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學良傳--楊常事件

Jan04

在東北政權中名噪一時的楊宇霆、常蔭槐,究竟是兩個怎樣的人?楊常事件究竟是怎樣發生的?它的實質和真實情況究竟是怎樣的?這還得先作點曆史的回顧。

楊宇霆,宇鄰葛(自比諸葛亮之意),1885年8月29日生於遼寧省法庫縣城東十五裏的蛇山溝村。他早年曾赴日本學習軍事,歸國後正值趙爾巽督奉,他被調進奉天軍械局,負責軍械廠的安全工作,以軍紀嚴明、治廠有方而著稱,很快升任軍械局局長。不久,又當了奉係軍閥張作霖的參謀、總參議,並兼任兵工廠督辦,權傾朝野,成為張作霖手下的紅人。

隨著地位的不斷上升,他的權欲和野心日益膨脹,持才傲物,不可一世。尤其張作霖皇姑屯遇難,楊認為張學良壓不住陣腳,大有東北第一把交椅舍我其誰之概,野心更加發展。但不料事與願違,大家還是推戴張學良主政東北,楊宇霆的美夢破滅了。當時張學良任命他為東北保安委員會委員,他拒絕了;讓他當黑龍江省軍務督辦,他也不幹。張學良看他顯然有情緒,就勸他權且出國考察(其實,真若如是,那還不失為明智之舉,但他偏不離開東北半步,偏要逞強,終於走上了絕路),他也加以拒絕。而他對張學良的態度則更驕橫了,談話“一如訓飭子弟”。“有一次某處長求見張學良不得,找到楊宇霆,楊怒道:‘漢卿已承先業,還是這樣懶怠,這怎麽得了,我去告誡告誡他。’說著便帶領那位處長來到張學良住宅問衛兵:‘司令起床了嗎?’衛兵答:‘未起床。’楊竟直奔張學良臥室,敲著門喊:“我是楊鄰葛,快起來,有公事需要處理。’張學良聞聲,急忙披衣請楊入座,楊竟以長者的口吻教訓張學良道:‘各位廳處長有公事待決,等你數日不見,這怎麽成。老帥在時,可不是這樣。’楊的這種做法,使張學良實在難以忍受。為此,有一次張學良生氣地對楊宇霆說:‘我幹不了,還是你來幹吧。’楊聽後,不以為然,反而很傲慢地回答說:‘甭提這個,你身體不好,有事我替你張羅張羅,出出主意,就比什麽都強了。’楊宇霆的心目中根本沒有張學良。”①

常蔭槐的情況又怎麽樣?很遺憾,與楊宇霆比實在也好不了多少。此人係吉林人。1888年生,曾任京奉鐵路局長、黑龍江省省長。他也是以重臣元老自居,藐視張學良,自以為了不起。他常在私下裏流露對少帥的不滿,動不動就是:“小六子少不更世,懂得什麽!”他把他主管的鐵路當作自己的私有財產,對於張學良的命令,他是有選擇地聽,或者說,對他有利的,他就聽,對他不利的,他就抗拒,還振振有詞地說:“這是我的事情,這些車輛歸我管,他(指張學良)管不了我。”

是的,同楊宇霆一樣,常蔭槐也有他的“過五關,斬六將”。此人年富力強,有魄力,對東北的交通建設,曾作出過一定的貢獻,這也不可否定。但他“治事霸道”,冷酷無情,甚至濫殺無辜,卻是犯了眾怒的。據說,“一九二三年,奉軍第四混成旅一個團,駐紮在中東路沿線的博克圖車站,因為團長管兵過苛,激起公憤,士兵起來把這個團長殺了,全團嘩變。張作霖聞訊即派常蔭槐會同吳俊陞去查辦。常蔭槐到出事地點,把一部分叛變逃出的官兵騙回,派兵包圍,當場殺死百餘人,真是殘酷已極,連吳俊陞對這種作法都不滿意。吳認為應該分別首從,不應該濫殺。”②另方麵,也要看到,常蔭槐因為當過司法處長,執法甚嚴,積怨較多,也是他喪命的一個重要原因。傳說,“有一次張作霖的嶽母王太太的管事人,身穿上校軍裝。坐火車不買票,被常蔭槐查出,當場把軍衣扒去,痛打一頓。就是現役團營長以下的軍官,如有不買票坐火車的,他發現了都攆下去。高紀毅當團長時,有一次沒買票乘車,也被常蔭槐從車上扯下來。常蔭槐因為執法無情,無論在老派或新派人物中,同許多人結下仇怨。張作霖活著的時候,老將庇護他;一旦老將死了,他就成了眾矢之的,難免災禍臨頭。”③

但也不可否認,這也還隻是問題的一個方麵,使他致死的更主要的原因還在於他是楊宇霆的心腹,極力主張擁楊上台,如常自建山林警備隊,楊就由他所掌管的兵工廠給他運送軍械,並還向捷克訂購了三萬支步槍,張學良找楊查問,楊才承認確有此事,“張詢以何用?楊曰‘裝備山林警備隊。’張質問:‘咱們兵工廠不是有得是步槍嗎?’楊宇霆有恃無恐地回答:‘沒有人家的好啊!’”④使張尤為驚訝的是,這樣重大的事,他們竟瞞著他,既不請示,也不報告,這不明明是要搞獨立王國嗎?張學良怎麽能容忍他們這樣無法無天呢!

以上所說,如果可以看作是楊、常被殺的遠因,那麽他們聯日親日,反對張學良關於東北易幟的大政方針,則就是他們致死的近因了。

那時,由於張作霖被炸身亡,東北政局不穩,東三省領導集團內部有矛盾,不團結,這固然是一個不安定的因素;但更主要的危險,則來自日本人,當時日本人借口維持滿洲治安,電請政府速派重兵來奉,企圖借機霸占東北,並在一些地區挖掘戰壕,大有劍拔弩張之勢。因而東北怎麽辦?東北向何處去?東北究竟要不要易幟?就成為一個十分尖銳的問題。張學良是主張易幟的,因為他很清楚,他要擺脫日本人控製東北的處境,非實行易幟不可。可是阻力也不小,在父親的一些舊臣宿將中,象楊宇霆這樣公開反對的,確也為數不少。不過,鬧得最凶的還是楊宇霆。在張學良宣布易幟的盛典上,張學良與同僚一起同參加會議的代表和貴賓合影,楊宇霆卻不給張學良一點麵子,拒不參加照像,竟公然挾著皮包憤憤而去。在場的記者搶拍了這個鏡頭,有的還將它攝入新聞記錄電影片中,使張學良頗為難堪。

易幟典禮是1928年12月29日舉行的,一個星期以後,即1929年1月5日,又發生了楊宇霆為其父大辦壽辰之事。事前,曾有同鄉好友勸他慎重,最好回老家法庫去辦,這確實是真正從關心他出發的一個好建議,可是楊竟忠言逆耳,不但執意定要大辦,而且決定不離開奉天。以致此事猶如火上加油,更加激化了他與張學良的矛盾。

這也不奇怪,請看,那祝壽場麵是何等氣派:

辦壽那天,楊宇霆在小河沿附近青雲寺胡同私邸,彩棚高聳,燈火輝煌;百戲雜陳,鑼鼓喧天;精饌佳肴,水陸鹹備;高朋滿座,門庭若市。曾任五省聯軍總司令的孫傳芳,擔任總招待;曾任國務院總理的潘複,親自去大連迎接程硯秋到楊府演戲,宴饗賓客三晝夜,極一時之盛也。東北各省軍政長官,車水馬龍,到楊府祝賀,並致重禮以取楊氏之歡心。

已就任東北邊防公署長官的張學良也親往祝壽,隻見東北高級文武大員正在圍桌賭錢,楊的副官喊:“總司令到!”那些圍桌賭錢的文武大員,隻有少數人起立,多數人半起半坐,有的略一欠身。可是,楊的副官一喊“督辦下來啦!”圍桌賭錢的官員,不約而同的肅然起立,直到楊與各位來客一一周旋後,他們才就座。

張學良親臨目睹這種咄咄逼人的場麵,實在難以忍受。⑤

據說,那天在楊府張學良沒停多久便辭出。少帥的不悅,是個信號,照說楊、常該有所收斂了,可是他們仍執迷不悟。“日本駐奉天總領事林久治郎,製造流言,撥弄是非,離間張學良與楊宇霆的關係,以達到破壞易幟目的。說什麽東北局勢恰似日本幕府時代,豐臣秀吉死後,豐臣秀賴子承父業;而大臣德川家康奪取了政權,結果豐臣秀賴自殺,豐臣家族滅亡。把張學良比作豐臣秀賴,把楊宇霆比作德川家康。”⑥如果楊宇霆沒有野心,對這種惡毒的離間他會大為反感,甚至公開反駁的,可是他不但心安理得,還一唱一和,在一次記者招待會上,他居然也附和說:“今天東北實際情況和日本德川幕府統治時代很相同。”德川幕府統治是日本明治維新前的封建統治時期,是日本封建統治末期的一種頑固勢力,它在農民起義的打擊下,已經搖搖欲墜,加之一些下層武土和一批宮廷貴族紛紛叛離,並與資產階級結成倒幕聯盟,所以幕府統治很快就被推翻了。如此兩相對比,豈不是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嗎?這怎能不使張學良氣衝鬥牛呢!而恰巧在這時,又發生了楊、常二人支持日本關於東北五路新要求的事,更把他們之間的矛盾推向了高峰。

原來,東北易幟後,日本人並不甘心自己的失敗,仍然企圖瓦解東北政權,並認為在東北沒有再比楊宇霆更合適的人選了,而要讓楊上台,又非打倒張學良不可,所以,那一陣子日本人和楊宇霆的接觸也更加頻繁了。

1929年年初,根據日本政府的指示,滿鐵總裁山本條太郎派町野武馬麵見張學良,就所謂履行鐵路合同問題進行試探,空手而歸。他於是又找楊宇霆交涉據說是張作霖生前答應借款由日本承建的“滿蒙五路”問題,用威脅的口吻問楊,這五條鐵路究竟還建不建?楊竟滿口答應,作了肯定的答複,町野怕他的話難以兌現,對楊說:“請您好好給張學良說說。”並加問一句:“你這樣說沒關係嗎?”楊答:“沒關係,一定要建議。”⑦町野得到楊的支持,後來還曾找過張學良,也都被頂了回去。張學良以“滿蒙五路”問題已移交南京政府交通部管理相推辭,拒絕進行談判。町野這才又“退訪楊宇霆”,欲將當年經楊手商訂的密約“擬一公布辦法”,造成既成事實,以迫使張學良承認。

說來也是楊、常利令智昏,或者說是他們自己弄巧成拙,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東北五路”這個日本人的政治訛詐早已使張學良怒不可遏了,他們偏偏在這時又節外生枝,提出一個涉及外交和東北政局穩定的新問題,即“要求成立東北鐵路督辦公署,以常蔭槐為督辦,其理由是,中東鐵路為中蘇合辦鐵路,一向不接受東北交通委員會的指揮;如果成立了東北鐵路督辦公署,就可以將它納入管轄之內。張學良當即表示,目前東北甫經安定,涉及外交大事應該慎重考慮,不能草率從事,此事必須從長計議。”⑧

很明顯,對於楊、常的這個提議,張學良是不讚成的,所說慎重考慮等,不過是推托之詞,楊、常若稍有自知之明,應該就此止步了。可是他們竟堅持己見,繼續糾纏,掏出事先就已寫好的便條,硬要張學良當場拍板,即行簽字。張學良被逼無奈,心中冒火,幾次想拒絕,可又覺得多有不便,看看天色向晚,才說晚飯時間已到,容飯後再作決定,並留二人在帥府用飯。楊、常躊躇滿誌,認為隻要他們開了口,這點麵子,少帥還是會給的,沒想到他先麵有難色,現又推到晚上,看來事情並不那麽簡單,說不定還得跟這個後輩小子較量一番,他才肯就範哩。也好,晚飯後定就晚飯後定吧。不過,在帥府與他共進晚餐就不必了,因為來時都沒跟家裏人說,家裏會等他們回去吃飯的,所以對少帥的挽留都謝絕了,決定先回家吃飯,晚上再來。

也就是在這天晚上,即1929年1月10日夜,當楊、常各自回家吃過晚飯,再次在大批警衛人員護衛下,重又來到大帥府不久,這座一向幽靜的宅院的一間客廳內,突然傳出幾聲低沉、急促、同時也是異常清晰的槍聲,聳人聽聞的槍斃楊、常的事件發生了!

對於五十多年前的這樁曆史公案的發生及其社會背景,我們在前麵已有不少論述,想讀者對此不會覺得多麽突然,可是對於它的真相,特別是楊、常被殺的症結和槍斃楊、常的經過,卻曆來眾說紛紜,國內外有些學者專家甚至認為這件事的真實情形,一直到今天仍然還是個謎。

持此觀點的,多係海外學者,他們由於種種原因,特別是客觀條件的限製,有這看法是不奇怪的。然而,就國內大多數學者而言,則並不認為是個多麽難以捉摸的問題。大量資料說明,楊常事件的前因後果及其被槍斃的經過,可以說是事實清楚,證據確鑿,既不是內中還有什麽秘而不宣的隱私,也不存在什麽人為的掩飾或封鎖。可是,事發後何以議論紛紛、甚至至今有人仍認為它是一個難猜的謎呢?這顯然與事發的突然性和當時的一些猜測和傳聞有關。此事發生後,奉天和外地的一些報紙圍繞楊、常之死都有一些報道,還發表了東北當局有關此案的文電、談話和信函。這一方麵使人們了解了楊、常二人的劣跡和張學良在這場生死攸關的鬥爭中的果斷和進步的思想傾向,一方麵也因為某些報紙的渲染和臆斷,使人們不辨真偽,甚至誤認為是一種謀殺,因而對案情的認識仿佛又墮入五裏霧中。如北京《新晨報》在當時的一則新聞報道中就這樣寫道:

昨(十一日)下午一時本社得某方確息,謂楊宇霆、常蔭槐、翁之麟(翁未參與其事,更未被捕,這裏係誤傳——筆者)三人,前(十日)晚十時奉張學良召至總司令部談話,比至,即被監視,失卻自由,同時派兵將兵工廠包圍,將願有衛隊一律繳械,並包圍楊等住宅,大舉搜索。楊宇霆常萌槐昨(十一)日晨已經執行槍決,槍彈貫入楊之頭部,腦漿迸裂,慘不忍睹,屍體已交家屬領去。下午三時半,張學良當派外交部秘書王家楨赴日使領館晤林總領事,聲明發現彼等重大陰謀,故斷然處置,與對日問題無關。下午五時,已通電向各方麵報告。⑨

這則消息的特點是快,它所報道的也都有一定的根據,但因為作者未作認真調查,是匆忙發出的,所以難免語焉不詳,甚至含有一些猜度的成分,所以這則新聞,不看也罷,看了也許會更增疑竇,甚至大為驚訝呢!

實際,這是公開的秘密,就是張學良也沒有捂著蓋著。他發通電,見記者,尤其那向國府和全國各地發出的通電,更是直言不諱地曆數楊常種種不軌之圖謀,電雲:

銜略……

統一告成,建設開始,凡我同誌正宜和舟共濟,協力圖功,學良受事以來,對於先人舊有僚佐,無不推心置腹,虛衷延納,其中尤以東三省兵工廠督辦楊宇霆、黑龍江省長常蔭槐二人共事最久,倚畀尤殷。乃楊常朋比,操縱把持,致使一切政務受其牽製,各事無從進行。臚其罪狀,厥有數端。溯自民國十三年後,屢次戰禍均由彼二人慫恿播弄而成。跡其陰謀私計,世或未知,自我先大帥佳電息爭,倡導和平,信使往來,南北協洽,獨彼二人遲回觀望,陰事阻撓。近如,灤東五縣不肯交還其阻撓者一;平奉車輛學良已商允交還,惟彼二人從中作梗不放行,坐使中外人士鹹受苦痛,而車輛廢置破壞,公私損失,何可紀極,其阻撓者二;灤東撤兵,順應世局,正協人心,而楊常堅持異議,其阻撓者三。以上三端,學良曾再三婉商之,借友勸導之,用命令申斥之,而彼二人概置不理,使中外人士對我方不懷好感。觀遠因則釀成戰禍之罪魁,觀近因則破壞和平之禍首;論其罪狀,不獨害我東省,災害我中華。學良夙夜警惕,私冀奠我三省於磐石之安,勿令再有軍事行動,謀工商之發達,謀中外居民之幸福,使吾鄉父老子弟安居樂業,耿耿之誠,可質天日。乃彼二人包藏禍心,事事陰謀破壞,處處竭力把持,以兵工廠及交通事業為個人私利之淵藪,把持收入,不解省庫,且向省府逼索巨款。其動用款項可有案稽者,已達現洋二萬萬餘元,既無長官批示,亦無部處核銷,一手遮天,多入私囊。任用多其親屬,政府歸其操縱,出門者,每予袒庇,非其私黨,加以摧殘。

前如王永江被換,郭鬆齡之激變,果誰為之!近如金融之擾亂,戰爭之延長又誰致之!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吾東省人皆知之,而世人或未盡知也。學良忝膺疆寄,畀以重任,待以腹心,誠欲化彼貪頑,共循規道。同人等念其多年共事,曲予包容,不謂彼輩奸險性成,日甚一日,近更暗結黨徒,圖危國家,念及此,曷勝隱痛,學良與同人再四籌商,僉謂非去此二人,東省大局非徒無建設之望,且將有變亂之萌。大義滅親,何況交友,毒蛇螯手,壯夫斷腕,學良等不敢違棄公誼,徒顧私情,當於真(11)日召集會議,並邀彼二人列席,當眾按狀考問,皆已俯首服罪,詢謀僉同,即時宣布罪狀,按法執行,國家自有定律,非同人等所能輕重,所冀海內明達。

調查內情,乃明真象,特電奉聞。

張學良、張作相、萬福麟、張景惠、瞿文選、劉尚清、劉哲、莫德惠、王樹翰、沈鴻烈、湯玉麟、袁金鎧、真(11)印。

中華民國十八年一月十一日的⑩

另據報道,楊、常伏法後,社會上謠言頗多,人心浮動,張學良鑒於事關人心安危,國際信用,曾舉行記者招待會,談話要點如下:(一)處決楊、常時確經過相當之法律手續,鄙人萬不能作出不合法的事。(二)外間有謂出於黨派關係者,目下楊黨人人自危,此亦為揣度之言。若論楊黨,我張學良為天字第一號的楊黨,無論那個楊黨也沒有我與鄰葛的關係深,處置楊黨,應當先處置我。此舉決無黨派關係,完全因為罪跡昭然,不能以私害公。(三)餘與楊、常相交至厚,公事既然辦了,私情依然得盡,楊、常侵吞公款,決由餘私人填補,其家屬及財產仍子依法保護,與楊、常有關之人,絕不株連。

與此同時,為盡私人感情,張學良除注意優恤楊常家屬,派人為楊、常辦理喪事外,還特致函楊夫人,以示慰問、關切之意,信曰:

楊大嫂鑒:

弟同鄰葛相交之厚如同手足,但為國家計,弟受人民之囑托,國家之寄任,不能顧及私情。唐太宗英明之才,古今稱頌,建成、元吉之事,又有何策呼?弟受任半載以來,費盡苦心,百方勸導,倩人轉述,欲其稍加收斂,勿過跋扈,公事或私人營業,不必一人包辦壟斷。

不期驕亂性成,日甚一日,毫無悔改之心。如再發生郭(鬆齡)王(永江)之變,或使東三省再起戰禍,弟何以對國家、對人民乎?然論及私交,言之痛心,至於淚下。

弟昨令兩日,食未入口,寢未安寐,中心痛耳!關於家中後事,請大嫂放心,弟必盡私情。父母子女,皆如弟有,弟必盡力撫養教育,望大嫂安心治理家務,成其後事為盼。弟之出此書,非欲見諒於嫂,弟之為人,向來公私分明,自問俯仰無愧,可質天日。此書乃盡私交,慰家中老幼,勿奔走流離,胡亂猜疑。已令潘桂庭、葆健之辦理後事,一切請同該二人相商可也。

小弟良手啟

如大元帥出此,弟必叩首求情。然弟身受重任,十目所視,十手所指,不能不顧及全局,為國家、為人民計也。望大嫂三思而宥之!又及。⑾

不久,楊、常發喪,有儒將風度,在古典文學和古詩詞方麵造詣頗深的張學良,還痛心地為楊宇霆和常蔭槐分別寫了挽聯。

《張學良挽楊宇霆聯》寫的是:

詎同西蜀偏安,總為幼常揮痛淚!

淒絕東山零雨,終憐管叔誤流言!⑿

《張學良挽常蔭槐聯》則是:

天地鑒餘心,同為流言悲蔡叔!

江山還漢室,敢因家事罪淮陰!⒀

由上可知,張學良為使楊、常“化彼貪頑,共循軌道”,曾耐心等待,做了不少工作,即使由於對方“奸險性成,日甚一日”,以致不得不“大義滅親”,而必須以非常手段來處置時,他也盡量撫慰家屬,不事株連,力求做到有理、有利、有節,可謂仁至義盡,這都是有目共睹的。但是,對於半個多世紀前的這樁曆史公案,對於楊、常二人被殺當時的真實情形,不少人仍有疑問,並仍有各種各樣的傳聞,甚至寫在公開出版發行的報紙和書籍裏,如司馬桑敦在他的《張學良評傳》中就引過端納等人的一些說法,事情與通常所說的似乎完全兩樣。據這本在美國出版的題為“端納”的傳記談:

張學良告訴端納說,有幾位老帥的舊屬事前密告他,楊、常計劃在1月12日發動兵變,要張學良有所戒備,並建議他勿寧先下手為強。張學良最初不大相信這個情報。

1月8日晚,張學良曾召楊常到他的官邸,他要楊宇霆提出一份關於兵工廠的開支報告,也要常蔭槐提出關於鐵路交通的年終報告。楊常二人均允在第二天把這報告拿來。

張學良在這時候,為了是否處決楊、常二人曾費了一番思索。他曾取決於命運。他用一塊銀元打賭。他向空拋出銀元,心中禱告:銀元落在正麵扣起他們,若落在背麵便立即處決他們。豈知,銀元竟兩次都是背麵著地。他的夫人在旁說,也許這塊銀元背麵較重,於是,他改變了禱告:正麵處決他們,背麵扣押他們,不料,這次竟三回都是正麵。於是,他下了最後的決心。

10日晚,張學良再召楊常到官邸。他向二人追問到收支報告和年終報告,但,楊常二人非特拒交出報告,而且兩人的回答態度,毋寧加速了張學良的殺機。

楊宇霆冷冷的說:“兵工廠歸我管。”意思說,你問這個做什麽。而常蔭槐更對張學良冷笑說:“你年紀輕,管什麽鐵路交通事?”

張學良聞言立刻站了起來。他開門喊進他的幾名屬下,命令他們用手槍向楊常頭上開了槍。……

端納的這本1948年出版的傳記中談到的這些情況,與事實有出入,這是自不待言的。但也不能說全不可信,有些事看起來未免玄乎,甚至是不可思議的,然而卻是真實的。比如說張學良擲銀元的事吧,原先也半信半疑,實際卻是真有其事。劉潤援引他對吳靖女士(趙四小姐的嫂嫂)的訪問說:“吳靖女士告訴筆者:一九三七年春天,也是‘西安事變’後不久的日子,張學良出於義氣,陪送蔣介石回南京。不想蔣介石背信棄義,竟將張學良軟禁起來時,趙四小姐離開西安,住到上海張學良將軍的寓所。那時,吳靖女士和她的先生趙燕生(趙四小姐的胞哥)從北京來看趙四小姐。有一天,大家在花園中散步,趙四小姐對吳靖女士說:‘六嫂(趙燕生排行第六),少帥在處理楊宇霆、常蔭槐時,真是緊張,他一直舉棋不定,還是他投擲了三次銀幣,才下了決心的。’……”⒁

至於楊、常伏法經過,外間傳聞不少,在這以後的有關報刊和書籍裏,對此事也有記載,但說法不一。筆者認為武育文和張沛漢分別介紹的情況,是比較客觀的,因而擇其要者加以援引,供讀者參閱。

武育文文章在談到楊、常1月10日下午同去大帥府,為要求成立東北鐵路督辦公署逼張簽字,張以吃晚飯時間已到相推托,提出晚上再議,楊、常暫離帥府時這樣寫道:

楊、常走後,張學良立刻打電話召高紀毅進府,時間是下午五點半鍾。高進府被張學良召入內室,麵授機宜,張向高說:“楊宇霆、常萌槐二人欺我太甚,他們想盡辦法,阻撓全國統一,今天又來強迫我成立東北鐵路督辦公署,並要發表常萌槐為鐵路督辦,說是為的能夠管理中東鐵路。事關同蘇聯的外交問題,這事要辦也應該請示南京,從長計議。但他們要我立刻簽字發表,太不成話了。現在他們正在回去吃飯,少刻就會回來。我給你命令,立刻將他二人處死,你率領衛士去執行好了。”

高紀毅接受命令後,請示應在何處執行。張學良指示說,就在老虎廳內執行,並囑咐高說:“你可要小心,他們二人身邊都帶有手槍的。”高於是配備六名衛士,由高紀毅會同張學良的侍衛副官譚海率領;旋又命令總部衛隊統帶劉多芬擔任帥府內外警衛任務;王以哲擔任守備城防治安任務。⒂

對當時曆史不太熟悉的讀者,也許會覺得,張學良作為東北軍政首腦,要除掉象楊、常這樣的反對派,還不易如反掌,何需興師動眾?實際,楊、常狡猾,行蹤詭秘,並不是那麽好製服的。他們一般不隨便外出,如若出門,必暗帶武器,並有衛隊護送。所以,要能比較平靜和順利地將其處決,得先解決他們的衛隊,以掃清外圍。關於這方麵的情況,當年當過張學良將軍副官的張沛漢回憶說:

晚上九點(武育文文章說是七點左右,究竟是幾點鍾,尚需繼續核實——筆者)楊宇霆、常蔭槐如期赴約。

當時,帥府有個規矩,外邊的人進帥府,不論是誰,一律不準帶武器,不準帶兵。楊宇霆到哪都有一個警衛連跟著。但是,他的警衛無例外地被擋在帥府外麵,被安排在前院的帥府衛隊三連住地,因為這是慣例,所以,楊宇霆毫無覺察。他和常蔭槐進了帥府,張學良和高潔義(紀毅)陪他們倆打牌。

時值初冬,天氣很冷,少帥副官長譚海,事前吩咐鍋爐房,要燒好暖氣,燒得越熱越好。楊宇霆的警衛都穿著皮襖,腰紮武裝帶,全副武裝,安排他們休息的這個屋,暖氣熱得很,譚海副官長對他們說:“屋裏熱,大家都把皮帶打開吧,今天楊總參議在這打牌要打到十一多鍾,大家在這裏喝點酒,吃點夜宵。”說著,就吩咐人將桌子擺好,緊接著酒菜就上來了。擺的很豐盛,這幫人一見酒菜就樂了,都毫無顧忌地喝起來了。由於屋裏太熱,又加上副官長有話,他們都解開了武裝帶,脫了皮襖,把武器放在一邊。這時,外麵早已布置停當,帥府衛隊把這所房子圍得風雨不透。機槍就架在窗戶台上,槍口對著酒桌,由於窗戶掛著窗簾,從裏向外看,黑洞洞的,什麽也看不見。可是從外向裏看,卻看得一清二楚。酒過三巡,菜過五味之後,譚海又進屋了,他滿滿地斟了一杯,然後,又給大家斟滿了酒。他舉著酒杯說:

“大家跟隨楊總參議很辛苦,今天大家多喝點,來,幹一杯。”這杯酒喝完,他站起身來,嚴肅地說:“請大家靜一靜,今天我有一句話,要跟大家說,中國有句古話,叫作識時務者為俊傑,我想你們能夠明白這句話的意思。”

他提高了嗓門說:“現在大家都站起來,把手舉起來,往外走,不準回頭,不準伸手,如果誰不守規矩就武力解決。”這時譚海副官長的身後已經站了一排人,個個橫眉冷對,端著槍對著這一連人,窗外的機槍都伸了進來,這些人一看,心裏也都明白了,有想抵抗的也來不及了。所以,都乖乖的舉起了雙手,一個接一個的往門外走。門口早有人守候在那裏,出來一個捆一個,然後被扔上汽車,整整捆了五卡車,都被送進第一監獄押了起來。

解決了這一連人之後,譚海把一個寫著“前院處理完畢”的小紙條,送給了張學良。裏麵打牌打到十一點左右,張學良對楊宇霆說:“總參議是不是有點渴呀?”楊說:“是有點渴,可我不愛喝水。”張學良說:“有西瓜呀!切個西瓜吧!”楊說:“好啊,拿來吧。”張學良起身出去。⒃

關於隨後對楊、常的處決,張、武二文的記述,也不一樣,張沛漢談的與有些文章的說法有類似之處,即都有吃西瓜或以“西瓜來了”、“殺西瓜吃”為號令的情節,看來這是有一定根據的。武育文文章沒有這個情節,不等於就沒有此事,因這裏也還有個對材料的取舍問題。另方麵,也要看到,武育文文章雖非作者親曆,但它是根據當事人、而且是高層次的比較權威的人士的回憶資料寫成的,具有準確、鮮明的特點,並富有戲劇性。文章說:

一切布置完畢,晚七時左右,楊宇霆、常蔭槐來到帥府,徑入老虎廳內就座。這時,高紀毅同譚海率六名衛士持槍進入老虎廳,立即對楊、常宣布:“奉長官命令,你們兩人阻撓國家統一,著將二位處死,即刻執行。”楊、常聞言,目瞪口呆,臉色蒼白,一句話也沒說出,當即由六名衛士分為兩組執行。楊、常二人分別被兩名衛士按住,一名衛士開槍,結束了他們的生命,血染老虎廳。

接著,張學良按照已定的步驟處理善後事宜,連夜以長途電話向南京報告處死楊、常的原因和經過。他還指示高紀毅以軍事法庭會審的形式公布楊、常的罪狀。張學良又召總部參謀長榮臻和機要處長劉鳴九進府處理善後問題,責成他們寫出說明楊、常伏法的兩個通電,一個是向南京發的,一個是對東北軍政界發的。高紀毅帶領他們徹夜工作,通宵達旦。翌晨未明,張學良召集張作相、翟文選、王樹翰、臧式毅、鄭謙、孫傳芳等東北保安委員會委員進府,說明楊、常事件經過。這些人聞言,驚愕萬狀,麵麵相覷,啞然無聲。張學良命令鄭謙草擬電報,正式報告南京,並布告東北各市縣,安定人心。鄭謙(總部秘書長)是楊宇霆的親信,他心驚膽戰,提筆沉吟,一個字也寫不出來。過了片刻,鄭將筆扔下,起身要走。高紀毅警告他說:“現在沒有我的命令,任何人都不能離開。”鄭隻得坐下,木然不動,仍未動筆。最後由劉鳴九執筆將電報稿擬好。這時開始將楊、常屍體從老虎廳用地毯包裹抬出,放到汽車上,送到南關風雨台薑公祠(楊宇霆為薑登選修的祠堂)裝棺,並通知他們的家屬和親友吊祭。槍殺楊、常的第二天,高紀毅跑到水簸箕胡同郭鬆齡家,給郭鬆齡的父親叩頭說:“我們給茂宸報仇了!”可見郭的部下是十分痛恨楊宇霆的。張學良又把劉統帶(即劉多荃)叫來,囑咐他說:“你趕快去慰問楊大嫂、常大嫂,各送慰問費一萬元。”張還指示部下,楊常被處死,不株連他人,“罪不及妻孥”。⒄讀了上述幾段文字,楊、常事件的概況,應該說比較清楚了。但對此事的看法卻不盡相同,對張學良這一異乎尋常的舉動認為可以理解和諒解的,說他做對了,清除了東北政權中的隱患,從此再無後顧之憂;對此有異議者,則深感遺憾,認為他做錯了,甚至認為這屬於軍閥遞嬗變遷中常有的現象,是一樁一時衝動的不該發生的殺人案。另外,圍繞楊、常的功過是非,也有論爭。如他們二人究竟是愛國者還是賣國者?究竟是才華出眾的有功之臣,還是專橫跋扈、暗結黨徒、圖謀不軌的罪人?究竟是張學良聰明自用、自毀長城,還是楊、常咎由自取、多行不義?

凡此種種,不一而足。

這裏,筆者不想作仲裁,也無意對此進行更多的考證,那是曆史學家的事。不過,有一點也是不可否認的,這便是張學良與楊、常的衝突決不是偶然的,這裏既有遠由,也有近因,既有曆史的恩怨,也有現實的矛盾,既是日益明顯的權利之爭,也是思想性格方麵的不可調和的衝突的表現,這也正象司馬桑敦所指出的:

……東北軍政大權的支配人,既然由老帥換了少帥,楊宇霆的存在條件事實上業已大大打了折扣。原因極簡單,楊宇霆能夠侍候好張作霖,未必能夠侍候好張學良。

老實說,張學良和他老子有相像的地方,也有不相像的地方。而楊宇霆的人物個性,正好是為張學良所最不喜歡的一種人物個性。

比如:楊宇霆是善解政治上的機會主義的一種人物。

一九一六年,楊宇霆和郭鬆齡一同奉命代表奉軍出席張勳在徐州召開的督軍團會議,當發現這個會議實為複辟鋪路時,郭鬆齡主張立即退出,而楊宇霆則不肯退出,結果,楊留而郭退。這裏看出郭的書生氣,而楊則就顯得在政治上不太計較是非了。楊宇霆顯然注重權變之術。在北京時,他反對奉軍退守關外,主張要和國民路程軍抵抗下去,並非他在政治思想上有所堅持,而是他相信奉軍在南北各方矛盾之間,能有縱橫運用的餘地,認為奉軍在關內仍有可為。這一點,張學良和他不同。張學良是從道理上,是非上,感到奉軍已不可為,而且尤其不願和國民黨分庭抗禮下去。

楊宇霆替張作霖經手辦理對日外交和鐵路交涉,在周旋於芳澤謙吉、山本條太郎、町野武馬詩人之間,楊的手法是無視小節,不惜欺詐,老帥張作霖似乎感到頗為得體;但張學良似乎不欣賞這一套。老帥死後,楊宇霆在向南京妥協上和對日聯係上,主張中有些軟硬互見、忽上忽下,其目的要在左右逢源,這是一種縱橫捭闔之策。但,在執意求定樹立權力基礎的張學良來說,這種搖擺式的主張,勿寧是一種絕大的困惑,等於要陷他於進退失據。這樣的楊宇霆,絕不會取得張學良的歡心。

楊宇霆又是一種上諂而下傲的人物。他侍候綠林出身的老帥,能甘於頤指氣使,低聲下氣。如處理北京高等法院院長涉嫌賄縱鮑羅廷妻的案子時,楊宇霆曾當眾高喊“大帥開恩了”等等,便了結一樁重案。但,一旦大權在握時,他又能排除異己,樹敵結怨,毫不容情。第一次直奉戰爭後,在整理奉軍時,他就大膽的樹立新派,把張景惠、張作相等老派人物都排擠在外;郭鬆齡叛張前後,他更利用老帥的信任地位,幾乎把奉軍中的講武堂派都踩在腳底下。所以,當張學良懷疑楊宇霆攜貳的時候,說楊壞話的,可能就有當年的老派人物。張學良告端納有老帥舊屬向他告密者,此中可能就是張景惠或張作相之流。據說,當張學良方在遲疑不定,不知如何對楊下手的時候,張作相便曾給他打氣說:你是英雄之後,應該有種!

至於郭鬆齡的舊部,更都恨楊宇霆入骨。楊宇霆被殺以後,相傳參與執行槍殺的高紀毅曾說:這是替郭茂辰(郭鬆齡字)報仇,我當然義不容辭!此中便看出楊宇霆在人情上的重要缺陷了。

京報曾評楊宇霆,抱有大誌,清晨即起,不溺聲色,這一點,楊宇霆和郭鬆齡有相像的地方。但,郭鬆齡講原則,有強烈的是非觀念,這就大不同於楊宇霆。而且,尤其重要的是,郭鬆齡的軍中地位是靠張學良而起,而楊宇霆是靠老帥張作霖而起。所以,郭鬆齡有條件成為張學良言聽計從的朋友,而且可以做之師,也可以做之友;楊宇霆則完全相反。楊宇霆縱然在張學良麵前不倚老賣老,唯因其在老帥麵前有過聲勢煊赫的前曆,他就自然而然的在少帥麵前,既不能做之師也不能做之友了。

張學良之於郭鬆齡,是他正在渴於是非,渴於知識,渴於愛情的時候,所以,郭鬆齡能成為他個人的和事業的夥伴,但,現在的張學良所需要的是權力,而楊宇霆正好是站在這方麵的一個重要障礙。⒅

這些從實際出發的分析評論,無疑是客觀的,頗有見地的。至於對這種作法不讚成、認為是一種殺伐,是其父“當年草莽天下時的餘風”(見《張學良評傳》)就未免言重了。是的,我們不文過飾非,或搞什麽“為親者諱”那一套,但也不過於苛求一個涉世不深、年僅二十七歲的青年;更何況從大的原則上看,應該說他的決斷沒有錯,是把大局、把國家民族利益擺在了首位的。有人說,這時他實際已由封建軍閥將領開始轉化為民族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了,這個問題的實質正在於此。論斷不是沒有道理的。

看到這一點和看不到或不承認這一點,是大不相同的。

從另方麵看,從皇姑屯事件的爆發到東北易幟、槍斃楊、常,這在東北來說,確是個多事之秋,張學良任重道遠,是不言而喻的。但也要看到,他並未退縮,也未壓垮,而是沉著冷靜,有主見,有魄力,特別是處理一些比較棘手的問題時,還真有點運籌帷幄,力挽狂瀾的大將風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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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③⑤⑥⑧⒂ 薛景平:《楊宇霆其人其事》,《沈陽文史資料》第十輯,1985年6月出版。

②⒄武育文:《楊常事件始末》,《沈陽文史資料》第十輯,1985年6月出版。

④ 荊有岩:《奉係軍閥“惑星”楊宇霆事》。

⑦ 河本大作:《我殺死了張作霖》,載《沈陽文史資料》第一輯,1981年6月出版。

⑨⑾⑿⒀ 1929年1月12日《新晨報》。

⑩ 《張學良將軍資料選》,遼寧人民出版社1986年11月出版。

⒁ 劉潤:《張學良真的擲過銀元嗎?》,載1985年1月20日《文匯報》。

⒃ 張沛漢口述,孫震、王維佐、鄭連方整理:《十年戎馬緊相隨》中部分章節,載《東南西北》1987年第2期,原題為:《目擊五十年前的兩樁公案》。

⒅ 司馬桑敦:《張學良評傳》,〔香港〕星輝圖書公司1986年7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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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11i發表於 2014年01月04日,歸檔到目錄現代名人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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