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學良傳--換旗前後

Jan04

因故延期的張作霖的喪事,是在張學良秘密返奉不久後公開舉辦的。不過,這還不是下葬,僅僅是一種隆重的儀式。而其所以如此,是因為張氏的墳地還未選定。據說,當時也曾選了幾個地方,可是壽夫人(張作霖的五夫人)看不上,所以便將大元帥的靈柩暫厝於奉天采林寺,是準備待墳地選好後,再起靈歸塚。後來,為尋找比較理想的墳地,張學良和壽夫人帶著風水先生曾跑了不少地方,也都覺得不夠滿意,最後又來到撫順以東六十裏的一個群山環抱的山區,見這裏山青水秀,風光綺麗,尤其那雄偉巍峨的鐵背山,宛如一排排堅不可摧的銅牆鐵壁,雄渾磅礴,氣象萬千。山腳下是一個巨大的一眼望不到邊的湖泊,人稱大夥房水庫,亦名薩爾滸,據說還是個曆史悠久的古戰場呢!風水先生連聲稱讚,張學良和壽夫人也覺得此地甚好,於是便決定在這裏為張作霖修建陵園,並命名為“元帥林”。

元帥林就在沈吉鐵路鐵背山車站五華裏處,從這裏下車,行約半個小時,即可到達。它座落在一處較為平坦的山坡上,前臨大夥房水庫,與鐵背山隔水相望,四周是鬱鬱蔥蔥的樹林。張作霖的陵墓已基本竣工了,是圓形的巨大的水泥建築物,大體上是仿照古代帝王的那種地下宮殿的式樣,如寬闊的墓道、厚重的鐵門、高大寬闊的圓形的墓室、古色古香的壁畫等。墓外植鬆柏,並有一些造型各異、形象逼真的大型石雕,陳列在陵墓的周圍,看起來倒也頗為壯觀。

隻是,為什麽堅持把它稱為“元帥林”,而不稱“元帥陵”呢?似乎有些費解,但前不久,原鐵道部部長郭維城同誌(他曾擔任過張學良將軍的機要秘書)卻道破了這個謎底,他說:“張作霖名為大元帥,實際上是‘東北王’,他的墓在當時完全可以稱‘陵’。為什麽沒有稱‘陵’呢?這是因為張學良一直反對他父親稱‘王’。張作霖生前曾對張學良說:‘你將來要做李世民’。張學良反駁說:‘時代不同了,你不是李淵,我也做不了李世民。’皇姑屯事件發生後,張學良將軍比照‘孔林’,決定把薩爾滸陵園定名為‘元帥林’,這便是稱‘林’,不稱‘陵’的緣故。”①

有人也許還會問,既然陵園已經初具規模,修得已經很象個樣了,張作霖為什麽一直沒在此下葬呢?這原因當然也是多方麵的,但最主要的還是由於形勢的變化,特別是張學良過早地離開了東北,離開了家鄉,並從此之後,始終沒有能夠重返故裏,所以將其父的陵園完全建成,並將他遷葬於此之事,他已是心有餘而力不足了,遂成終生憾事。

但後來,張作霖還是入土安葬了,不過那是偽滿時期,是張的舊部張景惠等人操辦的,他們沒有讓他進元帥林,而是將他仍安葬於遼寧錦縣張之墓園。這墓園原本是張作霖自己選定的祖墳,他的亡母以及他的原配夫人趙氏,都葬於此地。將張氏移葬在這裏,似無不可,但與張氏家屬及部屬的願望恐不盡相符,他們也許仍然希望將他歸葬“元帥林”吧,而這顯然取決於形勢,若是張學良將軍能夠回來,此事並不是辦不到的。當然,現在張作霖的墓園也還是受到政府保護的。此墓園在解放前由於管理不善,較為荒蕪;解放後,列為市級文物重點保護單位,墓園就麵貌一新、大為改觀了。尤其近幾年來,隨著國家開放、搞活經濟政策的進一步貫徹落實,錦縣經濟建設有了迅速的發展,來此遊覽觀光的人日益增多,張作霖墓園幾經修葺,氣象更加不同往年,這也正象有同誌所介紹的:

在遼西走廊上,有一座鮮為人知的小城,這就是遼寧錦縣——大淩河鎮。近年,隨著城市建設的發展,這個地方逐漸出了名,被人稱為“北方的三明”。

然而,更為引人注目的是,縣城以東二十五公裏處,有一座張作霖墓園。

墓園在石山鄉驛馬坊村西頭的果樹林中。此墓園始建於一九一六年,那是張作霖小有發跡之時。墓地共占地二十餘畝。在墓園的西南方一座山上,有一方形平麵玉石,每當旭日東升,方石閃輝發光。山的後麵,有一座山尖,遠望似猴,因而稱作“猴山”。一九一六年,張作霖將其亡母靈柩由遼寧黑山縣移葬於此,立為祖墳,以後依次埋葬了張作霖的原配夫人趙氏,“九·一八”事變後,由張作霖的舊部(當時任黑龍江省偽省長的張景惠、偽陸軍部長、總理大臣張海鵬等人)操辦,將張作霖的屍骨由沈陽采林寺移葬錦縣驛馬坊與趙氏合葬。

一九八五年八月,錦州市人民政府將此墓園列為市級文物保護單位,並撥專款進行修複。墓園的四周,已用青磚砌成花牆,園內立有一塊潔白的方石,上麵鐫刻著:“張作霖墓園錦州人民政府立”。

墓園分前、後兩部分,由青磚鋪成的甬道連接在一起。前麵部分,由兩塊石碑組成:南麵的一塊是張學良八歲時為其祖母而立的宣統皇帝三年賜給其祖母王氏的誥命碑;北麵的那塊是張作霖為其母而立。兩塊石碑均由贔屭負碑,碑冠雕有龍身盤曲而形成的九個空孔,稱作“九眼透龍碑”,做工十分精細。沿著甬道向裏行,有兩座墳墓成“一”字排列。一座是張學良的祖母王氏墓,另一座是張學良的父母合葬墓。兩座墓均由水泥封頂,青磚做裙,十分氣派。②

總之,皇姑屯事件發生後,由於東北當局的鎮靜,再加上張學良的迅速返奉,比較順利地完成了權利的交替,形勢穩定,這就使得一直伺機而動的日本帝國主義者的囂張氣焰不得不有所收斂。因為他們原以為皇姑屯的爆炸聲,會使張作霖一命歸天,而東北政局也會立即陷於混亂,他們隻需多少動用點軍隊,東北便垂手可得。誰知,出乎意料的是,張作霖生死不明(出事當天省公署的公報使他們大惑不解,不明真情),雖然發生了炸車案,但東北安堵如常,政治、經濟和人們的生活沒有什麽大的波動,年輕的張學良很快便成為東三省的無可置疑的統帥。

當然,要說那時已經天下太平,可以高枕無憂了,那也不對。因老帥之死而造成的危機,雖已扭轉,但危險並未完全消除。日本人的狂妄陰謀沒能完全實現,但卻賊心不死,緊接著又打起了東北獨立的旗號,逼迫張學良實現其父生前對日所作的所謂保證與許諾,在東北享受更多的特權;同時也準備把他變為一個聽憑他們擺布、對他們唯命是從的傀儡,如不順從,將重新物色人選,取而代之。

這時的國民黨蔣介石,則極力策動張學良“易幟”,與南京攜手並進。這雖然並不是東北政權的決策,但張作霖在撤離北京時,有與南京修好之意,這一點張學良也是讚同的。皇姑屯事件發生後,更促使張學良進一步增強了與南京接觸的願望。在南京國民黨方麵,也不斷派遣使者前往東北,與張學良頻繁聯係,促其迅速換旗——東北這時掛的還是過去奉張政權的五色旗,要讓他們改掛國民黨的青天白日旗,與南京實行分治合作。因為這時關內統一已大體實現,隻有東三省不在南京政府的管轄之下,此問題不早日解決,實在是國將不國了。但那時,鬥爭也還是複雜的,因為在國民黨內也並不統一,除蔣派之外還有閻、桂、馮等派別,他們大都擁兵自重,與蔣介石貌合神離,為了增強自身的勢力,都想把張學良拉到自己一邊,所以內中的明爭暗鬥也還很激烈呢。

當時的美國也未等閑視之。不過,他們采取的是兩麵派的外交手腕,這突出表現在他們一方麵讚成國民黨統一中國,敦促張學良換旗,可是暗地裏卻又支持日本搶走東北這塊地盤。這看起來是有點奇怪的,因為帝國主義過去在中國,不是常為爭奪地盤打得難解難分嗎?今天怎麽如此大方呢?原來,他們也有自己的小算盤,其目的在於這樣做,既可使蔣介石投入它的懷抱,又可以“禍水北引”,使日本人便於向北擴張,進攻蘇聯,而他老美則不動聲色,便將坐收漁人之利。所以,對這一點也必須看清楚,不然的話,也是會上當的。

張學良身處祖國東北邊疆,長期以來,內憂外患,特別是日本帝國主義,是他的一個很大的威脅。蔣介石這時雖然對他友好,但這個人也並不是那麽靠得住的。所以東北何去何從,在當時就成為矛盾的焦點,也是張學良所麵臨的一個頗為棘手的難題。因為問題很明顯,以張學良當時的地位而言,他隻要答應對方的要求,馬上就可以得到高官厚祿,當一個有日本人撐腰的東北王是完全可以辦到的。但這卻是他不願意、也是決不能走的一條路。可如果他立即改換門庭,進行換旗,不談將來命運如何,隻這一步,日本人也是不會善罷甘休的;更何況當時的東北,日軍正磨刀霍霍,戰雲密布,稍有風吹草動,誰能說不會引起戰爭呢。所以,在那時,盡管披著民主路程外衣的國民黨新軍閥蔣介石的一些主張,對他有一定的吸引力,他也錯誤地認為蔣介石是繼承了孫中山的路程事業的,所以一直是比較傾向於與南京合作。從另一個角度看,張學良有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思想,不願作外國人的奴仆,特別是父親的慘死,使他親眼看見了與日本人打交道的危險性;加之,國仇家恨的痛苦,使他刻骨銘心,時時不能忘懷,所以他決不作曆史的罪人,而要象嶽飛、文天祥等曆代民族英雄那樣,保持高尚的民族氣節,乃決定換旗易幟,決不再有任何猶豫了。

不過,要邁出這一步,也是困難的,這一方麵他必須首先統一內部,特別是領導集團的思想,做好團結部屬、齊心協力的工作,並與南京政府隨時保持聯係;另方麵,他也要注意運用比較靈活、機智的策略,與陰險狡詐的日本侵略者企圖阻撓改旗易幟的行為作鬥爭。

東北易幟,從醞釀到完全實現,是從1928年5月30日開始,到12月29日完成的,曆時7個月。這一重要的政治行動,是張學良當機立斷、親自推行的。過去談到東北易幟,似乎認為僅僅發生在東三省,也是輕而易舉完成的。不對了,這項工作,實際是從張學良為貫徹息爭主張,決定將奉軍在關內占據的所有地區實行總退卻,一律撤回東北時就開始了,他首先進行的是京、津、熱河和灤東等地的易幟。這其間,在局部地區雖然也還有磨擦,但到9月間都實現了易幟。唯獨東三省的易幟,由於日本帝國主義從中作梗,曾被迫一再延期。本來,關於解決東北問題的方案,南京政府早就提出了,後來又通過奉方在北京的代表於珍、邢士廉在返回沈陽後又向張學良作了轉達。南京因恐日久生變,是希望能盡早實施這一方案的。但因那時日軍兵臨城下,形勢咄咄逼人,日本新任駐沈陽總領事林久治郎和關東軍司令村岡頻繁訪張,向他說明田中內閣對東北局勢的政見,要他不要易幟,而應“保境息民”,否則,由此而引起的一切嚴重後果,日本將不負任何責任。張學良審時度勢,覺得不便冒然行事,原定7月22日遼寧、吉林、黑龍江三省同時易幟的計劃,不得不被迫推遲。

但張學良易幟的決心未變,隻在等待時機了。日本人象是聽到了一些對他們不利的風聲,唯恐張學良換旗,所以對他的威脅利誘也更加緊了,一會兒向他贈送一等旭日大勳章,一會兒又說如東北與南京結盟,日本將采取“積極行動”。真乃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多災多難的東北,局勢又緊張起來。為了穩住日本人,又不改變換旗的意向,張學良與穿梭般進出東北的各方麵的使者相周旋,終於在沒有發生大的動蕩的情況下,於1928年年底,實現了改旗易幟,充分顯示了張學良的機智、勇敢和堅定不移的愛國主義的信念。

關於這方麵的激烈鬥爭,《國民黨新軍閥混戰史略》一書中有詳盡的介紹,下麵我們摘引幾段,從中可以更清楚地看到東北易幟的內幕和張學良在這場鬥爭中的決定作用。

那是張學良原定7月21日換旗,因為日方極力阻撓,甚至不惜進行軍事威脅,張學良被迫宣布“保境息民”,推遲換旗之後發生的事:

為了緩和緊張氣氛,八月九日午前十時,張學良攜秘書王家禎前往日本總領事署,對林權助(日本駐華公使)作禮節性的回訪。林權助直言不諱地對張學良宣稱:

“日本政府此刻認為國民政府內部雜亂無章,行為尚多共產色彩。東三省若與國民政府妥協,勢必侵害日本之既得權利之利益與特殊地位。所以,日本政府此刻勸貴總司令,暫時觀望形勢較為妥當。不幸倘若東三省篾視日本的警告,擅掛青天白日旗,日本必具保國決心而取自由行動。倘有不逞分子,盡可以武力彈壓之可也。日本願出全力以相助焉。”張學良對這種明確不誤的武力威脅語言,作了委婉的答複。他說:“餘為中國人,所以,餘之思想自以本國為本位。餘之所以願與國民政府妥協者,蓋欲完成中國統一,實行分治合作,以實現東三省一般人民所渴望。以餘個人之力,固無為之何。餘因顧邦交,以個人資格,對日本政府警告加以考慮。倘若以國際關係言之,餘想日本政府亦決不甘冒幹涉內政之不韙。並且日本政府以種種恐懼反對實現之事實,餘頗不可解。”

林權助聞言,當即直截了當地說:“……簡而言之,日本政府具有決心反對東三省對南方妥協。即所謂幹涉內政亦所不辭。”在場的左藤中將補充說明:“田中首相心中已經有了一定的了。貴總司令若背乎首相心理,就將發生重大事情。”張學良不肯當場表示懦弱,隨之而答:

“餘之決心,以東三省人民為轉移。餘不能拂逆三省人民心理而有所作為也。”③

另外,也有同誌強調指出:

日內閣首相田中,為阻止東北易幟,又派前駐華公使林權助以吊唁張作霖之專使來奉。8月9日,張學良回訪林權助,對林前來吊喪的盛意表示感謝,並表示“本諸共存共榮本旨與日提攜,而實現東三省和平經濟政策”。林久治郎插話警告張學良不得與南京統一,如“蔑視日本之警告,擅掛青天白日旗,日本必具強國決心,而取自由行動”。張學良表示說:“餘為中國人,所以餘之思想當以中國為本位,”“欲完成中國統一,實行分治合作,以實現東三省經濟和平政策故也。”日方見張學良不肯就範,林權助以教訓的口吻說:“你的父親曾是我的摯友。因此,我對你有親如愛子的感情。願向你進一言:‘你的想法十分危險!’”張學良憤然而起,答道:“我和貴國的天皇是同歲,我想要對閣下說的,隻此而已。”這次禮節性的回訪,竟不歡而散。8月13日,林權助空空而歸,回國述職了。田中政府一計不成,又生一計,改變了策略,采取了所謂務實主義,隻要能保住日本在東北的權益,不反對形式上的易幟。田中表示:“東北易幟事,隻要維持日本在滿蒙既得權,即不反對。”遂加緊謀求吉會、長大(東北地區鐵路)等幹線的築路權。激起了東三省人民的憤怒,保路運動螽起。11月12日,張學良對東北大學的學生說:“餘決非賣國之人,有損主權之事,決不退讓。”日本人原以為張學良“是一匹借張作霖虎威的狐狸”,現在他們深刻認識到,張學良“是一隻名副其實的猛虎”……④

但在那時,日本在東北駐有大批軍隊,壓力畢竟太大了,張學良不能強行換旗,隻得繼續推遲換旗的時間。不過,與此同時他也向南京政府明確表示:“目下對國民政府采取一致行動,為實際之統一。”

這以後,張學良為促使換旗這一大政方針早日實現,開展了一係列整肅內部和取信於民的活動,如他注意不斷整頓軍紀、政紀,減輕人民負擔。對於外係軍閥勢力對東北的滲透,也都作了恰當的處置,有的被分散改編,其頭目改任文職官員,不再掌握兵權,如名噪一時的軍閥孫傳芳,就正是在這個時期出任奉天墾務委員會委員長的職務的。但象聲名狼藉的直魯聯軍殘部張宗昌、褚玉璞等,雖然實力雄厚,又親自來沈陽要求進入東北,張學良卻拒絕了。因為他深知,此輩作惡多端的軍閥,還是讓他離遠些為好,以免危害家邦。至於換旗問題,則巧妙地采取各種不同的策略,與日本人周旋:

他利用東北人民的愛國熱情,鼓勵他們發起統一運動,用民意對付日本人的威逼。他拉住美英等國牽製日本,在國際上爭取同情者。當換旗的條件尚未成熟時,他勸阻部下勿操之過急,而要善於等待。如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吉林省教職員製做了一千多麵新國旗,準備在各商店的門口懸掛,以示東北歸屬中央。張學良即令吉林當局,勸阻下屬,曉喻利害,暫緩實行。自從一九二八年五月,日本製造濟南慘案以來,美、英、法等帝國主義抓住日本出兵山東問題不放,一再向日本施加壓力,日本政府在國際上的處境越來越孤立。加上日本國內的在野派利用田中的對華政策,加強了反對田中內閣的活動,到一九二八年底,日本田中內閣已經內外交困。張學良看準了時機,於十二月二十九日毅然通電全國,稱:“力謀統一,貫徹和平,已於即日起,宣布遵守三民主義,服從國民政府,改旗易幟。”⑤……

無疑地,這件事是辦得漂亮,也是深得人心的。這也正象當時頗有影響的《大公報》所說的“張氏數年來反對內戰、促成統一之功,終有不可淹沒者在”,還說“其富於國家思想,實舊軍人所罕見者也”。

對於東北易幟表示讚賞,肯定它是的愛國行動,同時也是順應全國人民維護國家統一、以及領土主權完整的願望,應予肯定,這是多數人的看法;但也有些人認為,“第一次大路程失敗後,張學良易幟歸順國民黨新軍閥蔣介石,是加強了買辦豪紳階級的反路程力量,沒有什麽值得肯定的”。

作為一種學術觀點,有不同看法,是可以研討的。不過,從心懷叵測的日本帝國主義處心積慮要分裂中國、迫不及待地要使東北成為它獨占的殖民地這一特殊的曆史條件來看,張學良不顧日本人的威脅利誘,毅然易幟,堅決改變日本帝國主義一貫控製東北政局的局麵,並清醒地認識到,“隻有國家統一,才有希望轉弱為強,否則,豆剖瓜分的局麵終難幸免”。應該說,是難能可貴的。因為,“自秦始皇統一中國以後,大一統是中國曆史大勢所趨。在一般情況下,國家統一時,就強大,就繁榮昌盛,人民安居樂業;國家四分五裂,連年戰爭必然貧弱。但正如戰爭有正義戰爭和非正義戰爭一樣,路程與反路程性質不同。廣東路程政府統一廣東和北伐是路程的;吳佩孚叫喊‘武力統一’,要消滅南方路程勢力,則是反動的。共產黨搞工農武裝割據,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是新民主主義路程。國民黨蔣介石組織‘圍剿’紅軍和路程根據地,則是反動的。但以上隻是一般情況,具體問題還要具體分析。因為日本插手東北,妄圖獨占‘滿蒙’,蔣介石決定和平統一,張學良主動易幟,避免戰亂,使我國東北回歸祖國,這是符合廣大人民意願,是應該肯定的。如果張學良搞‘獨立’,象溥儀一樣甘當兒皇帝,則東北三千萬同胞將受日本奴役,一百多萬平方公裏的祖國領土亦將喪失。”⑥至於說,在那時,不應該聯合國民黨,歸順國民黨南京政權,而隻有投身路程、即聯俄聯共才是值得肯定的,這個要求顯然是不切實際的,因為張學良還沒有這樣的覺悟;同時那時共產黨是非法的、大都處於地下狀態,張學良不僅還不可能走這一步,即使他這樣做了,在那時不利條件也是很多的,國民黨以及英、美反對,自不待言,在東北領導集團內部也是很難行得通的。這樣做的結果,隻會使他更加孤立。有人似乎總覺得,“蔣介石國民黨在第二次國內路程戰爭時期是路程的對象,如果肯定張學良的易幟是進步的話,好象理不直、氣不壯。其實,這是階級鬥爭和民族鬥爭的關係問題。毛澤東在《中國路程和中國共產黨》一文中說:‘帝國主義和中華民族的矛盾,封建主義和人民大眾的矛盾,這些就是近代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而帝國主義和中華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種矛盾中的最主要的矛盾。’共產黨領導的人民大眾同國民黨蔣介石集團的矛盾,是階級矛盾;日本帝國主義要獨占東北,則是民族矛盾。我們不應該把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並列,更不應該置階級矛盾於民族矛盾之上。否則的話,如果認為張學良歸順國民黨政府,投靠蔣介石,是加強反動統治力量,不可讚揚,難道我們可以讚揚溥儀在東北建立偽滿洲國嗎?對於日本製造“九·一八”事變和華北事變,難道我們可以支持漢奸的分裂活動嗎?”⑦

顯然不能。所以,東北易幟是張學良主政後所采取的重大的政治決策,將它稱之為愛國主義行動決非溢美之詞,而是完全符合實際的。

當然,我們也不能不看到,張學良能做到這一步,能夠力排眾議、真正實現自己的主張,也並不容易。那時,他不僅遇到日本人的粗暴幹涉,而且在東北領導集團內部也存在著複雜的鬥爭,令人震驚的“楊常事件”就是一個最典型的例證。有人也許會說,東北易幟取得勝利後,天下並不太平,張學良本當團結部屬,礪精圖治,共保東北河山,以不負眾望才對呀,為什麽在換旗後不久,就突然處決了在東北領導集團當中舉足輕重的楊宇霆和常蔭槐呢?有人說,少帥剛剛主政,極需維護他的權威。在此特殊曆史條件下,張對野心很大的楊、常采取斷然措施,消除隱患,從此事無掣肘,有利於鞏固東北政權,這樣做是必要的;也有人說,事情沒有那麽嚴重,他們有致死之憂,無該殺之罪,楊、常二人的被殺,主要是由於日本人的挑撥,張學良是中了敵人的反間計了;有的則認為,楊、常固然是有錯誤的,但處置的方式是不是過於嚴厲了?難道就不能用和平的方法來解決嗎?實際,這一點張學良並不是沒有想到,他曾耐心地等待過,也作過很大的努力,但收效甚微。不過,細想一下,也不奇怪,因為張學良被逼得要使用武力,就說明他們之間的隔閡與矛盾之深,同時也不僅僅是什麽政見不同的問題,而實際“是當年東北統治者內部一場你死我活的鬥爭,是很難避免的政變。有的同誌說,這是因為中國缺乏民主與法製的結果,不免有些‘書生之見’。翻開中外的曆史,考察當今世界,有哪些政變是事先經過法律的程序呢?當時,張、楊的矛盾已勢不兩立,楊欲殺張的風聞,亦時有傳說,楊之進逼,使張已達到了‘實難忍受’的地步,已遠非法律程序所能解決的了。”⑧當然,也有甚感惋惜的。略謂:“如果楊‘退歸鄉裏’或‘冥鴻海外’,或可免一死,但象楊宇霆這樣貪戀權位、野心勃勃的人物,怎能甘心退出曆史舞台呢?張學良的夫人於鳳至說:‘處決楊、常,是逼出來的……最後隻有一條路,你死我話。’張之除楊,實出於不得已,如果不除楊,東北將政出多門,更加混亂,這是日本侵略者最歡迎的。”⑨

這就清楚表明,張學良之殺楊不是偶然的。說是楊專權跋扈也好,是權力之爭也好,總之楊之所作所為已成為東北政權內部的不安定因素和嚴重威脅,既是他要孤注一擲,張學良也不得不鋌而走險了。

當然,也有不以為然的,如認為問題是存在的,但並不那麽嚴重,主要是張學良多疑,或謂這是以私廢公,公報私仇等;有的說是因為日本人的挑撥,還有的說是中了南京方麵的反間計,因“張之殺楊,主要因為楊與白崇禧勾結,白要楊‘推翻張學良,取而代之’,蔣介石探知,密告張,要他‘先下手為強’。”……

這些說法,不能說是毫無根據的,不過,若隻強調某一點,以偏概全,特別是忽略了促使張學良必欲除之的他的親日問題,也是欠妥的。至於說,還有的認為楊、常有能力,是不可多得的人才,這樣做,“使東北當局的對日對蘇交涉失掉了樽俎折衝的人,東北外交完全委之於南京政府”,導致了東三省的迅速淪喪,似乎是闖了大禍,這就更未免言過其實了。

對楊、常事件究竟應當怎麽看?它的真相和內幕究竟是怎樣的?這是個比較複雜而又無法回避的問題,有必要再作些專門的研究、探討。而這,顯然不是三言兩語可以說清的,且待另辟專題,詳加評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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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引自1987年10月20日《文摘周報》盧瑞升的摘編文章,原作發表於《文化周報》,作者:王海、連義。

② 張華柱,《遼寧錦縣張作霖墓園》,載1987年2月5日《西安晚報》。

③⑤ 張同新:《國民黨新軍閥混戰史略》,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11月出版。

④ 周毅:《為國家統一而矢誌奮鬥的張學良將軍》,西安事變五十周年學術討論會論文,未刊稿。

⑥⑦ 丁雍年:《張學良東北易幟述評》,張學良暨東北軍史學術討論會論文,未刊稿。

⑧⑨ 常城:《再論“槍斃楊、常”》,見《社會科學輯刊》1986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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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11i發表於 2014年01月04日,歸檔到目錄現代名人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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