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的吸才大法是如何練成的？
曹董的第一謀士是荀彧，曹操稱荀彧是“吾子房也”。這位被曹操看作是輔佐劉邦打天下的張良式人物，原本是袁紹集團的骨幹，是他自己主動棄袁投曹的。孫董的第一謀士是張昭，孫權“待張昭以師父之禮”，張昭是個扶孫權上馬之人，他是孫權從父兄班底中繼承下來的。劉董的第一謀士是諸葛亮，用劉備的話講，二人的關係是“猶魚之有水”，而這位大名鼎鼎的孔明，是劉備三顧茅廬，費了好大勁親自請來的。請，反映了真正的人才是難得的；繼，說明了用人者和被用的人，一旦建立了共同的事業，是不會輕易離異的；而投，則更突出反映了人才的渴求舉動。
三大集團脫胎於漢末，“大漢集團”的創始人劉邦自己承認不如蕭何、張良、韓信這三個人，但他能用這三傑，所以得了天下。他的兒孫兩輩在用人這方麵均有建樹。可是幾代之後，“大漢集團”繼任的董事長們便進入了曆代王朝不可避免的怪圈，由進取變為保守，用人製度走向了腐朽。到了漢中後期，當官隻有兩條路，一條是死讀經書，詳細注解，所謂“明經取士”；一條是委當孝子，爭取“舉孝廉”，得到一官半職。久而久之，在死讀書的隊伍中，越來越多地出現了書呆子，在“舉孝廉”的隊伍中，越來越多地產生了欺世盜名地騙子。名門士族和徒有其名的人，壟斷人事大權，而真正有才幹的人不是被壓製，就是被埋沒。曹董對此深有體會，看得真切，他一開始創業，便抱定了“任天下之智力”的決心，衝破阻力，一步步地推開了變革用人機製的方針。 曹操用人機製的改革有一個突出特點，即：既重廣泛製造輿論，更重實際行動。用今天的話講，叫做理論與實踐相結合。在他的創業前期，側重的是實際行動，不管出身貴賤，也不計較與自己是否親疏，不問曆史上有何汙點，也不在乎是罵我，還是捧我，隻要有本事、有作為，便千方百計爭取過來，利用起來，兼容並蓄，不拘一格。在他的中後期，側重的是運用手中的權力，靠強大的輿論感召，吸引各類人才。他一生中，以集團紅頭文件的形式，鄭重其事地先後下達了三次“求賢令”。有識之才，聽曹操所言，更觀其行，做出判斷，認定曹操確是能幹大事業的人，便紛紛湧進曹操集團。集團很快出現了文有謀臣、武有猛將、翼衛左右、共同圖起的局麵。對比起來，孫權、劉備集團也各有一大批能征善戰、運籌帷幄的武將文臣，但從人才整體上看，都少於和弱於曹操集團。劉備和孫權，在選人和用人上，也都打破了不少世俗偏見，但論改革的膽略和措施，遠遠遜於曹操。得人才者得天下，正因為曹董大力改革用人機製，從而練就了超一流的“吸才大法”，以至於全國眾多優秀的人才都被他的“吸才大法”吸附過來全力輔佐集團運營，最終以三分之二的市場占有率一舉成為全國的龍頭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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