治開始走下坡路。由所謂的盛期進入完全的衰敗期，而歐美等西方國家卻已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進入殖民擴張和殖民掠奪時代。然而，昧於世界大勢的清政府在對外關係方麵卻繼續采取“閉關鎖國”的政策，固守著傳統的“天朝王國”。這種夜郎自大的文化心態，試圖一廂情願地幻想構築起一道隔絕中外的“防線”，使中國處於與世隔絕的狀態。本來，外國人跟中國的交往主要是為了獲得與中國的貿易權，而那時的清王朝卻拒絕這種交易，並且由於在文化認同上接受不了西方人的禮俗而關起了大門。然而，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中國關起的大門不久就為英國的堅船利炮所轟開。
18世紀中葉，英國在西方各國的對華貿易中居於首位。但是西方工業商品的“重炮”摧毀不了中國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和“閉關鎖國”的對外政策，英國人隻能用銀元從中國買到茶葉等物，自己的工業品卻銷售不出去，貿易逆差困擾著英國人。這種貿易狀況，與英國資本主義經濟擴張的需要是尖銳對立的。於是，英國侵略者就采取海盜式的強取掠奪的手段，向中國大量走私特殊商品——鴉片。
鴉片走私到中國，給中國社會、清政府及廣大人民帶來了嚴重的禍患。中國人的身心健康受到嚴重的損害，社會生產力急劇下降。鴉片一到中國，首先被文武官員們接受。這些官員吸食成癮，再也無心處理政務、軍務。使清政府原本就很緊張的財政更加拮據，吏治更加腐敗，軍隊戰鬥力極度削弱。為了滿足其私欲，就更加瘋狂地盤剝百姓，百姓生活更加貧困。
同時，由於鴉片的大量輸入，國內的白銀如水一樣大量外流。
罪惡的鴉片貿易造成了如此嚴重的災難，以致國內要求禁煙的呼聲日益高漲。道光帝也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禁煙已是舉國共識。於是任命林則徐為欽差大臣，前往廣東查禁鴉片。
1839年林則徐抵達廣州後，整頓海防、收繳鴉片、緝拿煙販。當時，英國商人根本無視中國政府的主權。廣東民眾群情激憤，很多人來到英國使館前，要求公使義律交出逃到使館的大鴉片販子顛地，群眾以棍棒和磚石為武器，擲向英使館。林則徐領導的禁煙運動，在當地群眾的支持下，終於迫使英美煙商交出鴉片 110多萬公斤，從6月3日到25日，虎門海灘燃起熊熊大火，所繳鴉片全部當眾銷毀。這就是震驚中外的“虎門銷煙”。
收繳和銷毀鴉片的消息傳到英國，英國工商業資產階級及鴉片貿易集團立刻發出了一片戰爭喧囂。英國政府為保護一本萬利的鴉片貿易，並借機進行對外擴張，對中國發動了蓄謀已久的侵略戰爭。1840年4月，英國議會正式通過了發動侵華戰爭的決議案。6月，由16艘兵船、4艘武裝汽船、28艘運輸船、540門大炮、士兵萬人組成的“東方遠征軍”陸續到達廣東海麵，對廣州實行封鎖。第一次鴉片戰爭正式爆發。戰爭取決於領導者的意誌，清廷並沒有堅持強硬的政策，而是一味求和，再加上軍隊本身戰鬥力的低下，很快就敗下陣來。
1842年8月29日，清政府在英軍炮艦威逼下屈膝投降，俯首稱臣，被迫與英國締結城下之盟——中英《南京條約》。這是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個不平等條約，是中國喪權辱國的一個重要標誌。而後，又被迫與英、美、法等資本主義列強簽訂了一係列不平等條約。這樣，西方侵略者不僅勒索了中國的巨額賠款，強占了香港，迫使清政府開放了廣州、廈門、福州、寧波、上海為通商口岸，而且還取得了協定關稅權、領事裁判權、片麵最惠國待遇、在通商口岸租賃土地和房屋、建立教堂醫院、傳教自由等許多特權。中國的大門被西方列強的炮艦打開，政治和經濟都喪失了獨立自主的地位，從此江河日下，頓失顏色，清政權逐漸由主權獨立淪為西方列強的附庸，日益受製於西方列強。
十幾年後，西方資產階級又為擴大與中國的商品貿易，急於打開更多的貿易口岸。於是，在1856至1860年，英、法在俄、美支持下聯合發動了新的侵華戰爭，史稱“第二次鴉片戰爭”。中國軍隊再次慘敗，統治者不得不屈膝投降，妥協退讓。被迫與英法美俄分別簽訂了《天津條約》，以換來一時的安寧。然而，英法政府遠不滿於《天津條約》中攫取的種種特權，得寸進尺，以“換約”為名，於1859繼續北上，先後占領大沽口和天津。1860年，英法侵略軍逼至通州。英法聯軍輕而易舉地占領了北京城，燒殺搶掠，無惡不作，甚至焚毀了當時聞名於世的“萬園之園”——圓明園。可悲的是，無能的鹹豐皇帝嚇破了膽，帶著後妃和一些親王、官員慌忙逃往熱河。
麵對侵略，清政府愈發無能，國門洞開而又無力抗拒。城下之盟的缺口一經撕開，列強便紛至遝來爭著分一杯美羹。貪婪的沙皇俄國自19世紀開始便不斷地占領我國東北和西北的領土。它乘兩次鴉片戰爭之機，趁火打劫，先後以武力脅迫清政府與其簽訂了《璦琿條約》等一係列不平等條約。在短短幾十年中侵占了我國 144萬多平方公裏的領土，成為掠奪中國領土的“東方惡魔”。
19世紀末，世界主要列強迅速發展壯大。日本從1868年明治維新後，資本主義開始發展起來，其資本主義又與封建經濟的殘餘及天皇製國家機構交錯在一起，使其一走上近代國家舞台就帶有強烈的軍事侵略性。日本早就有覬覦朝鮮之心，並以朝鮮為跳板，向中國的領土擴張。在中法戰爭爆發後，日本以為有機可乘，策劃朝鮮親日派官員發動政變。之後，日本獲得了同中國對等的在朝鮮駐兵的權利。1894年，日本乘朝鮮爆發“東學黨起義”之機，出兵朝鮮。對出兵援助朝鮮鎮壓起義的清軍不宣而戰，發動了突然襲擊，中日“甲午之戰”正式爆發。
麵對日本大規模的侵華威脅，清政府反應遲鈍，措施不力，內部統治集團“帝黨”和“後黨”又矛盾重重。另一方麵，朝中保守勢力強盛，權臣李鴻章認為敵強我弱，應該“避戰自保”，力主求和，祈求列強出麵“調停”。他奔走於俄、英公使之間，也曾求救於德、法、美三國，但都無功而返。顯然外國侵略者無心幫助中國，而是聯合起來侵略中國。這種消極抵抗的行徑，把清軍推向被動和危險的境地。
更令人心寒的是，慈禧太後又忙於準備自己60壽辰的慶典，一心力保和局，苟安現狀。
她在甲午戰爭期間置敵兵壓境於不顧，當京師士大夫中有人奏請“停止慶典尋常工程時”，她竟揚言“今日令我不歡者，吾亦將令彼終身不歡”。
結果，腐朽的清政府在甲午之戰期間處處妥協退讓，延誤戰機，致使清廷苦心經營的北洋海軍也全軍覆滅。未等戰爭勝敗定局前，反動的清政府就迫不及待地進行求和投降活動。
1895年，李鴻章同日本代表簽訂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賠款割地，中國人向曆來臣服自己的東瀛島國投降!喪盡了民族尊嚴。《馬關條約》簽訂後，帝國主義列強以大量輸出資本對中國進行經濟侵略，掀起了瓜分中國的狂潮。清政府向列強大量借款，從而加深了清政府對列強財政的依賴，喪失了更多的主權和權利。
西方資本主義國家自鴉片戰爭後不斷向中國傾銷商品，逐步破壞了沿海通商口岸及其附近地區的傳統手工業。鴉片輸入的劇增又引起了白銀外流、銀貴錢賤等問題。清政府為了支付軍費和賠款，加重了對百姓的搜刮，廣大人民的負擔更趨沉重。地主、官僚、貴族趁火打劫，加劇了土地的兼並。天災加於人禍，大批國人陷於失業、破產、饑餓、死亡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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