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學良傳--危難見真情

Jan04

“孤燈不明思欲絕,卷帷望月空長歎”,美好幸福的時刻總是來也匆匆、去也匆匆,並使人甚感留戀的。張學良非常珍視他與趙四小姐的愛情與友誼,殷盼能夠常見麵,希望常常在一起,但由於戰亂頻繁,形勢動蕩,張學良想在關內多住些日子的願望已無法實現,而不得不又於戎馬倥傯中過著飄泊不定的戰鬥生活,與趙四小姐也從此天各一方、難得再有見麵的機會了。

張學良自父親遇難、臨危受命、主政東北後,層出不窮的公務就使他忙得不可開交。那時,國內外政治鬥爭風雲變幻,特別是列強對東北的粗暴的幹涉和侵擾,國內各派軍閥之間的時而聯合、時而分裂的戰爭,以及他們圍繞東北去向問題的明爭暗鬥,都使張學良時刻處於矛盾鬥爭的風口浪尖上,他簡直有些眼花繚亂、應接不暇,甚至焦頭爛額了。所以這個時期,他是緊張、惶惑而又異常疲倦的,一方麵千頭萬緒、深感肩上擔子的沉重,一方麵又總象身邊缺少了點什麽似的,有一種茫然若失的孤獨感。每當夜深人靜、他處理完了一天的繁忙的公務,獨自到庭院裏走一走,以便使自己那顯然有些過度勞累的神經,能夠稍稍鬆弛一下時,他就會很自然地想起趙四小姐,想起他們在天津和北戴河度過的那些難忘的時光:那清澈碧藍的海水,那飄動著片片白雲的明麗的天空,那如夢幻般的微風輕拂的月夜,那寬闊平展的金色沙灘上的長長的身影,……但最使他感動、最使他動情的還是趙四小姐對他的愛,是她的真純,是她那象水晶般的美好的心靈。他認為,她不僅是愛他,不僅是對他懷著真摯的依戀之情,而且也最了解他,最理解他內心的隱秘和他那對她的火一樣的熱情。當他們在一起的時候,曾有這麽一件事,那還是他們初戀的日子,他見趙四小姐總喜歡在胸前帶一個很精致的雞心飾物。那飾物造型優美、玲瓏剔透,猶如一顆燦爛的寶石,令人欣羨。出於好奇,張學良想讓她取下來,讓他仔細欣賞一下,趙四小姐羞澀地一笑,卻拒絕了,就好象內中還有什麽秘密似的。後來,由於趙四小姐偶然疏忽,張學良終於得到了這個飾物,他不看猶可,看了不禁喜出望外,原來飾物是空心的,打開看時,裏麵端端正正鑲嵌著的並非它物,而是張學良的一張小照片!上麵還用很秀麗的小字寫著“真愛我者是他!”這怎能不使張學良怦然心動,對趙四小姐更加鍾情呢!所以,他常想當此多事之時,當此心力交瘁、倍感孤寂之際,若是有她在自己身邊,該有多好?這樣不僅能常常見麵,可以談心,而且那不是又多了一位精明的參謀和得力助手嗎?若是往常,他早就跑到她的身邊去了,可現在他怎能走得開呢?他輾轉反側,終於想到還是給她寫封信去,請她來沈陽一趟,能夠留下來當然更好,萬一不能久留,住些日子,再返回天津也行。所以他當即展紙揮筆,給趙四小姐寫了一封簡短的、但卻是熱情誠摯的信,信中主要談到別後的思念之情,他早欲前往探望,無奈家遭不幸,千斤重擔,集於一身,終難成行,接著提出請她來沈相會。這一來是久不相見,很想同她見麵;二來沈陽雖不象天津那麽繁華,但她的秋天,還是很美的。同時,這裏的教育條件也不錯,來此之後,可以就地入學,繼續深造。

張學良的這封從沈陽發出的寫於1928年秋天的信,因為戰亂和其他原因,在路上曾耽擱了些時間,但趙四小姐還是收到了。

那時,她仍住在天津,由於與張學良分別後,很長時間沒有收到他的來信,正為此隱隱有些著急呢,現在終於來信了。少帥對她仍是那麽體貼入微,還約她去沈陽會麵,她怎能不滿心歡喜呢!想到他們多時不見,而從他目前的心情和處境來看,他是有很多話要對她說的,也正是非常需要她和他在一起的時候,她就覺得,張學良的這個邀請是不能拒絕的。但一想到父親的反對,母親的愁容,以及可能遭到的非議,她又猶豫起來。原來,她的父親比較守舊,雖然做了北洋政府的官、也算民國時代的新派人物了,但對他的這個四丫頭與張學良交往卻很不讚成。這倒還不是門第觀念,張家雖非詩禮傳家,卻也名聲不小。那末,是不是他對張氏家族懷有什麽成見呢?好象也不是,原來張作霖住在天津時,他們還有一些交往呢。他之所以對這門親事持反對態度,最主要的還是一種因襲的倫理道德觀念,因為在他看來,婚姻大事,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天經地義。什麽自由戀愛,私訂終身,樂與英雄結良緣,等等,全是荒誕不經的謬論邪說,是大逆不道的。所以,兒女的婚事,應由他作主,選個在天津或北京的門當戶對的人家,明媒正娶地把女兒嫁出去,這既體麵,又維護了家庭的尊嚴。很明顯,女兒與少帥接近,他已頗為不悅,若說她還要千裏迢迢去沈陽,那他是決不會允許的。如今要把去沈陽的事說出來,不僅沈陽去不成,還可能會惹出一場風波來。所以趙四小姐思量:若真是這樣,倒不如來個快刀斬亂麻,就此離家出走,這樣既可避免諸如說媒定親之類的糾纏,也可盡早與張學良見麵。至於學業,到了沈陽不是仍可繼續求學深造嗎?所以她決定立即去沈陽,而同父母親也隻好不辭而別了。

其實,如果父親不是那麽固執(當然這其中也有其他的原因,如家庭內部的分歧,社會上別有用心的人的渲染挑撥等),能夠稍稍體諒一下女兒的心,她怎麽能會連個招呼也不打,說走就走呢?盡管如此,她還是懷著戀戀不舍的情感踏上了新的旅程。她流著眼淚在內心裏默默地呼喚著:親愛的爸爸、媽媽,我對不住你們,我沒有跟你們商量就走了,我這是實在無法啊!不是我不愛父母,也不是孩兒不孝,是您太不理解孩兒的心啊!

在一個深夜裏,趙四小姐獨自從天津搭上了去沈陽的火車。

一對飽嚐離別之苦的戀人,終於在陽光明麗的金色的北陵幸福地相會了。

危難見真情。張學良對趙四小姐衝破重重阻力、毅然決然來沈與他相會,是滿懷感激之情的,這對他來說,在精神上確實是個很大的慰藉。

但在趙四小姐這方麵,心裏卻並不是那麽踏實,因自她來沈陽之後,在天津那邊,就有不少謠言。好事之徒,乘機興風作浪,說三道四,極盡挑撥離間之能事;有些小報,也借題發揮,大作文章,說她失蹤了,或雲她已私奔等等。在她的家裏,也引起軒然大波,除了她的母親和對她比較同情的幾個哥哥姐姐外,也是一片反對聲。特別是平時一向疼愛她的父親,暴跳如雷,似乎是對她再也不能原諒了。本來,父親為官清廉,是個耿直人,平日對她也是關懷備至的,但他卻受不了這個刺激,認為女兒的行為有辱門庭,使他無臉見人,所以在盛怒之下,登報與她斷絕父女關係,並決定從此引退,不再為官!

事情竟然發展到這個地步,是趙四小姐無論如何也料想不到的,所以這使她非常痛苦。另方麵,她同於鳳至的關係也不是象後來那樣融洽。“她初到沈,於鳳至不許進‘大帥府’,住在府後一小樓內,有門可通。後來始在‘帥府’大青樓內特辟一室,作為她的閨闥,有時還住在北陵別墅。一九三○年張學良赴南京開會,於鳳至久慕滬濱之勝,偕二弟學敏及一荻諸人,由南京到上海一遊,住滄洲飯店。王曉籟等於華懋飯店設宴招待,獨一荻隻身留在‘滄州’不許拋頭露麵。她在外受乃父嚴譴,內被於鳳至擺布的忍氣吞聲情況下,對張學良的感情不但沒有心灰意懶,相反地更為積極,生一男孩,由於代為撫養。”①由此不難看到,在她初到沈陽時,日子並不是那麽順心。她孤獨,她寂寞,甚至受冷遇,遭奚落,處在她那樣的地位,在張學良那樣一個還頗為封建的家庭裏,她的遭遇並不為過。但說她被於鳳至擺布的忍氣吞聲,似乎象小媳婦似的,整天提心吊膽過日子,那也不是。當然,這位不速之客的到來,使於鳳至有些不快,甚至產生過一些怨恨的情緒,這也自在情理之中。但於鳳至是個博學多才而又非常賢慧的女性,對此事她采取了克製和寬容的態度,既未同張學良爭吵過,也沒有虐待過這位遠道而來的趙四姑娘。特別是後來,“當她和趙一荻相識在北陵,並親自把她接回帥府以後,那個曾經在頭腦中縈繞的妖冶嬌矜的天津姑娘,逐漸被一位舉止端莊、處事謹慎的善良小妹妹所代替。女人的心都是相通的。當於鳳至得知趙一荻如何冒然出走、與父親斷絕關係以後,她的心頭不知不覺地滋生了一種莫名其妙的同情和憐憫,她與她之間的芥蒂在逐漸消除。”②她的處境也日益好轉了。這原因固然是由於人們出於對少帥的尊重,但更主要的還是趙四小姐的平等待人與善良。如果說因此她終於取得了於鳳至和帥府內各方親眷的諒解與信任,那末,趙四小姐在隨後的東北易幟和誅殺楊、常這些大事上的聰明果斷,就更贏得了張家上上下下的好感。

趙四小姐在東北易幟問題上是支持少帥的,楊、常居功自傲,處處與少帥作對,她和於鳳至也都親眼看見,均甚憤慨。所以在擲銀元以卜吉凶時,他倆也都在場,那還真有點緊張呢:

張學良對此(楊、常的專橫——引者)雖也如梗在喉,但他念及楊、常的才幹和他們追隨大帥的功績,總是心存餘慮,委決不下。最後,於鳳至為他出了個主意,讓他在大帥靈前占卜算命,以求天意。

一天傍晚,少夫人著人布置好靈堂,擺好桌案,點起香爐,然後請來趙四,講明原委,於是張學良手執一塊銀元開始卜算。他們約定,連拋三次,若是三次銀元的袁大頭都朝下,就謀殺楊、常;如果朝上,便不宜殺戮。卜卦時,於鳳至站在方桌旁極為緊張。張學良拋了一次,朝下;第二次,依然朝下;待拋第三次時,銀元噹啷一聲,落到了桌子底下,於鳳至隨眼望去,心頭倏然一驚,原是大頭朝上落在了地板上。這時,隻見站在桌子對麵的趙四彎下腰,去撿拾銀元,於鳳至望著她心裏怦怦直跳。趙四看了於鳳至一眼,待放到桌麵上時,仍是大頭朝下!於是,於鳳至高聲叫起來:“又是朝下!”

張學良見此結果,回轉身朝大帥靈堂深深一躬:“這乃是天意!”於是,在一九二九年一月十日,張學良便以“破壞統一,阻撓新政”的罪名,槍殺了楊、常……

這兩樁大事之後,於鳳至漸漸對趙四產生了好感。看出她不僅耿耿忠心,全力扶佐張學良,而且柔中有剛,具有中國帷幄之才。她覺得張學良年少氣盛,身邊的確需要這麽一個既精明又貼己的人物。在日常生活上,於鳳至通過細細觀察,也認定趙四的投奔張學良,的確是傾心鍾愛,人家身為大家閨秀,處在這種不明不白的情婦地位,既無怨言,又能寬容忍讓。趙四的這種脾氣秉性,逐漸地贏得了於鳳至的敬重和喜愛。她覺得,趙四的很多才幹,是自己所不能取代的,如果自己能和趙四配合起來,一內一外,自己管帥府內務,讓她幫助漢卿協理政務,二人一心,鼎力相助,這不僅可以使張學良免去內顧之憂,更會幫助他的事業龍騰虎躍的!③

趙四小姐的聰明和虔誠(趙四小姐初入帥府的境遇,父親聲明使她精神受到的打擊,也使張學良深感不安,但為保持家庭的和睦,似乎也無法作出其他的選擇,他早也說過,他們的結合“將沒有夫人名義,對外國稱她為自己的秘書;對中國人稱之為侍從小姐。”這些她都不計較,對愛情毫不動搖),得到了令人欣慰的報償,從此以後她不再顧影自憐,過那種深居簡出的幽居生活了,而是在大帥府終於有了一席之地,算是初步站住了腳。而且,處境也一天比一天好起來。這以後,也還遇到過一些風波和困難,但她對張學良卻始終是情有所鍾,堅定不移。從這時起,直到西安事變前的七八年間,她與於鳳至一直同張學良生活在一起,再也沒有分離。① 王益知:《張學良外紀》,載《社會科學戰線》1985年第3期。② 趙春江、竇應泰:《少帥夫人》,吉林人民出版社1987年6月出版。③ 趙雲聲:《趙四小姐與張學良將軍》,北方婦女兒童出版社1986年10月出版。

“九·一八”,“九·一八”

我的家在東北鬆花江上,

那裏有森林煤礦,

還有那滿山遍野的大豆高粱。

我的家在東北鬆花江上,

那裏有我的同胞,

還有那衰老的爹娘。

“九·一八”,“九·一八”……

張學良喜歡跳舞,愛看戲,對音樂、歌曲並無多大興趣。但這支淒切、哀婉的歌,卻真正撥動了他的心弦。那字字血、聲聲淚的歌詞,那滿含深情、悲壯蒼涼和令人心碎的曲調,常使他歌未罷,熱淚流。

是的,往事如煙,曆曆在目,忘不了,忘不了,他永遠忘不了那個陰暗的秋季,那個風雲突變的最黑暗的夜晚……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是中國近現代曆史上一次令人震驚的民族大浩劫的開始,是中國人民的空前嚴重的國難。

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非自三十年代始,早在上個世紀末的中日甲午戰爭時就開始了。他們對台灣、澎湖列島的霸占,對旅順、大連和南滿鐵路的掠奪,對無辜的中國居民的血腥屠殺,就已將他們的猙獰麵目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1928年的皇姑屯事件,他們用陰謀手段炸死張作霖,實際是武裝吞並東北的信號,是欲乘亂占領東三省,隻是由於當時東北當局的鎮靜,製造了張氏輕傷未死的假象;同時日本統治集團也沒有完全準備好,才未釀成大亂。

但日本人鯨吞東北、亡我中華之心未死,在此之後,它仍繼續加緊擴軍備戰,準備進行新的更大規模的侵略戰爭,加之自東北易主,由少帥張學良執政後,始終奉行愛國政策,他“修建與‘滿鐵’(日本經營的南滿鐵路的簡稱)並行的鐵路,以期奪回失去的鐵路權益,改青天白日旗,擁護統一。這些愛國行動,在日本軍閥看來,都是反對和傷害日本的具體表現,是絕對不能允許和容忍的。乃下決心采取措施幹掉張學良,把中國的統治權驅逐出東北,實現其侵略野心。”①另方麵,我們也必須看到,1929年末,資本主義世界爆發了持續較久的經濟危機,日本首當其衝,國內政治經濟形勢混亂,民怨沸騰,為了擺脫自身的困境,它加快了侵略中國的步伐,悍然於1931年秋發動了“九·一八”事變,給中國人民帶來了深重的災難。這個慘痛的曆史教訓,罪魁禍首是日本軍國主義者是無異的;而蔣介石的妥協退讓,一再下令不許抵抗,終於鑄成大錯,也是負有重大責任的。但他卻總是錯誤歸別人,功勞歸自己,甚至讓張學良當他的替罪羊,這當然是很不公平的。但大敵當前,軍人守土有責,張學良始而經不住蔣的拉攏引誘,不顧東北存在的危險狀態,移兵關內,造成東北邊防空虛,留下後患;繼而完全聽命於蔣介石,領兵入關,卷入內戰的漩渦,長期遠離自己的根據地,進駐北平,樂不思蜀,也是不能辭其咎的;說他是迫不得已,完全是奉命行事,丟失東北似乎是莫可耐何,有苦難言,無可指責,把過失全推到客觀方麵,顯然也不是曆史唯物主義的態度。

當然,話又說回來,對此也不能絕對化、簡單化。張學良的“東北易幟”,以及“武裝調停”中原大戰,從維護國家統一、避免戰亂、以利於人民休養生息這個角度看,還是應當肯定的;對於他在這方麵的積極的貢獻,完全抹煞,也是欠妥的。同時,也還要看到,張學良在這個時期雖然有些消沉,但他的愛國思想並未泯滅。在那個多事之秋,盡管他身患重病,一直住在北平的一所醫院裏,但他對家鄉、對地處邊陲的東北地區的局勢,特別是日本人的動向,仍然是密切注意的。不料,蔣介石卻反其道而行之,竟指示對日軍的任何挑釁不許抵抗,這不能不使他大惑不解,甚為驚詫。與日本帝國主義誓不兩立、對他們的挑釁和侵略行徑一向深惡痛絕的張學良,怎能設想讓他在敵人的進攻麵前打不還手、甚至幹那種委曲求全、妥協退讓的可恥勾當呢?可是蔣介石的指示和電報就放在他麵前,正所謂白紙黑字,軍令如山,作為軍人,又怎能違抗上級命令?所以一個時期以來,他的病情雖有好轉,但思想上的苦悶,卻更加重了。趙四小姐看他精神萎靡,鬱鬱寡歡,怕這會使他的病再加重,所以總想法勸慰,有時也陪他出去走一走,以求散心解悶。可是那時日本帝國主義得寸進尺,東北時局不穩,就象一塊石頭壓在他的心上,他的心情怎能舒暢得起來呢!

不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就在這時,蔣介石要在石家莊與他會見,張學良隻好乘車前往。

這次會見不是在賓館,而是在列車上進行的。當時,蔣、張二人的專車並停在一處,張即下車,獨自登上蔣的專車。

說起來似乎有些難以置信,然而實際卻是千真萬確的,就是在這樣一個冷冷清清的火車站的一角,在一節很不顯眼、不大為人注意的車廂裏,蔣介石向張學良麵授機宜,進行了一次不尋常的談話。

讀者也許會問:此話怎講?回答也簡單,說它不尋常,主要是指這次會見的突然性和他對時間地點的選擇,而談話的內容卻並沒有多少新東西,蔣介石無非是對張學良放心不下,提醒他日本人很可能挑起更大的衝突,但我們絕對不能打,並把他那套“戰必亡”的論調重述一遍,給張學良再打一次“防疫針”而已。因為在他看來,中國國弱民窮,不論在哪些方麵都是不能與日本人相比的,不抵抗還能維持一段時間,如若抵抗,就會家破國亡。所以,日本人是萬萬得罪不得的,並特別強調對日本的侵略“我們不要還手”,“如果我們還手,在國際上就講不清了。我們不還手,讓他打,在國際聯盟裏好說話。”這使張學良頗感為難。他唯蔣之命是從吧,實在於心不忍,同時也會落下罵名,甚至成為曆史的罪人;如果拒絕聽從,就是違背中央命令,得罪了蔣介石不說,還會使東北軍陷於孤立無援的境地。所以,這次在石家莊的匆忙的會見,他從蔣那裏沒有得到什麽擺脫困境的妙策,反而更加重了他的不安。趙四小姐見他自打從石家莊回來後,就心神不寧,總象有什麽心事似的,就關心地問:“漢卿你怎麽了?是不是身體不舒服?”

張學良搖搖頭,卻不說話。

趙四小姐是何等聰明的人,她的眼睛比鏡子還明亮,張學良有什麽心事,怎能瞞得過她?她這時雖然不能完全猜準,但也知道了個十之七八,她認為這肯定與石家莊之行有關,所以,又問道:“那你是怎麽了?是不是東三省出事了?”

張學良不想把事情說破,隻搖頭苦笑,象有什麽難言之隱。

趙四小姐見他這樣,越發覺得事關重大,而必須讓他把實情講出來,也好有個商量,所以進一步詢問道:“在石家莊委員長跟你談了些什麽,是不是挨了他的訓了?”

“挨訓,不,不,”因對前不久的那次談話想不通,這些天一直憂心忡忡的張學良見趙四小姐單刀直入地把問題挑明了,才不得不停住腳步,談論這個使他很不愉快的話題:“委員長要是真的給我個下馬威,要是他真的因我抗日不力而訓斥我,那我倒高興了,可現在事情剛好正相反!”

“相反?是怎麽回事?”

“哼,一提這事我就冒火!”張學良憤慨地說,“他找我談話不是鼓勵我殺敵報國,而是怕我感情用事不聽命令,原來他害怕日本人,怕我抗日,怕我在東北給他捅了漏子,不好收拾。”

“啊,原來是這樣?!”趙四小姐覺得問題複雜了,她立即產生了許多疑問,“那麽,現在形勢到底如何?日本人打的什麽主意?難道他們真的要挑起戰爭嗎?”

“是的。”張學良心情沉重地說,“現在日本人在東北調兵遣將,磨刀霍霍,看來是善者不來,來者不善!”

“既然如此,就得早作準備。”趙四小姐也疑慮重重地說,“我甚至還覺得,這次會見是有點反常的,他早不見你,晚不見你,偏偏在這個時候把你找去,這會是偶然的嗎?”“嗯,有道理。”張學良好象突然想到了什麽似的說:“關於東北局勢嚴重的事,他提到了,隻是說得較為含糊,或者也可說是有所暗示。但是對於不抵抗問題卻三令五申,生怕我一時衝動同日本人發生衝突。”

趙四小姐聽他這麽說,聯想到蔣介石在張學良病入醫院後發來的《銑電》,以及最近一個時期頻繁的指示,匆忙的召見,這一切顯然都不是孤立的,說不定東北要有什麽麻煩,還是讓他果斷決策為好,所以她提醒少帥:“前事不忘,後事之師。日本人是怎樣謀害先大帥的,這我們永遠也不能忘記。漢卿,此事關係重大,可萬萬不能掉以輕心啊!”

但張學良卻遲遲下不了這個決心,他默默地在室內走一走,停一停,似乎極力想尋找一條比較穩妥的出路,終不可得。

一向關心國事、沉著冷靜的趙四小姐,同樣為此感到不安。但她知道,張學良決不是那種貪生怕死、逆來順受、置國家民族利益於不顧的人,他之所以麵有難色,顯然還是與那個不準抵抗的電報和前不久的石家莊談話有關。然而,那個電報是有問題的,她覺得可以不理睬,如果把它當作一個金箍咒,使自己不敢越雷池一步,甚至把國恨家仇完全置諸腦後,這不論從哪個角度看,不論從局部還是全局來看,也不論是從當前或長遠來看,都是會帶來嚴重後果的,所以,她不顧一切地向少帥大膽進言:“我看硬叫對凶惡的敵人不加抵抗是不對的,這個命令是下錯了!人們常說,養兵千日,用兵一時,守土抗戰,抵禦外侮,是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也是每個公民、特別是軍人的神聖職責,這是連小學生也都懂得的道理,難道他堂堂委員長竟連這點起碼的常識都不懂嗎?”

“啊,這個,他當然是清楚的,”張學良停住腳步,在一把椅子上坐下來,嘲弄地微微一笑,“可理歸理,做歸做,在國民黨內部,言行不一的人,難道還少嗎?他們有幾個是言行一致的?再說,你講他錯了,可他卻認為他滿有道理,比如說什麽如果我們抵抗,在國際上就講不清了,如果我們不還手,證明我們確係受害者,這樣‘國聯’就會出來說話。日本也是九國非戰條約的參加者,他若再挑釁,就輸了理。蔣委員長要我們忍耐,而絕不能釁自我開!”

“什麽?靠‘國聯’?它會為我們伸冤?笑話!”趙四小姐輕蔑地說:“‘國聯’不是救世主,‘國聯’是以各帝國主義列強為中心的組織,它並不代表弱小民族,怎麽能指望它幫助中國呢?從鴉片戰爭以來,帝國主義總是侵略中國,搶中國的東西,屠殺中國的老百姓,他們什麽時候幫助過中國人,什麽時候替中國的老百姓說過話?既然‘國聯’是靠不住的,而且即使它說了話,日本人也不一定會聽,明知這是不現實的,而又要拿這個作為不抵抗主義的借口,這不是自欺欺人嗎?”

張學良無言以對。平心而論,他對趙四小姐的精辟見解是十分讚同,也是頗為敬佩的。但他思前想後,又總覺得要他不聽從蔣的命令,也很難辦,因為不光是現在形勢不同,他的處境也今非昔比。過去有大帥在,他們可以自成一體,能夠獨立自主,而自老帥去世,東北易幟,成為國民黨政權的一個組成部分後,他就沒有象過去那麽自由了。同時他對蔣介石也有些捉摸不透,光看到在一個時期內蔣介石對他“很好”(可不是,1930年的中原大戰,閻錫山、馮玉祥等都與蔣打得難解難分,蔣處境危險,是張學良率兵入關,武裝調停,才使蔣轉敗為勝,統一了北方,他怎能不笑臉相迎呢),什麽全國海陸空軍副司令啦,什麽華北大塊的地盤啦,什麽鳴炮十九響的盛大歡迎啦,什麽“得友如兄,死無憾矣”的肉麻吹捧啦。“這些,本是蔣介石拉攏實力軍閥慣用的手法,不足為奇,可是年輕單純、缺乏政治經驗的張學良卻受寵若驚,飄飄然陷入對蔣介石無限信賴之中”②。也正是在這種感激和顯然帶有某些盲目樂觀的思想支配下,他長期住在北平,遠離家業祖墳,並不斷抽調主力入關,放鬆了東北的防務,致使日本伺機增兵,東北淪亡,迫在眉睫,他才有些著急了,然而又被蔣介石的不抵抗主義捆住了手腳,他怎能不深感憂慮呢?這些想法,他隻埋在心底,很少與外人道及。但趙四小姐理解了,她說是說,勸是勸,可畢竟人微言輕,身單力薄,正所謂“有心殺賊,無力回天”,特別是看到張學良確也有他的難處,便不再多談。隻是,看他原本虛弱的病體,如今更加消瘦了,就有些擔心,怕他愁壞了身子,所以就和於鳳至商量,勸他出去散散心。正是在這樣的情況下,他才在這一年秋天的一個夜晚,由兩位女士陪同,來到了北平的中和戲院。那晚,是他的朋友梅蘭芳博士演出他的拿手好戲《宇宙鋒》。但戲未看完,他就被一個緊急電話叫了出去。

原來,沈陽出事了!電話是留在沈陽的公署參謀長榮臻打來的,據他說,日軍派工兵炸毀了南滿鐵路柳條湖(在沈陽以北約五華裏的地方,是個小村莊)一段路軌,企圖製造列車顛覆事件,卻反誣是北大營的中國兵幹的(這完全是彌天大謊,因為“作假總會露出它的馬腳,當夜乘坐從長春到大連的滿鐵客車中外旅客,都證明列車是準時馳抵沈陽站的,沒有鐵路被破壞遲阻列車運行的事實。偽滿洲國成立後,還在柳條湖東鐵路旁邊豎立一個碑,碑文記載該處即是“九·一八”中國兵破壞鐵路地點。“八·一五”日本投降,這個碑就被柳條湖一帶村民,給推倒砸壞了。”③當然,也有人談,鐵路當時確有所損壞,那是日本人賊喊捉賊,自己偷偷幹的,隻是由於爆炸力較小,鐵路損壞不很嚴重,加之,這裏是下坡路,所以炸後列車還是順利通過了),並以此為借口,悍然向我東北軍駐地之一的北大營開槍開炮,發動進攻,複又襲擊沈陽,恣意屠殺中國人民,震驚世界的“九·一八”事變爆發了!

沈陽危急!

東三省危急!

張學良怒不可遏,焦急地守在電話機旁:

“副司令,軍情十萬火急,東北將士在等候您的命令!……”

張學良聽著電話裏的催叫,望著屋中人們一張張焦灼盼望的表情,他清楚人們的心在想什麽,在盼望什麽。

他知道,隻要從他口中說出一個“打”字,東三省將士那早已鬱積在槍口的憤怒就會傾瀉而出,與日寇浴血奮戰。這是人們所期待的,也是張學良渴望已久的為父報仇的時機!

他停下腳步,猛地將手向下一劈,似乎下了一個巨大的決心,從牆角快步走到電話機旁。他抓起電話,正欲下達反擊命令時,一低頭陡地看到了玻璃板下壓著的一幀照片。這是張學良去年抵達南京時與蔣介石合照的,蔣介石穿著戎裝,旁邊的橫幅上大字標語是“歡迎竭誠擁護中央的張副司令”。看著這張照片,張學良怵然一驚!

蔣介石那雙眯起的眼睛,仿佛在緊緊地盯視著自己,似乎在說:難道你不想服從中央了嗎?張學良打了個寒噤,他情不自己地抬起左手摸了下西裝上衣的口袋,這裏裝著蔣介石昨晚打來的電報,他重申如遇日軍挑釁不準抵抗之意。這時,張學良的左手就象被燙了一下似的,連忙從胸部放了下來。伴隨著這一動作,張學良剛才的衝動消失了,他對著話筒的語調變得象背書一樣機械而又沒有生氣:

“目前沈陽空虛,抵抗無益,請轉告各級將士,應避免衝突,勿逞一時之憤,忍辱負重,以待‘國聯’處理。

總之一句話,不要抵抗!”

這幾句機械的命令,好象耗盡了張學良全身的力氣似的,隻見他手足顫抖,臉色慘白,身體一軟,癱坐在了電話機旁!

人們連忙擁過去,將張學良攙扶到長沙發上。④

這段真切生動的記述,令人信服地表明,張學良是要抗日的,不戰而退不是他的本意。可是,為什麽他又違心地執行蔣介石的這個錯誤命令呢?這原因當然是多方麵的,但一個重要因素則是他認為抗日要依靠全國,要考慮南京中央的意圖,東北不能單獨行動。所以當他冷靜下來後,立即向南京發出十萬火急的電報,報告情況,候中央解決。但這時的南京卻群龍無首,驚慌失措:

沈陽驚變電告南京,國民黨中樞的鐵腕人物均到江西、湖南指揮內戰去了,僅有於右任、戴季陶、丁惟汾、朱培德及吳稚暉、邵元衝、朱家驊、王正廷等這般人物空守石頭城。他們慌作一團,急電蔣介石回寧主持一切。

開了一次中央臨時常會,因蔣介石不在,什麽問題也決定不了。南京這邊在踢皮球,東北那邊的日軍逞凶,一日之內占領了沈陽、海城、大石橋、公主嶺、四平、開原、昌圖、長春、鳳凰城及營口、撫順等要地。日軍在沈陽俘獲東北當局要員榮臻等十一人。王以哲率殘部巾沈陽向南撤退。⑤

形勢瞬息萬變,日寇氣焰愈加囂張:

……全國最大的沈陽兵工廠連同大批軍火、二百六十架飛機,一夜之間,全入日本帝國主義侵略軍之手;緊接著,在以後的一周內,日軍侵占了遼寧、吉林兩省的三十多個城市。同年十一月日軍攻占了黑龍江省。次年一月份,占領了遼西通往關內的重要通道錦州。僅僅四個多月,東北三省全部淪陷,三千萬同胞呻吟於侵略軍的鐵蹄之下。這是日本帝國主義企圖吞並全中國的開始,也是法西斯在全世界橫行的開始。其野蠻凶惡的侵略行為,震驚了全中國,也震驚了全世界。⑥

日本帝國主義的野蠻侵略,激起了全中國人民的無比憤怒,在中國共產黨的號召與推動下,全國掀起了轟轟烈烈的抗日救亡運動。當時舉國上下,同仇敵愾,強烈反對國民黨的“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要求停止內戰,一致抗日。9月28日,南京和上海的請願學生包圍了國民黨政府外交部,痛打了外交部長王正廷。蔣介石在中央軍校也受到學生的正氣凜然的質問。由於人們一時不明真相,對張學良也有批評,有譴責,甚至稱他為“不抵抗將軍”,這都是可以理解的。不過,也要看到,他這時對抗日雖不堅決,但與消極抗日、積極的蔣介石是不同的。他想對日作戰,後來也確實進行過抵抗,做了些抗戰的工作,如“九·一八”事變後,他組織了遼、吉、黑三省臨時抗日政府,指揮了錦州、榆關、熱河的抵抗,給予在白山黑水間與日寇進行殊死鬥爭的東北義勇軍以熱情支持等。但在那時,這些顯然還是很不夠的,國人對他的表現仍然感到失望。曾幾何時,以果斷易幟和維護國家統一而名聲大震的張學良,隻不過一年光景,竟成眾矢之的,而這種大起大落的轉折,從時間上來說,剛好是1930年9月18日他發表支持蔣介石的“巧電”後一周年的同一天,這是不尋常的,值得深思的。崔義忠撰文議論說:

“九·一八”事變,人們可能熟知,而“九·一八”巧電就鮮為人知了。

一九三○年四月,國民黨新軍閥之間爆發了一場空前混戰——中原大戰。馮、閻、桂三派共推閻錫山為“中華民國軍總司令”,糾集六十萬大軍,討伐蔣介石。蔣介石也調兵遣將,率五十萬大軍與馮、閻軍廝殺於豫、魯、皖,戰火燃遍了整個中原,雙方打了四個多月,互有勝負,難分高低。這時,擁兵關外,保持“中立”的張學良東北軍的向背,成了決定雙方勝負的重要因素。於是,張學良成了雙方都極力拉攏的人物。一時北寧線上,黨政要人奔走如梭,少帥府邸更是說客盈門。雙方封官許願,一再加碼。年輕的少帥在這令人撲朔迷離、眼花繚亂的外交攻勢下,幾經選擇,終於,從“統一國家”“維護中央”的立場出發,決定支持蔣介石。九月十八日,這天的電報韻目是“巧”字,張學良發表了震動全國的巧電,表態“擁護中央”、“呼籲和平”,隨即發兵入關,反蔣聯軍頓時亂作一團,閻錫山退避三舍,望風而逃,一下退回山西,使東北軍一槍未發,輕而易舉地接收了北平、天津;馮玉祥眾叛親離,四麵楚歌,部下紛紛倒戈投蔣,十月五日,閻、馮聯電張學良,表示願意停戰,聽候和平解決。十月十五日,閻、馮便聯袂下野。至此,曆時半年的中原大戰以蔣氏勝利而告結束。由於張學良助蔣立了大功,南京政府委任他為全國陸海空軍副司令。特邀他參加國民黨四中全會,新聞界也對他大肆吹捧宣傳。

一時,少帥聲譽鵲起,名揚天下。

然而好景不長,“九·一八”事變的炮聲響了。也許日本人有意給這位少帥開玩笑,竟選在他發表巧電一周年這一天進攻沈陽。由於張學良事先已得到蔣介石的指示電:“無論日本軍隊此後如何在東北尋釁,我方應予不抵抗,力避衝突。”於是指示東北軍執行中央不抵抗命令,退入關內。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一年前,東北軍一槍未發就占領了平津,而這一次也是一槍未發便把沈陽交給了日軍。三個月後,整個東北便盡陷敵手。頓時,全國輿論嘩然,張學良以“不抵抗將軍”的臭名被唾罵一時。

張學良的兩個“九·一八”,真是榮至恥極。

或許,這兩個相同日子隻是偶然的巧合,但這兩個事件本身卻不能說沒有必然的聯係。“九·一八”巧電發表後,東北軍大量入關,造成東北軍邊防嚴重空虛,使得日本乘虛而入。張學良把蔣個人看成了“統一的標誌”、“國家的化身”,發兵入關是維護中央,他退兵入關是服從領袖。兩次入關,似出一理。可以肯定,如果沒有“九·一八巧電”,“九·一八”事變發生時,東北軍決不會一槍不發放棄沈陽。⑦

…………

這裏有必要補敘一筆的是,“九·一八”事變發生後,張學良的部屬大多數都撤到關內了,但也有一小部分官員由於形勢急轉直下,未能脫身。從東北當局上層人物來說,榮臻、臧式毅等十一人就都作了日軍的俘虜,被囚禁起來了。不過,他們與一般普通的俘虜是有區別的,因為日本人想利用這些頭麵人物為他們效勞,所以對他們是比較優待的。但多數人還是不願意跟著日本人走的,隻有曾任遼寧省省長的臧式毅和張景惠等少數人動搖了。可是臧母卻是位鐵骨錚錚的老人,是凜然不可侵犯的。原來:

臧式毅的母親是個深明大義的人,他豈肯讓兒子淪為漢奸,遂想方設法營救兒子出獄。但左思右想不得其法。最後隻好一著,讓兒子為國盡忠殉節算了。於是通融看守,給兒子送飯。日本人本來就要拉攏臧式毅,母親送飯也不便阻擋。臧式毅吃罷母親送來的飯,把碗底翻過來看時,不由得渾身顫抖起來,原來碗底下嵌了一下子大煙膏。他頓時明白了,這是母親讓他服毒自盡,以全名節。不料,臧式毅思忖一會兒,又將飯碗原封不動地還給了母親。

後來,臧式毅終於當了漢奸,成了偽滿洲國的奉天省省長。他母親得知這一消息,便把那大煙膏從碗底摳出來,吞進自己肚子裏。

國難中的母與子,就這樣一個玉碎,一個瓦全。兒子成了民族的罪人,母親成了抗日的一麵旗幟!⑧

“九·一八”事變是多災多難的中華民族在三十年代所遭到的一次觸目驚心的劫難,同時它也是個充滿著屈辱和悲憤的血淚交迸的時刻。年輕的張學良由於受到蔣介石的腐蝕,錯誤地執行了不抵抗政策,丟掉東北,一失足成千古恨,這對他來說是個深刻的教訓,這是顯而易見的。但從另方麵看,侵略者的炮聲也喚醒了廣大的人民群眾,湧現了許多可歌可泣的抗日的英雄人物和英雄事跡,也使一些趨炎附勢、見利忘義之徒暴露了他們的卑劣的嘴臉。這也就是說,在國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關頭,既有象馬占山、蔡廷鍇那樣英勇不屈的抗日愛國將領,有象臧式毅母親這樣寧死不屈和具有高尚民族氣節的人,也有象臧式毅、張景惠這種不惜充當漢奸的民族敗類。這實際也充分顯示出,從某種意義上說,“九·一八”事變象警鍾,也象一麵鏡子,圍繞這一重大曆史事變所呈現出來的形形色色的景象,不也是十分引人注目而又發人深省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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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③ 惠德安:《張學良將軍軼事》,遼寧人民出版社1985年6月出版。

② 陳崇橋:《張學良的愛國主義思想之發展》,未刊稿。

④ 趙雲聲:《趙四小姐與張學良將軍》,北方婦女兒童出版社1986年10月出版。

⑤ 張同新:《國民黨新軍閥混戰史略》,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11月出版。

⑥ 西安事變史領導小組:《西安事變簡史》,中國文史出版社1986年12月出版。

⑦ 崔義忠:《“九·一八”的巧合》,載《西安晚報》。

⑧ 引自《文摘報》,原作者:徐長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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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11i發表於 2014年01月04日,歸檔到目錄現代名人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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