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學良傳---膚施夜話
中央紅軍長征到達陝北的偉大勝利，對全國人民爭取抗日與民主的群眾運動是一個巨大的鼓舞，對於受到蔣介石排擠、對打內戰不感興趣的東北軍和十七路軍也是一個很大的震動。
波瀾壯闊的抗日救亡運動和人民群眾的愛國熱情象烈火一樣熊熊燃燒起來。
當然，一種新的路程OK的醞釀與準備，也是要經曆一個曲折、複雜的過程的。實際上，為了抗日，為了把全國路程的大本營放在西北，為了實現黨在新形勢下政治策略的轉變，中國共產黨對於西北地區的政治、軍事形勢的研究，對於東北軍和十七路軍的處境和現狀的分析，以及對於他們的統一戰線工作，早在紅軍長征的後期就曾考慮過，但有些事那時無法實現，實際對他們、特別是對張學良開展這方麵的工作，則是從1935年冬和1936年春在陝北榆林橋戰鬥後開始的。而被俘的原東北軍團長高福源的迅速釋放，則是一個新的起點。
高福源是由於被俘後受到深刻的政治教育，思想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主動向在甘泉地區指揮前方作戰的彭德懷同誌提出回去勸張學良與紅軍聯合抗日的。當時正是黨中央在陝北召開瓦窯堡會議，確定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戰略方針的時候，高福源的要求，有利於開展統一戰線工作，所以彭德懷向中央匯報後，中央派聯絡局局長李克農到甘泉與高福源聯係，並促成此事的。
高福源是先到洛川見了東北軍的王以哲軍長，然後由他密電報告張學良，張學良於第二天乘飛機專程來洛川與高見麵。
張學良早想溝通與紅軍的聯係，一時尚無頭緒，現在高福源回來了，而且似乎帶有某種特殊的使命，他當然樂於盡快見到他。但使不但不想讓他看出他的這種焦急的心情，並覺得對他的誠意還要看一看，甚至認為他應當先試試他的膽識。……
張學良的這個微妙的心理，高福源當然是料想不到的，所以他一見到張學良，就立即敬了一個軍禮，並說：
“報告副司令，我回來了。”
張學良態度嚴肅，冷冷地問：“怎麽回來的?”
“是紅軍派我回來的，我有許多情況要向副司令報告。”
“什麽?紅軍派你回來的，你好大膽!”張學良見他大言不慚，好象他不是打了敗仗，倒象是得勝回朝的英雄，所以突然大聲喝道：“你當了俘虜，還要我通匪，我槍斃了你!”
高福源原以為張學良會熱誠與他交談的，沒想到他會這樣對待他，所以十分失望，痛心地說：“請副司令息怒。我這次冒死回來，確實有話要對您說，我是為了您和東北軍好，決不是為我自己。至於您怎樣對待我，我是不在乎的。我不怕死，怕死我就不回來了。您想殺我，還不跟踩死個螞蟻一樣。但副司令，您可不能忘記我們東北被日本鬼子強占了，不能忘記三千萬東北同胞已淪為亡國奴，也不能忘記先大帥是怎樣慘死在日本人的手中!現在共產黨和紅軍主張團結抗日，並誠心誠意幫助我們東北軍打回老家去，我們有什麽理由拒絕人家的好意?又有什麽理由罵人家為‘匪’?難道非要把我們東北軍這點力量全消耗在自相殘殺的內戰中才心甘嗎?”高福源說到這裏，淚流滿麵，痛哭失聲。他隻打算把心裏的話全說出來，要殺要剮，就隨人家的便，隻是覺得這也太冤屈了，所以既激忿，又悔恨，因而哭得很傷心。張學良原本就無處罰他的意思，現在聽他這樣慷慨陳辭，也不禁流淚了。他終於懷看激動而又沉重的心情走過來，親切地安慰他說：“福源，別難過了，你說得好，說得對，你是我的老部下，我哪能那樣做呢，我剛才是試試你的膽量，察看一下你的真情。你回去可以轉告紅軍，請他們派一位正式代表來，雙方可以作一些商談。”
高福源很高興。在圓滿完成任務後，他又返回陝北蘇區。
高福源回到紅軍駐地後，曾受到毛澤東、周恩來等領導同誌的親切接見，對他多所鼓勵。另方麵，對張學良關於雙方立即進行接觸和商談的建議也欣然采納，並於3月4日派李克農去洛川與張學良進行會談。這次會談，取得了一些積極的成果。但那時張學良誤以為中共中央領導機關在上海，他既注意與陝北紅軍的聯係，也很重視與上海友人的接觸，想通過他們與中共中央取得聯係。不久以後，他終於從上海友人那裏獲悉，原東北義勇軍抗日將領李杜(當時他住在上海)為他找到了共產黨的關係。實際是當時上海的地下黨得知張學良的願望後，決定派劉鼎到西安去與張學良聯係，搞統戰工作。張學良認為劉鼎是共產黨的重要人物，得到消息後，即派親信高參趙毅到上海去迎接客人。
早年曾在法國勤工儉學、並由朱德介紹入黨的劉鼎，是1936年春來到西安的。到了西安後，他就住在張學良公館裏。那時張公館在西安西門裏金家巷5號，這所住宅，原為西北通濟信托公司建造，1935年秋，張學良率東北軍進駐西安後，租賃了這個院落，作為他的官邸。這裏的主要建築物是三幢東西排列的三層青磚樓房，即A樓、B樓、C樓。在經曆了幾十年的滄桑變化之後，原來的房舍多已陳舊破落了，但它的主要建築和庭院仍保存完好;特別是，由於黨和政府的關注，加強了對西安事變舊址的管理工作，經過認真修葺，如今這裏已煥然一新，恢複了多年的風貌。A樓，在西安事變前，是張學良的下屬、職員所住的地方，西安事變發生後，中共代表團曾在這裏住過。B樓，是張學良的機要秘書、副官和警衛人員的住所。C樓，是張公館的核心。張學良自1935年秋來西安直到他離開西安去南京以前，同夫人於鳳至及趙四小姐等一直住在這裏。1936年12月11日晚，張學良宣布對蔣介石實行兵諫的軍事會議是在這裏召開的。12月23、24日，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三方會談”也是在這裏舉行的……
張學良與劉鼎素不相識，突然見麵，彼此都不大了解，但性情開朗而又為人豪爽的張學良並不拘束，一見麵，張便“向他提了幾個問題，如‘為什麽你們罵我投降賣國不抵抗?為什麽紅軍打我打得那麽厲害?’等等。劉鼎答複大要是：‘張將軍掌握幾十萬大軍，坐鎮東北，嚴防邊陲，有守土之責。日寇犯我，一夜之間，沈陽淪陷，進而東北盡失。麵對外侮不放一槍，全國人民能不罵你?共產黨同全國人民一氣，當然不能例外。
“東北軍是蔣介石指使下的‘剿共’先遣大軍，前在鄂豫皖，後在陝甘邊區，一直都很積極，紅軍受到很大損失。你們打我們，我們回擊了一下，能算厲害嗎?紅軍有廣大人民作後盾，是不可戰勝的，蔣介石百萬大軍也無可奈何。“蔣介石驅東北軍上前線‘剿共’，是他的‘一箭雙雕’、‘借刀殺人’之計，你看是紅軍厲害還是蔣介石厲害?!東北軍應當聯共抗日，這不僅可以洗掉東北軍不抵抗、投降賣國的罵名，而且還可以擺脫蔣介石的陰謀詭計。將來，抗日勝利和中國解放的大功，張將軍和東北軍將名列前茅。
“劉鼎同誌的一席話，說得張學良將軍心裏特別高興，一定要留住劉鼎同誌。中共中央得知劉鼎同誌與張學良將軍相處甚得，就委派劉鼎同誌作為共產黨的代表常駐西安。”①劉鼎在這裏住下來以後，能和張學良及其他東北軍將領時常見麵，使他能以他的學識和豐富經驗，係統地向他們介紹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使張學良等對黨和紅軍有了更確切的了解，加強了他們與共產黨全麵合作抗日的信心和決心，為周恩來同誌到膚施(今延安)與張學良會談作了準備。他曾參加這次會談，並被任命為中共中央駐東北軍代表。他協助張學良以團結抗日的愛國主義思想教育東北軍，加強東北軍與紅軍、十七路軍的團結，黨中央對他當時在西安所做的工作給予了充分的肯定。毛澤東同誌曾一再指出：“西安事變，劉鼎同誌是有功的。”
張學良對他的印象也很好，在由應德田口述的有關張學良和西安事變的回憶錄中也曾談到：“劉鼎同誌住到金家巷之後，他和張學良將軍時常見麵，和我及孫銘久的接觸也較多，時常談到抗日整軍的問題，對東北軍抗日運動和抗日準備工作有很大的影響。有很長一段時間，張學良將軍懷疑劉鼎同誌係王稼祥，他不止一次地對我說：‘劉鼎可能是王稼祥。’可見，他是十分重視劉鼎同誌的。”
總之，張學良的上海之行，高福源的奔走，以及劉鼎的到來，使張學良對於共產黨和紅軍的看法有了新的轉變。而在這之前李克農與張學良的洛川會談和在這之後周恩來與張學良的膚施會談，對於貫徹中國共產黨逼蔣抗日的方針和推動張學良走向聯共抗日的道路，則更具有重要的曆史意義。1936年4月8日，是預定在膚施舉行會談的日子，但這天天不作美，從一大早開始，就風雪交加，飛機無法飛行，所以談判時間不得不推遲一天。
4月9日，風雪小多了，但仍是個嚴寒的日子，為了能及早趕到膚施，使這次談判能順利舉行，張學良決定當天一定啟程。所以9號這天，他早早起身了，並特意換了一套普通的灰布軍便服，這是他為了與紅軍談判而特意讓裁縫製作的，由此也可看出他對這次會談的重視。
在膚施會談的前幾天，天氣一直不好，8號那天，先是大雪，後又下雨，給行路帶來許多不便。9號這天，天雖晴了，但霧大。張學良已顧不了這許多，帶領王以哲、劉鼎、孫銘九等少數隨行人員，親自駕駛飛機直飛膚施。
下了飛機後，張學良覺得，有點疲倦，胳膊、腿都有些發酸，好象不常勞動的人突然幹了一天體力活似的。他過去不止一次地駕機衝向藍天，坐汽車也總喜歡親自駕駛，都沒有這麽累過。他這才真正體驗到，開飛機並不是人們想象的那麽輕鬆，特別是在霧大或氣候變化無常的情況下。
這天下午，他沒有再出門，就在會談地點清涼山下橋兒溝天主教堂附近的一個小院裏休息。
中共代表也是頂風冒雪，從當時的中共中央所在地保安，騎著馬，經兩天長途跋涉，於當天傍晚才趕到膚施的。但護送人員和馬匹都留在城外了，隻有參加談判的幾位同誌徒步進入了膚施縣城。
當時，負責在大門外迎候中共代表的是張學良的衛隊營長孫銘九，他隻知道來的是級別較高的代表，但究竟是哪些人，由誰率領，卻毫無所知。
中共代表是在天擦黑時才來到天主教堂門前的。他們一共五個人，走在最前麵的一位，中等身材，人較瘦弱，但很有精神;他穿著黑色中山裝(這天他和李克農均換上便衣了)，眉毛濃而黑，目光炯炯有神。從他那行動矯健、氣宇軒昂的神態看，他年紀並不大，可是卻留著濃密的黑胡子。那時，他看到大門外有人迎接，急忙大步流星地走過去，與孫銘九熱情握手，並親切地說：“辛苦了!”
“歡迎，歡迎，請!”孫銘九伸手讓客，很有禮貌地把他們引進裏麵去。那時，他隻覺得這位大胡子衣著樸素莊重，儀態沉穩和藹，一定是個不簡單的人，卻無論如何也沒料到，原來這就是大名鼎鼎的周恩來!
張學良與周恩來也是初次見麵。過去彼此雖然都久聞其名，卻無緣相會，今天在陝北一偏僻小城，得以握手言歡，坐在一起會談，真是機會難得，所以二人一見如故，談笑風生。對於西安事變和周恩來與張學良的最初的會晤，許滌新曾有簡要的評述。他說：
日本帝國主義侵占了東北之後，救亡運動的火焰，遍及全國。我黨向被蔣介石派來“剿共”的張學良東北軍和楊虎城西北軍，開展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兩軍將士們的抗日情緒日益高漲，而蔣介石對兩軍的壓迫也日益加強。在這種形勢下，張楊兩將軍發動了震動全國的西安事變，活捉了蔣介石。四十一年後，西安和蘭州的劇團都編排了壯懷激烈、慷慨動人的《西安事變》話劇。
在話劇裏，當周恩來同誌對張學良說到“我們都是中華民族的優秀子孫”時，張說：“不，不，我是一個不抵抗將軍。”恩來同誌說：“我相信，這個不抵抗將軍的名義，你會自己洗掉的;我們也會幫助你洗刷。”恩來同誌又說：“聽說張將軍不久前寫過一首抒懷的詩。”張說：“周先生你也知道麽?”恩來同誌邊笑邊念：“極目長城東眺望，河山依舊主人非!”張說：“隻是感慨而已。”恩來同誌說：“張將軍，我想借用魯迅先生的兩句詩奉贈：‘心事浩茫連廣宇，於無聲處聽驚雷!’”劇本所寫未必完全是事實，但在當時那種慷慨激昂的心情之下，《西安事變》劇本的這一段對話，是反映了當時全國人民堅決要求抗戰的真實性的。②
筆者亦有同感。的確，在當時那種民族危機日益嚴重的形勢下，這對話是反映了全國人民堅決要求抗戰的心聲的，是具有曆史的真實性的。就說在膚施的這次會談吧，雙方也始終是開誠相見，推心置腹，是一次親切、友好和相互尊重的會晤。
在會談中，他們談了很多的問題，但談論得最多的還是民族的危機，以及如何製止內戰、團結抗日的問題。張學良談了他在國外的見聞，也談到了他的一些胡塗的認識，他毫不避諱地說：“前些時我到歐洲遊曆了幾個月，開闊了眼界，看到了一些新的東西，但也接受了一些不好的東西，如在意大利的時候，有人對我說，你們中國英雄太多了，但應該象我們擁護墨索裏尼一樣，不要互不相下。所以我一度認為意大利與德國之複興，主要是由於人民全心全意擁護領袖，使領袖有充分力量克服救國途中的障礙。我國人民若要救國，也得如此。所以我回國後，是竭誠擁護蔣介石做中國領袖的。但經過一段時間的觀察，我的信念動搖了，深感國民黨政府和軍隊的腐敗，靠國民黨來救中國是沒有希望的。而對墨索裏尼的辦法還存在幻想，認為法西斯主義可以救中國。後經與劉鼎和李克農先生交談，才知道自己想錯了，這個觀點是站不住腳的，而思想上卻也還有一些矛盾，特將這些想法談出來，向周先生請教。”
“哪裏，哪裏，咱們共同研討，共同研討吧。”周恩來一直靜靜地認真聽張學良談話。他有個特點，一般是不隨便打斷別人的談話的。但聽他這麽講，也立即作了謙虛的表示。
“不，請周先生指教，學良講的是真心話。”張學良又補充道。
周恩來見張學良態度誠懇，是真心實意要抗日的，便開誠布公地談了自己對這個問題的看法：“張先生到國外看了看，增長了見識，開闊了視野，看到了國民黨政府的腐敗，這是難能可貴的。不過，關於法西斯主義，我也是持否定態度的，因為它不是一種先進的思想，而是帝國主義的產物。它主張個人獨裁，壓迫人民，摧殘群眾，把資產階級統治的最後一點表麵上的‘民主’全拋棄了，它是資本主義發展到帝國主義最後階段的一種最反動的思想觀點，是沒有任何進步意義的。”
在隨後的會談中，周恩來發現，張學良過於注重政府和軍隊在抗日鬥爭中的作用和地位，而對於人民群眾的力量則估計不足，所以他又指出：“中國要抗日，必須實行民主，以調動廣大群眾的積極性，隻有發動和依靠廣大群眾，才能取得抗日的勝利。假如仿效德國和意大利，搞法西斯主義，隻會投降帝國主義，是不可能真正抗日的。張將軍，我說的這些也都是個人看法，是否妥當，也請你多多指教。”“不敢當，不敢當，”張學良忙說，“你談得好，我完全讚同。近來我對這個問題也有些想法，經你今天再一點撥，心裏就更亮堂了，今後將不再談法西斯主義。但現在究竟應當怎樣抗日，你們的抗日和蔣先生的攘外，都附帶倒蔣或安內，我不能苟同，因為日本軍部絕不會等著倒蔣或‘剿匪’。另外，蔣是現在中國的統治者，軍事、財政、金融、外交等大權也都掌握在他手中，完全撇開他不行。根據我這兩年的觀察，蔣介石還是有可能抗日的，錯就錯在他想先消滅共產黨，然後再抗日，即所謂‘攘外必先安內’。這當然是必須扭轉的。我們要對他進行爭取，統一戰線既然是爭取一切可以爭取的力量，蔣介石也應包括在內，如能爭取過來，對抗日有利，反之，就會增加抗日的困難，因為他必然會同我們作對，甚至用中央政府的名義討伐我們，使我們陷於被動地位。所以我覺得要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不宜再提反蔣，他不抗日，我們可以逼他走上抗日道路，把反蔣抗日改為逼蔣抗日是不是更好些?”
“嗯，這個問題是可以考慮的，聯蔣的問題我們將認真研究。”周恩來回答說。不過，看得出來，他雖然覺得張學良言之有理，但顯然還有某種保留。果然，他隨後也尖銳指出：“不錯，蔣介石是有一定實力地位的，抗日不爭取他參加，是個很大的損失。問題是他幹不幹，如用古人的話來說，就是‘非不能也，是不為也’。因為盡管日本侵略者重兵壓境，大片國土淪喪，可他仍然堅持其‘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在所謂‘寧給外人，不給家奴’的思想指導下，對日寇妥協退讓，對群眾殘酷鎮壓，所以向他展開一些鬥爭是必要的。共產黨過去也不是不願意爭取這個集團的力量參加抗日，是考慮可能性不大，隻有用群眾的力量粉碎他這個反動集團，對抗日救國才有利。”
“是的，國民黨是存在著這些問題的，”張學良深有同感地說：“讓蔣介石輕易改變政策是不容易的。但我想，隨著形勢的發展，他也會有變化，現在他不是也對日本人的貪得無厭很惱火嗎?但他有個很錯誤的看法，就是認為共產黨的一切方針政策都是針對著他，並要把他拉下馬的，所以他把‘安內’擺在了首要地位，似乎共產黨和紅軍更是他的心腹之患。”
對張學良的這一分析，周恩來雖覺著不是完全沒有道理，但認為並不確切。他沒有指責張學良，而是耐心地擺事實，講道理，曆數蔣介石背叛孫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勾結帝國主義，把人民推入十年內戰的血海的罪行，深刻說明蔣介石之所以不得人心，軍事上也屢遭失敗，並不是他軍隊少，更不是武器差，而是他多行不義的結果。最後，他高瞻遠矚地說：“我說這些，不是要跟他算這個舊帳，而是說，看問題既要根據形勢，放眼未來，也要有曆史觀點。不過，不管蔣介石怎樣仇恨共產黨，仇恨工農群眾，怎樣以怨報德，我們今天仍然希望他能改弦易轍，懸崖勒馬，盡快走上團結抗日的道路。你所說的‘逼蔣抗日’，不也是這個意思嗎?這其實也是符合統一戰線精神的，有團結，有鬥爭嘛，因為光鬥爭，弄得彼此關係緊張，當然不好，但光讓步也不行，讓步太多了，他會覺得我們都怕他，對團結抗日同樣是不利的。”
張學良高興地說：“對!今後我們就在聯合抗日的大前提下，加強團結，共同對敵吧。至於蔣介石，過去我同他接觸較多，關係不能說很好，但還能說得上話。照我看，他頑固是頑固，但隻要我們用最大的力量去爭取他，是可以把他團結到抗日陣線中來的。”
“是嗎?你有這個把握?”周恩來似乎不大相信，“如果能把他爭取過來，當然很好，祝你成功。今後如需要我們配合的，你盡管提出來，我們一定大力協助!”
“對，對!”張學良興奮地說，“對蔣介石就得逼一逼，你們在外邊逼，我在裏邊勸，我們對他來個內外夾攻，一定可以把他扭轉過來。”③
隨後，他們還就紅軍和東北軍在抗戰中所擔負的責任、對日作戰的戰略、兩軍互不侵犯、互相幫助和經濟通商等問題進行了討論，並達成了相應的協議。
會談結束時，天將破曉，此刻大地雖然仍是靜悄悄的，但遠處也隱隱傳來雞啼，它告訴人們，又迎來一個新的黎明。
張學良感到很興奮，雖然一夜無眠，卻毫無倦意，多年來使他疑慮重重、百思不解的許多問題，現在經過周恩來鞭辟入理的分析，大都冰化雪消、迎刃而解了，他怎能不如久旱逢雨、春風拂麵、滿懷喜悅呢!也象長期壓在身上的一塊石頭落了地，頓覺渾身一陣輕鬆。事後他還常對他的部下談起這次會談，談起周恩來，總是讚不絕口：“周恩來虛懷若穀，處處以民族利益為重，共產黨確實了不起!”
4月10日清晨，張學良和王以哲出來送客，當他們把幾位穿著樸素的深色便裝的客人送出天主教堂大門時，張學良舉目東望，隻見霞光滿天，一輪燦爛奪目的紅日冉冉升起了。
這次會談，由於中國共產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的正確，也由於周恩來和張學良都能以大局為重，相互信賴，使會談取得很大的成功，而這對張學良來說，也是他戎馬生涯中的一個重要的轉折點，為以後的西安事變打下了良好的思想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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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應德田：《張學良與西安事變》，中華書局1980年12月出版。
② 許滌新：《百年心聲》，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79年3月出版。
③ 關於周、張二人會談內容，曾參考了申伯純所寫的《西安事變紀實》及其他有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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