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核心競爭力，超過一半都來自不緊急的事
名嘴蔡康永寫過一篇博客，
說台灣父母最喜歡說一句話，
這句話就是——這有什麽用？
孩子說：我想學舞台劇。
父母就問：這有什麽用？
孩子說：我會彈巴赫了。
父母就問：這有什麽用？
孩子說：我在想太陽為什麽會燃燒。
父母就問：這有什麽用？
蔡康永在文章裏萬分慶幸——“我沒被爸媽問過這個問題。”
為什麽沒有？
因為蔡爸蔡媽也喜歡做無用之事，
讀閑書、聽閑曲、養閑花、觀閑景……
蔡爸蔡媽問蔡康永最多的問題是：
“漂不漂亮啊？”
“喜不喜歡啊？”
“好不好吃啊？”
在父母的熏陶下，
蔡康永也愛上了這些無用的閑事。
而正是這些無用閑事的滋養，
蔡康永才成了全國皆知的名嘴。
他在文章結尾時總結說：
“我的成長，讓我相信：
那些看起來沒有什麽用的東西，
往往才是我們人生的珍寶。”
貳
中國人最講究“實用”。
“我想學哲學。”
“這有什麽用，能當飯吃嗎？”
“我想學吉他。”
“這有什麽用，你能成為歌星嗎？”
從小到大，從生到死，
我們所遇到的一切人事物，
都被父母、老師、愛人、上司以及我們自己，
習慣性地劃分為“有用”和“無用”兩類。
彈鋼琴是有用的，玩沙子是沒用的。
上補習班是有用的，過家家是沒用的。
下圍棋是有用的，玩積木是沒用的。
我們以“功名、權力、財富”為標準，
如果一件事物，
不能被“最直接地應用”，
如果“短期內無法出成果”，
如果沒有“眼下能看見的利益”，
我們就覺得它是“無用之物”，
然後就鄙之丟之棄之。
殊不知，世間許多“大用”，
都是從看似無用的事體中衍生出來的。
當我們功利地拒絕所謂的“無用”時，
其實放棄了很多隱藏在其中的“大用”。
蔡康永就是最好的例子。
人的核心競爭力，
超過一半都來自不緊急的事情：
讀書、健身、交智友、培愛好、養審美。
叁
高曉鬆出身於書香世家，
他在《魚羊野史》中寫道：
“當時我家裏有好多書，
連走廊裏都擺滿了書。
書櫃下麵都是卡片櫃，
那個時候沒有穀歌搜索，
看書得把筆記記在卡片上，
這句話在哪本書第幾頁，
於是我們家到處堆滿了卡片。
我常常隨手撿起一本書，
一看就是一個下午。
對我而言，讀書就像吃飯。”
正是因為書籍的滋養，
20多歲的高曉鬆，
才寫出了1990年代最好的校園民謠。
2000年之後，
隨著互聯網的興起以及智能手機的出現，
唱片行業迅速衰落，
唱片公司紛紛倒閉，
大批歌手、製作人因此丟了飯碗，
但高曉鬆卻找到了音樂之外的出路，
他參與製作了三檔綜藝：
《曉說》《曉鬆奇談》《奇葩說》。
每檔節目，都火得一塌糊塗，
他也因此而賺得盆滿缽滿。
高曉鬆自己都倍感意外：
“我萬萬想不到兒時讀過的閑書，
會變成今日我謀生的飯碗。”
在知乎上看到一個提問：
“我讀過很多書，但後來大部分都忘記了，那閱讀的意義是什麽？”
有一個回答讓我心有戚戚：
“當我還是個孩子時吃了很多的食物，
大部分已經一去不複返而且被我忘掉了，
但可以肯定的是，
它們中的一部分已經長成我的骨頭和肉。
閱讀對你的思想的改變也是如此。”
肆
日本現在最具代表性的作家，
毫無疑問是村上春樹，
他連續九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提名。
他寫小說已經36年了，
36年裏，他寫了50多本小說，
沒有遭遇大部分小說家都要遭遇的低潮期和停滯期。
村上春樹為什麽這麽牛？
他說：“我的秘訣在於喜歡長跑。”
1982年秋天，33歲的村上春樹，
萌生了一個想法：“我要當小說家。”
自從腦子裏誕生這個想法後，
他就為自己設定了一種雷打不動的寫稿模式：
早上四點起床，泡咖啡，吃點心。
吃完就寫稿，寫稿四個小時。
然後開始跑步，跑10公裏。
33歲之前，因為吸煙和熬夜，
村上春樹的身體已經胖成了一個球。
但當他立下當小說家的誌向後，
便立即決定改變以往的生活習慣，
“如果你想做一項長期工作，就必須得擁有一個健康的身體。”村上春樹說。
所以他決定開始跑步健身，
每天10公裏，一堅持就是36年。
我為什麽要寫村上春樹的故事呢，
其實就是想告訴大家：
“時間才是真正的big boss，
再有才華的人，最後拚的還是身體。
請養成與你的工作相匹配的健身習慣。”
伍
2005年，蘋果創始人喬布斯，
在斯坦福大學演講時感歎：
“如果我不學書法，就不會有今天的蘋果。”
喬布斯年輕時非常癡迷書法，
他為此專門上了裏德大學，
因為裏德有全美最好的書法教育。
“我那時癡迷書法，
僅僅是出於喜歡，
沒想過它在生活中有什麽實際應用，
但沒想到十年後進入IT業，
我竟然用上了書法課裏學到的東西。
十年後，我設計第一台蘋果電腦時，
便把‘書法’運用到了字體設計中。”
於是世界上便有了第一台“可以實現字體排版”的電腦。
很多人也因此愛上了蘋果。
喬布斯在演講中總結道：
“如果我當時沒有去學書法，
個人電腦就不會有這麽豐富的字體，
也不會有這麽賞心悅目的字體間距。
人生就是這樣，
你不可能有先見之明，
但你必須要相信某些東西：
愛好、勇氣、因緣等等，
這些東西遲早會在未來某一天串連起來，
讓你的生命綻放光彩、與眾不同。”
陸
股神巴菲特曾經說過一句話：
“沒有芒格，就沒有我巴菲特。”
1959年，巴菲特賣力地向一位醫生推銷業務。
醫生突然打斷了他的講解，
果斷決定投資10萬美元。
巴菲特很疑惑：“還沒聽完，你怎麽就做了決定？”
醫生說：“你讓我想起了芒格。”
“僅僅因為我像芒格，
醫生就願意將血汗錢交給我打理，
芒格乃何方神聖，如此有魅力？”
巴菲特便決定去結交芒格。
他找到芒格，多次交往後，
終於成了無話不談的好朋友。
在遇到芒格之前，
巴菲特運作的基金隻有30萬美元，
幹的盡是“撿煙屁”的活。
“就像在大街上低頭尋找煙屁，
一看到，就衝過去，
撿起來嘬上最後一口。
這樣的投資實際就是投機。”
但芒格卻告訴巴菲特：
“價值投資的前提是估算股票價值的多少。”
“估計價值區間，重要的不是最高價值，而是對這隻股票的最低價值估計得是否準確。”
“為一家偉大公司支付公平的價格，勝過為一家平庸公司支付便宜的價格。”
“投資就是選最好的公司，做時間的朋友。”
芒格的這些理念深深影響了巴菲特，
“芒格拓展了我的視野，
讓我從猩猩進化到了人類，
從不挑食變成了有品位。”
1971年，喜詩糖果準備出售，
出價是淨資產的三倍。
若按照巴菲特以前的“撿煙屁”策略，
這個價格實在是太高了，
巴菲特因此而猶豫不決，
但芒格勸巴菲特趕快下手。
十年後，有人出1.25億美元購買喜詩糖果，
是巴菲特買進時的5倍。
1988年，可口可樂總裁基奧，
發現有人在巨量買入公司股票，
他非常震驚——因為股價已經非常高了，但買家仍要以超過15倍市盈率的價格購買。
購買者，正是巴菲特。
這次購買，巴菲特花了2億美元。
但這筆2億美元的投資，
到現在變成了150億美元。
正是在芒格“輔佐”下，
巴菲特的伯克希爾公司，
在過去50年裏，
以年均20.3%的複合收益率，
創造了難以逾越的投資神話，
巴菲特也由此成為美國最偉大的投資家。
巴菲特這樣總結道：
“一個人能走多遠，
要看他與誰同行。
與智者為友，你會不同凡響。
與高人為伍，你能洞察一切。”
柒
喬布斯家裏，
隻有一張愛因斯坦照片，
一盞tiffany桌燈，
一把椅子和一張床。
他說：“我喜歡極簡。”
他把這種極簡的審美，
也帶到了工作與設計中。
1997年，他回到蘋果公司。
一上任就迅速砍掉了70%的項目，
隨即又砍掉了90%沒有特色的產品，
隻專注於iMac、iPod、iPhone 、iPad。
發明iPhone4時，他隻有一個要求：
“把最複雜最強大的功能最簡單化。”
結果極簡的iPhone4，
一舉開創了全球智能手機時代。
極簡——是喬布斯最熱衷的審美標準。
“簡單是高級形式的複雜，
越是高級的東西越是簡單。
簡到極致，便是大智。
簡到極致，便是大美。”
喬布斯這種極簡審美來自於哪？
來自於“禪宗”。
他最喜歡去的國家是日本，
他在日本有一個導師——乙川弘文。
而乙川弘文就是日本禪宗的代表性人物。
禪宗“無”與“簡”的理念，
培養出了喬布斯“極致簡約”審美品位。
而正是追求極簡審美，
喬布斯的蘋果才成了世界標杆。
美學家蔣勳說過一句話：
“一個人審美水平的高低，
決定了他的競爭力水平。
因為審美不僅代表著整體思維，
也代表著細節思維。
給孩子最好的禮物，
就是培養他的審美力。”
捌
人的核心競爭力，
超過一半都來自不緊急的事：
讀經典的閑書，
鍛煉一個好身體，
與智者交朋友，
癡迷一兩個業餘愛好，
提升自己的審美品位。
梁文道在《悅己》中如是說：
“讀一些無用的書，
做一些無用的事，
花一些無用的時間，
都是為了在一切已知之外，
保留一個超越自己的機會，
人生中一些很了不起的變化，
就是來自這種時刻。”
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
無用之用，方為大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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