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的周作人學者型的翻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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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五年四月四日，周作人在致鮑耀明的信中寫道：“知海外報刊時 常提及鄙人，無論是稱讚或罵，都很可感，因為這比默殺好得多。”
近十年來，研究周作人這個經曆複雜的文化人的論著多了起來。五十年 代未直到“文革”前夕，由於工作關係，我曾與周作人有過頗為頻繁的聯係。 我願把我直接觀察到的和間接聽到的周作人的側麵，做些記載。
一九五二年八月，人民文學出版社開始向周作人組稿，請他翻譯希臘及 日本古典文學作品。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出版社外國文學編輯部指派我負責 日本文學的組稿、編輯工作，同時，向我交代了一項特殊任務：約周作人及 錢稻孫二位翻譯別人不能勝任的日本古典文學作品。當時，他們在出版社算 是編製外的特約譯者。七年間，我曾向周作人組過四部稿子：《石川啄木詩 歌集》、《浮世理發館》、《枕草子》和《平家物語》，均係日本文學史上 較為深奧的經典名著，現已出齊。我還請他校訂過一部長篇巨著《今昔物語》， 並鑒定過兩萬字的《源氏物語》中譯文校勘記，重譯過十萬字的《日本狂言 選》。
八道灣周宅是周作人一直居住的地方，我每次去聯係工作，事先總寫封 信，並按照約定的時間到達，不論什麽時候去，他的書房裏總是窗明幾淨。 書桌上隻擺著筆硯、稿紙和原著，此外，連張紙片都不見。多年後我曾問過 周作人的長子周豐一的妻子張芙芳，是否因為出版社有人來談工作才特別收 拾了一下。她說，周作人向來極愛整潔，書稿井井有條。工具書都各有固定 的地方，用畢必放回原處。她還告訴我，周作人每天伏案工作達十小時以上， 而且都是自己研墨，毛筆正楷，從來不用鋼筆。他不打底稿，改動很少，考 慮好了再下筆。
八旬高齡的周作人給我的印象是耳聰目明，頭腦清楚，反應敏捷。他曾 向我表示，譯完《平家物語》後，日本文學當中他還有一部感興趣的作品：十返舍一九的《東海道徒步旅行記》。可惜由於“文革”浩劫，不但《旅行 記》未能開譯，連已動手的《平家物語》，他也未能譯竣。
近幾年來，周作人的遺稿接連問世。《平家物語》在周作人譯了七卷的 基礎上由別人續完，並於一九八四年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署名周啟明、 申非譯。周作人譯的《枕草子》，與王以鑄所譯《徒然草》並為一卷，以《日 本古代隨筆選》的書名，出版於一九八八年。《浮世理發館》與經他本人改 譯過的《浮世澡堂》，也和《平家物語》、《日本古代隨筆選》一樣，作為 《日本文學叢書》的一卷，出版於一九八九年，均署名周作人。這是他生前 最為渴望，然而未能做到的。① 早在三十年，周作人就涉足於中日比較文學。日本著名作家穀崎潤一郎 在《冷靜與幽閑——對周作人氏的印象》一文中寫道：“［他］ 把江戶時代的 平民文學與［中國］明清俗文學加以比較，並稱讚了一九的《東海道徒步旅行 記》和三馬的《浮世澡堂》與《浮世理發館》的獨創性，說明他最能夠真正 理解日本民族的長處。” 看看這位日本文豪對周作人學術的評價，使人感到，作為一位五四時期的翻譯家，他確有獨到之處。
① 一九六三年我聽說，周作人曾寫信給有關方麵，要求著譯均恢複本名。上級囑他寫一篇檢討，發表在《光明日報》上，以便取得社會上的諒解，但他寫出來的文章卻通篇都是替自己辯解的話，故未予發表。
十返舍一九（一七六五——一八三一）和式亭三馬（一七七六——一八二二年）為日本兩大滑稽小說家。前者的《東海道徒步旅行記》諷刺了江戶時代一些人趨炎附勢、阿諛逢迎、假充行家等卑劣行徑，穿插了各地的風俗奇聞。後者的《浮世澡堂》和《浮世理發館》通過出入於澡塘子和理發館的男男女女的對話，反映了世態人情，詼諧百出，妙趣橫生。
解放後周作人為人民文學出版社譯的日本古典作品，從八世紀初的《古事記》、十一世紀的女官清少納言的隨筆《枕草子》、十三世紀的《平家物語》、十四世紀的《日本狂言選》、十八世紀的《浮世澡堂》和《浮世理發館》，以至本世紀的《石川啄木詩歌集》，時間跨度達一千多年。每一部作品，他譯起來都揮灑自如，與原作不走樣。最難能可貴的是，不論是哪個時代的作品，他都能夠從我國豐富的語匯中找到適當的字眼加以表達。這充分說明他中外文學造詣之深。
我從事編輯工作近四十年，遇到蹩腳的稿子，隻得啞巴吃黃連：誰叫自己沒有眼光，竟找了個不夠格的譯者。於是，為了對讀者負責，就硬著頭皮逐字校訂，工作遠遠超過了編輯加工的範圍。周作人的稿子，我也總是搬出原文來核對，但這是為了學習，不僅從未找到差錯，遇到譯得精采處，還不禁拍案叫絕。
周作人每譯一部作品，都力所能及地多找幾種版本，然後選定自己認為最可靠的版本，如果個別詞句和注釋參考了其他版本，就在注文中一一說明。每部譯稿，他必加上詳細的注釋，並在前言後記中交代作者生平、作品的曆史背景、藝術特色等。他立論精辟，提綱挈領，深入淺出，恰到好處。
為人講究作風，寫文講究文風，從事翻譯，也應講求譯風。周作人對待外國文學翻譯工作，態度謹嚴，仔細認真，是當作畢生事業來搞的。這方麵，大有值得借鏡之處。 他擅長翻譯諷刺幽默作品，不但以傳神之筆，譯了日本文學史上這方麵的兩部代表作；並曾從古希臘文直接翻譯過《伊索寓言》以及對希臘諸神進行喜劇式諷刺的《盧奇安對話集》（周作人的日記裏寫作“路喀阿諾斯的對話集”）。他還為人民文學出版社的古典部校訂過《明清笑話四種》，該書於一九五八年三月問世。在引言中，他詳盡地介紹了中國笑話的曆史。
周作人搞翻譯不僅結合研究，而且每譯完一部作品，必在日記中寫些感想。譯畢《石川啄木詩歌集》，他就表示：“其實他（指石川啄木）的詩歌是我所頂喜歡的，……日本的詩歌無論和歌徘句，都是言不盡意，以有餘韻為貴；唯獨啄木的歌我們卻要知道他歌外附帶的情節，愈詳細的知道便愈有情味。所以講這些事情的書，在日本也很出了些，我也設法弄一部分到手，盡可能的給那些歌做注釋，可是印刷上規定要把小注排在書頁底下，實在是沒有地方，那麽也隻好大量的割愛了。”
周作人對譯稿十分認真。他是一位學者型的翻譯家。他原希望在書後多加一些注釋，可是出版社要求他壓縮從簡，最後隻好在頁末略加幾條簡單的注。他為此十分惆悵，甚至提起這部譯作便覺得“沒有多大意思”、“沒有什麽可喜的”了。
周作人有時給人以傲慢的印象。一九五二年，他受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之托，曾為從事日譯中工作的日籍女翻譯家蕭蕭校訂過高倉輝的《箱根風雲錄》。此書當年在該社出版後，又於一九五八年由人民文學出版社重排出版。
一次，蕭蕭笑嘻嘻地告訴我，周作人曾感慨係之地對人說：“沒想到我今天竟落魄到為蕭蕭之流校訂稿子了。”言下流露出不屑的意味。但他既然答應 下來，還 是認真負責地完成了這項任務。
然而在名著麵前，作為翻譯家他是十分謙遜的。關於《枕草子》，他寫 道：“一九六○年起手翻譯《枕之草子》，這部平安時代女流作家的隨筆太 是有名了，本來是不敢嚐試，後來卻勉強擔負下來了，卻是始終覺得不滿意，覺得是超過自己能力的工作。”其實，這部與《源氏物語》並稱為日本平安 時代文學雙壁的隨筆《枕草子》，周作人譯得非常出色。這段話也說明他對 自己的要求嚴格。
日本文學的譯稿中，周作人自己比較滿意的是《浮世澡堂》和《浮世理 發館》。早在一九三七年二月，他就在《秉燭談》一文中介紹了這兩部作品。 五十年代譯完它們，他寫道：“我在寫那篇文章二十年之後，能夠把三馬的 兩種滑稽本譯了出來，並巨加了不少的注解，這是我所覺得十分高興的事。” 周作人在日記和書信中屢次提及希臘作品《盧奇安對話集》，甚至在一九六五年四月二十六日最後改定的遺囑中，關於此稿還寫道：“餘一生文字 無足稱道，唯暮年所譯希臘對話是五十年來的心願，識者當自知之。”並在 遺囑前雲：“以前曾作遺囑數次，今日重作一通，殆是定本矣。”
① 世上有幾位翻譯家寫遺囑時，還念念不忘自己一生的譯事呢？
悲慘的結局
從經濟情況來說，一九五五年一月至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人民文學出版社按月預付給周作人稿費二百元，而對另一位特約譯者錢稻孫，當時則隻預 付一百元。這數目當然是上級決定的。一九六○年一月起，進而增加到四百 元。同一時期，則隻給錢稻孫每月一百五十元。當然，周作人的交稿量也比 錢稻孫多，他每月都必有稿子寄來。
一九六四年，全國城鄉掀起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即四清），當時周作人 譯的是古典作品，但即使拿最高的稿費標準算，他曆年預支的槁費也大大超 過了他已交的稿子所能得到的報酬。於是，決定把他的待遇減半。出版社領 尋怕我隻身去還不足以說服周作人，便先後兩次派一位黨員同誌陪我一道去 向他說明。這樣，自一九六四年九月起，預付給他的槁費就由每月四百元減 為二百元。好在當時他那久病的老伴已去世，否則付醫藥費會給他帶來困難。
我最後一次去看望周作人，是一九六五年二月二十二日。那天我是去約 他翻譯《平家物語》的，他當即答應了。當年十一月上旬，我赴河南林縣參 加社會主義教育運動，走前收到了《平家物語》一、二兩卷的譯稿。次年五 月回京，看到周作人掛號寄來的五包稿子：三至七卷。從他生前最後這個階 段的翻譯來看，速度和質量都不減當年。倘若再給他兩年時間，完全可以把 《平家物語》和《東海道徒步旅行記》譯竣。
然而一九六六年形勢急轉直下。出版社的業務已陷於停頓狀態。當時的 “革命”措施之一，就是自當年六月起，停付周作人、錢稻孫的預支稿酬。
“文革”前，領導上常常說：“要趁著周作人、錢稻孫還健在，請他們把最艱深的古典作品譯出來，並花高價買下。現在不能出版，將來總可以出版。”為文化積累，這本來是頗有卓見的。“文革”期間，這番話被攻擊成 “為資本主義全麵複辟做準備”，當時社領導統統被關進了“牛棚”。
這項經濟來源斷絕後，周家就靠周豐一夫婦的工資來維持。那時周和子已大學畢業，能自食其力了，但加上老保姆，尚有八口人。周豐一自從於一九五七年被鍺劃為右派後，降了好幾級，他的妻子張芙芳也因受家庭的連累，解放後從未加過薪。
六月二十五日，張芙芳陪著她老公公到協和醫院去看病，確診為前列腺腫瘤（五月間因發現尿中有血，也曾去過一次協和，未確診）。周作人不屬於任何單位，也就享受不到公費醫療。還是一位好友，盡管自己也不寬裕，卻借給他五十元作醫藥費。不過，大夫說，這是良性的，不需要割除，也不會發展。這以後，他再也未去過醫院，所以社會上所傳他死於前列腺癌一說，不確。 www.qqare.cn
“文革”中，周作人當然是在劫難逃。
周氏三兄弟的母親魯老太太是一九四三年去世的。她的牌位和周作人的女兒若子、周建人的兒子豐子的牌位一道，一直供奉在周作人家的佛龕上。周作人的日籍妻子羽太信子生前，每餐必先在牌位前供上飯食。
一九六四年，我去參觀過魯迅博物館。那是以宮門口西三條的魯迅故居為基礎而蓋起來的。魯老太太在世時住過的屋子裏，掛著她的巨幅遺照，受到參觀者的景仰——因為她的大兒子是魯迅。而同一位老太太的牌位，隻由於供在二兒子周作人家，“文革”中就也跟著遭了殃。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二日，一群紅衛兵衝進八道灣周家，首先砸的就是魯母的牌位。
到了二十四日早晨，紅衛兵索性把房子統統查封，並將周作人拉到院中的大榆樹下，用皮帶、棍子抽打。為首的紅衛兵看到周作人年邁，就提醒手下的小將們：“不要打頭部，得給他留下活口；好叫他交代問題。”及至周作人的兒子周豐一從北圖回來吃午飯，他們便把他扣下。當時年已五十四的豐一隻好代老父挨打。小將們對豐一可就毫不留情了，以致他的右腿被打壞，頓時昏死過去。直到二十四年後的今天還有後遺症，經常發麻，行走不便。周作人的幾個孫男孫女自然也跪在旁邊“陪綁”。
周家的後罩房正對著“老虎尾巴”——即正房後身加蓋的一大間屋子，門就開在後院。當天晚上一批紅衛兵就占領了這間屋子，以便監視周氏一家老少。於是，周作人隻好蜷縮在後罩房的屋簷底下，後來他兩腿實在支持不住，就幹脆臥倒了。這樣過了三天三夜。幸而他們還有個老保姆，她住在西跨院。她把炊具搬到自己屋，曾給他們做點簡單的吃食悄悄地送來。
及至下起雨來，周作人的兒媳張菼芳便硬著頭皮去找紅衛兵。她央求說； “我們也不能老呆在露天底下呀，好歹給我們個安身的地方吧。”
周豐一一家七口人住的四間房中，有一間半和周作人所住的那三間有門相通。靠東邊的兩間半則是用牆隔死了的，所以紅衛兵便啟開封條，叫他們呆在那裏。至於周作人。隻允許他睡在洗澡間。後院的東牆根下有兩間平房。北邊那間是廚房，南邊的是日本式澡堂。周作人在《我的工作》（六）一文中曾對自己《浮世澡堂》這部譯作表示過滿意，當他進入耄耋之齡竟然躺在自己家澡堂的踏板上時，真不知他曾作何感想？澡堂裏格外潮濕，適值夏末初秋，這位曾經是養尊處優的知堂老人，此 刻給成群的毒蚊子咬得體無完膚。
不久，周豐一作為“摘帽右派”，被揪回北圖關進“牛棚”。半個月後張菼芳於心不忍，向紅衛兵求了情，算是在廚房的北角為老公公東拚西湊搭了個鋪板床，讓他臥在那裏。
紅衛兵為周家規定了生活標準：老保姆是十五元，周作人是十元。他們向糧店打了招呼：隻允許周家人買粗糧。周作人因牙口不好，一日三餐隻能就著臭豆腐喝點玉米麵糊糊。由於營養不良，又黑間白日囚禁在小屋裏，他的兩條腿很快就浮腫了。在中學當教員的張菼芳，每天還得到學校去集中學習。但回家的路上，她不時地到藥鋪去為公公買點維生素片，或到副食品商店去買些鬆軟的糕點。待監視的紅衛兵睡熟後，就躡手躡腳地蜇進小屋去，偷偷塞給周作人，老公公每次都感激涕零地念叨：“我還不如早點死掉算啦，免得這麽牽累你們。”
時間一久，監視得也沒那麽嚴了。每逢紅衛兵傾巢而出，去參加外麵的什麽活動，張菼芳便把公公攙扶到門外，讓他吸點新鮮空氣，曬曬太陽。天冷後，她還給公公裝上了爐子，並用舊報紙把窗縫糊嚴。就這樣，總算將一九六六年的嚴冬對付過去。
住在小東屋，冬天還能靠爐子取暖，真正難熬的是三伏天。不過，這位知堂老人並未活到那個時候。一九六七年五月六日早晨，張菼芳照例給公公倒了馬桶，為他準備了一暖瓶開水，就上班去了。紅衛兵規定，周作人這間小屋平素是不許人進的。屋裏，隻有過去做廚房用時裝的自來水管以及洗碗槽、灶頭等等，連把椅子也沒有。那幾個月，周作人基本上是躺在鋪板上過的。那天中午，照例隻有老保姆和周作人在家吃飯。老保姆在自己屋的房簷下熬好玉米麵糊糊後，給周作人盛來一碗而已。他吃得幹幹淨淨，保姆並未發現他有什麽異常征候。
這一天下午兩點多鍾，住在同院後罩房西端那兩間屋裏的鄰居，偶然隔著玻璃窗往裏看了看。隻見老人趴在鋪板上一動也不動，姿勢很不自然。他感到不妙，便趕緊打電話給張芙芳，把她從學校喊了回來。
張芙芳奔回家後，發現老公公渾身早已冰涼了。看光景，周作人是正要下地來解手時碎然發病的，連鞋都沒來得及穿就溘然長逝了。
在當時的情形下，家屬不可能把遺體送到醫院去查明死因，隻好匆匆銷了戶口，送到八寶山去火化了事。甚至骨灰匣他們也沒敢拿回來，就寄存在八寶山。但那裏隻肯保管三年，過期不取，就照規章予以處理。然而，不出三年，這一家人或插隊，或去五七幹校，早已各奔東西了，哪裏還顧得上老人的骨灰！
其實，周作人生前對這方麵倒是看得很淡的。他在最後改定的遺囑中寫道：“餘今年已整八十歲，死無遺恨，姑留一言，以為身後治事之指針。爾死後即付火葬或循例留骨灰，亦隨便埋卻。人死聲消跡滅最是理想。”
然而，周作人死後，並未“聲消跡滅”。
在五四文學的研究工作中，周作人仍是一個重點。他既從事寫作，又搞翻譯。他不但與魯迅是同胞兄弟，兩人一度還曾並肩戰鬥過。他遺下不少手稿有待整理。他有個保存來信的習慣，一九六六年抄家後，其中一萬多封輾轉送到了魯迅博物館，而今均已發還給遺族，其中不少是具有史料價值的：如陳獨秀，錢玄同、沈尹默、錢稻孫以及李大釗夫人和子女們給他的信函。當然也不乏敵偽時期周作人為街坊們幫忙而收到的感謝狀。他失過足。我們卻從賈芝的文章得悉他一生也做過許多好事。他無疑是本世紀中國文化史及文學史上一位悲劇式人物。
一九九○年三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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