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勵誌

梁文道口述，鄧小樺整理。

我是90年入大學的，在學時並非積極的社會運動份子。那時我們比較接近港大所謂的逍遙派——但我們的逍遙並不是去舞會那種。我們是一班念哲學的人，自覺很與別不同。一方麵看不起別係，給他們改花名（例如GPA＝豬標A）；又不滿自己係內一些認真念書的乖同學，覺得他們可笑，有些教授明明不好還這樣讀法，不是做學問。一方麵又覺得做學問很神聖，但做學問不是考試考得好、功課做得好這麽簡單的。我們倚賴的是與師姐師兄師弟師妹一起搞的讀書會，像新馬克思主義、詮釋學、後現代主義、或者笛卡兒之類，覺得「咁樣先係波」。我們又不喜歡搞學生會的人，常常嘲笑和玩弄他們（見後文）。（問：為什麽不喜歡學生會的人？）因為覺得他們很無謂：我不否認學生會要關心社會，但問題是學生會和整體大學生的距離很遠，作為代表大學的學生組織，卻從未認真搞好過認受性的問題。於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們覺得好像在大學裏，做什麽都不是。於是就幾個焗埋一齊玩。

　　

　　
上Being and Time時，我們覺得那些書很神聖很寶貴，要包好。有些同學很嚴肅地用包書膠包，我和一些朋友則用《龍虎豹》的內頁包《存在與時間》，持之上課，以示嘲弄。
　　
那時我們上課很求其，因為覺得那些課無聊，就玩花樣，包括躲到課室最後一排去玩火機。後來發現這樣太無聊了，還上什麽課呢，不如不上。後來發展到，連其實挺好的課都不想去上了，唔知點解。但其實又很想上，於是一班人約好一起上。但班友又衰格，成日放飛機。最後演變成幾乎完全不上課。後來有人說你不應該常常不上課，我說不是不想上，是不記得。他說寫下不就可以了，我就把每天的時間表寫在白T恤上，「T 3-4 Lady Shaw」這樣，不記得就查看件衫，大家看見又會提醒我，每日換一件T恤，真是很方便。
　　
我試過去考試，如果覺得試題出得不好，就在答題卷上質疑試題，把試題修改，再回答，答又是答我自己的答案。當然不合格。大二曾差點因為成績太差而被踢出去。當時我最討厭一科崇基的「大學修學指導」，教人怎樣讀大學，每個一年級生都要上。郭少棠等就會教你什麽是大學理念、怎樣寫論文等等。我很討厭這科，重修了三年。第三年是張燦輝教，他對我說：「唔該你啦，你今年再唔合格就畢唔到業o架喇，唔可以咁o架，你都第三年了，呢個係一年級既 course，suppose你讀完呢個course先知點樣讀大學o架。」
　　
當時我常泡圖書館，用螢光筆間圖書館的書。我一年級時還很天真，說這樣不太好吧，但有個助教卻說，這樣才好，給別人指示重點。我想想也有道理。有段時間很多人偷書，我們覺得偷書很無良，我們就送書給圖書館。送的是《龍虎豹》，自己出錢釘裝，硬皮，燙金，譯成英文「Dragon Tiger Leopard」，放在哲學書堆裏。還幫它做了圖書咭，讓它可以被查到。
　　
當時我們很討厭學校的大學書店，將它賣的一些渣書，放到沒人找得到的角落；也藏一些好的，一年級時藏的書到三年級還能找到並買回。那時沒有 barcode，英文書的價錢都是用鉛筆寫在書後麵，我們就用擦膠——當然是店裏的擦膠——改個便宜的價錢，才去買，好多書都是這樣買回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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