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 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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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啞巴，人人都能說話。可說話與說話有區別，一是人的素質不同，表達能力有異，再者，漢語不僅詞匯豐富，而且含義多。同樣一句話，說者和聽者就可能就理解不一樣。在本地流傳很廣的一個鄉裏坊間笑話：西部山區一個村婦很少出門，偶爾出門趕集，吃了一碗拉麵，回來跟鄰居諞嘴，諞嘴就難免誇張，她說，哎呀，人家拉麵可好吃哩，人家拉一碗俺吃一碗，人家一直拉，俺一直吃。鄰居取笑她：那你就爬在人家後麵吃，還用碗幹啥？村婦的話不但沒有引起鄉鄰的羨慕，而且成為鄉鄰的笑話。因為理解不同。拉，是動詞，村婦說的“拉”是拉麵的拉，而聽者卻把這個“拉”字理解成了另一種“拉”。我有一次早晨在一個拉麵館吃拉麵，因為人多，一直等，我心急，就催促夥計，這個夥計大聲向操作間高叫：快點兒拉，人家等著吃哩。惡心的我立馬走人，因為我想到了這個笑話。
中國是個語言大國，雖然漢語是主導，可地方話把同樣的詞語演繹為不同的腔調，有的羅嗦，有的簡練，像侯寶林先生的相聲所說的那樣，甚至因此產生歧義。邯鄲是個古老之地，語言特色相當明顯，邯鄲人雖然古道熱腸，可邯鄲話卻像邯鄲人的脾性一樣：直，硬，倔。很斯文的一個人，說出話來像石頭蛋子。不過邯鄲話簡練，比如邯鄲話的“多旦”（我是按音揣摩，字不一定對），就是“啥時候”的意思，現在回鄉下老家，村裏人還有人見了麵問我：多旦回來的？很親切的問候，像暑天的一陣涼風從肌膚滑入心頭。可這畢竟是地方話，上世紀七十年代一個公社書記夏天到北京出差辦事，等待期間，他鋪張報紙在人民英雄紀念碑下睡著了。一個管理人員喊醒他。他問管理員：多旦啦？意思是啥時間了，或幾點了。這個管理員聽不懂這個公社書記的家鄉話，愣了，罵道：媽的，有東單西單，哪兒有多旦？
這個公社書記覺得窩火，回來還忿忿不平地說：大地方的人嘴頭就是厲害。現在看來，不僅僅是北京人厲害，是北京厲害。作為大城市和一國之都，有優越感是正常的。如果反過來想，邯鄲在兩千多年前作為趙國國都時候，那時北京還是一個無名的小山村。如果一直作國都，說不定現在的邯鄲話就是國語。如果假設成立，那外地人就不僅是邯鄲學步，也許會邯鄲學話。
說到底，這是一個話語權的問題。話語權綜合政治、經濟、潮流等諸多因素。五十年代邯鄲棉紡企業興盛，從天津引進一批人才，從六七十年代邯鄲流行天津話，不管是不是天津人，見了麵總是來一句“嘛事兒”，為啥？那會邯鄲還相對封閉，天津話比邯鄲話輕巧耐聽。改革開放，廣東經濟領先，許多人就粗著舌頭學說廣東話。為啥？人家經濟好，有錢。有錢說話就算數。腰包決定嘴巴。一個富人逗另一個窮人，說：你喊我一聲爹，想要啥我就給你買啥。這個窮人也很聰明，說：爹吃糖。這個富人就給窮人買糖。這個窮人說：爹吃燒餅。這個富人就買燒餅。看熱鬧的人都笑了，他們納悶：這究竟是誰叫誰爹呢？這個窮人利用了說話的速度和技巧，變被動為主動。如果按約定，這個窮人應該先喊爹，然後頓開，再提出自己的要求，可這個窮人又當了爹，又實現了自己的要求，一舉兩得。
話語權在某種程度上就是權力的象征。誰有權誰就說話氣粗，這就是一個人坐在主席台上訓話，一大群人在下麵聽的原因。不是主席台上這個人水平高，是因為他掌握著話語權。一個單位如此，一個家也如此。我一個初中同學小時候，在他爹麵前服服帖帖，而他總是要求他的弟弟們在他麵前服服帖帖，可弟弟們總是不聽他的。有一次他爹趕集出門，他覺得機會來了，就把三個弟弟召集起來訓話。本來是他爹出門後，他認為自己是老大，要弟弟們都聽他的。可他不會表達，就說：咱爹不在家，我就是爹。結果被弟弟們告發，他這個當爹夢，被他爹給一腳踹了個粉碎。
家長製是血緣造成的。在父係社會的今天，雖然一直提倡男女平等，可當爹，就意味著權威。但是，家長的權威不是一成不變的，往往取決於他在家庭的能力，包括致富當家理財能力，組織領導能力，外交能力等等。如果你把家弄得一塌糊塗，那兒子們肯定不買你的帳。而能力支配著話語權。我的一個姓封的朋友給我講述他爹令人哭笑不得的故事，他的父親愛賭錢，可自己又沒有能力掙錢，於是在輸錢後就把幾個兒子召集起來開會，他的開場白很特別，問兒子們：是你們喊我爹，還是我喊你們爹。兒子沉默，因為這個稱呼問題從來就沒有分歧，不好回答的原因是他父親在確定稱呼之後的要求。他爹又說：要是你們喊我爹，就給我拿錢，不拿錢我就喊你們爹，天天跟在你們後麵喊爹。兒子哪裏經得住這麽顛倒，況且都是有頭有臉的人物，如果真讓他爹跟在後麵喊爹，豈不是笑話？於是就乖乖拿錢，心裏自然一百個不願意。
這個故事也從側麵說明家長製的威力，也可窺見官本位惡習的根深蒂固。為了保住一點既得利益和小小的烏紗，許多人不惜臉皮和自尊。大概是在2000年，一個人來找我們單位投訴，說他們村子進行村委會選舉時候有人作弊，這幾個農民很是氣憤地訴說當選村主任的卑劣。經過了解，這個候選人為了能夠順利當選，就讓兒子拉了一三馬車的洗衣粉停放在會場門外，並許願：誰投我一票，就可以得到三袋洗衣粉。結果這個人果然選上了。然而他卻沒有兌現承諾，唱完票後開著三馬車拉著洗衣粉跑了。三袋洗衣粉，充其量也就十多塊錢，就把自己神聖的民主權利賣掉了。在憤慨這個言而無信的村主任的同時，我們也為這些村民感到悲哀。有時，民主在金錢麵前是極其脆弱的。所以，經常看到或聽說某個人因為賣官或買官而受到查處，從在主席台上當老子，一下子跌入囚牢當孫子，我並不感到驚奇，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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