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學良傳---關鍵時刻的抉擇
在蔣、張保定會見之後的第三天，即1933年3月11日，張學良便丟掉了一切官職、宣布下野了。為了再次支持蔣介石，他甘願代蔣受過，忍受這一沉重打擊。並決定聽從當局的安排：出國考察。很明顯，這決不是他所希望的，而是被迫的。當此大敵當前、民族危機日益嚴重的危急關頭，國難家仇集於一身的張學良，哪裏會有遊山玩水的興致呢!在此時此刻，輕易離開自己的隊伍，放棄自己承擔的責任，跑到國外去觀光，這對他來說，與其說是幸運，不如說是痛苦。但有人出於某種政治目的，則極力勸他出國，不要戀棧。就張學良來說，差強人意也好，盛情難卻也好，不管怎麽想，反正是非走不可了。但就這樣不聲不響地離開嗎?似乎又太冤屈了。想來想去，自己既是代人受過，那也就問心無愧，他沒有必要自怨自艾。他的走，是權宜之計，過不了多久，他還是要回來的，所以就是下台，也要光明磊落地下，就是走，也要正大光明地走，他不能不辭而別，不能灰溜溜地離開，不能讓人家說他是臨陣脫逃，而必須向公眾有所交代，遂於3月11日就他下野出國一事通電全國，略謂：
……餘就職以來，仍本先父遺誌，始終鞏固中央、統一中國為職誌，兢兢業業，未嚐或渝，即如不顧日本之公開恫嚇而易幟。輔助國民黨在東北之活動。與夫十九年秋季奉命入關，擁護中央統一。凡此種種，事實俱在。
“九·一八”事變發生，餘正臥病在平，初以訴諸國聯，頭為之張公道，迫乎日軍侵熱，餘奉命守土，乃率師整旅與敵周旋，抗戰以來，將士效命頗不乏人，無論事之成敗若何，然部下之為國犧牲者，已以萬計矣!此次蔣公北來，會商之下，益覺餘今日之咎，辭職即所以效忠黨國，鞏固中央之最善方法。故毅然下野，以謝國人，惟眷念多年袍澤，東北之健兒孰非國家之將士，十九年餘奉命率其入關援助中央。於今，國難未已，國土未複，無家可歸者數十萬人。但盼中央俯察彼此勞苦，予以指導，並請社會人士，力加援彼等。為國為鄉，皆抱熱誠，並熟悉東北情形，倘遇報國之機，加以使用。俾得為收複東北而效命，遂其誌願，免於飄泊於願斯足。並盼國人鑒餘誠悃諒餘庸愚，雖愆尤叢生，而餘本身隻知為國，餘皆不複計也。
從這個通電看，他沒有把事情的真相全講出來，對蔣他還是留有餘地的。他還是以大局為重，從團結抗日這個大前提下來講話的。這也不過是向國人告別，略抒衷腸而已。
在通電發出的第二天，即3月12日，他便前往上海，痛下決心，力戒毒癮，為此耽擱月餘。4月中旬，當風和日麗的春天到來的時候，他便由於鳳至和趙四小姐等人陪同，登上了意大利一艘名為“康特羅索”號的郵輪，出國了，為尋求救國之路，他先後漫遊了意大利、瑞士、德國、法國、英國、瑞典等國。他也很想到蘇聯看看，卻未能入境，想必是蘇聯人對於早先的中東路事件還有些耿耿於懷吧。
張學良原本還要在國外再多考察幾十國家，因為“福建事變”發生了，早先被派往福建去打紅軍的十九路軍不願再打內戰，通電反蔣，並在福州建立了人民路程政府;而通過與馬占山、李杜(適逢兩將軍亦在國外)的會見，得知東北抗日情況，更激發了他的愛國思鄉之情，乃決定提前歸國。於鳳至因要照顧和安頓子女在英國求學，所以沒有回來，張學良與趙四小姐和其他隨行人員則於1934年1月8日回到上海。
在國外考察了一個時期，張學良也還是有收獲的。這時他對一些問題的看法雖然並不都是正確的，甚至還受了不少法西斯主義的影響，但抵禦外侮、收複失地、披甲還鄉的雄心未滅，他還是很想大幹一場的。但打內戰他不幹，“良由國外歸來，擬為將來抗日作預伏之工作。”“歸國當時之誌願：(1)本想為一超脫軍人，不再統率東北軍，為私情所累和他們保持超然關係，以備將來抗日也。(2)不希望參與任何國內戰爭。但其結果，事與願違。”①
這是可以理解的，因為鑒於前車，鑒於先前的種種曆史經驗教訓，張學良覺得他晚出台甚至不出台，可能更好一些。所以他不急於走馬上任，還想等等看。可這次蔣介石卻不等了，因自1933年10月起，他就集中兵力開始對中央蘇區進行第五次圍剿了，加之，在國民黨軍隊內部也軍心不穩，甚至還有兵變發生，所以這才又對張學良發生了興趣。他一回國，就被蔣介石找了去，又是接見，又是宴請，又是晉升(張學良的一級上將軍銜即授於此時)，並任張學良為鄂豫皖三省“剿匪”副總司令(總司令由蔣兼任)，代行總司令職務。真乃高官厚祿，受寵之至。當時東北軍中不少有識之士對此都不讚成，認為張學良應當帶領大家抗日，不應再卷入內戰的泥坑。但由於那時東北軍已遠離東北，已經不是獨立的軍事集團，是隸屬於國民黨軍隊係列的，不論是在政治上、經濟上都要依賴蔣介石，他怎好拒任呢，所以他接受了這一任命，並去武昌就職了。曾幾何時，蔣介石對張學良還是那樣的無情，逼其下野，令其出國，那時恨不得一巴掌把他打進東洋大海，避之唯恐不及;可是才不過一年多光景，又對張學良稱兄道弟，笑臉相迎了，蔣介石的這種縱橫捭闔之策，隨機應變之術，不能不令人驚歎。很明顯，如果你認為蔣氏真的是對少帥發生了特別的好感，那就不對了，他實際是利用他，要他為他發動的“剿共”戰爭效勞。先是讓其出兵江西、福建，繼而又命令他的東北軍與其他中央軍相配合，進攻鄂豫皖路程根據地的紅軍。
對於這個新的使命，張學良沒有多大興趣，但也沒有拒絕。是的，若說這時他對共產黨和紅軍已經有了正確的認識，那當然也是不切實際的;但若說他願意“剿共”，十分賣力，那也不是實情。因為當時日寇正向華北步步進逼，可國民黨政府卻軟弱無力。未過多久，何應欽與梅津還簽訂了屈辱的《何梅協定》。那時凡有點愛國之心的中國人，誰不對此氣憤萬分呢!著名作家鬱達夫在杭州寫的過嶽王墳有感一詩中，怒斥當局對日本侵略者的妥協退讓，詩雲：
北地小兒貪逸樂，
南朝天子愛風流。
權臣自願成和議，
金虜何嚐要汴州!
屠狗猶拚弦下命，
將軍偏惜鏡中頭。
饒他關外童男女，
立馬吳山誌竟酬。②
才華橫溢的愛國作家和詩人鬱達夫在詩中是以南宋奸臣秦檜影射國民黨中的親日派，並指出日本帝國主義欲吞並全中國的狂妄野心。這是有一定代表性的抗日的呼聲，也是全國人民的迫切要求和公意。而這些思潮無疑都對張學良有很大的影響，他曾沉痛地表示：“以前同胞們譴責我對日本不抵抗，現在我希望領袖蔣公能更改我的任務，不讓我去打共產黨而去打日本人，因為我覺得在‘剿共’中戰死不如抗日而死為有價值。”從張學良的這段談話中，可以更清楚地看到他內心的苦悶、矛盾，不管怎麽說，丟掉東北、熱河失陷、華北危急，他都是深感痛心的。他總覺得這是他個人、也是全國人民的恥辱，是必須洗雪的。有人也許會說，既然他不願打內戰，為什麽回國後又接受了剿共的任務呢?這不是自相矛盾嗎?是的，他這時的確尚處於進退維穀的矛盾中。人們在評論曆史人物時愛講“局限性”，我想這也可以說是張學良的局限性吧?因為那時蔣介石也把他抓得很緊，唯恐他動搖，多次找他談話，耳提麵命，反複宣揚他的“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說什麽要抗日，首先必須實現國家的穩定和統一，所謂內患不除，國無寧日，說的就是國家的統一，不能搞割據，全國上下都要聽從中央指揮;隻能有一個中心領袖掌握中樞，才能一致對外，等等。張學良與蔣介石打交道的時間畢竟還不算很長，他雖然吃過虧，上過當，知道此人是慣於耍弄權術的，但還沒有真正接受教訓，還沒有完全覺醒，蔣介石的這些似是而非的論調，竟然把他征服了，他還錯誤地認為蔣是從國家全局出發提出這些問題來的，所以他服從了這一調遣。
然而，當他真正指揮部隊同紅軍打起仗來時，卻屢遭失敗，而軍中將士也多怨言，他這才隱隱不安起來。對於先前認為是從國家全局考慮問題的蔣介石的那些所謂“攘外必先安內”之類的論調開始懷疑了，因為他始終認為日寇對我國的野蠻侵略是無法容忍的，他們是中華民族不共戴天的仇敵，政府對此熟視無睹，卻隻熱心於“剿共”，這怎麽能行呢?共產黨對中央政府是有不敬之處，但他們也總還是中國人，是中華民族的成員吧，怎可老是自己內部動刀兵呢?自己人跟自己人打來打去，還有什麽團結可言，又談何抗擊外來侵略?
這樣做的結果，不是隻會使親者痛、仇者快嗎?
就在這個時期，發生了這麽一件事：
有一天，不知怎的，張學良忽然心血來潮，來到了自己的機要秘書張慎修跟前，笑嗬嗬地說：“小張，我向你提個問題，好嗎?”
“好!”張慎修以為他是詢問工作上的問題，滿口答應了。
不料，張學良卻提出了一個使他大吃一驚的問題。那天，他一改過去總愛說笑的習慣，忽然壓低聲音，嚴肅地似乎也是挺神秘地說：“小張，你對共產黨如何看法?”
張慎修不知道張學良的真實用意，不敢正麵談，因為當時是白色恐怖時期，這樣問法是會使人大吃一驚的。“我沒有研究過，副司令意見如何?”張慎修隻有這樣回答。
張學良知道張慎修是個進步青年，對共產黨不會沒有看法，現在之所以推托，顯然主要還是有顧慮，所以他也不勉強，自己略微想了想，坦然地說：“隻是拚命地去打，那也是解決不了問題的。即使把紅軍主力擊潰，共產主義也是不可能消滅的，因為這是全世界的問題，哪個國家沒有共產黨呢?
這個問題到最後還須用政治方法求得解決。”③由此可知，張學良這時對共產黨的看法已有新的變化，雖然不能說已很正確，但敵對情緒已明顯減弱;特別是，他到國外考察了一段時間，視野畢竟是更加開闊了。當然這時還不可能那麽純粹，在他的思想上也還存在著矛盾，也還有一些不切實際甚至是錯誤的想法。如由於他曾訪問過意大利，就受到法西斯主義的影響，認為墨索裏尼還真有一套，他搞法西斯極權主義，一呼百諾，很有氣魄。認為“共產主義成功的條件，要在階級矛盾極其尖銳的國家，又無外患的情況下方能實現，我國是半殖民地狀態，是不適用的。剩下隻有法西斯蒂一條路，模仿德、意，乃能迅速複興中國。墨索裏尼說過：‘工作是大家的，討論是少數人的，決定是一個人的。’法西斯蒂召開大會，如領袖缺席時，要選舉新的領袖才開大會。資本家的利潤有限製，工人不許罷工，徹底執行法令。德國希特勒亦是如是作法，一定很快複興。”④為了說明服從領袖的重要性，他常伸出五指，說明手的巨大功能，但它有個特點，就是其他指頭都得聽大拇指指揮，離開它的指揮，就大為減色，許多事都做不成了。所以他認為凡事得有人作主，從這種意義上說，講法西斯主義可以救中國，有什麽不對，所以對於所謂“一個國家，一個領袖”之類的論調，他是欣賞的，甚至還組織了擁蔣的“四維學會”。他這樣做的目的，表示擁蔣固然是一個因素，但更主要的還是為了進一步增強自己的實力地位。
不過，這以後，紅軍開始長征，北上抗日，全國的政治、軍事也發生了新的變化，張學良又把注意力放在了東北軍的內部整訓上，準備抗日。
又過了一段時間，鄂豫皖的紅四方麵軍已經西入川、陝，根據地裏留下的紅軍隻有幾千人，戰事已趨緩和。他對剿共戰事原本厭惡，現在無仗可打了，真是求之不得，正想趁此機會訓練部隊，不料讓東北軍西進的命令又下達了。原來，1934年10月，中央紅軍突圍，進行舉世聞名的二萬五千裏長征。他們曆盡千辛萬苦，向西北進軍。當時，蔣介石為阻止紅軍打通國際交通線，取得蘇聯幫助，曾以重兵圍堵，未能奏效。主力紅軍到達陝北，與徐海東、程子華、劉誌丹等領導的紅十五軍團勝利會師，並決定把陝北作為領導中國路程的大本營。蔣介石哪能不急，遂令張學良組織“剿共”總部於西安，擔負維持陝甘寧地區防務和“剿共”任務。
這副擔子不輕鬆。如果說初開始對此他還感受不深，甚至有點麻痹輕敵之意，但經過幾次戰鬥，他就覺得問題不是那麽簡單了。使他覺得有壓力、並開始有些觀望不前的，倒還不是集重任於一身，而在於這個沒完沒了的“剿共”。說實在的，讓他抗日或維持治安，並擔負一定的防務，他沒說的，一定聞風而動。可定要打紅軍，他就有點猶豫了。尤其使他不安的是，這一新的任命公布後，下麵還有不少議論。有人甚至說，這次派東北軍入陝進剿紅軍固然是一個目的，但借機削弱甚至消滅東北軍和十七路軍等雜牌部隊，也是一個重要原因。這隻要看一看蔣介石過去在排斥異己，如何將非嫡係的如孫連仲、公秉藩、張英、張印相和王家烈等人的部隊，不聲不響地一個個搞掉的情況，對此就不會有什麽疑問了。
但在那時，若認為有了這些想法，他就會公然抗命，拒絕入陝，那當然也是不現實的。對赴陝“剿共”他沒有提出異議，還有另一種考慮，這就是他天真地認為，陝北紅軍人數少，武器裝備差，打也不難;從另方麵看，陝西離東北近，一個新的抗日基地，一個打回老家去的鞏固後防，卻可很快建立起來，這不也是一樁好事嗎?
然而，這一回張學良又過於樂觀了。由於東北軍長途跋涉，在陝西人地生疏，與群眾關係也很淡漠，不打鬼子，卻跑到陝西打紅軍，老百姓不喜歡，因而消息不靈，滿眼漆黑，處處被動。而紅軍呢，人數雖少，卻與群眾關係密切，所施政令又深得民心，所以處處受到歡迎;他們消息靈通，如魚得水，處處光明。以致盡管東北軍不論在兵力或裝備上都優於紅軍，卻屢戰屢敗，一籌莫展。1935年9月，在陝北甘泉的勞山一戰，東北軍一一○師被紅軍殲滅，師長何立中被打死。10月，東北軍一○七師又在甘泉的榆林橋與紅軍交戰，該師一個團被消滅，團長高福源被俘。這兩仗，使張學良大為震驚，他那時是懷著不安和苦惱的情緒離開西安去南京參加國民黨的“五全大會”的。臨走前，他曾囑咐部下，不要輕舉妄動，不能再前進。可是他到南京不久，就得到紅軍在長征到達陝北後的直羅鎮戰役中東北軍一○九師又被全殲、並活捉師長牛元峰的消息。
接二連三的慘敗，使張學良大為震怒，也甚不安。那時，他和楊虎城都正在南京參加國民黨“五大”，看到張學良心情不好，楊虎城勸他不要過於傷感，出路總是會有的。張頗感動，他們的關係也更密切了。
不過，對於董英斌(東北軍軍長)部牛元峰師的被殲，張學良仍然感到憤懣：“前已有令在開會期間不許行動，因何違令?急欲飛返查辦此事，乃匆匆告知我(即此段回憶錄的作者，時任東北軍騎兵軍軍長何柱國)隨行，並未詢問氣象狀態，即自南京起飛，一路在雲霧之中，盲目飛行，飛機又無定向設備，按時間與距離計算約達河南平原之時乃猛降低飛，才找到平漢鐵路。飛機離地不過二百公尺，沿平漢路北飛找到黃河，再沿黃河西飛，過孟津以後，河曲山高，雲重穀狹，不能辨別前景，危險萬分，最後才找到洛陽降落。是日大雨不止，翌日改乘火車返陝。查得牛師失敗原因，乃董軍因缺糧而請示總部今後行動方針，總部的指示僅說明該軍遲早是要東進的。董軍長誤解電意，又因鄜州(今富縣)糧食較豐，遂貿然令牛師東進。張將軍對參謀長晏道剛、軍長董英斌大加斥責。”⑤
嚴厲地訓斥部下也好，怨天尤人、冥思苦想地尋求對策也好，這在那時實際是不可能收到什麽顯著效果的。嚴峻的現實促使張學良不得不考慮：今後怎麽辦?東北軍向何處去?
鑒於東北軍的失敗和極為不利的處境，人們也許會說，東北軍不是很有名氣的軍隊嗎?為什麽變成了這個樣子?也許被紅軍消滅的剛好是原本就很差勁的軍隊吧，不然為何如此不堪一擊?實際不然，這全是東北軍中比較精銳的部隊。問題很明顯，這主要還不是軍隊戰鬥力強不強的問題，而是打得對不對的問題。說起來左一個“安內”，右一個“安內”，似乎振振有詞，實際是人民反對，師出無名，哪能不敗?也正因為經受了這些嚴重的挫折，才使張學良終於認識到，與紅軍作戰不僅很難取勝，也是沒有出路的，如果象這樣不停地“剿”下去，紅軍消滅不了，而東北軍的這點老本反而會被折騰光的，還談何抗日，談何收複東北呢?使他尤為氣憤的是，他的這些損失，南京“中央”不僅不予補充，反而削減了一一○師番號，減發東北軍軍餉，實得軍餉隻有國民黨中央軍的七成。而他關於要求南京國民黨政府撫恤兩位陣亡師長家屬每家十萬元的提議，也遭拒絕。他們公然冷落他，給他穿小鞋，甚至連一句撫慰的話也沒有。所有這一切，不能不使張學良感到屈辱和憤怒。從另方麵看，紅軍與東北軍的關係也漸漸發生了變化，特別是許多被釋放回來的官兵，成為紅軍和統一戰線政策的義務宣傳者。許多過去關於共產黨和紅軍的謠言，也都不攻自破了。原來的仇視和疑懼心理逐漸消失，一種欽佩和懊悔之情卻油然而生，以致常常出現兩軍對壘，將不打，兵不戰的和平共處的景象。張學良正是在這樣的情況下，懷著訪問老朋友、探索新道路的心情，利用到南京開會之機，於會後匆匆趕到上海，對杜重遠作了拜訪、作了長談的。
杜重遠是吉林人，早年留學日本，回國後在沈陽從事陶瓷業機械化方麵的工作，曾任沈陽市商務會副會長，是東北工商界知名人物，也是一位精明幹練的實業家。“九·一八”事變後，他南下到了上海，當了進步刊物《新生周刊》的主編。他思想進步，主張抗日，是個愛國主義者，也是民主主義者。他那時，工作原本是順利的，後因該刊發表了一篇題為《閑話皇帝》的文章，竟被打了悶棍，刊物被封，人也被關到監獄裏去了。
杜先生真的犯了什麽法或做錯了什麽事嗎?實際並沒有，那他為什麽竟被判了刑呢?原來，在他編的刊物上登載的《閑話皇帝》犯了忌。其實，那文章是明明白白，並沒有要去攻擊誰的，它隻不過提到天皇是個生物學家(事實如此)，按照憲法，天皇無實權，所以閑得很，常以搜集動植物標本，作為日常工作等，這無一字歪曲，也無一字不敬，是講的實際情況。可日本人卻不高興了，通過他們在上海的日文報紙，大加筆伐，硬說是“侮辱天皇”，並由日本政府向國民黨當局提出了嚴重抗議。國府對日本一向遷就，看到抗議，就害怕了，竟由上海地方法院對杜重遠提出公訴，判了他一年零兩個月的徒刑。當時，他正在上海某監獄服刑。不過，由於引起了輿論界的強烈反對，全國各地都聲援杜重遠先生，當局雖然不肯改變他們的決定，但對杜先生的看管不得不有所放鬆。他於是被轉移到一所療養院治病，通訊、會客，一般是不限製的。在友人的幫助下，他也正好利用這個機會，閱讀了許多馬列主義書籍，更進一步提高了認識。也就正是在這一年的10月間，他和高崇民曾聯名給張學良寫信，勸他聯共抗日，勿再遲疑。
張學良與杜重遠是老相識，早在杜重遠在沈陽開設新式肇新窯業公司時，他們就認識了。張學良對他一向敬重，引為知己。相見之後，二人就聯合戰線與抗日救國等問題進行了推心置腹的交談。杜對張分析形勢，著重介紹了中央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提出西北大聯合的建議。他強調指出：東北軍是能打硬仗的有作戰經驗的部隊，士氣也高，應在抗日戰場上發揮作用;日寇雖猖狂，並不可畏，真正可畏的是一個民族喪失氣節;隻有萬眾一心，堅決抗擊日寇的侵略，中國才有光明的前途，東北軍才有前途，他個人也可以有榮譽，而且，也必定是深得民心的;反之，若是隻知“剿共”而不抗日，也即是人們常說的兄弟隻知鬩牆而不知外禦其侮，那才真正是很危險的，不僅談不上什麽光明的前途，還有滅亡的可能，這是毀滅之路，是萬萬走不得的。杜重遠的話，使張學良很受啟發，使他進一步看清了東北軍前進的方向。有人說，“杜重遠是最初使張學良與東北軍轉變的幕後策劃者”，這不是沒有道理的。
與此同時，他也會見了從蘇聯回國的原東北義勇軍將領李杜，他們也是老相識，張學良就與紅軍聯合抗日問題，請他從中聯絡，給予協助，他欣然應允，以後確也做了不少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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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張學良：《西安事變懺悔錄》，是1960年在台灣發表的。就西安事變來說，張學良是有大功於國家和人民的，根本不需要、不應該、也不存在什麽要“懺悔”的問題。此文是在不正常的情況下發表的，引文僅供參考(此係援引張魁堂有關文章注釋)。
② 許滌新：《百年心聲》，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79年3月出版。
③ 據一位同誌的回憶資料編寫的，原文散失，出處不詳。
④⑤ 何柱國：《西安事變前後的張學良》，見《西安事變親曆記》，中國文史出版社1986年12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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