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學良傳---被春天遺忘的地方
1937年元旦剛過，浙江奉化溪口雪竇山中國旅行社經理錢君藏接到官方通知，說有人要來此住宿，命他停止對外營業。但何人來此，何時到達，卻秘而不宣，直到貴客臨門，他才知道，來者不是別人，原來是赫赫有名的少帥張學良!
大家都知道，溪口是蔣介石的家鄉，那裏群峰疊翠，風景優美。但當局將張學良遷來，純為此乃僻靜之地，便於監管，而決不是讓他來欣賞風景的。
張學良是1937年年初，由國民黨軍統局用飛機押解到溪口的。他先是住在武嶺學校，兩天後遷往雪竇山。張學良被幽禁的第一個年頭的大部分時間，就是在這個遠離南京、距離溪口鎮也有十餘公裏遠的深山裏度過的。
溪口是浙東著名的風景區，旅遊區。這裏山明水秀，景色宜人，有一篇題為《武嶺樂亭記》的文章，對此地的湖光山色作了極為形象的描繪，語曰：“武嶺突起於剡溪九曲之上，獨立於四明群峰之表，作中流之砥柱，為萬山所景仰……嶺之上，古木參天，危崖矗立。其下有溪，流水瀠洄，遊魚可數……隔溪之綠竹與嶺上之蒼鬆，倒影水心，澄澈皎潔，無異寫真。”
在溪口鎮的西北方，大約十公裏處，有一座海撥八百米的風光秀麗的高山，名叫雪竇山。它為什麽起了這麽一個頗富詩意的名字呢?原來此山有個千丈岩，飛瀑如雪，山鳴穀應，甚為壯觀，“拔地萬裏青嶂立，懸空千丈素流分，共看玉女機絲掛，映日還成五色文。”北宋的政治家、文學家王安石曾來此遊曆，並留下上述千古傳頌的詩篇，據說此山的得名就與千丈岩的形同龍騰虎躍的雪白的飛瀑有關。
雪竇山不僅峰巒疊翠，景色如畫，名勝古跡也很多。雪竇寺是浙東名刹，也是我國佛教禪宗十刹之一。它始建於唐代，這裏古樹參天，建築宏偉。在離此寺不遠的西側，即水基岩風景區，便是中國旅行社的所在地。它雖然並不是什麽富麗堂皇的大賓館，隻是一棟兩層樓房，內有一些客房和餐廳，但卻小巧玲瓏，造型美觀，猶如一朵盛開的鮮花，掩映在林木蔥鬱的雪竇山畔。無疑地，對於那些富裕並有閑情逸致來此旅遊觀光的人來說，這當然不失為一個目迷五色、令人心曠神怡的境地。但對時時有軍警特務嚴密監視的張學良來說，卻絲毫引不起觀賞的興趣，置身在這與外界隔絕的深山裏，不僅使他感覺愁苦，也更增添了他的孤寂感。尤其在他初到雪竇山的那些日子裏，那把樹枝吹得沙沙作響的寒風，那一聲聲哀怨愴涼的晨鍾暮鼓，都常常使他輾轉反側，夜不能寐。
但張學良是堅貞不屈的，他沒有被眼前的挫折壓垮，沒有一蹶不振，而是仍然想著他的十七萬東北軍，想著“三位一體”，想著西安;他仍然以大局為重，想著如何挽救國家、民族的危亡，想著抗戰。在論及此一問題時，張魁堂指出：
西北是張學良希望之所在，他本以為隻要“三位一體”存在，不僅事變可以和平解決，他也可以獲得自由(筆者按：根據當時的形勢，隻要西安“三位一體”很團結，用和平方法救張的可能性是存在的，這個認識並不錯)。後來由於東北軍少壯派殺了主和將領王以哲，破壞了“三位一體”的團結，使救張的力量受到嚴重削弱，救張希望終成泡影，這原是很清楚的史實。但有人說，王以哲被殺之後“蔣介石最大的憂慮是少壯派得勢把紅軍引入西安，因此決定立即釋放張學良……後因獲悉‘二二事件’已和平解決，於是蔣介石再次(據說第一次想放張是在軍法會審之前，蔣預計西安不會輕易放回十多位軍政大員和五十架戰鬥機，因此計劃……讓張回到西安，因西安爽快地交還了人質和飛機，所以該計劃被取消)取消了釋放張學良的計劃。”①
實際上，蔣介石早在西安事變和平解決的後期，就產生了要把張學良弄起來的想法，一離開西安就通過祝紹周、戴笠等人對囚張進行策劃;到南京之後，又對如何審張和“管束”張作了周密的部署，哪裏會有釋張的可能?這也正如白竟凡、魚汲勝在《對“蔣介石曾兩度打算釋放張學良”一文的考證》中所說的：“至於說，蔣介石因為西安方麵很爽快地釋放了人質和飛機，便取消釋張的計劃，這隻不過是一種推論。事實是張學良在西安機場時即囑楊虎城放了被扣的中央大員……楊虎城於27日給南京軍委會譯轉陳布雷電：‘有感電誦悉，辭修，慕尹等於本早分乘飛機，火車遄返矣，特複。’……楊虎城對大員問題的態度，蔣也知道，無論從楊的政治處境或軍事處境來看，除放大員外，楊別無選擇，因此蔣用不著以放張回西安去解決釋放大員的問題，所以釋張與放大員問題並無必然的聯係。”至於二度釋張是因少壯派鬧事，後來取消釋張，是因為“二二事件”已經解決一說，更難成立，這亦如白、魚文章所談的：“在輿論壓力下，1937年1月27日，蔣介石不得不在致顧祝同轉東北軍將領電中偽言：‘關於漢卿出處問題，一俟移防完畢，口(餘)可保證，必為負責請求，使漢卿出而效力國家，至於複權，更不成問題’……如協議順利實施，則對蔣介石繼續扣張發生輿論上的不利，因為蔣介石虛假答應釋張的條件就是東北軍移防，它是有電報文字為根據的，不好賴帳。蔣介石要堅持扣張，需要找到新的借口。恰在這時‘二二事件’發生了……蔣介石才得以‘孫銘九暴動’為借口而對釋張的虛假諾言拒不認帳了……由於‘二二事件’，東北軍老派不願執行甲案而執行乙案，東北軍東調，三位一體不複存在，所以營救張將軍的力量削弱了，蔣介石才無所顧忌地長期囚禁張學良。”②然而“二二事件”之後，“三位一體”體解，東北軍、十七路軍各自東西，隻能是依依惜別;加之蔣介石令其“讀書思過”，自由又暫時無望，張學良淒愴心情自是難免。……
盡管如此，張學良始終以國事為重，他讚揚楊虎城“苦心支持危局”，勉勵其“為國努力，不可抱奮事之想”。他呼籲西北方麵為國家犧牲無所吝惜，“凡利於國者，吾輩尚有何惜乎?!”他還讓何柱國捎信給東北軍各將領，要他們“服從中央命令，團結力量作抗日之準備，以遂初衷”。並讓何口頭轉告他們：“我為國家犧牲一切，交了一個朋友，希望各袍澤今後維持此一友誼。”張學良將軍身處逆境，在精神上承受巨大壓力之時，還時刻以國家、民族大義為重，不忘與中共的友誼，他的情操是十分高尚的。③
但我們也不能不看到，一個熱情、開朗、並且酷愛自由的人，一個馳騁疆場、英姿煥發的抗日愛國將領，如今竟然幽禁古刹，報國無門，這對他的打擊和在精神上所遭受的痛苦和折磨，確實是難以忍受的。要不是後來由於於鳳至找到了她的幹姊妹宋美齡，由她向蔣說情，好不容易來到丈夫身邊，使張學良的情緒稍有好轉，這最初的囹圄之苦，還真不知怎樣才能度過呢!對於將軍此時此刻的心態，對於張、於這對患難夫妻的獄中重逢，以及楊虎城代表前來探望的情景，《少帥夫人》一書曾作了擲地有聲、催人淚下的描繪。作者寫道：
春雨霏霏。整個雪竇山顯得岑寂而恬靜。
“我要出去。”張學良道：“在裏邊悶死我了，我要上山散步!”劉乙光(引者按：此係監管張將軍的特務隊長)卻站著不動：“副座，外邊下著雨呢!”
“怎麽，現在我連出門的權利也沒有了?”張學良激動地大聲說道。
“不，副座，現在我要帶你去看一個人!”
“誰!”
劉乙光皮笑肉不笑：“見了麵你就知道了!”張學良疑惑地穿好衣服，隨著劉乙光進了黑暗的走廊，劉乙光輕輕地推開一扇房門。立刻，張學良驚愕的目光盯住了裏麵床頭上的一個熟悉的女人背影。她穿著紫色棉旗袍，頭發有些蓬亂，渾身顯得風塵仆仆。
“大姐!”張學良突然大吼一聲，衝進門來。於鳳至猛然回過頭來，一見張學良蓬頭垢麵，一臉憔悴，一句話還未及出口，就“哇”地一聲哭了出來。一頭撲向張學良，伏在丈夫的胸脯上慟哭失聲。
“大姐。”張學良用臂彎托住於鳳至的頭，另一隻手撫摸著她那一聳一聳的肩頭，連聲歎息道：“我已經給你發了兩封信了，難道你沒收到?你既然看了我的信，為什麽還要到這鬼地方來?你來了，我的心反而更加難受。
怎麽也沒想到，今生你我能在這裏會麵!”
“漢卿。”於鳳至抬起頭來，她抹去了眼淚，克製住一腔悲憤，勸慰道：“看了你的信，我生了氣!難道我就不該來嗎?你仕途順遂之時，我可以遠離你，如今你受了難，我怎能讓你一個人在這深山老林裏受罪?”……④身穿長袍馬褂、頭戴禮帽、戴著一副琇琅眼鏡的李誌剛，是楊虎城的十七路軍駐南京的代表。他奉楊將軍的指示，特來看望張學良，因劉乙光一直在旁監視，李誌剛欲言又止，好半天不說話，張學良都忍耐不住了：
……張學良看出他的為難，用手點了一下劉乙光，對李誌剛說：“李先生，有話盡管說吧!我張漢卿既已到了這種地步，仍然光明磊落，我的一言一行，都不需要瞞著蔣先生!”
李誌剛見張學良已經挑明了，就不再理會劉乙光的盯視和竊聽，對張學良道：“副座，這次楊將軍派我來奉化，主要是請蔣委員長同意，讓您盡早回西安去。現在西安處於群龍無首的局麵，楊將軍很難過。他對我說過：
即使犧牲了他自己，也很難挽回由於您不能回來而造成的危局啊!”
張學良神情黯然，道：“楊將軍身體可好?”李誌剛道：“楊將軍想念你!他已經兩次給委員長寫信了，這次要我到奉化來親自見見委員長，要求放你回去。委員長總算見到了，他在杭州接見了我。可是……”
張學良見李誌剛麵有難色，問道：“委員長怎麽講?”
李誌剛……道：“委員長說，本來我就不讓他張漢卿隨我來南京的。是他自己偏要來，有什麽辦法?他既來了，那可就不由他做主了!”
張學良聽罷心中難過，歎息一聲，道：“我當初堅持要送他回來，主要是為他挽回麵子。根本沒考慮個人的安危。那時，我以為他是一定能讓我回來的。唉，看透一個人真不易啊!”
李誌剛淒然淚下……他切齒痛恨道：“楊將軍讓我轉告，即使您暫時不能回去，我們也要想盡辦法。楊將軍說：他相信委員長一定會遵守西安諾言的!”
“諾言?”張學良霍地站起來，朗聲大笑，聲震屋宇，大聲說道：“李先生，您怎麽也跟我當初一樣天真?蔣介石是決不會放我出去的。因為我一出去，就會增加他不喜歡的力量!請你轉告楊將軍：我張漢卿頂天立地，對自己所做過的任何事情，從不反悔!斡旋和營救的事情，不可再搞。抗日事大，個人安危何足掛齒?我的圇圄之災，在所難免!七尺男兒，為了抗日，捐軀何惜?我隻是日日夜夜思念東北故土啊!”
說到這裏，李誌剛也不免潸然淚下。張學良忽地轉過身來，對李誌剛道：“我想到了王以哲之死!我想起他和我在東北軍共事的那些往事。他也是先大帥交給我的東北軍精英，可惜可歎，他如今已經作古!”張學良淚光瑩瑩，說罷，他從衣袋裏取出一個布包來，鄭重地交給李誌剛道：“這一切都是我張漢卿的罪過!我對不起東北軍弟兄!更對不起王以哲將軍。這是我手頭僅有的兩根金條，請你代轉給王以哲的家屬。就說這是我張學良的一點心意。請求東北軍弟兄，不要內哄，要厚葬王以哲!”
李誌剛收好金條，由於劉乙光幾次打斷他們的談話，告之時間已過。張學良無可奈何，隻好作罷。李誌剛揮淚下山。……⑤
當然，由於於鳳至來到了雪竇山，後來這裏的氣氛有些變化，稍稍活躍一些，因為“這對孤寂苦悶的張將軍來說，是一個意外的喜訊，也是精神上極大的安慰。”於鳳至在這裏住了將近一個月，才又返回上海住處。後來趙四小姐也來到了雪竇山。不過，在那時，“監視張將軍的特務組織，對於於鳳至和趙綺霞從上海來是極不放心的，惟恐他們暗中帶來槍枝子彈等。當時表麵上假惺惺地派副官應漢民到寧波去接於、趙，而暗中卻又勾結寧波警察局在輪船碼頭進行詳細檢查，但一直並未發現於、趙帶有什麽‘違禁物品’。
“張將軍和趙綺霞生有一個兒子，當時六歲了。這年三月間從美國來看望他的父母。這個兒子一直是寄養在美國，所以連中國話都不會說，來到雪竇山，現學中國話，講起來非常別扭，如果他要吃蛋炒飯，說成是：‘我要吃飯炒蛋。’張氏夫婦很喜歡他，留他住了一個時候，仍然把他送回美國去。記得臨別時，張、趙眼看著自己親生的兒子又要離開了，誰知道什麽時候再團聚呢?他們夫婦對視著，什麽話也說不出來。趙綺霞忍不住流了淚，當年馳騁疆場的‘少帥’也不免動了兒女之情，眼眶都潤濕了。”⑥
又過了一段時間，張學良的三弟張學思也曾前來探視。當然，這在那時並不容易，那是因為“七七”抗戰爆發，社會輿論強烈要求釋放張學良，蔣介石為了緩和國人對他的責難，而不得不放出可以釋張的風聲。也正是在這種曆史背景下，張學思才破例得到蔣的批準上了雪竇山的。
但兄弟二人見麵之後，卻無法在一起談心，他很想找機會跟大哥說會話，可周圍有人監視，除了談吃、喝、玩、樂外，不能談別的。張學良有時也“悠閑地”帶著弟弟出去看看風光名勝，可是特務總是寸步不離。而張學良似乎並不在意，他談古論今，遊興頗濃，以致連張學思也不禁暗暗叫苦，甚至對兄長產生了誤解：“大哥啊大哥，你玩起來，把什麽都忘了!”
張學良真的是無憂無慮、把一切全忘了嗎?當然不是，劉永路等所著《張學思將軍》對此作了令人信服的回答：
其實張學良將軍何嚐不急於同弟弟談話呢?但他知道，如今他處在特務們的嚴密監視之下，他與外人接觸的一言一行都有人細心觀察、有人詳細記錄向上報告啊!
一天、兩天、三天都是在玩樂中消磨掉了。
第四天，也就是在張學思臨走的前一天，天空突然雷雨大作。張學良將軍所預期的雨天果然來到了雪竇山。
吃過早飯後，張學良將軍對張學思說：“今天不能出去逛了，走，到書房裏看看畫報去。”這時，趙四小姐忙著張羅同特務們玩牌：“你們弟兄倆個去吧，我們在這玩玩。”
張學良將軍的書房，在走廊的盡頭。裏麵有三座大書架，每座都六尺高，滿滿地擺著三層書，大多是哲學和曆史方麵的書，另有很多外國畫報和外文雜誌。此外還有一個報架，上麵擺有《申報》、《新聞報》、《時報》和外文的《字林西報》等報紙。張學良將軍把張學思領到書房一角，借著三座書架和一座報架，正好擋住了門窗外的視線。張學思頓時明白了，原來大哥已選好了談話的場所啦!然而大哥示意張學思別吱聲，他指了指牆壁，然後掏出了紙和鉛筆。張學思會意，隔牆有耳呀，為了安全保險，大哥要用紙筆同他進行無聲的談話!
張學思以最快的速度在紙上飛寫著：抗戰的形勢……共產黨的主張……東北軍的情況……人民的願望……張學良將軍看完後，用橡皮擦去鉛筆字，也在紙上寫起來……
他們的談話是無聲的，然而，他們的心裏卻似翻江倒海，電閃雷鳴!張學良將軍告訴張學思，他曾寫信給蔣介石，請求去抗日，蔣介石回信不同意，叫他“好好讀書”。此次，蔣派那位娃黃的來(即隨同張學思、趙四小姐從上海一道來此地的那位“黃代表”——筆者)，是要他給東北軍各軍軍長寫信，囑咐他們服從蔣的指揮，不可亂鬧。張學良將軍深為自己不能率軍奔赴抗日疆場而激憤不已!他還告訴張學思，他是在宋子文保證之下跟蔣介石來南京的，未想到被扣。他要張學思設法告訴東北軍各軍軍長：“東北軍如能團結，抗日戰爭擴大，我就有恢複自由的可能。”並囑咐張學思：“多看進步書，回東北軍去，抗戰到底!”
張學思接過大哥遞來的一張張字條，默讀著，淚水止不住地從腮邊滾下，把字條淋濕了。灼熱的文字，火一般的激情，燃燒著張學思的心。是啊，張學思怎能不激動呢!此刻，他心裏想：多少年來，我們雖然是同胞兄弟，卻因為政見不一，從沒有談過一次心。這一次是大哥在被看押的情況下和我談的頭一次心裏話。可是，卻隻能用這種方式!張學思感到非常難過，他看到大哥滿懷抗日救國的赤誠之心，卻猶如猛獅入籠，壯誌難酬。他想安慰一下大哥，可他自己卻忍不住鼻酸淚流，一句話也說不出來了。他真想撲過去和大哥抱頭大哭一場，把積鬱在胸中的感情傾吐個痛快，可是，此時此地，哪裏能傾訴兄弟之情呢?!對大哥的最好安慰，就是把他未竟的抗戰事業進行到底!他在心裏默念著大哥啊，您放心吧，我已經找到了偉大的共產黨，您的願望一定會變為現實的。想到此，張學思擦淚揮筆，給大哥寫下幾個赫然大字：
“您的話我一定辦到!”
兄弟倆緊緊地擁抱在一起!……
突然，門外傳來特務隊長劉乙光的聲音：“張先生，下棋呀!”話聲未落，門已推開。與此同時也傳來趙四小姐的清脆嗓音：“劉隊長，你的牌還沒出完呢!”劉乙光尷尬地把邁進門的一條腿又抽了回去：“哦，我對橋牌不感興趣，想和張先生下棋。”沒等趙四小姐再說話，人已進屋。張學良早已收好紙筆：“你來得正好，看膩了，換換腦子!”他一邊說著，一邊微笑著迎上前去……⑦看了雪竇山張學良兄弟相會的一幕，張氏當年被幽禁溪口的艱難處境，不難想象。但這一切局外人是不了解的，因為對外界人士來說，蔣介石表麵上總還是擺出寬宏大量的姿態，你看，讓張學良幽居溪口，住在最闊氣的旅館裏，既可讀書，又可盡情欣賞美景，還有大批軍警“護衛”，對他的這位不那麽安分的副司令，他也沒有“虧待”呀。前些時，蔣介石的同父異母哥哥蔣錫侯病故，蔣在溪口墳莊開吊，大辦喪事，南京國民黨要人紛紛前往吊唁，一時溪口成了達官顯貴雲集之地。那時，蔣介石為了籠絡人心，同時也表示他對部下的仁慈寬大，允許張學良到溪口來吊唁，所以開吊那天，張學良也由幾個特務跟隨著到溪口去了。一些與張學良有過一些交往的高級官員要求到雪竇山去看望張學良，蔣介石也不阻攔，這樣趁機順便去看望他的人不少，其中有汪精衛、宋子文、錢大鈞、陳布雷、吳國楨、莫德惠、何柱國、端納、祝紹周、宋子良、董顯光等。
這其中，大多數是出於友誼，是懷著關切、同情和慰問的願望前來探視的。這種造訪雖然不一定能達到預期的目的，有時也許反而還會使他更加傷感，但也總還是一種慰藉。當然，也有少數人是奉命前來，別有用意，因而言不由衷，結果不歡而散的。《秘密囚禁中的張學良》寫的陳布雷的訪張，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當然，在這裏，我們不是借題發揮，硬要把陳布雷也拉出來評說一番。不，對於他，說實在的，我們也並不十分了解。他作為蔣介石的心腹，做過一些對人民不利的事，這是不消說的。但也說過公道話，記得過去報紙上看到過他在蔣麵前為進步作家郭沫若說情，保護這位著名的路程作家的軼聞。不過，對於他對張學良的拜訪，似難恭維。作者對這位不尋常的雪竇山的來客與張學良的會見作了頗為傳神的描繪。這也象某些資料一樣，不無傳奇性質，但卻也反映了當時社會和人物的一些真實的麵貌與心態。作者說：
陳布雷是蔣介石侍從室第二處主任、私人秘書，也是左右蔣介石的心腹。他是浙江慈溪人，字畏壘，早年畢業於浙江省高等學堂，以善寫時文見長，曾任上海《商報》總編輯。大路程北伐前，由其族兄薦舉到南昌，就任蔣的私人秘書，以後曆任浙江省教育廳長兼國民黨省黨部監察委員。一九三一年在南京任政府教育部次長，後調任國民黨中央委員會任副秘書長，深受蔣的寵愛。蔣發布的重要文電，多出其手。一九三六年底侍從室改組，陳便調任侍從二處任職。
此人，身體矮小，瘦弱，幹癟的麵龐上一對老睜不開似的眼睛，看去活象個老太婆，他貌不驚人，說話又細聲細語，但辦起事來，果決認真。他善於體察蔣的意圖，代蔣起草一切重要文章、文電，蔣遇有重大事情，時常單獨與他商談。西安事變不久，蔣介石回到南京，為掩人耳目，一下飛機就要他草擬對張學良、楊虎城的“訓詞”。爾後，蔣介石到杭州，他又隨蔣住進杭州新新旅館，杜撰《西安半月記》。他未去西安，秉筆胡編，確有難言之苦，當時他憤懣無從發泄，就手握狼豪，往墨盒裏亂戳，以此出氣。他一連戳斷幾支筆頭，其夫人發現，便上前勸告，他暴跳如雷，說：“你們什麽也不懂，叫我全靠編造謊言，於心有愧，於天難容，怎叫人不動肝火?”他有時想解職歸鄉，不願在官場混下去。有一次他到雞鳴寺求了一個觀音簽，簽語寫的是：“一朝丹篆下階除，珠玉豐餘滿載歸。”簽解又有“官非宜解”四字，自此心境十分矛盾。
這次，他奉蔣介石之命，前來“探望”張學良，心情也是矛盾重重。一則他認為張將軍“兵諫”抗日，是愛國之舉，何必將這樣的人囚禁?二則他又想維護“領袖”的尊嚴，認為張學良做事莽撞，有失一國之主的體麵。所以他帶著四大木箱的“禮品”和一把魚竿，懷著踟躇的心情，步入妙文台。
“陳主任!”
“張將軍!”
張學良與陳布雷在別墅一樓樓門口相遇，彼此打著招呼。
張將軍把陳布雷迎進客廳，開門見山地就問：“陳主任，委員長什麽時候放我，回西安呀?”
陳布雷幹癟的嘴唇抖了抖，低語道：“雪竇山風景如畫，你先在這裏歇息歇息，何必著急呀!”
“西安軍情複雜，我不回去，怕出亂子。”張將軍坐在沙發一端，懇切地說。
“委員長這次派我來，就是勸你吃好，睡好，玩好，學好。”陳布雷說著，就叫侍從們打開四個楠木箱。
木箱打開，隻見四個箱子分別裝著名貴的煙酒，雲南的銀耳，長白山的“猴頭”，海南的魚翅，幾套西服，進口的網球、網拍，還有一本本的明史線裝書，書法碑帖等。
陳布雷將打開的木箱之物，一一細數著叨咕一遍，然後又將一手提木匣打開，拿出一支多節的意大利進口魚竿，幹笑了兩聲，說：“將軍，委員長告訴我，錦溪池有的是魚，他希望……”
“希望我在雪竇寺釣一輩子魚!”張將軍霍然站起，心事沉重地說。
“不，不。”陳布雷尷尬地扶著沒有胡須的幹癟的下巴，說：“委員長隻是說叫你玩好。”
“大敵當前，叫我離群索居，不食人間煙火，這不是捉弄我張漢卿嗎?”張學良將軍憤慨地在地上踱著步子。
“委員長這是為您好呀!他不會忘記你們的私交，沒有你張學良，關內關外就不能統一，委員長，也不會作一國之君。這一切，他還是牢記於心的。”陳布雷不慌不忙，象寫文章似的，字斟句酌地說著。
“全是謊話，全是扯淡!”張將軍憤然拍著桌子，聲音很高地喊著，“你們沆瀣一氣，全在搞陰謀!”
陳布雷一時臉紅耳赤，在張將軍麵前竟束手無策，他站起來，低頭繞了一圈，最後推托說：
“委員長還托我到他家鄉去看看，恕兄先辭。”
張將軍背著陳布雷，頭也沒回地喊了一聲：“送客!”⑧
又過了些日子，邵力子夫婦也來到了溪口，這情景就與前者大不相同了，因為邵氏此行，名義上是探望正在溪口老家休養的蔣介石，實際更主要的是看望被幽禁的張學良，並打算在蔣介石那裏為張學良說情。據邱秀虎談，“邵力子先生和夫人，同張將軍情誼甚深，為了解除張的沉悶，還在雪竇山陪同張住了一個多月，邵力子先生夫婦在山上的時候正是夏末，雪竇山到處都是綠蔭叢林，氣候涼爽。他們與張經常到山上野餐，每次張將軍與邵先生夫婦都是談得津津有味。張的情緒很好，有兩次乘竹轎到山下桃園去摘桃子，他邊摘邊吃，連說‘這味道美極了!’有一次他對邵先生說：‘我在書房簡直坐不住，好象屁股上有刺一樣。”邵先生說：‘你喜歡在外麵，就多在外麵玩玩吧!’”⑨至於找蔣說情，在那時當然是不會有滿意的結果的。果然，“在豐鎬房的客廳裏，身穿長袍的蔣介石，待邵力子說完幾句問候的話，就陰沉著臉對邵力子說：“邵先生，這個張漢卿知識太淺薄，要多讀點書。要好好讀下去!’他提出，邵先生是否也留在溪口，當張學良將軍的老師?邵力子知道蔣介石心胸狹窄，猜疑心重，讓張學良將軍‘讀書’，本是為了懲罰解恨，萬一將來有什麽不稱心的地方，隨時會找個借口嫁禍於他，邵力子當即拒絕了。”⑩“風景秀美，林木幽深的雪竇寺西側的中國旅行社的小樓，被春天遺忘了!它成了幽禁張學良將軍的樊籠。邵力子，傅學文乘坐滑竿來到這座樓前。張學良將軍和趙一荻看見是老朋友從遠道來看望他們，高興異常，一定要留邵力子、邵夫人在這兒多住幾天。張將軍、一荻陪著邵先生、邵夫人遍遊了雪竇山的名勝，東看看，西遊遊，好象無拘無束，自由自在，實際上蔣介石派來的特務隨之左右，監視甚嚴。一次，傅學文、趙一荻守在門外，高聲談著家常，屋裏，張學良看左右無人，就對邵力子說：‘老大哥，我親送委員長回京，是為了恢複委員長的威信。……委員長若是放我回去，表示特別寬大，豈非千古美談!不料，……唉，我要抗日，何罪之有?’悒鬱，憤怒之情，溢於言表。邵力子夫婦，理解他，同情他，但無法安慰他。當時，誰也摸不清蔣介石的心思，更未料到他會終生監禁張學良。”⑾
那時，為防止張學良逃走或有人前來劫獄，國民黨當局在中旅社四周這麽一個彈丸之地，竟派遣了幾十個特務，還有一個連的武裝憲兵，真可謂崗哨密布，如臨大敵，戒備之嚴，實屬罕見。
說到這裏，有必要把當局多年來是怎樣幽禁張學良的這一世人關注的問題，根據部分知情者的回憶，作一些披露，也好讓人們看看張學良究竟是怎樣被“優待”的。
原來，張學良自從在南京受審、判刑、複又被赦免、但卻必須“嚴加管束”後，便從此銷聲匿跡了。他是怎樣被嚴管的?都關在什麽地方?又是怎樣熬過這長達半個多世紀的幽禁生涯的?這對大多數人來說，是個難解的謎。是的，他沒有戴刑具，也沒做苦役，可他過的卻是無可置疑的囚徒生活，他活動的空間是比一般犯人大一些，但卻是“劃地為牢”，並不是想到哪裏就到哪裏，活動範圍是有嚴格限製的。不妨這樣說，對他的關押是表麵寬鬆，如那時軍統局成立了一個專門的監視機構，連名字都動聽得很，竟美其名曰“張學良先生招待所”呢!實際是防衛森嚴，處處戒備的。那時，對張學良的幽禁由軍統局負責，是戴笠親自掌握的。抗戰勝利後，戴笠因飛機失事摔死了，這個“招待所”就由蔣介石直接控製，是從不鬆懈的。如在雪竇山時，他的住室、飯廳、前後院門都有人監視，“旅行社門口有武裝憲兵，還放有步哨。雪竇山山麓修有一座亭子，名曰‘入山亭’，是登上雪竇山的唯一要道。在這裏派有憲兵一班人，配合特務隊四個警衛，一方麵放哨，一方麵對前來登山的遊客進行盤查。隻要有人上山，馬上用電話通知山上，好叫山上加強戒備。在這種情況下，原來遊客眾多的雪竇山，就逐漸冷落了。”⑿
張學良的囚禁之地是常常變換的，但對他的看管卻始終很嚴，不管到了哪裏，也不管是在什麽樣的情況下，一般都是層層設防，至少設立三道封鎖線，實在是用心良苦。如第一道封鎖線多由特務隊擔負，他們共有三十多人，全由軍統特務組成，下分若幹小組，組有組長，隊有隊長、隊附。隊長一職較穩定，長時間是由劉乙光擔任;副隊長常常變換。三十多歲，矮敦敦的個頭，凶狠狡猾的劉乙光是湖南郴州人，早年他曾在浙江警官學校任教官，後任複興社(軍統局前身)特務處特務隊長，是個所謂絕對忠於職守的特務。國民黨的特務對結婚是有嚴格限製的，但他卻倍受青睞，不但結了婚，還一直把老婆孩子帶在身邊。多年以來，他就是靠著這點本事，居然加官晉級，平步青雲，一個當年僅僅是個小小的中尉的小軍官，在不長的時間內，竟爬上了少將專員的寶座，其對張學良看管之嚴、“保護”(戴笠語)功勳之大，就可想而知了。
第二道封鎖線是一個連的武裝憲兵，他們的職責是站崗放哨，日夜戒備，原本也是比較固定的，但因為有一次，張學良在雪竇寺遇到了麻煩，被蔣介石得知，憲兵連很快便被調換，從此這第二道防線的部隊就經常變更了。當然，當局之所以這麽小心提防，與怕他們同張學良在一起的時間長了，會受影響，也不無關係。關於此事的起因和經過，在邵池翊的《雪竇寺囚禁軼聞》中有介紹。文內還談了蔣經國在雪竇山與張學良的幾次會見呢。他告訴我們：
一九三七年四月底，蔣經國由蘇聯攜妻蔣方良、子蔣孝文回國。在南京晉謁父親蔣介石後，即返溪口視親生母親毛氏夫人。五月初，登雪竇山遊覽，住在妙高台蔣介石的一幢三層別墅內。知道發動“西安事變”的張學良將軍住在雪竇山上中國旅行社內，就經過隊長劉乙光的允許，偕妻子蔣方良到中國旅行社以子侄輩稱呼謁見張學良將軍(因蔣介石和張學良曾經結拜為兄弟，蔣經國理所當然為子侄輩)。蔣經國剛從蘇聯歸來，目睹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罪行，對張學良將軍的抗日愛國思想和行動非常欽佩。張學良將軍與蔣經國的談話中，主要是勉勵蔣經國歸來後，一定要在抗日救國的大前提下做好工作。相見時，劉乙光始終在旁不離，連張學良將軍夫婦請蔣經國夫婦午餐時也不例外。在山上蔣經國與張將軍先後見了三次麵，耽擱四日蔣經國夫婦就下山了。
雪竇寺自駐憲兵後，就不準善男信女燒香拜佛及做佛事。但到了八月初，“西安事變”中在西安華清池為保衛蔣介石(蔣孝先實際是在臨潼華清池捉蔣之前，在他乘汽車由西安返回華清池的途中被捕，並由於他曾經鎮壓過學生運動，有民憤，而在部分官兵沒有請示張學良的情況下將他處死的，他沒有參加華清池“保衛蔣介石”的戰鬥——筆者)被打死的侍從室少將侍衛長蔣孝先的夫人，帶了一個同時被打死的蔣姓侍衛的遺孀，在雪竇寺大做佛事七天，超渡亡靈。因為蔣孝先是黃埔一期生，又係蔣家皇親，故先已得到隊長劉乙光的特別允許，駐在寺內的憲兵更無權阻止。佛事的規模相當龐大，在大雄寶殿內，十斤重的紅燭高燒，撞鍾擊鼓，叩魚敲磬，雪竇寺三十多名和尚，斜披袈沙，合什念經，一改平日肅靜冷漠氣象。張學良將軍聽到鍾鼓木魚聲，和尚念經聲，出於好奇，由中國旅行社到雪竇寺看看。哪知剛進廟走到大雄寶殿前的平台階上，就被蔣孝先的夫人看見，她衝到張學良將軍麵前，哭哭啼啼要張將軍賠他丈夫的性命，而且用手扯住張將軍的衣服不放。隨行的隊附許歆和特工人員束手無策，又不便前去強拉。雪竇寺內駐的憲兵不少，也沒人敢近前，張學良將軍溫和地對蔣孝先夫人說：“人死了不能複生，這一場佛事由我出資來超度。”並立即叫李副官回去拿五百元錢來交給雪竇寺和尚，才算解決。事後，劉乙光即電報蔣介石，諉過於憲兵，說憲兵沒有防範好，才出了事。當下蔣介石電令憲兵司令穀正倫，立即派一連憲兵到雪竇寺調防。憲兵第八團第七連在南昌奉到電令後，在二日內趕到雪竇寺，將原來擔任警戒任務的憲兵第八團特務連調回南昌(憲兵第八團特務連長陸文康，浙江永康人，中央軍校七期畢業，原於一九三七年一月，隨蔣介石回溪口休養擔任警衛。四月蔣介石返回南京，張學良將軍由南京遷雪竇山管束，就由該連擔任警戒任務)。⒀
關於張學良出資“超度”蔣孝先這場風波，夏明曦還有新的補充，他說：
……一天夜裏，蔣孝先的妻子袁靜芝在寺裏做佛事超度丈夫亡靈，張學良碰巧來到大雄寶殿觀看。袁靜芝見來者氣宇軒昂，儀態不凡，便問知客僧這人是誰?和尚告訴她：是張學良。袁靜芝聽了頓時怒火中燒，一把揪住張的長袍衣角，一邊哭，一邊嚷，非要他賠她的丈夫不可。張學良被鬧得摸不著頭腦，忙問知客僧是怎麽一回事。和尚見事情尬尷，隻得騙張說：“她是一個瘋子，是蔣孝先的妻子。她說，她丈夫被你的部下打死了，現在要你還他的丈夫來。”張學良聽後笑著說：“人死了，哪能活，我也沒辦法。我看這樣吧，她的這堂佛事費用，全由我來付清。”張學良替袁靜芝償付了超度蔣孝先亡靈的道場費用，這場風波始告平息。
解放後，袁靜芝隨女兒由溪口搬到寧波居住。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她曾任寧波市政協委員，直到去世之前，對祖國統一的大業至為關切。她在生前提及上述往事時，對於張學良將軍當年那種豁達的氣度，猶為之念念不已。⒁
在第二道封鎖區域內，張學良可以出來走一走，但不能越過劃定的範圍，外人也絕不允許接近這個嚴密警戒的營壘。他們對張學良囚禁的地點是時常變換的。具體地址的選擇，也都是煞費苦心的，他們不住大城市，連一般的小縣城也很少光顧，而是專門選擇人煙稀少之處，所以不是鑽山溝，就是住到渺無人跡的深山古寺裏頭。這不是因為他們好靜或愛好風光名勝，而是因為他們幹這種見不得人的事總不願讓人知道;另方麵，也是因為這樣可以避開一切幹擾，使警戒萬無一失。
第三道封鎖線，一般是在住的時間較長的地方搞。這便是派遣特務去充當囚禁張學良地區的地方官員，如縣長、鄉長、保警隊副之類，以利於軍政配合，在防範方麵更加天衣無縫，無懈可擊。他們還指派特務，參與地方上的通訊聯絡工作，控製電台，作為他們與軍統局隨時進行聯絡之用。
如此層層設防，禁錮得密不透風，猶不滿足，還從精神上折磨他。據說張學良需要閉門讀書，靜以思過，所以還特地為他請了一位姓步的前清老進士，天天上山搖頭晃腦地來給他“上課”，給他講解四書五經，論說三綱五常。對這些老古董，對這種死氣沉沉的說教，張學良實在厭煩，幾次想“逃學”，可因為他是“奉命讀書”，是委座的“關懷”，他怎能不奉陪如儀、洗耳恭聽呢?
後來，張學良實在不願學，陪他聽課的特務也如坐針氈，不知聽雲，也巴不得早點“結業”，這位老先生倒還知趣，看到學生不歡迎，就來了個一去不回，這才算把張學良“解放”了。
據舜祁在《張學良在溪口的日子》裏談，中旅社的錢經理是個厚道人，他敬佩張學良將軍的人品，所以在他被軟禁在雪竇山這個時期，他對他在飲食起居等各方麵都盡量提供方便，多方關照，他每次到上海等地辦事，就幫張學良買些他需要的東西，有時還充當郵差，悄悄地為他傳遞信息。時間長了，張學良總覺得有點過意不去，常對經理說：“你這麽一個小旅行社，給我包下來，怎麽過得去啊!”錢經理卻不在乎，也總是樂嗬嗬地說：“沒關係，有人付錢，你放心住著好了。”張學良還是於心不忍，有一次，又談到此事，經理還是用上麵的話作答，張學良卻不同意了，並提出了他自己想蓋房子的設想：“錢經理，我反複想過了，既然我短時間走不了，長期住旅行社，也不是辦法，這樣吧。我給你一筆錢，你在附近另給我造一幢房子!”說罷，拿出五百英鎊，交給錢經理。錢經理起初有點猶豫，後來看他是誠心誠意真的要蓋房，就在附近一個叫水澗岩的地方，給他建造了三間結實的樓房。房子竣工後，張學良提出搬遷，卻被當局拒絕了。對此，他憤慨地說：“不搬也罷，我死也死在這裏了!”⒂
搬遷的受阻，使他的痛苦更為加深了。為幽禁他一人，當局竟如此興師動眾，如臨大敵，而他則不能越雷池半步，這哪裏還是什麽管束，明明是把他作為十惡不赦的罪犯在進行漫無止境的監禁，使他一輩子過著不死不活的囚徒生活，以泄私憤，這難道還不是明擺著的現實嗎?
但後來，當蘆溝橋事變爆發，全國人民同仇敵愾，轟轟烈烈的抗日救亡運動，在全國普遍展開時，張學良的情緒才漸漸有些好轉。有一天，他甚至還一反常態，顯得異常興奮和激動呢。錢經理後來回憶起這段往事時還特別談到：平常他總是在房間吃飯，那天他特地到餐廳就餐，並豪邁地對大家說：“我唯一的希望就是收複失地，以雪國恥，就是全國人民的抗日，現在這一天終於被我等到了，以後我即使死在這裏，也心甘情願了!”⒃
又過了一段時間，中旅社廚房突然起火，因這裏沒有水源，無法搶救，不到一小時，旅社房屋全被焚毀，張學良和那些監管人員隻得移居雪竇寺內暫住。不久，日軍進攻上海，“八一三”事變爆發，溪口已不是安全的地方，所以當局很快便下令搬遷，向西開拔了。
不過，對於中旅社的失火原因，在那時也引起了人們的關注，多所猜測，議論紛紛，正如溪口張明鎬所說的：“有人說，因張學良不願久留山居，故意放火;亦有人說，個人被辱軟禁，不願留下這個曆史汙點，故意引火滅跡。其實這種說法，都是毫無根據的揣測之詞，不能置信。”⒄那末，真正的原因是什麽呢?據他說，原來，“奉化山民傳統習慣，逢時逢節都要做些土製點心。是年農厲八月十六日，張學良出外閑逛，看到農民在吃米製發酵饅頭，打聽一下，才知道是當地人過節的習俗。而他一時好奇，回到別墅後，就出錢叫廚師大量仿製，預備分贈全體警衛人員。到了第二天，因蒸燒時間過久，煙囪旁的天花板炙熱燒焦，一時引起火災。時值深夜，監衛人員已多數入睡，待發覺後進行搶救，已措手不及。張學良在急迫中叫大家全力搶救四大箱書畫，對其他用物，毫不介意，他還說，‘書畫是花錢亦買不到的’。說明他對書畫古玩愛好很深。”⒅
撰述此一資料的作者，是溪口人，據他說，他家距雪竇寺隻有四公裏，所述皆張學良的侍值員張寶順及當時監視張的工作人員中的他的一些“奉化同鄉”親口講給他聽的，所以看來此說是靠得住的，講的是實情。據此推斷，中旅社起火當是陰曆八月十七日夜，而在那之後，由於“抗日烽火已起，舉國沸騰”，特別是，震動京滬的“八一三”上海抗戰已經打響，當局還怎能讓張氏在此久留，所以他“在雪竇寺隻住了九天”，便又被特務押解離山，開始了更為艱難的動蕩不定的囚禁生涯。
② 白竟凡、魚汲勝：《對“蔣介石曾兩度打算釋放張學良”一文的考證》，載《黨史資料通訊》1988年第4期。
①③ 張魁堂：《身在禁中，心憂國事——張學良將軍在奉化寫的三封信》，原載《縱橫》1983年第2期。
④⑤ 趙春江、竇應泰：《少帥夫人》，吉林人民出版社1987年6月出版。
⑥ 邱秀虎：《張學良將軍被囚瑣記》，載《在同張學良相處的日子裏》，遼寧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出版。
⑦ 劉永路、吳國良、胡序文：《張學思將軍》，解放軍出版社1985年12月出版。
⑧ 劉恩銘：《秘密囚禁中的張學良》，山東文藝出版社1986年12月出版。
⑨⑩肖涵：《西安事變中的四位女性》，載《名人傳記》雜誌。
邵池翊翊：《雪竇寺囚禁軼聞》，載《在同張學良相處的日子裏》，遼寧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出版。
夏明曦：《張學良“超度”蔣孝先》，載《張學良囚禁生涯》，河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9月出版。
引自舜祁《張學良在溪口的日子裏》。原載1985年8月17日《團結報》。
張明鎬：《張學良被軟禁在奉化溪口》，載《西安事變親曆記》，中國文史出版社1986年12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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