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學良傳---八月的西安

Jan04

延安會談後,中共中央研究了張學良對反蔣抗日方針的不同看法,認為他的意見是有一定代表性的,既然象張學良這樣願意走聯合抗日道路的人對“反蔣”都難以接受,顯然,如仍堅持反蔣,對擴大統一戰線是不利的,所以采納了他的建議,將“反蔣抗日”改為“逼蔣抗日”,“在5月5日發表的東征回師通電中,就沒有再提反蔣的字句,而是向‘南京政府諸公’提出以兄弟鬩於牆、外禦其侮的精神,在全國範圍內、首先在陝甘停止內戰,雙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具體辦法。……在《關於逼蔣抗日問題的指示》中說:‘目前中國人民的主要敵人是日本帝國主義,所以把日本帝國主義與蔣介石同等看待是錯誤的,“抗日反蔣”的口號,也是不適當的。’還說:‘在日本帝國主義繼續進攻,全國民族路程運動繼續發展的條件下,國民黨中央軍全部或其大部有參加抗日的可能。我們的總方針應是逼蔣抗日。’”①

紅軍為了抗日,於1936年春東渡黃河,不料,受到蔣介石和閻錫山軍隊的阻攔。為了顧全大局,促進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決定回師河西,停止這一戰略計劃的實施,並發表《停戰議和一致抗日通電》,向全國人民宣布,出師抗日的紅軍之所以回師黃河西岸,不是對國民黨軍隊的堵截和進攻畏懼了,而主要是“認為國難當前,雙方決戰,不論勝負屬誰,都是中國國防力量的損失,而為日本帝國主義所稱快。”故決定“以此行動向南京政府、全國海陸空軍、全國人民表示誠意,我們願意在一個月內與所有一切進攻抗日紅軍的武裝隊伍,實行停戰議和,以達到停戰抗日的目的。”並慎重地勸告南京政府:“在亡國滅種緊急關頭,理應翻然改悔,以兄弟鬩於牆外禦其侮的精神,在全國範圍、首先在陝甘晉停止內戰,雙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的具體辦法。此不僅諸公之幸,實亦民族國家之福。如仍執迷不悟,甘為漢奸賣國賊,則諸公之統治,必將最後瓦解,必將為全國人民所唾棄所傾覆。語雲:‘千夫所指,無病而死’,又雲:‘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願諸公深思熟慮之。”

中國共產黨的這些深得人心的舉動和決策,張學良都看到了,他是衷心擁護的,他對聯共抗日和爭取蔣介石等國民黨最高決策人物共赴國難更加積極了。據劉鼎回憶,在那個時期,張學良“主動承擔勸蔣抗日的工作,蔣介石走到哪裏,他就走到哪裏找蔣介石談聯共抗日的問題。這樣的情況不止五次(南方一次,山西一次,洛陽二次,西安一次),幾乎達到每月一次。談話中蔣介石總要擺出領袖架子,讓張學良聽他的話。蔣對張說,自己已經吃了共產黨的虧,頑固地認為和共產黨合作是不可能的,責備張學良年輕無知,易受騙。張學良一向好勝,不肯隨聲附和,堅持勸蔣抗日,說:“日本人步步逼近,自己把東北失去,再這樣下去,軍隊都不聽我的了。”兩人總是談不攏,時常衝突。

至於說,時任西安綏靖公署主任、第十七路軍總指揮的陝西地方實力派領袖楊虎城,他的進步傾向更是眾所周知的。出身貧寒,飽經憂患的楊虎城,早在辛亥路程時,就參加過反清的路程隊伍,以後又加入護國軍和靖國軍,投身討袁鬥爭,反對北洋軍閥,支持北伐戰爭。作為一個擁護孫中山的三大政策富有愛國思想和正義感的軍人,他有一顆救國救民的赤子之心,“西北山高水又長,男兒豈能老故鄉。黃河後浪推前浪,跳上浪頭幹一場。”“西北大風起,東南戰血多。風吹鐵馬動,還我舊山河。”從他早年所作的這些充滿路程激情的詩裏,不難看出他是痛感社會黑暗、國事如麻,而迫切希望“勘定禍亂、萬姓鼓舞”的。“九·一八”事變爆發後,他又增加了一層憂慮,對日寇的瘋狂侵略也特別憤慨,所以在1933年,當日本帝國主義占領我熱河省、華北危急、平津危急時,他曾向蔣介石要求將十七路軍開赴華北抗日。當馮玉祥、吉鴻昌等在察哈爾組織抗日同盟軍時,楊虎城不僅聲援,而且資助大批彈藥。1936年綏東抗戰,楊虎城又多次請纓殺敵。一次再次的愛國要求,都被當局拒絕,引起了他極大的不滿,對蔣介石的獨裁統治和攘外必先安內政策,他也一直是反對的。②所以中共對楊虎城的統一戰線工作很重視,並且也是開始得比較早的。1935年冬,當楊虎城到南京參加國民黨“五全大會”時,在南方從事地下工作的南漢宸就委托申伯純到南京去見他,向他介紹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後來,黨中央還派汪鋒帶著毛主席的親筆信,到西安來找楊虎城。汪鋒臨行前,毛主席接見了他,向他詳細分析了當時的形勢和西北軍的情況,指出西北軍和東北軍都不是蔣介石的嫡係部隊,他們與蔣是有矛盾的,同“中央”顧祝同、胡宗南部的矛盾也必然日益突出,所以是可以把楊虎城爭取到反對內戰和團結抗日這一邊來的。

這也就是說,在那時,團結爭取楊虎城有利條件是不少的,但也有一定的危險性。不過,汪鋒還是很有信心的,他在一篇回憶錄中說:“毛主席說,談判一定不要決裂,要談和。我表示,完全接受主席的指示。這次出去,當力爭談判成功,如果談不好,有危險,也不懼怕。主席說,你說得很對,現在的時機是好的,我們連續打勝仗,他們一定很動搖,成功的可能性很大,但困準和危險是有的,我們把各方麵都想到,有了精神準備,事情就好辦了。主席還具體指示:對楊虎城部隊要有個分析,多鼓勵抗日士氣,少談以往的不愉快事情,多看進步的,少看落後的……”③

當時,汪鋒正是在這種正確的思想路線指導下前往西安與楊虎城談判的。二人見麵之後,汪即說明來意,談了形勢和紅軍聯合抗日的主張,並遞交了毛澤東、彭德懷給楊的親啟信,信中說:“鄙人等衛國有心,劍履具備,行程二萬,所為何來,既達三秦,願求同誌,倘得閣下一軍,聯鏢並進,則山河有幸,氣勢更雄,減少後顧之憂,增加全軍之力。鄙人等更願聯合一切反蔣抗日之人,不問其黨派及過去之行為如何,隻問今日在民族危機關頭是否有抗日討蔣之誠意,凡願加入抗日討蔣之聯合戰線者,鄙人等無不樂於提攜,共組抗日聯軍,並設國防政府主持抗日討蔣大計。”再經深談,終於消除了楊對紅軍的誤會,下定了聯合抗日的決心,所以那時楊虎城雖為國民黨西北地區一位重要的軍事領導人,實際是一位抗日愛國將領。據說,有一次,楊虎城從南京開會回來,駐守漢中鎮巴的二十一團來電話報告,說在一次戰鬥中,有三十多人後退逃跑,使本來穩操勝券的戰鬥一敗塗地。逃兵現已全部抓起來了,但事關重大,團裏不敢擅自處理。楊虎城聞訊連夜趕到鎮巴,第二天大清早召開全體軍人大會,準備處理這批臨陣脫逃者。後來一查,原來他們是根據團部命令,要去通江上搶劫一大批物資作為軍餉用。而這些物資是通江、南江等地老百姓支援上海十九路軍抗日的募捐物資,認為不能搶,並向團長匯報了。團長不聽,仍下令攻搶,他們無奈,朝天放了一陣空槍之後,便集體開了小差。他們一邊跑,還一邊“高喊:‘我們中埋伏啦,快逃哇!’帶著尖刀排似腳底板擦了油地往回跑。打頭陣的一跑,整個搶物資的大部隊就潰不成軍了。‘軍長,’關黑子(帶頭逃跑的一個副營長,他原本是楊虎城的一個老部下)說完,‘撲通’又跪在地下哽咽著說:‘我說的都是實話,不信,我口袋裏有東西能證明。’楊虎城從關黑子衣荷包裏摸出張皺巴巴被汗浸濕了的粗毛紙,攤開一看,是四川通江、南江紅軍遊擊隊的簡報。正麵印著:同仇敵愾,抗日救國,雙江愛國赤子勒緊褲帶踴躍捐款捐物支援上海十九路軍。簡報的後麵是雙江紅軍遊擊隊給上海十九路軍軍長蔡廷鍇將軍和全體官兵的慰問信。楊虎城看完簡報,一把抱住關黑子:‘黑子,你不是逃兵,是功臣!’這樣一來,公審會改成了嘉獎會,三十多名逃兵每人發了五塊大洋,關黑子升為團長。楊虎城最後向全團官兵宣布:‘弟兄們,今後,遇上這樣的丟良心仗,大家都可以逃跑,我楊虎城照樣發獎!’”④從楊虎城為“逃兵”發獎這個小故事中,人們不難看到,在那時,他雖然受國民黨政府領導,實際上他是執行著一種比較進步和溫和的政策,因而那時陝西的救亡運動較為活躍,如對於提倡民主、宣傳抗日、反對內戰等,在別的地方,常常是被禁止的,而在陝西,就沒有那麽多的清規戒律,不論是青年學生或民主人士,都敢於議論國事,抨擊時弊,所謂共產黨宣傳赤化、不要父母、不講道德、共產共妻之類的謠言,在這裏是沒有多少人相信的。致使陝西的國民黨特務大為惱火,叫苦不迭,哀歎陝西左傾分子多,存在所謂“精神向北(即陝北)”和“做的是國民黨的官,吃的是國民黨的飯,卻說的是共產黨的話,做的是共產黨的事”的現象。

蔣介石對此也很惱火。為了進一步控製西北地區,防止“赤化”,他調來大批憲兵,同時也增強了特務的力量,僅在西安地區就設立了一百多個特務機構。國民黨的黨政要人如戴季陶、宋子文、晏道剛、曾擴情、宋誌先、江雄風等,也象走馬燈似的,頻繁往來於南京西安之間,他們不僅進行政治遊說,有的還直接在西安的黨、政、軍、警等機構中擔任要職,如安插在西北“剿總”司令部的晏道剛和曾擴情這些特務頭目就是用來監視張、楊的;也有的則以國民黨陝西省黨部等機構為據點,專門監視共產黨和進步人士的行動,甚至連東北軍和十七路軍也都處於特務的暗中窺測之中!

但哪裏有壓迫,哪裏就有反抗,在日本帝國主義鐵蹄踏進華北、民族危機日益嚴重的形勢下,人們團結禦侮的愛國主義精神還是不斷發揚光大,如當時在東北軍和十七路軍中秘密流傳的宣傳抗日救國的刊物《活路》(這名稱的含意是東北軍隻有抗日,才有活路),就引起了強烈的反響,為以後西安事變的爆發作了輿論準備。這個刊物是由從上海來西安作統戰工作的著名進步人士高崇民等編印的。未過多久風波起,它暴露了東北軍和西北軍聯合的秘密,引起了蔣介石的警覺,若不是張、楊兩將軍的保護,高崇民就會被捕,會被送往南京,其後果就不堪設想了。

原來,那時高崇民等編印這個刊物,是曾得到張學良默許的,不過表麵上他不能支持,還得公開查禁,以遮特務耳目。所以,那時這個刊物實際是處於地下狀態。印刷、發行,都擔著很大的風險,白竟凡在論及此事時,著重指出:

原來準備油印,既經張默許了,就準備鉛印。但是,在西安找不到印刷的地方,因為陝西省黨部有命令,凡印宣傳抗日的東西,就違犯了“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活路》不能拿到外麵去印。適楊虎城的秘書王菊人去高崇民家。孫達生(另一《活路》編者)即和王商量印刷《活路》的事。王說:“綏靖公署軍需處有個印刷廠,專印軍內的材料,比較安全、保密。”他說可以幫助解決印刷問題。王回去後向楊報告了,楊慨然應允,讓王菊人告訴軍需處長王惟之負責監印,注意保密。王惟之積極主張團結抗日,也是楊將軍的心腹。他接此任務後,就和印刷廠的負責人高子楨商量,選一些技術好的工人,在晚間代印《新秦日報》後,接班突擊印《活路》,到天明即止,一切排版、印刷、裝訂都嚴格保密,並由王惟之和高子楨輪流監印,按照實印冊數發給紙張,不許多印。

經過幾夜突擊把《活路》印完。即由王惟之運到他家,以後又由綏署交際處長申伯純同誌用小汽車運到雙仁府高崇民家。……

《活路》發行一個多月以後,忽於五月十二日楊虎城的幕賓郭增凱為《活路》事,被國民黨秘密逮捕解往南京。這件事使張、楊和東、西北軍兩方麵人士都為之震驚。後來查清是印刷《活路》時的保密措施引起了兩名工人的懷疑(他們是蔣特的底線),他們在印時帶去一份光紙換了一份印的《活路》,在軍需處後麵城牆上偷閱。

他們看到內容全係宣傳抗日的違禁印刷品,即秘密送給了西北“剿匪”總部調查科長江雄風。江看見如此重要的“反動文件”如獲至寶,獎給這兩個人每人六十元大洋,即向“剿總”參謀長晏道剛報告。晏立即召集江雄風、馬誌超、曾擴情等軍統特務頭子們研究這個小冊子是誰寫的?他們認為小冊子既是十七路軍印刷廠印的,當然是十七路軍的人編的。但是,從內容上看,又都是東北人的口氣,宣傳對象主要指的是東北軍。他們分析來分析去,分析到郭增凱頭上,認為郭平日經常誇他與楊虎城的關係如何密切,也能寫文章。他們對十七路軍內部情況茫然無知,又報功心切,就誤認為《活路》一定是郭增凱搞的,即向蔣介石寫了報告。蔣介石五月十日複電:“著即將郭增凱逮捕送南京”,晏道剛即於十二日親自打電話請郭到總部,以有要事相商為名,把郭騙到總部逮捕,怕被十七路軍發覺,連夜把郭送到臨潼上車解往南京。

郭增凱到南京後,特務們立即進行審訊,追問他為什麽要編印《活路》小冊子?又追問楊虎城和張學良怎樣密謀聯共抗日的?這兩個問題郭增凱全無所知,雖然特務們進行各種威脅利誘、刑訊,也問不出結果來。他們又轉告晏道剛,晏拿著《活路》去找楊虎城,指出《活路》是十七路軍印刷廠承印的,讓楊查辦。楊從容地說:軍需處不會印這種東西,請晏在市麵上徹查。後來楊部查清是廉棟臣等二工人告密,楊將軍覺得對不起東北朋友即將廉等秘密逮捕,關押在十七路軍軍法處,事變結束時將兩人釋放。晏道剛又去找張將軍,張學良一見《活路》小冊子,也很生氣,說:這樣的東西應當查禁,並應追查是何人所為?他命令部隊查禁收繳。孫達生等又將收繳回來的《活路》,利用各種形式發給部隊。

後來經過特務們的明查暗訪,發現是高崇民所編,才知道誤捕了郭增凱。但是,特務們的哲學是“有錯捕,無錯放”,仍然把郭關押在南京,一直到西安事變,為作張、楊的工作,宋子文才把郭保釋出來,一同去西安營救蔣介石。南京則對高崇民發出通緝令。此時高崇民正在洛川王以哲的軍部,劉多荃亦在洛川,張學良密令王、劉把高送往天津躲避……七十年代台灣公布張學良寫的《我的回憶》中也提到:“有一《活路》小冊子出,內主張,東北人與西北人合作,聯共抗日,此冊乃出於高崇民之作。”⑤

一天傍晚,燥熱、憋悶,沒有一絲兒風,是古城西安少有的一個炎熱的天氣。張學良從外麵回到公館,因為他剛剛聽過一個特務在西安橫行的情況報告,心中不悅,所以這天回來臉色陰沉,寡言少語,連晚飯也沒有吃好。

當趙四小姐得知他煩惱的原因後,勸道:“漢卿,算啦,現在委員長要搞獨裁,學的就是希特勒、墨索裏尼的那一套,他們不光是在西安這麽幹,在其他地方也是這麽幹的,你不要理睬他們就是了。”

“是的,我也曾這麽想過,”張學良若有所思地說,“俗話說,你走你的陽光道,我過我的獨木橋,咱們井水不犯河水。誰料樹欲靜而風不止,我不理他們,他們卻偏要找我的麻煩,對我和東北軍進行監視,還向南京告我的狀,你想,這我能置之不理嗎?”

“是的,這是使人不愉快的。”趙四小姐坦率地說,“但我覺得,你還是要沉住氣,有道是:小不忍則亂大謀。又說:強龍壓不住地頭蛇,他們雖然不一定都是地頭蛇,但象過去上海那些青紅幫流氓打手之類的人還是不少的。他們大都是些亡命之徒,為效忠自己的主子,是什麽壞事都幹得出來的,不到萬不得已,這個馬蜂窩還是不要去捅它為好。”

這時三樓臥室裏的電燈閃了一下,原來窗外起風了,似乎還落了雨,玻璃窗被刮得啪啪直響,遠處隱隱傳來沉悶的雷聲。

“你談的有道理,這我能夠理解。”沉默了一會,張學良仍然耿耿於懷地說:“我可以暫時不理他們,但如果他們認為我怕他們,認為我軟弱可欺,那他就錯了,不客氣地說,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如果超越了這個限度,我也饒不了他們!”“不,漢卿,要冷靜,”趙四小姐繼續勸慰道,‘我總覺得,許多事還是要想開些,看透些才好,你想吧,這些人之所以敢於這樣胡作非為,甚至連你和楊將軍都不放在眼裏,莫非他們是吃了虎肝豹膽了?不是,他們是狗仗人勢,有後台老板撐腰,根子還在上麵,漢卿,你說是不是這樣呢?”

張學良默默地點點頭,用讚許的日光望著她:“談得對!

霞,請你繼續分析。”

“其實,我的這些看法也不一定都很成熟,”趙四小姐看到張學良重視她的意見,便也就一發而不可收地把自己的想法和盤托出了。“漢卿,這些年我們朝夕相處,你應該知道,我並不是個很關心政治的人,對於你的進退也都是淡然處之,我常想,國事紛繁,爾虞我詐,宦海浮沉,風波迭起,要幹一番事業,談何容易!倒不如息影政壇,到僻靜處過點清閑的日子為好。可是,轉念一想,又覺得這未免太消沉了,當此國難當頭,民族危機日益嚴重的時刻,正是熱血男兒報效國家之時,怎可消極避世?但也要看到,現在人心不齊,形勢複雜,你這個當副司令的,遇事可要三思而行啊!”“對,今後我再也不能盲從了。霞,你談得好,說下去。”趙四小姐的談話,使他感到親切,所以希望多聽聽她這些頗有獨到之處的見解。

這是怎麽回事?張學良和趙四小姐怎麽在家中也議論起西安的形勢來?難道……

是的,由於西安抗日救亡運動日益高漲,而地處內戰前線的陝、甘邊區卻風平浪靜,是一派西線無戰事的和平景象,這就使急於剿共的南京當局大為不滿了。他們利用在西安的國民黨特務,四處打探,似乎獲得了一些很了不得的情報,終於發生了蔣介石密令國民黨陝西省黨部秘密逮捕東北大學學生、中共地下黨員宋黎(宋在解放後曾先後出任旅大市市長、遼寧省委書記)和馬紹周、關沛蒼的事件。宋黎是應張學良邀請,來陝進行抗日宣傳活動的。特務們之所以抓他,對他的身份很懷疑,固然是一個因素,但更主要的是,覺得宋與張學良關係密切,想從宋黎等人的口供中,進一步了解張、楊聯共抗日的情況。特務們抓了宋黎等人還不算,還準備將他們押送南京審訊呢!幸而,由於宋黎的機智,更主要的是由於張學良和楊虎城的堅定、果敢,由於他們及其部屬與特務進行了針鋒相對的鬥爭,沉重地打擊了反動派的囂張氣焰,蔣介石的陰謀才未能得逞。

這就是發生在1936年8月29日晚上的一個不尋常的事件。因按韻目排列,這天是“豔日”,故人們常把此事稱為“豔晚事件”。

這一事件的起因和經過,因歲月悠悠,人們的說法不盡相同,也有誤傳。這究竟是怎麽回事呢?前不久,“豔晚事件”的主要當事人之一宋黎寫了《豔晚事件》一文,對這件事的來龍去脈,談得比較具體、詳盡,茲摘要援引如下:

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九日,我接到西安綏靖公署交際處處長申伯純的電話,暗示國民黨特務可能對我們采取行動,要我們加倍小心謹慎。情況危急,我讓馬紹周速到“總部”政訓處找他的熟人弄清情況,以便決定對策。後來知道,他出去後就被特務逮捕了,羈押在國民黨陝西省黨部。

馬紹周剛走,東北中學學生代表團幾個人進來找我,研究撤換東北中學校長王化一的事。當時我心裏很急,考慮他們年紀輕,怕嚇著他們不好明講,又擔心隨時可能發生意外,隻簡略說了幾句就讓他們走了。代表團負責人曹富琨(曹裕民)留下來要跟我深談,我不好推辭。他正在講著,突然門被踢開,接著闖進兩個人,進門就喊:“宋黎!”我一目了然,順口答:“不在家,出去了!”特務橫眉豎目,聲嘶力竭地叫道:“就是你!”說完猛撲過來,把我和曹富琨一起逮捕了。兩個特務架起我的兩隻胳膊往外拽,剛出房門,特務頭目對他的嘍羅宣布:“抓到了共產黨要犯!命令誰也不許打電話,不許走露風聲,來一個捕一個。”

這時,愛國民主人士車向忱先生迎麵走來。一個特務說:“這個老頭來了,逮捕他!”抓我的三個特務分出一個去抓車,剩下兩個特務拖不動我。一會兒,那個特務空手回來造謠說:“車帶了槍……趕快先把這個送走。”

三個特務把我抬起來,我極力反抗,他們費了很大力氣才把我弄出小院。我趁機猛然掙脫出來,又跑回小院,發現車向忱先生還沒逃走,特務追進院來隻顧抓我,七手八腳把我拖出西北飯店後門,車先生這才乘機脫身,離開了險地。我發現隻有一個特務押著曹富琨,就向他高喊:“快跑!快跑!”曹一轉身,從西北飯店前門跑進前院樓上。那裏住著東北大學、東北中學學生代表團十多個人,其中東大代表有景全豐、蕭潤和等五、六個人。因學生較多,特務沒敢進去。三、四個特務把我抬起來往省黨部走,後來聽說,有幾個學生代表跑出來試圖營救我,但沒有成功。

西北飯店與國民黨陝西省黨部在一條大街上,相距二(半)裏路左右。眼看快到省黨部門前了,恰巧十七路軍憲兵營騎兵巡邏隊迎麵而來,我大喊:“土匪綁架!

土匪綁架!”巡邏隊五、六個人跳下馬先繳了特務的械,然後喝問:“怎麽回事,為什麽抓人?”

特務搶先說:“我們是省黨部的,他是剛捉到的共產黨要犯!”我趕緊分辯:“我不是共產黨要犯,他們是土匪綁架。我叫宋黎,是張副司令請來的東大學生代表,我是副司令的秘書。”巡邏隊中有人認識我,因為我在西北飯店已住了半年多,負責查店的憲兵知道我的姓名和公開身份,我又去過西安綏靖公署,在西北軍中宣傳過抗日,因此不少人認識我。一位巡邏隊員機智地向特務要逮捕證,特務強詞奪理地說沒有逮捕證!巡邏隊員質問特務:“沒有逮捕證為什麽抓人?”一個特務趾高氣揚地說:“我們是奉蔣委員長命令逮捕共產黨要犯,你們別來礙事,不信跟我們一起去省黨部問問。”特務們蠻橫地堅持要把我送交省黨部。我強硬地說:“我是張副司令的秘書,要送就送交張副司令或楊主任。”這時認識我的巡邏隊員向他們隊長說:“他講你們是土匪;你們說他是共產黨要犯,我們管不了這些,我們巡邏隊查街遇到此事,都應上交楊主任處理。若不然楊主任問我們要人我們怎麽辦?張副司令知道後向我們要人,我們哪兒去找?”巡邏隊長聽了點頭同意,便高聲說:“帶走,都上交。”特務們無可奈何,隻好如此了。我想,若把我交到巡邏隊連部,必得走西大街,從國民黨憲兵一團門前經過,倘生不測,這豈不是躲過虎口又進狼窩!我連忙說:“你們連隊處理不了我的問題,幹脆送交營部吧,營部離這兒又近。”巡邏隊長表示同意……

不久,憲兵營的營副謝晉生來了。他以特務捕人既無公文又無逮捕證,事先又沒和憲兵營聯係共同辦理為由,嚴詞拒絕交人,特務迫於無奈,提出讓他們回省黨部取公文來提人,謝營副明白硬頂頂不住,就同意特務回去,辦理提人手續,借此拖延時間再想別的辦法。

特務們剛走,大門咣地一聲關上了。謝營副走進來讓我到他辦公室,對我說:“這件事鬧得很大,各方正在設法解救。剛才搜出的東西全在桌子上,你看看,有礙事的就處理掉,特務回來還得要這些東西。”又說:“你放心,沒有我蓋章誰也提不走人,不過還得審訊一下,留個口供……”

過了一會兒,十七路軍的軍法官李木庵(地下黨員,西北特支領導成員)來了。我們一起研究了“口供”,除了姓名、年齡、籍貫、職業等俗套外,主要講我來西安是張副司令請的,一貫奉公守法,不是共產黨,我主張抗日,但抗日無罪……

為了營救我,楊虎城將軍決定迅速報告張副司令,由張下令提人,並研究了幾條應付省黨部的措施。

張學良將軍聽到我被捕的消息,憤然說道:“捉人居然捉到我頭上來了!”他一麵命令孫銘九去接我,一麵由孫銘九派參秘室工作人員關時潤去西北飯店我的住室取籌辦學兵隊的材料,以免落入特務手中。關去後被守候在那裏的特務逮捕了,同馬紹周一起押在省黨部。張學良將軍得知這些情況,既為國民黨特務如此膽大妄為而震怒,又擔心被捕人的安全,為此斷然決定采取軍事行動。……

但張學良是細心的,這次壞事是誰幹的,雖然他已心中有數,但他認為在進行軍事行動之前,也還是得做做邵力子(陝西省主席)的工作。邵力子雖然也是擁蔣的,但他與那些國民黨的特務和黨棍是不同的,對他還是應當爭取。態度嚴厲些是可以的,但也不可失了和氣。那晚,是深夜把邵請到張公館來的:

邵力子剛邁進客廳門檻,張學良將軍一反談笑風生的常態,勃然大怒地質問:“省黨部逮捕我的學生、秘書和職員,為什麽不通過我?我是‘剿匪總部’的副司令代總司令,是代表蔣委員長的;我是國民黨中央常委,即使是抓共產黨也應該讓我知道!省黨部竟如此藐視我,膽敢擅自抓我的人,我一定要嚴辦!”

邵力子先生從未見過張學良將軍發這麽大的脾氣,也從未見過對他如此不恭,不禁有些惶恐不安,連聲說:

“副司令息怒!副司令息怒!這件事我不知道,我查明後馬上報告,事情由我負責。”張說:“那就請你負責查明,把抓去的人盡快送回!”

張學良將軍對特務瘋狂鎮壓抗日學生極為憤怒,同時也懷疑陝西省黨部藏有誣告東北軍的材料。邵力子告辭後,他便命令副官長兼一○五師副師長譚海率領衛隊營查抄了國民黨陝西省黨部,隨同去的還有參謀孫銘九。

他們救出了馬紹周,關時潤,還繳獲了省黨部誣告東北軍的密電和準備逮捕的東北軍參加抗日活動的三百多人名單。

……蔣介石親自下令逮捕我們幾個人,矛頭也是指向張學良將軍的。張意識到這點,來了個“先折後奏”,“豔晚”第二天,他給蔣介石發急電,大意說:省黨部捕去的馬紹周等係“剿總”職員,如他們有越軌行為應通知“總部”懲處,省黨部不經正式手續,派便衣夜裏逮捕“總部”成員是不信任學良,不信任“剿總”,群情激憤,急於向省黨部直接索還被捕人員。惟因事出倉促,未能事先呈請鈞座,不無急躁之失,請予處分。擬將馬紹周等交“總部”軍法機關嚴加審訊。

“總部”政訓處長,蔣介石的心腹曾擴情於“豔晚”

第二天清晨乘飛機趕往廣州向蔣介石密報,蔣介石雖然收到了張學良將軍的電報,又聽了曾擴情的報告,仍覺得心中無數,便從廣州給邵力子發報,問查抄省黨部是怎麽回事?與張學良揚言抗日是否有關?邵回電說:事情已經結束,張確有抗日之心,但他抗日必聽委座的命令。此時,蔣介石正忙於處理兩廣事變,一時騰不出手來,無暇對付西北。因此盡管他對張學良將軍這一“不軌行為”恨得咬牙切齒,但為了緩和矛盾先把張穩住,很快給張回了個電報:我弟處理此案殊失莽撞,惟既知錯誤,後當注意,所請求處分一節,應免置議。至於馬紹周等的審查,準如所擬辦理(對於這個電報,有人持否定態度,說事實是蔣接晏報告後,說晏胡說,並將批語轉給張看,是為了把張穩住。此事有待進一步查考——筆者)……⑥

發生在西安事變前三個月的轟動一時的“豔晚事件”,表麵看來,似乎是由於蔣介石的暫忍不發而未掀起大浪,實際問題並未解決,蔣介石恨透了張學良,他心想,你說省黨部不尊重你,可你這麽幹,又把我放在了什麽地方?你眼裏沒有領袖,也沒有中央。你身為中央常委,卻派兵查抄省黨部,試問,你又把黨紀國法置於何地?不過,現在我還不說什麽,我還要再看看,一旦騰出手來,我就會飛往西安,到那時,不是簡單地要同你張學良算這個舊帳,而是要徹底解決整個西北的問題,你小子再不給我老實點,到時別怪我蔣某人不留情麵……

不過,說到這裏,有一點,似乎還應作點交代,這便是前麵提到的邵力子,有人也許會問,他不是認為宋黎等人是共產黨,逮捕他們沒有錯嗎?怎麽事後在向蔣介石報告時又說了公道話,客觀上起到了保護張學良的作用,這不是有些矛盾嗎?實際是不矛盾的,邵是國民黨要員,與蔣介石有較深的曆史關係,讓他在那時反對蔣介石的命令,站出來保護宋黎,顯然是不現實的,他能在報告裏采取比較客觀的態度,並為張學良開脫,這已是很難得了。其實,邵力子是有進步傾向的,隨後不久還發生過這麽一件事,那是1937年,他已調離陝西,到南京出任國民黨的宣傳部長了。上任不久,就遇到許廣平自上海送《魯迅全集》書稿請中宣部審查。邵與他的秘書對此事都很支持,對書稿沒有詳細去看,隻隨便瀏覽一下目錄,當即批準出版。許廣平和《魯迅全集》的編委們都很高興。可是邵力子卻因此遭到非議,南京的一些頑固分子諷刺他不是中宣部長,而是“魯迅宣傳部長”。邵力子讓秘書公開回答:他極願意任魯迅宣傳部長,隻要把派令送來,他一定樂於接受,並保證兼職不兼薪……弄得頑固分子哭笑不得。⑦

“豔晚”事件後,特務分子的囂張氣焰有所收斂,張學良和楊虎城是不是鬆了口氣,認為就平安無事了呢?那也不是。他們並不輕鬆,因為他們都知道,委員長雖然來了個“高姿態”,可問題並未解決,蔣介石既然有了關於他們聯共抗日的口實,那就決不會輕饒他們。他們和國民黨最高當局的裂痕更為加深,他們的聯共抗日政策與蔣介石的方針是不可調和的,而且隨著形勢的發展,這一矛盾越發明朗而尖銳化了,從而揭開了西安事變的序幕。

--------

①② 西安事變史領導小組:《西安事變簡史》,中國文史出版社1986年12月出版。

③ 汪鋒:《爭取十七路軍聯合抗日的談判經過》,載《西安事變親曆記》,中國文史出版社1986年12月出版。

④ 熊漢生口述,韓進林整理:《楊虎城將軍軼事二則》,《百花》1987年第7期。

⑤ 白竟凡:《西安事變前的〈活路〉》,學術會議論文,未刊稿。

⑥ 宋黎:《豔晚事件》,載《在同張學良相處的日子裏》,遼寧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出版。

⑦ 引自《文摘報》有關資料

這篇關於張學良傳---八月的西安的文章,11i到此已經介紹完了,希望對你有所幫助。
11i部分文章為網絡轉載,部分出處不明,如果有相關文章無意侵犯閣下之權益,希望來信說明!


由11i發表於 2014年01月04日,歸檔到目錄現代名人故事
相關的標簽:文學社 起點文學社 起點文學

Leave a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