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學良傳--皇姑屯風雲
1928年春天，當時坐鎮北京、做了中華民國陸軍大元帥和安國軍總司令的張作霖，由於內政、外交陷於絕境，致使北洋軍閥的這個末代王朝處於風雨飄搖之中。
就在這一年的四月初，國民黨南京政府以實現國內統一為名，調動蔣、馮、閻、桂所轄的第一、二、三、四集團軍，沿京浦、京綏各線北開，向張作霖在河南和京津地區的防地進逼。麵對北伐軍咄咄逼人的攻勢，奉軍三、四方麵軍軍團長張學良、楊宇霆認為對方兵多將廣，且又是勝利之師，與之對抗，是不明智的，主張因勢利導，退兵言和，並一再向張作霖進諫，以便保存實力，免生後患。張作霖經過再三考慮，接受了他們的建議，發表了主張和平的佳電，表示願與國民軍息爭對外，退兵休戰，一場眼看又要爆發的更大規模的戰爭製止了。這本是好事，不料卻引起了日本人的不滿，駐京津一帶的日軍，連日來調兵遣將，企圖以武力阻止國民黨軍隊北進。但由於張作霖的撤退，加之美、英等國也暗中支持國民軍的行動，所以日本人也無可奈何。
但是，日本人並未認輸，軍事行動失敗了，就轉向外交訛詐，聲稱，他們允許國民軍進駐平津，但必須平靜地交接，不得訴諸武力;對張作霖，則由日本駐華公使芳澤遞交了《覺書》，促其撤回東北。但他們的目的，並不是讓張作霖繼續統治東北，而是計劃在張退返東北的途中，迫令奉軍交械，解除武裝，逼張作霖下台;或者把他作為傀儡，而由他們作為東北的實際統治者。日本在《覺書》中狂妄宣稱：“中國動亂行將波及京津，滿洲地方亦有蒙受擾亂之虞。大日本帝國具有維持滿洲治安之責任，一旦發生事故，帝國即將采取有效措施……”
從這殺機畢露的言詞來看，日本當局對張作霖已不再抱什麽幻想，這個所謂“有效措施”，不就是表明，如再不聽他們的，他們就要訴諸武力，甚至不惜要用暴力手段幹掉張作霖嗎?
人們也許會問：張作霖原來同日本人的關係不是一直挺好嗎?怎麽會鬧到這種地步?實際這是不奇怪的。不錯，長時期以來，張作霖與日本人有交往，他在建立東三省政權、兩次直奉戰爭、以及打敗郭鬆齡等重大事件中，都曾得到過日本人的支持。而日本人其所以如此賣力地討好對方，說穿了，不還是為了要確保他們在滿蒙的特殊利益和特殊地位嗎?但由於日本人貪得無厭，需求無已，而張作霖又是從征戰殺伐中起家的軍閥，不甘心受製於人，任人擺布;加之，北洋軍閥體係的瓦解，北伐大路程的興起，以及日益發展的工農運動的衝擊，都不能不使張作霖的獨立性的觀念日漸增強，對日本人的態度開始變得強硬起來，看到日本人對中國如此傲慢無禮，也很不滿，常氣憤地說：“日本人也太霸道了，他們已經得到了那麽多的好處，還不滿足，還在到處伸手，連中國打回仗，他們都要幹涉，也管得太寬了，這兩年我張某雖然運氣不好，可我手裏還有幾十萬軍隊，他們休想騎在我的脖子上拉屎，我老張也不是那麽好惹的!”他覺得日本居心不良，對《覺書》想采取置之不理的態度。但張學良和他的顧問們則認為，對此不能意氣用事，對日本人的指手劃腳可以拒絕接受，但他們提出的關於撤退東北的要求，還是必須認真對待的。他這才同意召集會議，研究《覺書》，共商對策。
經反複會商，張作霖和他的謀士們認為，北京政府的局麵確難繼續支撐了，采取退回東北的策略是明智的。當然，這全是中國主權範圍內的事，不能由日本人指揮，所以他們於5月25日發表《北京政府正式宣言》複照日本政府，指出：東三省及京津地方均為中國領土，主權所在，不容漠視;對日本帝國主義製造的濟南慘案，則予以譴責，提出“勿再有不合國際慣例之措置”。當然，他們對日本也還留有餘地，如在照會中也表示，他們將考慮日方要求，準備撤回東北。
當時，日本的這個蠻橫的《覺書》，也曾遞交南京政府，可那時正熱衷於與日本拉關係的蔣介石，哪敢同日本人交鋒呢，所以對此露骨幹涉中國內政的行為，竟也裝聾作啞，一聲不吭，隻悄悄致電南京在日本的官員張群，讓他轉告日本政府，說什麽“囑作霖及時下野，自動退出京津，移駐關外，則全國之統一可不用兵，更何須出兵遠征?”南京政府為了掩人耳目，後來雖然發表了一份有關《覺書》的對日照會，但用詞婉轉，軟弱無力。這樣一來，也更助長了日本帝國主義的囂張氣焰，他們對張作霖軟硬兼施，勒索敲詐，以便在東北取得更多的特權，並盡快實現其占領滿蒙的計劃。原來，日本政府早在1915年，就曾與袁世凱的北洋政府簽訂了臭名昭著的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賣國條約，這當中有七條是霸占東北的內容。後來，段祺瑞又與日本勾結，搞了西原借款，其中有個交換條件，即中國需承認日本有權在東北修築四條鐵路。但由於中國人民始終強烈反對軍閥政府的賣國行徑，二十一條和西原借款都未實現。但日本人並不死心，前些年他們之所以支持張作霖，目的還是想把二十一條和西原借款中一些條款變為現實。而這當中，他們最關心的就是東三省的路權問題，他們要壟斷鐵路修建權。張作霖和張學良卻要打破這種壟斷，自辦鐵路，先後修了奉(天)海(龍)路和大(虎山)通(遼)路，日本人對此大為不滿，張氏父子不予理睬。後來，日本人要求修吉(林)會(朝鮮會寧)等路，張作霖也總是含糊其詞，能推就推，能拖就拖，致使日本吞並東北的計劃無法實現。不僅如此，連1928年3月，張作霖為從日本人那裏得到軍費、與日軍簽訂的《吉敦鐵路延長墊款合同》，因後來決定不再同國民黨軍隊作戰，也單方麵把這個合同取消了，並還有企圖擺脫日本人、欲與英美等國聯係、尋求新的出路的意向，比如“他熱心開始與英國、特別是與美國人交往，在他自己身邊引進美國軍事顧問”，並吸收美國銀行投資，提議讓美國人在東北修築鐵路等。這就更加激怒了日本人。以致日本駐華公使芳澤謙吉等漏夜晉謁，幾番拜訪，試探之不足，複加以威脅，提出種種無理要求，把張作霖也惹得火冒三丈，二人唇槍舌箭，發生了激烈衝突。張懷英(張作霖的二女兒)如今還清楚記得：“從北京出發前，日本駐華公使芳澤謙吉還找我父親簽字(簽定‘日張秘約’，即履行郭鬆齡倒戈時所允諾的條件)，談得麵紅耳赤，不歡而散。”這事在成玄的《張作霖演義》中也有記述，據說作者早年有機會接觸到張家父子，並廣泛搜集了有關資料，雖為演義，但是在忠於史實的基礎上寫出來的。下麵，我們姑引部分片斷，權作了解這段曆史的一個參考材料。書中載道：
正在運動高漲之際，芳澤又來會見張作霖，氣勢洶洶地問道：“滿蒙形勢日趨混亂，閣下怎樣對待這一問題?”
老張說：“老百姓這樣強烈地反對貴國，我嘛，我隻能覺得很遺憾。”
芳澤說：“閣下應該斷然加以製止才對。”
老張說：“我看，我們的談判暫停一下，事情也就可以平息了。”
芳澤麵色不悅：“這麽說，閣下不是有意姑息這次暴亂嗎?”
老張也沉臉說：“請不要誤會。現在老百姓很不好對付，如果強行製止，恐怕事態越鬧越大了。”
芳澤以威脅的口氣說：“此次田中首相決心解決滿蒙諸懸案，如果再行拖延，恐怕大大有礙我們的‘友好邦交’，對閣下也大大不利!”
老張眨眨眼，故作糊塗：“唔?還有許多懸案?這我不很清楚。既然是東北的問題，就請閣下先回奉天，與交涉總署談談吧!”說罷端茶送客。
芳澤捋捋小胡，冷笑一聲：“閣下這樣缺乏誠意，本公使非常遺憾!”說罷憤然離去。
日本人見張作霖居然態度強硬起來，當然不能就此罷休。但一時卻也無可奈何，隻好把這一次談判暫時停頓下來，另作打算。
北京政府反對日本幹涉聲明發表之後，芳澤立即通知張作霖，約定當晚會談。老張料到一場當麵衝突已難避免，為了故示鎮靜，晚飯後他邀來梁士詒、李宣成等幾位客人，在純一齋裏打牌消遣。麻將剛打過兩圈，承啟官進來報告：“芳澤公使來拜訪大元帥，現在大客廳等候。”梁士詒等把手中麻將推倒，站起身說：“雨帥有重要公事，我們改日再玩吧。”老張挽留說：“我和這個日本鬼子沒什麽可談的了，應酬幾句就完，回頭咱們接著打。”
芳澤在客廳等得很不耐煩，暗道好個張作霖如今連外交禮貌都不講了。半晌老張才慢慢騰騰地走了進來，點點頭說：“對不起。”
會談開始便針鋒相對。芳澤沉著臉說：“閣下發表的聲明，本公使深感遺憾。”
老張白了公使一眼說：“貴國政府發表什麽覺書，也讓人很不痛快。”
芳澤說：“帝國政府的警告完全必要!”
老張說：“未免管得忒寬了吧?”
芳澤搖著頭說：“閣下如不反省改變態度，繼續與帝國合作，恐怕後果很不好吧?”
老張說：“我從前和你們合作得夠多了!誰吃虧誰占便宜都心裏有數，我是打落門牙合血吞!”
芳澤齜牙一笑：“正因為閣下曾和我們合作得很好，所以十分關心此次戰亂，對雙方發出警告。”
老張說：“好個雙方，連我也被警告了，這還算什麽朋友!”
芳澤說：“請不要誤會，我們對閣下是友好的勸告。
因為大勢已難挽回，為使戰亂不波及滿洲，為保護貴我雙方的權益，閣下隻有撤回關外才算明智。”
老張說：“你們說得容易，仗還沒有打完，我能白白認輸嗎?”
芳澤冷笑：“閣下應該清醒些，你們能打過北伐軍嗎?”
老張大脖筋突然一蹦：“這不勞鄰居操心。打打看吧!
打不過他們，我再撤回去也不晚。”
芳澤一字一板地說：“到那時隻怕你過不了山海關了!”
張作霖把臉漲得通紅，不覺拍拍桌子：“這是什麽話!
關外是我們老家，願意什麽時候回去都行，誰還敢攔路不放嗎?”
芳澤搖著頭把手一攤：“好了，好了，先不談這些了。”
他從文件包中取出那份郭軍反奉時張作霖與關東軍代表簽訂的“合作”密約，放在桌上往老張眼前一推說：“趁閣下還在北京之際，請把這份由您個人簽署的條約，改為北京政府簽署的正式條約。沒法子，時間不多了，務請馬上辦理!”
老張把密約拿在手中，眨著眼說：“不要急，先放在這吧!”
芳澤見老張又要推拖，頓時臉色發青，拍著桌子再作威脅：“你這樣態度不行!現在本公使代表帝國政府，正式向你們提出另一嚴重事件!”
老張把眼一翻：“又是什麽事件?”
芳澤說：“張宗昌的隊伍在濟南殺死五十多大日本僑民，張是你的部下，你必須對這一事件負一切責任!”
老張勃然大怒，霍地由座上站起把手中的翡翠嘴旱煙袋猛往地上摔去，頓時磕為兩段，聲色俱厲地指著芳澤鼻子說：“豈有此理!這件事一無報告，二無調查，空口一說，我他媽負個屌責!”說罷丟下芳澤，怒氣衝衝走出客廳。芳澤向門前趕了兩步，咬牙切齒地大喊：“張君，你可不要後悔!’
…………①
張作霖這一頂，就把日本人徹底得罪了，早就對張作霖失去信心、想要甩掉他的日本朝野，聞訊大驚。尤其是與張作霖素有矛盾的日本關東軍和其中的少壯派，更加難以容忍，他們早就認為芳澤和東京的官員對張作霖太軟弱，不讚成隻通過外交途徑解決問題，而是急於出兵占領東北，不許任何軍隊再進入東北，這也包括張作霖的部隊。但張作霖由於各方麵的原因，又決定要返回東北，這樣矛盾就更激化了。而從日本政府來說，則認為張作霖對他們不僅成為無用的人，而且還是個潛在的威脅，所以對於關東軍準備用非常手段來對付張作霖一事，采取了聽之任之的態度。
對於日本人可能會製造事端，以阻撓他撤回東北的計劃順利實現這一點，張作霖不是沒有想到。但他最初之所以還有些戀棧，倒還不是因此之故。那主要還是因為他當時的“安國軍政府”，在那會兒還是權傾一時，實際是代表中華民國行使總統權的，他雖名為大元帥，其實就是大總統，這個榮耀的得來，並不容易，要讓他拱手讓出，他怎麽舍得呢!
在這個節骨眼上，是年輕的張學良洞察幽微，沉著冷靜，認為保存實力是比什麽都重要的，所以力主息戰議和，退兵關外，而且行動愈快愈好。張作霖如果聽從了兒子的建議，不是猶猶豫豫，而是搶在日本人陰謀付諸實施之前趕回奉天，這一震驚中外的謀殺案也並不是不可避免的。遺憾的是，他過於自信了，總認為他有幾十萬軍隊，日本人雖然可惡，但還不致於會直接謀害他的性命。所以，他總是忠言逆耳，不把這當回事，認為誰想打他的主意，並不是那麽容易辦到的。在幾經猶豫之後，終於同意離京返奉了。但卻堅決反對改變返奉路線。他錯誤地認為，明人不做暗事，他並不是被打敗了，而是為了國內和平，主動返回東北的，所以他不能灰溜溜地走。當然，若認為他心裏很踏實，毫無一點顧慮，那也不是事實，可惜的是，他的釋疑不是靠科學地分析判斷，而是把寶押在虛幻的占卜和運氣上(“他非常迷信，逢有大事必卜卦決疑。這次回東北也是如此，找來在府右街的他所信任的卜卦之士張半仙搖卦，以選擇出行的良辰吉日。張豐仙說當日下午七時動身為吉時，張作霖毫不思索就決定當晚即1928年6月3日下午7時離京返奉。②張作霖是六月三日離開北京的，這無分歧，但他究竟是幾點動身的，卻說法不一此為一說;另外也有不少人說是半夜或“六月三日淩晨1時15分”③等)，怎麽會不出問題呢!
在離京前的一天晚上，張作霖與兒子曾有一番不無隱憂的不同尋常的談話，把張氏父子，特別是張作霖的心態，活靈活現地表現出來了：
……張學良先把關內各派勢力說了一遍，擺出不退出關外的利害關係，並分析了美國、日本在明爭暗鬥，他們都有鷸蚌相爭、漁翁得利之勢。
張作霖聽著，捋捋胡子說：“難道說他們尖，我們傻，我們肚裏比他們腸子彎彎少，我們在軍事上有足夠的力量。”
張學良這才湊近說：“知彼，還要知己。大帥，我們的軍心不穩，有動搖。”
張作霖再也坐不穩太師椅子了，雙腿一彈跳下地說：
“咱爺們這棵大樹還撮著，猴孫就要散嗎?!”
張學良把兩手一掐攏說：“眼下國民軍、北伐軍牌子挺亮，對我們衝擊太大，如果我們退回關外，東北這塊地盤就是一個圈。”
“我懂!小六，咱們爺們有不得不出關的苦衷。我不離京，一切妥協和其他事件均無從說起，對頭吧?”張作霖說完直歎氣。
張學良連連點頭……
張作霖又歎口氣說：“這走要有個走法。”
張學良說：“齊恩銘曾有密電，稱‘老道口日方近日來不許行人通過，請防備!”
“這裏離總站很近，是南滿路與京奉路交叉點，我看日本人不敢在這裏胡鬧。”張作霖又吸口氣說：“最近收到密探的情報，日本人可能要對我采取行動。”張學良表情嚴肅地說：“日本人狡詐多端，不能不防。”張作霖沉思片刻，說：“日本人慣於詭詐，真的加害，諒其也不敢。”
說著，他擼起袖子來。
爺倆研究了回奉天的路線。張作霖隨手拿起一張紙，一扯兩半，用紅筆分別在上麵寫了“汽”和“火”，然後揉成兩個紙球，在手心裏搖搖，扔在桌子上，笑著說：
“討個吉利!”可他並沒有立刻揀起紙團。原來他打算乘汽車取道古北口出關，可公路坎坷不平，一路上要吃很多苦，怕受不了;乘火車又怕發生意外……他用手指把兩個紙團扒拉得直打轉轉，抓起一個紙團，慢慢地展開一看，字在背麵。他沒有立刻翻過來看，而是輕輕地把紙往桌上一拍。
張學良伸手把紙翻過來，一看是“火”。老子伸手拍拍兒子的肩膀說：“就這麽定了，火車走!”④
照說，卦卜了，字也測了，張作霖可以放心回家了，怎麽心中還有些不安呢?是不是他有了什麽不祥的預感?這他沒有同任何人談過，而且不久就遇難了，所以這恐怕是很難說清的。不過，有一點則是清楚的，即盡管有風險，而他卻無意改變初衷。可張學良就不同了，對父親的決定他雖然沒有再多勸阻，但卻仍然很不放心，他始終認為，父親是不應該坐火車回去的，而應改乘汽車，並且輕車簡從，由不大為人注意的古北口出關，取道熱河，秘密返奉。這條路線是在奉軍控製之下，這樣人雖辛苦點，安全是有保障的。可張作霖卻覺得這樣未免太小家子氣，他不想給人造成他是被人家趕走的所謂敗軍之將的印象，所以不管誰勸，他都聽不進去。當然，他也作了防備的，如多帶衛士，增崗加哨，嚴加戒備等。另外，行期保密，如對外說是6月1日動身，實際是6月3日才啟程，並不斷變更車次，究竟什麽時候到達沈陽，並沒有個確切的時間。
然而，很遺憾，這種種防備都已經過遲了，因為日本關東軍早派特務潛入北京對張作霖進行嚴密監視了，他的一舉一動日本人都了如指掌。
但張作霖卻還蒙在鼓裏。戰爭的失利，形勢的逆轉，使他的撤離籠罩著一種冷清和不祥的氣氛。但愛講排場的張作霖還是不忘前呼後擁，還總想即使是引退，也總要走得氣派一些，所以他的專車浩浩蕩蕩，共掛有二十多節車廂，他本人攜眷乘坐的是前清老佛爺——慈禧太後的豪華花車。據張懷英老人談，那花車車箱內，“裝潢極講究。一間大客廳，一間大臥房，車內全用金黃色絲絨裝飾、窗簾、座椅皆為黃色。當時馬夫人隨行，在臥房內為父親燒煙泡”。為安全計，花車特意編排在整個列車的中部，前後方的車廂，坐滿了隨行人員和全付武裝的衛隊。為防不測，在火車前麵，還特設置了壓道車，誰想在路軌上做手腳，也是很容易發現的，真可謂嚴加防範，周密布署，想得夠周到了。但也正象俗話所說的：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或謂：明槍易躲，暗箭難防，如果有人處心積慮要對某個人進行暗算，有時確實是防不勝防的。
原來，就在張作霖準備退回東北時，以村岡長太郎為首的日本關東軍司令部謀殺張作霖的“皇姑屯行動”絕密計劃也正在加緊策劃中。最初，他們是準備派一個叫竹下義晴的參謀去北京刺殺張作霖。也就在這個時候，他遇到了關東軍司令部高級參謀河本大作，獲悉這一特殊使命後，河本似乎表現了異乎尋常的關注，對竹下說：“最好不要幹沒有用的事情，萬一失敗了怎麽辦?在華北方麵，果真有能夠完成那樣大膽謀略的可以信賴的人嗎?很不放心。萬一(搞糟)的時候，如果不讓國家和軍方承擔責任，而隻以個人的責任來結束的打算辦不到的話，那麽虎視眈眈的列國一定認為好極了，不知會怎樣乘機指責呢。讓我幹吧，別無他途。你若是去華北，要一直徑去北京，詳細偵察張作霖的行動……通知我就行。”
河本大作謀刺張作霖的絕招是炸車。
竹下義晴到了北京後，很快便將張作霖將乘火車返奉的計劃電告河本，河本立即行動起來，炸車地點他最初選在京奉線的巨流河鐵橋，因此處有中國軍警監視，怕露馬腳，所以改在皇姑屯車站。這裏是南滿鐵路與京奉鐵路的交叉點，在離車站不遠處，有一個三洞橋，由日本人控製的南滿鐵路在上麵，京奉路在下麵，因為橋上是由日軍警戒的，便於他們作炸車的各種準備，所以就把這裏作為炸車的地點。
在這之後，河本在三洞橋附近設了崗哨，實行戒嚴，任何人不得靠近。然後調來工兵，放置，安裝電動引爆裝置，並在一僻靜處設立了瞭望台。河本為保萬無一失，還計劃若爆破失敗，便設法使列車脫軌顛覆，並立即讓一隊伏兵衝過去將張殺死。而在這一切準備就緒後，還特地將兩名中國乞丐(原為三人，其中一人逃跑了)先行殺死於橋下，將他們偽裝成所謂“南方的便衣隊員”，在作案後被炸死的樣子，以轉嫁罪責，掩人耳目。三年後的“九一八”事變，日本關東軍也是采用同樣手段，密令其守備隊自行炸毀沈陽北郊柳條湖附近一段路軌，反誣中國軍隊“破壞”，並以此為借口，開炮轟擊東北軍駐地北大營，並向沈陽大舉進攻的。曆史嚴峻地證明，日本軍國主義分子是很凶惡的，他們為了迅速占領東北，進而吞並全中國，無所不用其極，是什麽樣的陰謀詭計都會施展出來的。
張作霖的專列是6月3日夜離開北京，開往關外的。
那是一個多少還有點涼意的夜晚，月明星稀，冷風習習。
張作霖是在隨行人員的再三催促下，才懷著悵惘和依戀之情與中南海告別的。當時他是“乘坐由奉天迫擊炮廠廠長沙頓(沙頓係英國人，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炸掉一支胳膊，都叫他缺胳膊。他用一支胳膊開汽車，開得很好)駕駛的、在英國定做的大型厚鋼板防彈汽車，顏色為黃色，駛往火車站。”⑤那個當兒，車站上靜悄悄的，也許是戒備森嚴的關係吧，除了有一小部分暫留北京的官員在此恭候，以便送行外，車站上是看不到在平時那種熙來攘往的熱鬧場景的;給人的印象是行色匆匆，神情沮喪，頗有點落荒而逃的情景，這就不能不使古老的北京車站那偌大的月台上，更顯得寂寥蕭索，呈現著在兵荒馬亂年代所特有的那種倉惶、沉寂和淒涼的景象。
當然，要說完全沒有一點官場的禮儀和送行的氣氛，那也不太符合實際，這也正象司馬桑敦刻意描述的：
一九二八年六月三日深夜，北京城的上空，萬裏無雲，月明如鏡(正當陰曆的四月十六日)。由西城後溝沿的順承王府到前門東車站，沿路上奉軍的衛隊，崗哨林立，警備森嚴。
午後一時十五分，大元帥張作霖的車隊到達了車站，軍樂隊立刻奏起音樂。車隊中的第一輛車是軍政府總理潘複，他首先下車，接著是各部總長、侍從武官，以及其他重要府院的文武百官。張作霖的座車是第四輛的黃色大橋車，他下車時，著藍色的大元帥常服，腰間佩劍。
他身材雖然不夠魁梧，但步履間卻是英挺颯爽。
這時，他的兒子張學良，當時擔任第三方麵軍團長，和第四方麵軍團長的楊宇霆，以及甫由南京前線敗退下來的第一方麵軍團長的孫傳芳等人，都候在站台上歡送大元帥的離京出關。張作霖和他們一一握別。軍政府撤退專車一共三十輛，當張作霖踏上車門時，車準時徐徐開動了。張作霖佇立車門的台階上向送行者一一答禮，一直到專車開出站台，他這才走進車廂。張作霖麵上雖然一直維持著鎮靜的微笑，顯然的，他的內心則是不勝其感慨的了。
這是張作霖以大元帥名義入主北京中樞的最後一幕。由上一年六月十六日成立以來勉強算是一年的軍政府，就此宣告收場了。
這時的張學良，卻比他老子有著另一種的感受。車站上送行的一幕，他固然不無曲終人散的唏噓，與此同時，他卻也不無一種萬般有了解脫的安堵。也許應該說，他如其興奮的有感於最後這一幕，毋寧是在迷茫中觀賞了這一幕;當然，他不會一開始時便期待著有這一幕。不過，事實上他也並不覺得這一幕來得太屬意外。⑥
專車駛抵天津時，張作霖的日籍顧問町野武馬找個借口下車了，並且沒有再回來。這更引起人們的猜疑，許多人都有些提心吊膽，生怕出事。當然，對於這位町野先生，現在人們的看法不盡一致，有的認為張作霖在準備啟程出關之前，對於有人可能要加害於他的事，已有所聞，但町野卻表示願親自陪他返奉，以釋張疑。也有的則認為他的下車不是偶然的，是由於他事先知道情況不妙，因而借故溜掉的;但也有的則認為他的下車很可能是奉命行事，並非怕死，或曾充當內奸之類，因此人做張氏顧問甚久，是忠於張氏的。關東軍少壯派要謀殺張作霖，他雖然不一定摸底，但是曾覺察到了的，在張作霖準備出關臨走之前，他曾提出應在白天到達奉天，已有所暗示，可惜這個提醒未引起張氏的注意。是的，張作霖是有些大意了，他根本沒有這方麵的思想準備，總認為他堂堂大帥，實力雄厚，想打他的主意，豈不是以卵擊石、飛蛾撲火?退一步說，即使有些不自量力之徒鬧事，大不了也不過躲在一些溝溝窪窪裏，朝他坐的火車放點冷槍，騷擾一下，然後就會象兔子似的跑掉，其他的事，是不會發生的。很明顯，這是有點反常的，因為張作霖每出遠門，在他行經之地，總是崗哨密布，坐有防彈汽車，行有大批衛士簇擁，甚至在乘坐的汽車內都有衛隊營長掌握著一挺機關槍，汽車兩邊也站立著荷槍實彈的警衛人員。這次，不知為什麽，據說他不讓戒嚴，一切公開，對於安全問題，似乎還挺有把握似的。究其原因，過高地估計自己的力量固然是一個重要因素，但他過於輕敵，特別是他隻考慮到各派軍閥之間的明爭暗鬥，對於日本人的敵意，對於他此行可能會遇到的危險估計不足，也是他死於非命的一個關鍵。有道是：人每反常，即非好兆，出事也就難以避免了。
皇姑屯炸車案，說起來驚心動魄，可在案發之前，卻一切如故，風平浪靜：
6月3日淩晨1時15分，張作霖乘專車離開北京遄返奉天，潘複、劉哲、張景惠、王蔭泰、英德惠、楊毓珣、何豐林、陳興亞、於國瀚、閻澤溥及張之六夫人、三子張學曾等30餘人及日本顧問儀峨誠也、町野武馬同行，專車共18輛，張作霖坐在第三輛藍鋼皮車廂，是當年慈禧太後的花車。列車過津時，町野武馬、潘複下車，常蔭泰上車。過山海關站，前來迎接的黑龍江督軍吳俊陞加入，張改乘第四節車廂，緊靠藍鋼皮車廂的後麵。
“相傳離平時，其密探曾有日人謀害之警告，張問町野武馬，町野自請偕行，以釋其疑，然町野在津下車，儀峨則繼續同行。”(梁敬錞《九一八事變史述》第215頁)另據時任日本駐奉天總領事的森島守人回憶說：“策劃炸車陰謀的有關人員，恐怕隻有兩三個人。……決定以大局為重，就是犧牲儀峨這個人也在所不惜。”(《陰謀·暗殺·軍力——一個外交官的回憶》，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10月版，第23頁)。
6月4日清晨，5時23分，天剛破曉，皇姑屯南滿鐵路車站的日軍監視崗亭透過探照燈，發現掛有藍鋼皮車廂的列車奔馳而來。“來了!毫無所知的張作霖一行乘坐的列車到達了交叉點。”(《我殺了張作霖》)“轟隆一聲，在爆炸聲響的同時，空中升起了高達200米的黑煙，我想張作霖的骨頭是不是也飛上了天，對這猛烈的黑煙和爆炸聲，連我自己都驚訝和害怕，藥力實在太大了，的確如此!”(同上)在震耳欲聾的爆炸聲中，南滿鐵路吊橋的鋼板下塌，將張作霖專列的前後三節車廂壓碎，吳俊陞殞命，張作霖負重傷，急救回沈陽“帥府”，於上午九時斃命。
“皇姑屯事件”發生後，奉天秘不發喪。第二天即發布戒嚴令，委齊恩銘為省城戒嚴司令。一麵通知在京的張學良迅速返奉。6日，奉天省長公暑為應付日本及穩定政局，發出通電佯稱：“主座(張作霖)身受微傷，精神尚好，……省城亦安謐如常。”直至17日張學良回到沈陽並就任奉天軍務督辦後，奉天省長公署才於21日正式宣布張作霖於當日下午逝世。⑦
這起嚴重的炸車案是誰幹的?事情的真相究竟如何?雖然眾說紛紜，但奉、日雙方都心中有數。不過，由於種種原因，奉方對此事采取低調態度，甚至有意掩蓋它的真相。但紙哪能包得住火，當時的國內外輿論，特別是最敏感的中外電訊，還是都把鋒芒對準了日本，一致斷定是他們幹的，並有許多尖銳的、一針見血的指控：
張作霖的離京時間十分詭秘，專車班次一路上的多次改動，到奉天城之確切時間連專車司機也不確知。隻有密布在京奉道上的日軍偵探隨時報告行車時刻，才能在專車開到三洞橋時，大在張作霖所坐的車廂爆炸，時間不差分秒……
日本公使館隨車人員，均在中途下車，沒有一個被大驚擾，真是幸運之極……
出事地點在日軍警戒線內，平素日軍守備隊嚴禁行人通過，大安裝在石柱頂上需六小時，顯然出自工兵之手。
爆炸專車之，純係烈性，目前中國各兵工廠尚無此威力的……
據英國記者到現場調查，距離南滿鐵路三洞橋不足一百碼處有一木材廠，該廠主人說，出事當夜，月色浩浩如洗，他親眼看見三洞橋上人影綽綽晃動，日本哨兵未加幹涉。又說，一個住在三洞橋附近的日本人，出事前一直手持望遠鏡站在房頂上，目不轉睛地盯著三洞橋，直到爆發為止。……⑧
這些比較客觀、公正的評論，無疑是擊中了要害，反映了當時的輿情，並使日本政府受到世人的譴責的。但它的真相卻長期被掩蓋著，這個令人震驚的東方炸車案的內幕究竟是怎樣的?何人主使?何人策劃?何人執行?卻一直是個謎。但有道是：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為，既然做了，早晚總是會被察覺的。事實上，也正是如此，隨著歲月的流逝，曆史的發展和時代的變遷，它那長時間捂著蓋著的不可告人的隱秘，終於被揭開了，原來：
日本關東軍的陰謀是，炸死張作霖，乘混亂之機，出動軍隊，武裝占領東三省，製造偽滿蒙帝國，另立傀儡。
由於準備不及，未能得逞。為了掩飾事件真相，關東軍事先已有布置，由日本浪人覓到3名中國乞丐，於三日深夜，由日兵押到皇姑屯南滿鐵路吊橋下，將其殺死，偽裝成一夥爆破犯在作案時被炸死的樣子(但其中一名事先逃走，後來密赴張學良部下投報)。並誣指他們為“南方之便衣隊員”。日方還要求同奉方共同組織調查，遭到拒絕後，日本陸軍省於12日發表公報，詭稱張作霖被炸事件之製造者“當係南方便衣隊員無疑”(《陰謀·暗殺·——一個外交官的回憶》第21頁)。
“皇姑屯事件”的真相很快傳到了東京，在日本統治集團內部引起了反響。田中內閣頑固地向國內外大肆宣傳，說事件與關東軍沒有任何關係。是中國方麵搞的(《昭和五十年》，第22頁)。議會在野黨把它稱之為“滿洲某重大事件”，作為攻擊政府的材料，但是他們並不想將真相公諸於世。
“皇姑屯事件”對田中內閣的衝擊持續將近一年，在處分殺害張作霖的責任者上，內閣與軍部疏遠了。1929年7月1日，田中內閣垮台。同時，關東軍司令村崗編入預備役，第九師團附陸軍步兵大佐河本大作免職。
但是“皇姑屯事件”的真相仍被掩蓋。1932年國聯派李頓調查團來華，發表的報告書還說：“張氏遇害之責任，迄今尚未判明。慘案內幕仍在五裏霧中。”(載《國難痛史》第五卷第41頁)
1946年7月，東京“遠東國際軍事法庭”開審中，日本前田中內閣海軍大臣岡田啟介出庭作證，供認張作霖暗殺之事，係關東軍幕僚所為。至此，“皇姑屯事件”真相被掩蓋了15年之後，終於大白於天下。⑨
上麵這段引文，揭露了此案陰謀長期隱秘的事實，確實使我們開了眼界，增長了見識，不過，過去畢竟由於曆史條件的限製，此案疑點仍然很多，更為確鑿的人證物證多有不足。但最近幾年，這方麵的調查研究有進展，特別是前幾年在日本發現的一套謀殺張作霖的現場照片，更以鐵的事實為這一震驚世界的謀殺案提供了新的物證。
原來，日本山形縣藤島町農民佐久間德一郎，戰前曾在侵華日軍特務機關任翻譯，1939年6月，他的上司河野交給他一包重要資料，讓其嚴密保管，事後才知道是一套謀殺張作霖的照片。以後，他與河野分手了，侵華戰爭也節節敗退，日軍大小頭目自顧不暇，誰還顧得上管這套照片呢!就這樣，這位日本翻譯自己把照片保存了下來。幾十年的滄桑變化，他積極參加中日友好活動，為中國人民真誠希望中日友好的熱情所感動，全部公開了這套照片。據報道：“佐久間保管的照片共六十一張，其中三十張編上了號碼，有的照片背麵還寫有“神田”的名字。三十張照片，從爆炸前的現場到張作霖的葬禮，完整地記錄了事件的全過程：四處飛散的陸橋，網狀般扭曲的鐵軌，燃燒著的車廂……令人思索的是，這幾張照片中為何不見任何人影?這也就是說，拍片者早有準備，在引爆、列車橫飛、濃煙升騰，別人未及出現的現場連續按動快門的。”⑩
調查還表明，執行爆炸張作霖乘坐的火車的秘密行動計劃，並盡量把爆炸者打扮成是國民黨政府方麵所為，預先備下犯人屍體，並作其他布署的是日本關東軍司令部高級參謀河本大佐，即河野又四郎，當時他既是高參，又是侵華軍“北支方麵軍司令部”特務部北京班班長，作為“團副”，他還曾參與策劃“蘆溝橋事變”。照片的實際主人是神田，全名為神田泰之助，是爆炸事件的直接參加者，他當時是與獨立守備第二大隊東宮鐵男大尉負責具體引爆。這從照片後麵他留下的手跡可以清楚證明，在一張照片的背麵他寫道：“昭和三年(即1928年)6月4日上午五時二十七分爆破京奉陸橋，此為張作霖專列八十號車給事(服務人員)燒焦的屍體。”他在給家屬的信中還寫道：“6月4日，爆破張作霖列車，其實我亦在場……”至於引爆人還有東宮鐵男，則是日本史書所記載的。
謀殺張作霖的事實真相，有了更確鑿的人證物證。
然而，在那時，這一切是完全料想不到的。車到山海關時，黑龍江省督軍、過去與張作霖有些矛盾的吳俊陞，那時還破例特地前往山海關迎駕。那場麵雖然比較冷清，甚至頗有些殺機預伏的征兆，但吳俊升卻仍十分虔誠，這正如竇應泰所寫的：
“一九二八年六月三日，夜之山海關。
“烏雲低垂，夜風颯颯。車站月台上，孤燈慘淡。衛士的刺刀在燈光下閃著寒光。奉天留守官，黑龍江省督軍吳俊陞，戎裝佩劍，靜靜地恭候在山海關車站上。遠方已隱隱地傳來北行火車的隆隆之聲。
“吳俊陞神色陰沉，想不到轉眼一年之間，大元帥居然皇冠落地，倉倉惶惶地逃出北京。今天下午，當一份由北京發出的密碼電報，送到吳麵前時，他不由大吃一驚：張作霖四日返奉。幾個月前，由於‘滿蒙懸案’所造成的緊張氣氛，彌漫了整個奉天城。日本總領事吉田和奉天省長莫德惠幾次都談成僵局，從北京到奉天之間，被一種隱隱的殺機所籠罩著。加上不斷傳來蔣介石的‘北伐’步步逼近京畿的消息，使他不由與張作霖突然返奉聯係在一起。吳俊陞思前想後，感到張作霖又處在危難之中，出於一種軍人的義氣，吳決計親赴山海關迎張。
“當吳俊陞剛剛踏上南行的專列時，奉天警備司令前來送行，他向吳俊陞匯報了次晨將在奉天南站組織百姓迎張的準備後，提醒他說：‘興權兄，近日鬼子嚴密封鎖老道口，不許中國人通行。這其中必有勾當，不得不防啊!’吳笑著說：‘唔，我是軍人，什麽也不怕。’警備司令與吳私交篤深，他知曉北京當初組閣時，張作霖冷落吳俊陞的內幕，他幾次欲提醒，又不好啟口，隻得婉言勸說：‘還是三思而行。”吳俊升爽然地一拍胸脯說：‘唔，人活百歲也是死，我吳俊陞征殺百戰，槍子兒都不咬我，唔，去趟山海關有啥屁事?’說罷他辭別警備司令，乘車呼嘯著向山海關疾馳。
“此時在北行的專車上，夜不成眠的張作霖正心亂如麻，輾轉床榻。忽聞衛兵通報：‘吳督軍專程迎接大元帥，就在車下。’他一骨碌爬起，疾步迎到車門口，隻見矮篤篤的吳俊陞果然昂首挺立在燈影黯淡的月台，張作霖急忙挽住吳的雙手，把他拉上車來。”⑾
火車在山海關稍事停留，又“咣咚咣咚”地向前奔馳。車抵皇姑屯車站時，奉天警備司令齊恩銘等也登車迎接，似乎一切都很正常，平安無事。不料，在六月四日黎明，當列車嗚嗚地鳴著汽笛，沉重地喘息著，快要到達奉天的時候，卻發生了嚴重的爆炸事件!
原來，那時“奉天至關內的鐵路象一條被降住的鯰魚，被幾張網給兜住了，沒有辦法隻好從高高的中東鐵路的胯下鑽過去。這兩條鐵路的交叉點，象一把大剪刀，迎著大元帥的專車。這裏是三洞橋，活似一個巨人叉開了兩條大腿，叫你從胯底下鑽過去，誰走到這裏都感到在受胯下之辱。
“專車載著‘關東王’張作霖大元帥，也得鑽這三洞橋，受胯下之辱了。專車前頭壓道的衛隊列車鑽過去了。
“這時，張作霖從專車的窗子稍微探出了一點頭，他看見了奉天總站的彩旗在迎風飄揚，而且還隱隱約約地聽見了軍樂隊的奏樂聲。於是，心裏便格外高興起來。他拍了拍老把兄吳大舌頭(吳俊陞——引者)的大肚子說：‘哎——總算到家了。’
“……專車的車頭鑽過橋了，就在這第七、八、九節車廂剛好裝在三洞橋中間的一刹那間，突然轟隆一聲巨響，南滿鐵路的橋梁塌下去了。當時整個奉天城象地震了似的猛地晃動了一下。
“在奉天總站周圍，這一聲巨響，把附近的奉天紡紗廠機器上的棉線條一下子全震斷了，比用快刀子割的還齊刷;在西北市場吃早麵條的人，碗裏的熱湯麵條連碗一起扣在了腦袋上;三洞橋周圍的上百棵大楊樹上的葉子，一下子全震下去了，比人摘的還光，附近住戶窗戶上的玻璃，沒有一塊不被震碎的，距離較遠的洗澡塘子，池子裏的熱水也被震得潑了出來，燙傷了不少早晨洗澡的人。
“炸起的那根衝天的煙柱，在磚城裏的人們都能看清。
“整個專車，在衝天的煙塵暴土中，塌了架。那冒起的煙分四個顏色：紅的是火，黑的是煙，白的是汽，灰的是土。這幾股煙塵雜物攪在一起，裏麵有生命，裏麵有作為一代風流人物的張作霖。說來他出身綠林，位至大元帥，富貴尊榮，盛極一時。但在這硝煙塵霧中，他究竟怎麽樣了呢?”⑿這還得從頭說。3月3日專車從北京出發時，上麵坐了不少日本人，可是在天津，山海關等地都有下車的，當列車行至新民站時，隨車來的日本人隻剩下一個儀峨誠也，其餘的全都溜掉了。此公為何如此沉著，他是不知情呢，還是個不要命的“陪綁”者?這裏姑且不論，不過，從各種跡象看，對於此人尚在車上的事，關東軍並不是不知道，他們之所以仍然不顧一切地要幹到底，據說是因為此事至關重要，因而“決定以國家大局為重，就是犧牲儀峨這個人也在所不惜”。這個新的動向，即日本人紛紛下車的事，有人曾向張作霖報告了，卻未引起他的注意。
當火車似乎一路順風地到達離奉天城不遠的皇姑屯老站時，張作霖的老友莫德惠、張景惠也到車上迎接大元帥，並隨車而行。總之一切的一切，都顯得一如往常，誰也料想不到，在火車從那裏又往前開出三百多米到達南滿鐵路和京奉鐵路(一在橋上，一在橋下)交叉口時，突然發生了猛烈的爆炸，頓時，硝煙彌漫，列車被炸得四分五裂，吳俊陞顯然是被強烈的氣浪從車廂內拋出去了，他“被一硬東西紮入頭部，腦漿外溢當即死亡。張作霖被炸出三丈餘遠。溫守善(張的隨行人員)被埋在碎木下麵。莫德惠、張景惠受輕傷，日本顧問荒木剛由藍皮車踏入花車一隻腳，就被炸倒受了輕傷。六太太住的包房著火急喊救命，被衛隊救出隻燒了腳趾。溫守善清醒後，掙紮爬出碎木，站起來，不顧傷痛尋找張作霖。看張仰麵躺在鐵軌南側，急忙將張抱入懷中，見他咽喉處有一大窟窿，血如泉湧淌滿衣襟和地上。溫守善從褲袋裏拉出大綢子手絹堵在張作霖的傷口上，正尋找人時，張的三兒子張學曾跑過來幫著扶，他畢竟是個孩子，力氣不足，抬不動。這時憲兵司令齊恩銘找了個敞篷汽車，大家把大元帥抱入車中，溫守善坐在裏麵抱著，張學曾在外扶著，齊恩銘沒上汽車。汽車急速駛向大帥府，馬路兩旁已經由留守部隊警戒。”⒀
“在汽車駛向大帥府的路上，張作霖還清醒，閉著眼用很小的聲音問溫守善說：‘逮住了沒有?’溫守善安慰他說：‘逮住了!’張又問‘哪兒的?’溫說：‘正審問呢，還不知道是誰幹的。’溫又說：‘最好安神不要打聽了。’張安靜了一會兒又問：‘到底是誰幹的?’溫說：‘不是一般手榴彈炸的，是火車走到日本南滿鐵路橋時，一顆巨型炸的，除日本人外別人幹不了!’張在昏迷中還說個‘打’字。又過了一會，張又對溫說：‘我要撒泡尿，到家看看小五(指五少爺)和五太太。’
又說：‘我要走了(意指要離開人世了)’。”⒁張作霖被送回帥府後，醫護人員曾盡力搶救，終因傷勢過重，兩三個小時後，便停止了呼吸。但在那時，這是不能對外講的，因為張氏之死，是日本圖謀東北的一個嚴重步驟，日本人是巴不得炸死張作霖，以便取而代之的，所以此事非同小可，必須封鎖消息，進行嚴格的保密。當時除了省長劉尚清、臧式毅以及醫官等少數人知道真相外，外人，甚至張氏的親屬也都不知內情，並將一切探視者拒之門外。這當然也是很不容易的，內中也有一些極其微妙的鬥爭。楊大群的記述，采用了古代章回小說家的筆法，傳奇色彩較濃，但從整個內容看，還是如實反映了這一曆史事件的某些本質特征的，而且寫得維妙維肖，躍然紙上：
警備森嚴的大帥府，不時有汽車開進來，一些官方要人接二連三來要求看望大元帥的傷情，都被劉尚清擋在了門外。他委婉地說：“大元帥在靜養，現在還未息下火氣，我不好放您進去。你瞧，大帥已經摔了三個茶杯了。”他說著指了指桌上的碎杯碴子。
那一堆三個顏色的碎茶杯碴子，每片都好象眨著張作霖那雙眼睛裏噴射出來的極其嚴厲的光，使人看了生畏，這些來人見了不得不退身告辭。
……當天中午，大元帥府公布了張作霖的傷情：體溫37°2;血壓正常;有時頭暈，不經常地眼花;左手有些微抖;試著站起來三次，往前走出七步半。
此間，城內中街大光明眼鏡行的技師被招進大帥府。
他帶著已經磨好的各種規格的眼鏡片，來給大元帥配花鏡，足足調換了十幾副鏡片才合適，把大帥醫官忙得通身是汗。最後限眼鏡行在三日內將眼鏡配好，並要求眼鏡腿要長一點，因為大帥頭上纏著藥布。
……奉天省長公署發出老道口被炸事通電辟謠：
各道尹各縣知事，主座由京回奉，路經皇姑屯東南滿鐵路橋梁，發生爆傷數人，主座亦身受微傷，精神尚好。關內軍情，各路遵息爭通電，均完全移
駐相當地點，省城亦安寧如常。及近日外報登有種種謠言，實是淆惑聽聞。為此，密電該道尹知事，迅即傳諭地方商民，勿得輕信浮言，自滋驚擾，並飭
警，從嚴查禁，是為至要。省公署。魚印。
十七年六月六日
炸車事件發生第三天，大帥府又公布了張作霖的近況寫實：
有一天，大元帥要吃家鄉海城的紅毛鯉魚……烹魚能手朱老師傅按大元帥的口味，烹調了紅毛鯉魚，鯉魚下鍋時，在滾湯裏還擺著尾巴。然後，朱老師傅將烹調好的魚裝在萬壽碗裏，雙手捧著送到大元帥麵前。
大元帥拿起筷子，在吃之前，先用鼻子聞了聞，連連點頭，意思是味道好。接著，他喝了一小盅紅殼蛇眼高粱酒，還要喝個雙盅，被醫官勸阻住了……
當時，報紙上登出了大元帥食魚的照片。他頭上和左臂膀纏著繃帶。在一個擺著碗筷的小桌上，稍微仰側著身子。床上還有一件東西，就是那杆和他同時蒙難但卻安然無羌的長煙袋。
第五天夜裏十一點半，大元帥幾次不能入睡，心情十分煩躁……說：“尚清，何不把劉德給我叫來，說上一段鼓書，解解腹內之愁，胸中之恨呢!”
大鼓書藝人劉德被傳知後，立刻趕到大元帥病榻前。
醫生怕來人從外麵帶來細菌，便放下了白紗帷帳。大元帥在裏麵微微歎口氣，問道：“劉德，你來啦!家裏好嗎?”
劉德俯下身子，連聲說：“大帥呀，我來叩問您的福體康泰。”說著，他的眼淚奪眶而出……
大元帥口音稍微有些不清楚地說：“我遭了一次魔(磨)難!到頭來還算抗住了。”
劉德沒敢再言語，他敲響了鼓，還沒等啟口開腔，大元帥倒先開口說：“劉德，你的鼓今夜響得發悶，不脆快呀!”
“回稟大元帥，小的擔心您的健康，淚水流得太多滴濕了鼓皮，因此聲音發悶。”劉德這小子真能溜須，其實是他怕鼓聲震了大帥的傷口，在說之前，先在鼓麵上沾了點清水。大元帥聽後哈哈大笑說：“你哪來那麽多尿水子。”
……大帥被炸後，日本駐奉天領事館極力想探聽大元帥的傷勢，他們在大光明眼鏡行的技師給大元帥配花鏡的當天，就把給大元帥配剩下的花鏡片如數花高價買去了。他們化驗了大元帥府拒收的材料和這些花鏡片，上麵均有大元帥的指紋。……
外交官林久治郎親自來探視大帥傷勢，一來就把劉尚清省長纏住了，他手捧駐中國總領事的慰問信，非要麵呈大元帥不可。他奸詐地說：“貴國如今市麵上，眾說紛紜，對老道口炸車案，多說成與日本有關，這樣重大事件，牽涉兩國友誼，非麵見大元帥陳述衷腸不可，我們是有冤難申的啊!”他說著委屈得落下淚來了。
……這工夫，少帥張學良的夫人於鳳至突然出麵了。
這可使劉尚清省長胸腔裏的心猛然一撞。對外好對付，對內鬧不好就會紮手。
再說林久治郎，他見少帥夫人於鳳至出台，不由心機一動，感到這出戲演到OK了，他眼力很尖，看見在於鳳至夫人背後有一女仆役手捧一漆盤，盤中放著精致食品盒，看著雅致，這是送給親人的“問候羹湯”。……
心裏七上八下起來了。方才他提出帶來日本名醫，被劉省長婉轉拒絕了，並且他也知道，在事件剛發生時，德國就推薦名醫，被劉省長擋回了。這次於鳳至夫人的舉動，他半猜半疑，他擔心是劉尚清安排下的把戲，但從於鳳至夫人臉上誠摯的感情來看，是沒有包著半點虛假的。如果這位少夫人去給公爹捧羹湯，那就足以說明這位大元帥還沒有斷氣，不過……
劉尚清以長者的口氣說：“鳳至，今天大元帥會喝幹你這碗羹湯的。”他擺下手要於鳳至自行上樓去……他有幾分擔心，怕軍醫應付不了於鳳至，鬧到客廳來那就壞了大事。⒂
但劉省長擔心的事並沒有發生，於鳳至是個聰明人，連日來她一直注視著事態的發展，雖然不斷報出大元帥近況，但她的心總是往下沉。她今天來，就是要探問真情的，但見林久治郎也呆在客廳裏，知其來者不善，所以她未在樓上久留，就又手托白玉空碗下樓來到客廳，並對劉省長說：
“大元帥有話，三日內不會外賓，三日外要開記者招待會，還要與各國領事見見麵。兩日內大元帥要設全家宴，慶祝身體複原。”她說完把手中白玉碗放在靠牆站立的女仆手裏，飄然地走出了客廳……
林久治郎這一陣子被丟在一邊了，弄得他也有些發愣，冷靜下來，自己找個台階說：“省長閣下，大元帥既然今日不會客，我想三日內的招待會鄙領事會參加的。不過望省長閣下，把鄙領事今天拜見大元帥之行，向大元帥敬稟。”他說完深深地彎下腰去了。
劉尚清這才感到出了一身冷汗。“撲撲咚咚”一串響動，軍醫張大嘴巴從樓梯上跑下來，他大喘著氣抱住劉尚清說：“劉省長，少帥夫人闖上樓沒把我給嚇掉魂!”他差不多癱在劉尚清身旁了。
劉尚清仔細一看，見軍醫臉上、軍裝前胸上沾滿了乳汁似的羹湯，忙說：“把我也嚇得心快跳出嗓子眼了。
少帥夫人她……”
軍醫喘口氣說：“少帥夫人手捧白玉碗一露麵，我就象五雷轟頂一樣，不知該怎麽對她講，況且樓下還坐著日本人。我靈機一動，覺得正好借這個時機把事情挑明。
我對著大元帥臥床雙膝一跪說：‘少夫人呀!大元帥他在回府半路上就歸天了!’少帥夫人聽了身子一栽晃，把一碗羹湯潑在我臉上，她很理智地沒有使白玉碗落在地上，怕樓下日本人聽見。半晌她問了句：‘你們為啥不早告訴我?!’我說：‘劉省長為了穩住陣腳，但也正想早些回稟少夫人。事情到了這般地步，不能再瞞下去了。’少夫人問：‘大元帥歸天時留下話沒有?’她此刻冷靜地定住了神。我說：‘大元帥跟劉省長講了一句遺囑。’少夫人說：‘要劉省長速將情況稟報少帥!’她就轉身走下樓來了。”
劉尚清聽完深深地彎下腰，對於鳳至走去的方向鞠一躬說：“好一位深明大義的少帥夫人!”⒃
這以後，大帥府內對於張作霖的去世仍密而不宣。常為大元帥看病的杜醫官每天照常到帥府上班，照常到張作霖住處去給他“治傷”;廚房照常為他送飯，勤雜工照常灑掃，花工照常在庭院裏修剪花枝。總之帥府內一切平靜，一點也看不出有什麽悲傷和慌亂的景象。
這使野心勃勃的日本人頗感失望，因為在他們看來，張作霖是絕無生還的可能的，隻要他一死，東北就會大亂，那時他們將立即出兵，乘亂進占奉天，繼而占領全東北。若此計不成，他們就設法阻止張學良回東北，甚至企圖加害於他，以便斬草除根。
但他們的這個如意算盤落空了。
原來，在張作霖重傷去世的當天，劉尚清等就火速秘密派人去關內給張學良送信了。炸車事件雖如晴天霹靂，使人震驚，但東北整個局勢還是穩定的，並沒有出現日本人所希望的那種混亂狀態。張作霖所乘列車被炸的事，張學良當天就得知了，但父親情況如何，卻不了解，他一直抱著僥幸的心理，認為受點驚或負點傷也是可能的，更嚴重的事，想還不會發生。但他顯然是估計錯了，當他接到東北來信，得知父親不幸身亡時，真如萬箭穿心，眼淚似斷線的珠子，頃刻間把信紙滴濕一片，但沒有哭出聲音來。他極力克製著自己的痛苦和憤怒，待前線形勢趨於緩和，並開始逐步往關外撤兵時，才又剃光了長發，身穿士兵服裝，在極端秘密的情況下，由衛隊營長崔成義率領幾名得力衛士護送，並化裝成夥夫，於黑夜中混雜在經灤州東撤的士兵當中，才乘坐悶罐車返回奉天的。
那時，就這樣仍擔著不少風險。火車每當經過大站，象山海關、綏州、錦州等地時，各站站長及日本憲兵均荷槍實彈，登車巡視，每檢查一個車廂，就詢問誰是車上的指揮官?張學良是否在這趟列車上?士兵們有認得崔營長的，就說崔營長是指揮官，至於張學良在不在車上，崔營長斷然否認了：“張學良正在關內指揮作戰，怎麽能會回來?”這才巧妙地掩護張學良平安回到了奉天。
在這之後的東北政局，仍然是很不平靜的，圍繞著炸車案的餘波和究竟由誰擔負東北地區的軍政首腦，以及東北向何處去等問題，在上層，在領導集團內部，也仍然存在著矛盾的，有時甚至明爭暗鬥、風波迭起。如為了盡可能隆重地為父親治喪，並繼承他的遺誌，張學良回來後的繁忙、緊張，是不難想象的。他需要休息，需要平靜，需要內部團結，上下一致。然而，就在這個多事之秋，偏偏有人又想搞點什麽名堂了，不是“經”念歪，就是“唱”走調，使他好不痛快。就說東三省議會聯合會吧，本可晚些時候等大喪發完再召開嘛，可是硬要馬上開，還讓他必須按時出席，這究竟是什麽意思?……
張學良的疑慮不是沒有道理的，因為在那時，“大多數人認為，張作霖之死有利於日本，但也有一部分人認為不利於日本。把張作霖之死看成有利於日本人的那一派，眼下都使足勁往實力派楊宇霆那邊靠。他們鼓吹滿蒙地區可以順從日本人的意圖，接受日本人的指導。雖然他們懼怕楊宇霆的鬼精詭詐，因為在大帥活著的時候，他一口一聲‘上將軍’，給好多同僚上過讒言，特別是他對以張學良為首的少壯派根本沒放在眼裏。雖然如此，他們說從整個東三省來看，老一輩還得有這麽個人出麵。可在目前，張學良卻有意疏遠日本，投靠南京政府。眼下南方勢力日益擴大，晉軍和馮軍都歸順了。而且南京政府還決定把北京改為北平，直隸改為河北，任命閻錫山為京津衛戍總司令，令其全權處理接收北平事務;蔣介石又派何成浚到北京與張學良極其秘密地接洽過……基於這些情況，把張作霖之死看成不利於日本人的那一派，就極力往張學良這邊靠。兩派對立情緒很大，所以在即將召開的東三省省議會聯合會上肯定是要有一場鬥爭。”⒄
果然，在那天會上，有人想興風作浪，想上台，使張學良一度處於頗為不利的境地：
參加會議的人基本上到齊全了，就缺張作相老督辦了。大家議論說，不要等他了，他會來的。因為推舉他為東三省保安總司令的消息早傳出去了，這已是鐵板釘釘。並且在這之前，有人已經把新總司令軍服送給了他。
當然，張作相曾經表白，他一定要“老把侄兒(張學良)”繼承父業。但到了關鍵時刻，一般人都會抓住不放，張作相嘴上那麽說，實際上他究竟會怎麽辦呢?這個問題，眼下還誰也解答不了。況且有的密探還偵察出張作相公館曾連著三次派人買紅紗燈，人們紛紛猜測著張作相可能是在等著搞慶祝。沒話說，在會議進行到OK時，張作相如若著總司令軍服，突然出現在會場，當會引起很大的轟動，記者們早已上好了膠卷，等著拍照了。
就在要開始推舉總司令的時候，常蔭槐卻突然指使一個人當眾宣讀了偽造的“大元帥遺囑”：
餘不幸歸途遇難，今病勢已駕，殆朝暮人間矣!餘自束發從軍，早自誓以身報國，生死置之度外。現
年已五十有四，死已非天，惟是救國之誌未遂，不免耿耿耳。今以奉天重任，付之學良，望汝善為料
理……
這天早晨才從關裏趕回來的楊宇霆，此刻往前俯了俯身子，說：“學良，可以按大元帥的遺囑，以奉天重任付之嘛!”當然，這樣辦，張學良就成不了東三省的保安總司令了，而張作相當了東三省的保安總司令，限於他的基礎很淺，隻一腳就能把他踢倒。所以，楊宇霆說完此話，臉上便現出狡黠的笑容。
隨著，常萌槐接上了楊宇霆的話茬，他借此機會提議：“張作相督辦德高望重，深受東北民眾及全軍將士愛戴，完全可以就任東三省保安總司令。”
常蔭槐的話音還未落，楊宇霆便迫不及待地站起身子使勁鼓起掌來。他一邊鼓掌，一邊用虎視眈眈的雙眼看著大家，使得一些人不得不隨著拍起巴掌來……
主持會議的人提出表決，“刷”地一下，舉手讚成張作相任保安總司令的人遠遠超過了半數。沒有舉手的人提出，張作相本人不在場，這樣推舉欠妥當，不合規矩。
楊宇霆馬上站起來駁斥說：“往往本人不在而得到推舉，正說明眾望歸一，張作相督辦得到了大家一致愛戴。”他用眼角掃了張學良一下後又說，“我看倒是在其位的人中大有不謙虛之士。”
張學良看到這個場麵，心中想：這倒真有點象“鴻門宴”上項莊舞劍意在沛公啊!
楊宇霆說完之後，主持會議的人看沒有人提出異議，便宣布說：“東三省省議會聯合會今日一致推舉張作相為東三省保安總司令。”
正在大家剛要起身熱烈鼓掌的時候，忽然衛隊在門外高聲喊道：
“張——作——相——督——辦——到——”
聽到喊聲，人們都不約而同地站起身來，因為張作相現在就是東三省最高軍政長官了。
兩扇大門一拉開，人們不由得愣住了，隻見三盞黑紗燈在前麵開路，黑紗燈上寫著黃色的大字：“母喪”。張作相沒有穿東三省保安總司令軍服，而是身著孝袍，腰係麻繩，腳蹬麻鞋。他手裏捧著東三省保安總司令軍服，緩步走上前來。他把總司令軍服放在張學良的麵前，然後，麵對大家跪下身子，磕了三個頭，雙淚俱下地說：
“作相不孝，家母歸天，作相隨即赴錦治母傷，實有負諸位重托。”說完，便轉身在三盞黑紗燈的引導下飄然而去了。與會的人見此情景，都麵麵相覷，不禁啞然。
……經過多種形式的磋商，於九天之後，東三省省議會聯合會決定推翻舉手表決的方法，改用選票推舉東三省保安總司令，結果，張學良中選。兩日後，張學良身著總司令軍服，正式宣布就職。同時，設置了東三省保安委員會，委員共十七人，其中楊宇霆提出辭職，由高維嶽代替。
爾後不久，雖然還有人暗中活動，不擁戴張學良，但木已成舟，生米已經做成了熟飯。以張學良為首的東三省保安總司令部，從此成為東三省省議會聯合會的執行機關和收拾東北殘局的中心。⒅
但在那時，形勢還是不容樂觀的，年僅二十七歲的張學良，沉著冷靜，他既沒有一怒而起，也沒有馬上采取驚人的政治、軍事行動，而是首先撫慰三軍，對三軍將士俱都給以充分的信任，穩定軍心，繼而果斷決策，息爭議和，將關內所有軍隊全部撤回東北，保境安民，休養生息，這就使他很快控製了形勢，保持了東北政局的穩定。當這一切全都安排停妥，各項工作開始走上正規時，他才從容不迫地發表了大元帥張作霖的死訊，說他因傷重搶救無效，已於六月二十一日子刻逝世，將為他設奠公祭。消息傳出，輿論嘩然，人們對日本的謀殺暴行感到憤慨，對張氏之死表示同情，上海一家報紙以醒目大字對此作了報道，並力透紙背地指出：“皇姑屯一彈，身雖慘死，心跡則大白於天下。”
然而，有一點也是明顯的，由於老帥的早逝，千斤重擔全落在了張學良一人的肩上，這在他來說，確實是比較突然，難免力不從心;加之，當時複雜的國內外形勢，尤其日本人重兵壓境，虎視眈眈，不要說大展宏圖，能夠保持現狀，也並不容易哩。
果然，這是個不平常的年代，圍繞權利的更迭，特別是象東北向何處去等比較尖銳而又敏感的問題，張學良又將麵臨一場新的生死攸關的嚴峻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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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成玄：《張作霖演義》，春風文藝出版社1984年5月出版。
②⑥ 溫守善：《張作霖皇姑屯被炸目擊記》，載《沈陽文史資料》。
③⑤⒀⒁ 司馬桑敦等著：《張老帥與張少帥》，〔台灣〕傳記文學出版社1984年12月出版。
④⑿ 楊大群：《東北王世家》，春風文藝出版社1984年10月出版。
⑦⑨ 韓信夫：《皇姑屯事件始末》，載《百科知識》1985年12期。
⑧⒂⒃⒄⒅ 楊大群：《關東城播火》，春風文藝出版社1984年10月出版。
⑩ 引自1986年《人民日報》有關報道。
⑾ 竇應泰：《奉係兩怪傑》，載《名人傳記》1986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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