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們是“被坑的一代”，但我活在最好的時代
你們是“被坑的一代”，但我活在最好的時代
文/蘇清濤
“黨的政策確實好”，這樣的話，前兩年我也聽過，說話的，也是有著漫長的“被洗腦史”的老人。與對洗腦有極強的免疫力、但牢騷和抱怨也比較多的年輕人相比，這些“被徹底洗腦”的老人，對生活現狀有著更強的認同感，在客觀方麵，他們的生活處境並不好，但在主觀方麵，他們的“痛感”卻很輕，這不得不歸功於我黨多年以來的“洗腦”。
我知道，因為這篇，我要被很多人扣上“五毛”的帽子了。對此，我堅決不承認；因為，我其實是個“零毛”。
話說，前一段時間，“全麵放開二孩”政策剛一公布，就有人為80後捏把汗：
作為中國曆史上唯一的一代獨生子女，他們將要麵對上有4老、下有2孩的局麵。
這樣的“新痛”，同時也勾起了曾經的“舊怨”，那些老掉牙的段子又開始沉渣泛起，什麽80後剛上大學，大學就開始收費了；什麽80後剛參加工作，單位分房就結束了；什麽80後還沒能工作的時候，工作是分配的，而到了可以工作的時候，撞得頭破血流才勉強找份餓不死人的工作做… …
言語之下，80後似乎是改革過程中“被坑的一代”，這代人的命運除了苦還是苦。還有人補刀了一句：“我隻想說，咱能不能換一代人坑？”
對段子手來說，寫這樣的話，也許是調侃、是賣弄才情，但對好多80後人而言，這卻是心聲。然而，作為一個從西部的農村出來、輸在起跑線上的“苦孩子”，我從未覺得自己屬於“被坑的一代”。甚至，在讀現當代的小說及政治經濟改革史的時候，我常常覺得，自己“生活在最好的時代”。
作為一個能力不行卻又頻繁跳槽的人，我最感激的就是，我“錯過了”那個“畢業包分配”的年代。我不用擔心被分配去幹一份自己不喜歡或“不明覺厲”的工作，然後，再守著那個無聊的“鐵飯碗”從一而終——極可能是庸碌的一生。在這個可以自由選擇的時代，我可以依靠自己的個性生活，我選擇適合自己的工作，而不是強迫自己去適應一份無趣的工作。正因為如此，畢業八年半了，我身上的鋒芒也沒有被磨掉。
前兩天跟一個即將於明年6月份研究生畢業的朋友聊天， 最近，她冒著拿不到碩士學位證的風險，論文還沒寫完，就跑杭州學自己熱愛的越劇了。她是師範類專業，去某些好一點的小學教書，可以拿到1萬元的月薪，但她都放棄了。“當教師，太不自由了，我就沒有時間玩越劇了。” 想想看，在那個“工作包分配”的年代，能做到這一點嗎？可能是，她對越劇再有興趣，也隻能度過壓抑的一生了。
很多人會羨慕以前“單位分配房子”的年代，但我要說的是，大一時讀一本小說，看見90年代的人，苦苦地“熬工齡”，僅僅為了等到單位給他分房子的機會，並因此而不敢放棄那份自己並不喜歡的工作。當時，我感到無比恐懼：媽呀，我以後是不是也得為了房子而把自己的一生都許配給一個單位啊？這個念頭嚇得我出了一聲冷汗。 稍後，合上書，我方才清醒過來：現在，已經住房商品化了。或許我永遠也買不起房子，但我至少不必再為了一套破房子而“終身為奴了”。如釋重負的感覺。
在我之前的幾代農村人，常常為了一個城市戶口，幹一份自己並不喜歡的工作；為了一個城市戶口，嫁給自己不喜歡的男人；為了一個城市戶口，娶一個自己並不愛的女人。而到了我們80後一代，無論多慘，我們至少不必讓自己的愛情和婚姻被戶口給綁架了。甚至，現在，隨著城鄉一體化的發展，在一些地方，農村戶口比城市戶口還值錢了。
三四十年前，年輕人談個戀愛，都可能被定性為“耍流氓”、“反革命”，而我們，趕上了一個可以婚前同居、可以自由地離婚的時代。在做某些自己的事情的時候，我們再也用不著像我們的父輩們那樣擔心世（sha）人（bi）們的說三道四。
可能是因為自己是學曆史的緣故吧，我對一切具有“劃時代意義”的變化，都感到新奇。我曾為自己晚出生了十幾二十年，未能見證“激蕩三十年”的轟轟烈烈而感到遺憾，但我們卻有幸經曆或見證了互聯網顛覆人類生活方式的整個過程；直到小學和初中階段，我還常常把銀行和郵局當做“政府機關”，但此後，我們有幸趕上了市場化改革，趕上了“國退民進”，然後，見證了這些“國家機關”的服務質量的持續提升。
市場化的一個副產品是：很不幸，我們進入了一個“富人得勢”的時代。很多人因此而痛恨這個時代。但是，我們可以想象，在市場化之前的計劃經濟時代，是一個“隻有得勢的人才能致富的時代”。無論如何，一個富人得勢的時代，也要比一個隻有得勢的人才能致富的時代強得多。（哈耶克語）把賺錢做為理想，要比把當官當理想高尚得多；向錢看，要比向權看更純淨。
所有這些變化，對我來說都格外刺激，格外有趣，讓我感到無比興奮。能成為曆史的見證人，成為這個時代的觀察者、思考者，我感到無比榮幸。
當然，在這個時代，最有幸的，也許是段子手遍地開花，並且，因為經曆的特殊性，我們也成為了最能“讀懂”那些段子的人。
上個月底，《人民日報》發了篇文章《80後真是被坑的一代嗎？》，這才表達了我的心聲。作者在文章中寫道：
在這樣一個崇尚多樣性的時代，抽象地評論一代人的命運，是一件很危險的事。那些動輒囊括一代人的抽象怨念，並不足以概括80後的真實處境。畢竟，抽象的概括遮蔽了年輕人的豐富性與可能性，也掩蓋了那些具體而微但卻激蕩人心的奮鬥故事。一代人或許具有共同的宏觀特質，但是一個人的命運並不取決於此，而是掌握在自己手裏。如果能做出獨領風騷的產品，如果能創造令人豔羨的業績，就能獲得同樣的成功，誰會關注你是70後還是80後？
年輕人麵臨的問題確實不少，但是與問題相伴而生的，恰恰是解決問題的努力與希望。如果隻看問題、不看破題，隻看反麵、不看正麵，那就是選擇性忽視，隻會激發徒然無用的傷感。
雖然這段文字出自“喉舌”之手，但我還是發自內心地讚同。每一代人的青春，都不容易，但我們這一代人的特殊性在於，我們在自己正值青春期的時候，掌握了網絡輿論的話語權。不過，我們卻沒有珍惜這個話語權，而是拿它來抱怨、發牢騷了。結果，就是，顯得自己成了“最苦逼的一代”。
劉瑜老師在《送你一顆子彈》中有句話：決定一個人的生活的色彩的，不是他眼前的景色，而是他的眼睛。對此，我相當同意。這就是，為什麽，同樣的時代背景，有些人感受到的是苦逼，而有些人感受到的是波瀾壯闊、激蕩人心了。
當然，生活中並不是隻有這種“於丹式”的雞湯。下麵，再說個具體的例子：
今年6月，去四川巴中市的一個貧困山村采訪，一位72歲的老人在向我講述扶貧工作開展以來他的感觸時說：“現在的生活質量，比以前好出十幾倍、一百倍。”然後：又反反複複地說“黨的政策就是好啊”，“感謝黨”。
換做以往，如果是在電視上或報紙上看到這句話，我一定會覺得可笑，甚至是發出一點冷笑。“真是被洗腦了”。然而，當我親耳聽見眼前的這個人幾次三番地重複這句話時，我竟十分感動——他之所以反複說“黨的政策好”，主要有兩個原因：表達能力欠缺，除此之外，不知道還能說啥；他確實對當下的生活比較滿意，對當地的政權有發自內心的擁護。
如果是一個國家的首富或其他既得利益者在公開場合說“黨的政策好”，我們會很容易理解；但一個剛脫貧不久的“前貧困戶”竟然也感謝黨，這難免讓人意外。從聊天的其他內容和他說話的語氣看，這位老人現在的幸福感確實是挺高的，這一方麵是因為他的欲望比較少，很容易滿足；另一方麵，也是因為黨對他的“洗腦”確實是成功的。
其實，“黨的政策確實好”，這樣的話，前兩年我也聽過，說話的，也是有著漫長的“被洗腦史”的老人。與對洗腦有極強的免疫力、但牢騷和抱怨也比較多的年輕人相比，這些“被徹底洗腦”的老人，對生活現狀有著更強的認同感，在客觀方麵，他們的生活處境並不好，但在主觀方麵，他們的“痛感”卻很輕，這不得不歸功於我黨多年以來的“洗腦”。
洗腦，並非全都一無是處。在某種意義上，其實是“被洗腦得越徹底，便越幸福”。
每個人的腦海中、思維中都一些會降低幸福感的因素，我們把這些“負能量”的東西從大腦和思維中清除出去，便是洗腦了。這種洗腦，就像是洗衣服、洗碗一樣必要。
我們常說，幸福與不幸，並不取決於實際生存境遇，而是取決於“心態”、取決於思維方式。在幸福感比較差的時候，“調整心態”，實際上就是一種洗腦。對身處逆境的人來說，自我洗腦，就是在吸食精神鴉片。
一說到洗腦，我就不由得想起如過街老鼠般被人人喊打的“心靈雞湯”了。但我想說的是：很多人，之所以不幸福，恰恰是因為他們對心靈雞湯缺乏信仰、缺乏基本的敬畏之心。
處於某種同樣的困境中，容易被心靈雞湯“洗腦”的人，通常都能告別痛苦和煩惱，而那些始終無法擺脫思維局限性的“理智者”，則無一例外地充滿了焦慮和憂愁，他們總是滿腹的牢騷和委屈。這，正是身為一個“雞湯厭惡者”最大的倒黴和悲哀之處。
雞湯厭惡者們總是居高臨下地嘲笑那些喜歡心靈雞湯的人逃避現實；可是，如果一個人“麵對現實”的目的就是為了得到更多的煩惱和痛苦的話，那他真是蠢得可以啊。
有的人，之所以將那些談調整心態的文章都定性為心靈雞湯，其實是因為他自己的心態很差，並且還不具備調整心態的能力——自己沒能力做到，便認為別人從實踐中感悟出來的真知灼見都是“空洞的大道理”。
作者簡介：蘇清濤，1984年出生，金牛座，2007年畢業於複旦大學曆史係，一個不務正業的記者，不會寫詩的詩人，不懂藝術的藝術家，“盡管我毫無藝術細胞，但我自己就是個藝術品”。微信號/charitableman，公眾號/扯淡不二·chedanbu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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