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得像凡·高的向日葵
活得像凡·高的向日葵
作者:莊慶鴻
2011年的一個冬夜，我狂奔過日本東京繁華的新宿街頭，尋找一個名字奇怪的私人美術館，隻為一幅畫。
找到這家東京安田火災東鄉青兒美術館時，隻剩閉館前的最後30分鍾。滿頭大汗的我急切地尋找，終於看到那被一幅大畫獨占的牆壁。
這座美術館藏有凡·高現存的7幅《向日葵》真跡之一，作於1888年。對很多人而言，來看它是一種朝拜。
我屏住呼吸走近它，輕輕在它麵前坐了下來。隔著玻璃，金黃的花瓣張牙舞爪，像我的老朋友。
剛進大學時，經曆過“中國式教育”的我，隻希望以後能賺錢，越多越好。我知道怎麽分析段意，怎麽寫曆史主觀問答題能拿高分，卻不知道未來的生活在哪裏。直到我真正遇到凡·高先生。
大二的一個晚上，在清華老圖書館鮮有人到的頂樓，放映了一部凡·高的傳記影片。
那是一個魔法時刻。片中都是景物——凡·高眼中的歐洲街道、鄉村原野。全片都沒有出現凡·高本人，隻是在畫外音中念著他寫給弟弟的幾百封信。
坐在銀幕前，那是我第一次聽這個畫家說話：“親愛的提奧，從我的窗口看造船所的景象，真是漂亮極了。白楊林中有一條小徑，白楊的苗條樹身帶著纖細的枝蔓，以優美的姿勢，出現於灰色的傍晚天空之上。水中間是一座古老的倉庫，寂靜得好像以賽亞書裏‘古老池塘中不流動的水’……”
在我的家鄉，大人口中羨慕的成功者，都是哪家企業的老總、哪個部門的領導、哪所大學的教授。我和我的很多同學雖然不喜歡，也隻知道這種活法。但是，凡·高完全不一樣。
看完影片，當我走出老圖書館，邁下石頭階梯時，夜空中飄起點點小雨。忽然間，圖書館周圍的所有樹木都在發出自己的聲音，而我能聽見了。世界頓時變大了。凡·高就在空氣中，
他問我：“你知道自己這輩子想做什麽嗎？你知道怎樣才是不辜負生命嗎？”
我騎車到學校超市的花攤，那裏沒有向日葵，卻有4種顏色的非洲菊，金黃、肉桂紅、粉紅和大紅。我帶回寢室去，送給室友每人一朵。它們都被插在書桌前，怒放了好一陣子。
後來我看了凡·高的書信集，才知道，他也是一個普通人，原來也可以平凡地掙錢度過一生。
他出生於荷蘭鄉村，早年做過職員和商行經紀人，還當過傳教士。但這個藝術門外漢決心，“在繪畫中與自己苦鬥”。
他拚命練粗糙的筆，練眼睛，練某種忠誠。到最後他越來越依賴藝術對艱難生活的淨化，所以越來越多地采用純粹的明黃。那是最豐盛、最純淨、最透亮的陽光，好像可以淨化所有的苦。
大學畢業時，我放棄了一個離家近且多金的工作，留在了北方。同寢室的婧婍做了一個令所有人都驚訝的決定：一句瑞典語也不會的她，孤身到瑞典念大學。不是斯德哥爾摩，那個地名我們之前誰都沒聽過，叫烏普薩拉。
那年後，“畢業後旅行一年”“辭職去旅行”的同齡人越來越多了，新名詞“間隔年”也慢慢被社會接受。網絡上一些年輕人討論的未來也不再是升官發財，更多的是怎麽“趁年輕追點夢”，讓自己不後悔。
我們願意過一種火焰燃燒般的生活。我想，沒有凡·高，我們不會這麽勇敢，愛生活，愛嚐試。
之後一晃兩年，我不時收到寄自法蘭克福、柏林、馬德裏的明信片。我知道婧婍背著包幾乎走遍了歐洲，甚至，她還到了北極圈內。利用“沙發衝浪”的社交網絡預約，她憑誠信睡過很多陌生人的沙發，和不同語言、膚色的朋友們萍水相逢，把酒言歡。在馬德裏參加項目時，宿舍窗外就是湛藍的海，她可以跳下去遊一圈再上來吃早飯。
我也沒落後於她。我獨自去過了國內20多個省的44個市，不少是農村和山區。（勵誌文章 ）每到一個城市，我不會去名勝景點，而是會在尋常人家的巷子裏遛遛彎，抬頭望炊煙，低頭看落花。
安徽的田埂、台州的公路、貴州的山溝，我都在“摩的”後座上風馳電掣地經過。2011年夜進雲南發生礦難的山村，緊張地把黑車的車號發短信給主編。2012年12月進大涼山，10個小時被顛得內髒挪位。穿越寒風和暗夜的旅途，是令生命滿意的活法。
我們也都會疲憊。凡·高在信裏承認：“我快40歲了。對於情況的變化，我確實什麽也不知道……我的作品是冒著生命危險畫的，我的理智已經垮掉了一半。”
1890年，當凡·高離開這個世界時，他37歲。生命雖然短暫，但他做到的事如此偉大。請容我引用一句泛濫的泰戈爾詩句，“生如夏花”。
凡·高在信裏說：“如果生活中沒有某些無限的、深刻的、真實的東西，我就不會留戀生活。”
而當年手拿非洲菊的4個姑娘，已經分散到四大洲。我在北京，時常奔波趕往一些匪夷所思的地方。婧婍在瑞典，剛換了新工作。和我的床相連的何婧飛去了世界另一端的巴西利亞高原，睡對角線的曼桐還在繁華的紐約奮鬥。
2011年11月17日，我在怒放的向日葵麵前靜靜地望了30分鍾，直到微笑的白發館員用日語招呼我離開。本以為見到真跡會激動得流淚，但我最後隻是回頭笑了一笑。
我想，我們都在燃燒生命呢。向日葵叢中的凡·高叔叔，你滿意嗎？
（蘇生摘自《中華讀書報》）
11i部分文章為網絡轉載,部分出處不明,如果有相關文章無意侵犯閣下之權益,希望來信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