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劉老老的話——記吳稚暉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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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壇掌故，一部十七史，千頭萬緒，也不知從何說起。恰好有一個自稱劉老老的吳稚暉先生，那時候尚未進入大觀園，愛和朋友們在瓜棚豆架下瞎嚼嘴，也就借他的口吻，開起場麵來。
吳先生照例是把我們拖到一家小茶館，擠在一群泥腳的朋友堆裏，上天下地，無所不談的。他是江蘇常州人；常州在滿清這一代，產生了三種特殊人才，一種是法理名家，和浙江紹興齊名的師爺；又一種是理財專家，或為現代中國銀行界的重鎮；又一種則是陽湖古文家，陶熔經史，局麵比桐城派開展的古文異軍。吳先生乃是陽湖派的異軍，他兼有刑名家之長，而氣勢過之。他自己曾說：“三十歲以前，也曾從經生想到文人，也想將來過了六十，到孔老二刪詩書、定禮樂之年，在詞林文人裏頭有一席位置。乃三十歲的六月，住在北京官菜園上街鎮江會館，有位丹陽朋友乘我出門，在我桌上放一條紙規我曰：‘學劍不成，學書不成，勇而無剛，朝史暮經。三十之年，胡亂混混。’我看了很懊喪。晚上讀曹植與楊修書，他說：‘昔楊子雲先朝執戟之臣耳，猶稱壯夫不為也。吾雖德薄，位為蕾侯，庶幾戮力上國，流惠下民，建永世之業，留金石之功。豈徒以翰墨為勳績，辭賦為君子哉！’就想扔了那牢什子的文史，還是學劍。到明年，還到家鄉，在小書攤上得到一部《豈有此理》（即《何典》），他開頭便說‘放屁放屁，真正豈有此理’，忽然大徹大悟，決計薄文人而不為。偶涉筆，即以‘放屁放屁，真正豈有此理’之精神行之。再過一年，在南洋公學，有位陳先生，複相約投中國書於茅廁，從此不看中國書。到如今，幾乎成了沒字碑，然身上不帶鳥氣，不致誤認我為文人，這是很自負的。”
吳先生薄文人而不為，他心目中的文人，都是中了八股的餘毒，抹消了自己的頭腦，事替別人做應聲蟲，所謂代聖人立言的。他老先生眼見土八股完了，洋八股便來了；革命八股之後，便是黨八股；所以，他要和姓陳的朋友相約不讀中國書。他看見章太炎先生在上海講國學，對我大大地歎氣。他說：“國故這東西，和小腳、鴉片、八股文一樣，都是害人不淺的。非再把它丟在茅廁裏三十年不可。現今鼓吹成一個幹燥無味的物質文明，人家用機關槍打來，我也用機關槍對打，把中國站住了，再整理什麽國故毫不嫌遲。” 我們和他說陽湖派的古文，他就根本否認自己是文人，他寫給我一封長信，一開頭就說：“文學不死，大亂不止。”他說他的文體，乃是以“放屁放屁，真正豈有此理”之精神行之的。這部坊間小說——《何典》，乃是一部敢於在孔老二的神位前翻斤鬥的奇書；作者的見解，能否跳出儒者思想的掌心，又作別論。他的筆法，乃是揉合俗語與經典，村言與辭賦為一爐的創格。其中有一節寫雌鬼與雄鬼睡在一枕，上一句是“肉麵貼著肉麵”，十分村俗，下一句是“風光搖曳，別有不同”，卻又非常典雅。吳先生自己所謂放屁文學，也就是敢於運用最村俗的粗話，如“口寬債緊”一類的名句，而六經皆要注腳，“下體雞腳之辭，比諸黃絹幼婦之妙”，替白話文學開出最寬闊的門庭。他畢竟還是陽湖派古文的嫡傳宗派，其得力於子史以及說部，而敢於對孔老二翻斤鬥的，真有了《何典》的“放屁”精神。 吳老先生，從清末以來，一直是國語運動的領導者，一九一三年，主持讀音統一會，審訂了注音符號，到後來提倡拚音文字；他說國語文學，那還是士大夫所穿的皮鞋，為了一般種田人著想，用國音符號拚方音，那才是走泥路的草鞋。他是一個最了解民間文學的新文學家，他叫我不要讓別人牽著鼻子走，他是東方的伏爾泰。
吳稚暉的語文見解，可以說是比時人都進一步；但是，他的文體，還是半文半白的白話文；他自己那麽運用自如，不留斧鑿的痕跡，是一件事；而 “學我者病”，很多人寫成了一種非驢非馬的白話文，又是一件事。有一回，胡適之寫信給《現代評論》的浩徐先生談到這一問題（浩徐曾於《主客》答問中，說到非驢非馬的白話文，乃是整理國故的一種惡影響。）說：“今日的半文半白的白話文，有三種來源：第一是做慣古文的人，改做白話，往往不能脫胎換骨，所以弄成半古半今的文體。梁任公先生的白話文，屬於這一類，我的白話文有時候也不能免這種現狀。纏小了的腳，骨頭斷了，不容易改成天足，隻好塞點棉花，總算是提倡大腳的一番苦心。第二是有意夾點古文調子，添點風趣，加點滑稽意味。吳稚暉先生的文章，有時是有意開玩笑的。魯迅先生的文章，有時是故意學日本人做漢文的文體，大概是打趣《順天時報》派的，如他的小說史自序。錢玄同先生是這兩方麵都有一點的；他極賞識吳稚暉的文章，又極賞識魯迅兄弟，所以他做的文章也往往走上這一條路。第三是學時髦的不長進的少年，他們本沒有什麽自覺的主張，隨筆亂寫，既可省做文章的工力，又可以借吳老先生作幌子，由他們去自生自滅罷。大概我們這一輩半途出身的作者，都不是做純粹國語文學的人；新文學的創造者，應該出在我們的兒女的一輩裏，他們是‘正途出身’的；國語是他們的第一語言，他們大概可以避免我們這一輩人的缺點了。”
冷眼看去，文學革命時期的前驅戰士，他們在文體解放上的成就，遠不如他們在思想解放上的深遠廣大；吳稚暉也和其他前驅的思想家一般，新文學運動乃是新文化運動的一麵；他絮絮說教，所說的乃是器械推進文明的大義。他說：“人之所以尤近於禽獸者何在乎？即以其前之兩足發展為兩手，所作之工愈備，其生事愈備，凡可以善生類之群，補自然之缺者愈周也。” 他認為人是製器的動物，器械愈備，文明愈高，科學愈進步，道德愈進步。總括言之，世界的進步隻隨品物而進步；科學便是備物最有力的新法。他很明白地說：“我是堅信精神離不了物質。我信物質文明愈進步，品物愈備，人類的合一愈有傾向，複雜的疑難亦愈易解決。”他是徹頭徹尾的唯物論者，“開除了上帝的名額，放逐了精神元素的靈魂！”（他所以主張白話文拚音文字，也因為舊時士大夫在文言、經典中消耗時間與精神，太妨礙了物質文明的進步。）
吳稚暉先生曾經向朋友們建議，隻要化半隻金表的錢（他的朋友，掛了一隻金表，值四十金鎊，半隻金表，那便是二十鎊的小數目。）那就可以大大作為一下。在有餘的書房中，安設一小小的工作所，中間放一白木堅牢的長桌，桌上固定了一副老虎鐵鉗；白木抽屜中，大小銼刀五六把，截鐵鋸子大小兩麵，鑽鐵手鑽一具，可鑽四分一英寸的孔眼，量尺比例尺等各一具，刮刀、定心針、手鉗、製螺絲器等隨時走過舊貨攤或五金店時，陸續添購。又於白木桌旁，安設白木長板凳一條，凳頭固定魚尾木叉，為刨木鑿孔等固著作物所用。室隅放一白木小櫥，櫥中安放木鑿、小斧、木銼、木錘、刨子等。櫥上壁間，懸掛木鋸三條，手搖木鑽大小兩個，室之又一隅，備一車木之床，其餘如製造鏡架的截角器，雕刻小模型的各式鑿刀等等，亦可隨時添入。照他的說法，這樣的書房，較之備小堂畫一幅，泥金箋對一副，小掛屏八條，霧紅花瓶一個，小炕床一張，書椅茶幾六事，有意義得多了。他希望社會上改變風氣，不崇古而尊今，不尚文而重工，書房都變成工作所，客來請在工作板凳上講話，那麽中國就會有希望了。
到了一九二七年，這位劉老老進到大觀園去了。她是史太君麵前的貴賓，和王夫人、王熙鳳的娘家攀了一點遠親。照她的說法，大觀園這一家人家，除了門口那對石獅子，其餘就很少幹淨的了。從一九二七年以後三十年間，吳稚暉一直沒和國民黨脫離過關係，他雖是閑居在雞肋式的監察委員的虛位上，卻與聞了國民政府的最高決策。在蔣介石麵前，雖不一定言聽計從，卻要算是處於師友之間，可以直入內室而不必通報的一個人。胡適之說：“近八十年來，國內學者大都是受生計的壓迫，或政治的影響，都不能有徹底思想的機會。吳先生自己能過很刻苦的生活，應酬絕少，故能把一些大問題細細想過，尋出一些比較有係統的答案。在近年的中國思想家中，以我個人所知而論，他要算是很能徹底的了。”胡先生的話，還是該打很大的折扣的，吳先生畢竟受了蔣介石的牽累，投入國共鬥爭漩渦中，以至於丟開社會主義的立場，遷就權勢所迫成的現實的。不過，他的哲學觀點和文學觀點，還是發揮他的獨到的見解，並不由於在大觀園裏兜圈子而有所改變的。他說：“宗教皆創自阿刺伯民族，印度亦受其影響，故一為神秘，一為虛玄，簡直是半人半鬼的民族。所以什麽佛、什麽妖、神、上帝，好像皆是《西遊記》、《封神榜》中人物；其實他們的聖賢，皆懶惰邋遢，專說玄妙空話，所以他們的總和，道德最劣。最相宜的，請他講人死觀。”“中國在古代，最特色處，實是一老實農民，沒有多大空想。他們是安分守己，茹苦耐勞，惟出了幾個孔丘孟何等，始放大了膽，像要做都邑人，所以勉強成功一個邦國局麵。若照他們多數大老官的意思，還是要剖鬥折衡，相與目逆，把他們的多收十斛麥，含 鼓腹，算為最好。於是孔二官人，也不敢蔑視父老昆季，也用樂天知命等來委蛇。晉唐以前，乃是一個鄉老（老莊）、局董（堯舜周孔）配合成功的社會。晉唐以來，‘唐僧’同‘孫悟空’帶來了紅頭阿三的空氣，徽州朱朝奉就暗采他們的空話，改造了局董的規條，所以，現在讀起十三經來，雖孔聖人、孟賢人直接晤對，還是溫溫和和，教人自然。惟把朝奉先生等語錄學案一看，便頓時入了黑洞洞的教堂大屋，毛骨竦然，左又不是，右又不是。所以他們的總和，道德叫做低淺。”“現在要講一個算帳民族（西洋人），什麽仁義道德，孝悌忠信，吃飯睡覺，無一不較上三族的人，較有作法，較有熱心，講他們的總和，道德叫做高明。”他的全盤西化主張，文學、美術、自然也當整理改造；看清楚了“歐洲從文藝複興與宗教改革，再進一步做到工業革命，造成科學世界的物質文明，方才有今日的世界”的事實。他要我們再進一步拋開洋八股，努力造成一個幹燥無味的物質文明，然後這三百年的文化趨勢，才可算有了個交代！我們從吳先生的一生，看到了啟蒙運動以來的時代趨向，也從他的言論中，體會到新文化運動的基本精神，他在“一個新信仰的宇宙觀及人生觀”中以極風趣的話在說：“凡是兩手動物戲裏的頭等名角，應當：有清風明月的嗜好，有神工鬼斧的創作，有覆天載地的仁愛。換三句粗俗話是怎麽呢？便是：吃飯、生小孩、招呼朋友。”他的見解極透辟，他的文詞，極痛快淋漓，而他是以劉老老靠柴積上曬日黃的嚼嘴風格出之，誠現代中國不可多得的奇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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